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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儒学的精神实质可以用“内圣外王”一语来概括。儒家认为内圣为基础,外王为目的,内圣与外王不能割裂开来。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不但涵盖了内圣与外王两面,而且在深层次上阐明了道德与政治内在的统一关系。由此出发,儒家的内圣外王思想强调人的实践活动的重要性,体现了儒学所具有的引导性和实践性的精神特质。
【关键词】儒学 内圣外王 引导性 实践性
儒学的精髓实质是“内圣外王”
我们知道,儒学的精神实质可以用“内圣外王”一语来概括。“内圣外王”作为儒学一脉相承的思想传统开创于孔子,“是孔子对于尧舜三代王者相承之‘道之本统’之再建立”①。继而由曾子、子思、孟子、荀子等诸大儒发扬光大之,《大学》、《中庸》等儒家经典有系统的理论发挥,而宋明程朱陆王诸儒承其后,各以其说昌明其道。
然而儒学一直都给人一种印象,即认为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虽然承自孔子的仁教而展开,但以思孟学派的心性论为中心与重点,虽然涵盖外王,从未忽视外王,但实以内圣为主,亦赖内圣之学而得以挺立。这在宋明儒学那里表现尤为突出和明显,牟宗三判程(小程)朱为儒学之歧出,而判周、张、大程、陆、王等人为儒学正宗,正是因为前者特重《大学》而偏离儒家讲究明心见性、逆觉体证的内圣“成德之教”。②也就是说,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最终仍被认为是偏内圣而轻外王,内圣强而外王不足,就如学者所形容的“跛脚儿”一样。事实果真如此吗?
其实,儒家自孔子始即从未将内圣与外王截然二分,谈内圣不离外王,谈外王亦不离内圣,正像徐复观所说的那样,内圣与外王为一事之两面,为一事之表里。③如果简单地说,内圣外王的不可分离就表现为:内心道德修养到达最高境界,必然在外王事业上登峰造极;外王事业能够有所成就,也必然有内圣德性为其奠基。也就是说,内圣作为一种道德修养的理想境界,它发乎于内而表现于外,必然会经由内在的道德自觉表现在外王的事业中;而外王作为一种以内在道德修养为基础而生发出的德治之理想境界,它彰显于外,但肇始于内。因此,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并不是只讲内圣而不讲外王,更不是离开内圣来谈外王,而是内圣外王相贯通、相结合而言,正如牟宗三所说“儒家自孔子始,内圣外王为一综体,内圣为本为体,外王为末为用”④。
由于儒家将成德成圣的道德问题看作是实行王道、平治天下的政治问题的前提和基础,因此儒学虽强调内圣,但同样关注外王,内圣与外王始终是儒家思考的两个重要向度,其间并没有轻重主从之别。儒家认为内圣为基础,外王为目的,“内圣外王”是一有机联系的“综体”,内圣与外王不能割裂开来。儒家始自孔子迄至宋明诸儒,毕生殚精竭虑就是思考如何将内圣与外王更为完美地结合起来,并经由内圣而开出外王。
内圣外王之道阐发道德与政治内在统一关系
事实上,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不但涵盖了内圣与外王两面,而且在深层次上阐明了道德与政治内在的统一关系。由此出发,儒家的内圣外王思想强调人的实踐活动的重要性,这种实践活动包含了伦理道德活动与政治活动两者。
在儒家那里,“内圣”主要指伦理道德层面上的个体修养;“外王”主要指社会政治层面上的政治事功和社会效用。在儒家看来,“外王”本于“内圣”,“内圣”必开“外王”,也就是说,“安人”的社会政治事功和效用一定要归本于“修己”的个体道德修养,而“修己”的个体道德修养也必须指向“安人”的社会政治事功和效用,并以之为依归。因此,在儒家看来,道德与政治在根本上是统一的。道德是政治的基础,政治必指向道德,政治有道德的目的;同样,政治也可以说是道德的前提,道德起源于政治,道德的实现在于政治。道德与政治之间的这种高度统一的内在联系正是儒家所说的内圣与外王之间的相互关系。
换言之,在儒家看来,道德与政治是一体的,政治必以道德为基础,政治事功和社会效用必须建立在个体的道德修养上;而道德也有政治的目的,个体的道德修养必须落实在社会政治的事功和效用上,实现于平治天下的社会政治事业中。因此,孔子所谓“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孟子所谓“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孟子·尽心下》),《中庸》所谓“君子笃恭而天下平”,《大学》所谓的“三纲八目”,都清楚地说明儒家由内圣开外王、由“修己”通达“安人”的传统思路。在这种本内圣而开外王的思路中,儒家的最高理想无不是希望经由个体的道德修养而实现天下大治,也就是由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发轫于修身而终结于治平,变“天下无道”为“有道”,最终实现天下归仁的最高目的。
正因如此,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特别强调行动的重要意义,强调“知行合一”,强调“躬行践履”。而儒家所说的“行”,所说的“践履”,也就是一种有目的的行为活动,比如“成圣”、比如“止于至善”。而且,儒家的“行”也不仅指一般人所认为的伦理道德活动,而且更指的是一种政治活动,是包含了伦理道德活动和政治活动在内的人的基本的生存活动和社会历史活动。也正因为儒家强调“行”的重要性,强调生活的实践,认为内在的道德修养和外在的政治事功同等重要、不可偏废,所以朱子才强调“知行相须”,王阳明倡导“知行合一”,二程提出“体用一源”。而不管是“知行相须”、“知行合一”,还是“体用一源”,其所强调者就在于人的实践行为,强调由理论认知所带来的实际功用和效用,强调其对于世道人心和社会生活所产生的实际效果和影响,也就是通常所谓的切于人伦日用。在他们看来,体认“天理”并不是最高目的,体认“天理”不仅是为了提升自我的道德修养,进而通过道德上的修身而达到最高的人生境界,因而是个人的自我更新、自我完善及自我完成的过程,而且更是为了“推己及人”,通过己之所“立”、己之所“达”而“立人”、“达人”,从而达到“修己安人”和“博施济众”的社会政治目的,使天下得到平治。
知行合一
对于中国哲学的精神特质,劳思光认为,“中国哲学作为一整体看,基本性格是引导的(Orientative)哲学。”⑤所谓“引导性”,就是“要在自我世界方面造成某些变化”,即具有“自我转化”和“世界转化”的功能。如果借用西方哲学的术语,也就是“改造自我”和“改造世界”。我们之所以认为儒学也具有“引导性”,盖因为“孔子立说,意在建立个人生活及社会两方面的秩序”,此即后来所说的“成德之教”和“王道政治”。因为“就政治生活说,孔子要求人人尽其制度意义之理分;就道德生活说,则孔子要求自己处处尽其道德意义之理分”。⑥这种“引导性”哲学自然产生一种人生态度,即“关心一切人之幸福,而在实践中依理分而尽其力;对于本国政府,对于父母,对于兄弟,对于师友,各有其理分,故‘忠’、‘孝’等观念即由此建立;但人对其他人亦有责任,此即引生儒者平治天下之怀抱。”这其实就是《大学》所说的“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的大学之道,也即的内圣外王之道。
我们之所以认为儒学具有引导性与实践性,盖因为“儒学的基本目标之一正是要为实际世界创造一个文化道德秩序”。⑦而要达到“创造一个文化道德秩序”的最高目的则必须反思和研究人的伦理道德行为和政治行为,也就是反思和研究人的实践行为。由于人的实践活动主要是伦理道德活动和政治活动,因而儒学对人的伦理道德行为与政治行为以及道德与政治之间的内在关系都有深入的研讨和反思,这种对人的道德行为和政治活动的思考便集中表现于前述的内圣外王之道中。其主旨在于既在道德上改造自我,又在政治上改变世界,通过“转化自我”和“转化世界”以引导个人成德成圣,引导社会达于“至善”,最终变“天下无道”为“天下有道”,建立一个合理的人间秩序。但无论是以上所说的“引导性”,还是“自我转化”和“世界转化”,都不过是强调人的行为、人的实践活动和人与世界的关系。
总而言之,儒学以人的实践行为(主要是伦理道德行为和政治行为)为中心,以“自由”为基础,以“至善”为目的,对人在世界中的存在、对人在社群中的种种活动、对人与世界的关系以及个体与群体的关系都进行了全面而深入地探讨和反思。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本文系2012年福建省社科规划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2B154)
注释
①蒋庆:《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26页。
②牟宗三:《宋明儒学的问题与发展》,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7页。
③徐复观:《中国思想史论集·儒家政治思想的构造及其转进》,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第243页。
④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25页。
⑤⑦劳思光:《思辩录—思光近作集》,台北:东大图书公司,2003年,第18页,第32页。
⑥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一),台北:三民书局,2001年,第126页。
【关键词】儒学 内圣外王 引导性 实践性
儒学的精髓实质是“内圣外王”
我们知道,儒学的精神实质可以用“内圣外王”一语来概括。“内圣外王”作为儒学一脉相承的思想传统开创于孔子,“是孔子对于尧舜三代王者相承之‘道之本统’之再建立”①。继而由曾子、子思、孟子、荀子等诸大儒发扬光大之,《大学》、《中庸》等儒家经典有系统的理论发挥,而宋明程朱陆王诸儒承其后,各以其说昌明其道。
然而儒学一直都给人一种印象,即认为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虽然承自孔子的仁教而展开,但以思孟学派的心性论为中心与重点,虽然涵盖外王,从未忽视外王,但实以内圣为主,亦赖内圣之学而得以挺立。这在宋明儒学那里表现尤为突出和明显,牟宗三判程(小程)朱为儒学之歧出,而判周、张、大程、陆、王等人为儒学正宗,正是因为前者特重《大学》而偏离儒家讲究明心见性、逆觉体证的内圣“成德之教”。②也就是说,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最终仍被认为是偏内圣而轻外王,内圣强而外王不足,就如学者所形容的“跛脚儿”一样。事实果真如此吗?
其实,儒家自孔子始即从未将内圣与外王截然二分,谈内圣不离外王,谈外王亦不离内圣,正像徐复观所说的那样,内圣与外王为一事之两面,为一事之表里。③如果简单地说,内圣外王的不可分离就表现为:内心道德修养到达最高境界,必然在外王事业上登峰造极;外王事业能够有所成就,也必然有内圣德性为其奠基。也就是说,内圣作为一种道德修养的理想境界,它发乎于内而表现于外,必然会经由内在的道德自觉表现在外王的事业中;而外王作为一种以内在道德修养为基础而生发出的德治之理想境界,它彰显于外,但肇始于内。因此,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并不是只讲内圣而不讲外王,更不是离开内圣来谈外王,而是内圣外王相贯通、相结合而言,正如牟宗三所说“儒家自孔子始,内圣外王为一综体,内圣为本为体,外王为末为用”④。
由于儒家将成德成圣的道德问题看作是实行王道、平治天下的政治问题的前提和基础,因此儒学虽强调内圣,但同样关注外王,内圣与外王始终是儒家思考的两个重要向度,其间并没有轻重主从之别。儒家认为内圣为基础,外王为目的,“内圣外王”是一有机联系的“综体”,内圣与外王不能割裂开来。儒家始自孔子迄至宋明诸儒,毕生殚精竭虑就是思考如何将内圣与外王更为完美地结合起来,并经由内圣而开出外王。
内圣外王之道阐发道德与政治内在统一关系
事实上,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不但涵盖了内圣与外王两面,而且在深层次上阐明了道德与政治内在的统一关系。由此出发,儒家的内圣外王思想强调人的实踐活动的重要性,这种实践活动包含了伦理道德活动与政治活动两者。
在儒家那里,“内圣”主要指伦理道德层面上的个体修养;“外王”主要指社会政治层面上的政治事功和社会效用。在儒家看来,“外王”本于“内圣”,“内圣”必开“外王”,也就是说,“安人”的社会政治事功和效用一定要归本于“修己”的个体道德修养,而“修己”的个体道德修养也必须指向“安人”的社会政治事功和效用,并以之为依归。因此,在儒家看来,道德与政治在根本上是统一的。道德是政治的基础,政治必指向道德,政治有道德的目的;同样,政治也可以说是道德的前提,道德起源于政治,道德的实现在于政治。道德与政治之间的这种高度统一的内在联系正是儒家所说的内圣与外王之间的相互关系。
换言之,在儒家看来,道德与政治是一体的,政治必以道德为基础,政治事功和社会效用必须建立在个体的道德修养上;而道德也有政治的目的,个体的道德修养必须落实在社会政治的事功和效用上,实现于平治天下的社会政治事业中。因此,孔子所谓“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孟子所谓“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孟子·尽心下》),《中庸》所谓“君子笃恭而天下平”,《大学》所谓的“三纲八目”,都清楚地说明儒家由内圣开外王、由“修己”通达“安人”的传统思路。在这种本内圣而开外王的思路中,儒家的最高理想无不是希望经由个体的道德修养而实现天下大治,也就是由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发轫于修身而终结于治平,变“天下无道”为“有道”,最终实现天下归仁的最高目的。
正因如此,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特别强调行动的重要意义,强调“知行合一”,强调“躬行践履”。而儒家所说的“行”,所说的“践履”,也就是一种有目的的行为活动,比如“成圣”、比如“止于至善”。而且,儒家的“行”也不仅指一般人所认为的伦理道德活动,而且更指的是一种政治活动,是包含了伦理道德活动和政治活动在内的人的基本的生存活动和社会历史活动。也正因为儒家强调“行”的重要性,强调生活的实践,认为内在的道德修养和外在的政治事功同等重要、不可偏废,所以朱子才强调“知行相须”,王阳明倡导“知行合一”,二程提出“体用一源”。而不管是“知行相须”、“知行合一”,还是“体用一源”,其所强调者就在于人的实践行为,强调由理论认知所带来的实际功用和效用,强调其对于世道人心和社会生活所产生的实际效果和影响,也就是通常所谓的切于人伦日用。在他们看来,体认“天理”并不是最高目的,体认“天理”不仅是为了提升自我的道德修养,进而通过道德上的修身而达到最高的人生境界,因而是个人的自我更新、自我完善及自我完成的过程,而且更是为了“推己及人”,通过己之所“立”、己之所“达”而“立人”、“达人”,从而达到“修己安人”和“博施济众”的社会政治目的,使天下得到平治。
知行合一
对于中国哲学的精神特质,劳思光认为,“中国哲学作为一整体看,基本性格是引导的(Orientative)哲学。”⑤所谓“引导性”,就是“要在自我世界方面造成某些变化”,即具有“自我转化”和“世界转化”的功能。如果借用西方哲学的术语,也就是“改造自我”和“改造世界”。我们之所以认为儒学也具有“引导性”,盖因为“孔子立说,意在建立个人生活及社会两方面的秩序”,此即后来所说的“成德之教”和“王道政治”。因为“就政治生活说,孔子要求人人尽其制度意义之理分;就道德生活说,则孔子要求自己处处尽其道德意义之理分”。⑥这种“引导性”哲学自然产生一种人生态度,即“关心一切人之幸福,而在实践中依理分而尽其力;对于本国政府,对于父母,对于兄弟,对于师友,各有其理分,故‘忠’、‘孝’等观念即由此建立;但人对其他人亦有责任,此即引生儒者平治天下之怀抱。”这其实就是《大学》所说的“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的大学之道,也即的内圣外王之道。
我们之所以认为儒学具有引导性与实践性,盖因为“儒学的基本目标之一正是要为实际世界创造一个文化道德秩序”。⑦而要达到“创造一个文化道德秩序”的最高目的则必须反思和研究人的伦理道德行为和政治行为,也就是反思和研究人的实践行为。由于人的实践活动主要是伦理道德活动和政治活动,因而儒学对人的伦理道德行为与政治行为以及道德与政治之间的内在关系都有深入的研讨和反思,这种对人的道德行为和政治活动的思考便集中表现于前述的内圣外王之道中。其主旨在于既在道德上改造自我,又在政治上改变世界,通过“转化自我”和“转化世界”以引导个人成德成圣,引导社会达于“至善”,最终变“天下无道”为“天下有道”,建立一个合理的人间秩序。但无论是以上所说的“引导性”,还是“自我转化”和“世界转化”,都不过是强调人的行为、人的实践活动和人与世界的关系。
总而言之,儒学以人的实践行为(主要是伦理道德行为和政治行为)为中心,以“自由”为基础,以“至善”为目的,对人在世界中的存在、对人在社群中的种种活动、对人与世界的关系以及个体与群体的关系都进行了全面而深入地探讨和反思。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本文系2012年福建省社科规划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2B154)
注释
①蒋庆:《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26页。
②牟宗三:《宋明儒学的问题与发展》,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7页。
③徐复观:《中国思想史论集·儒家政治思想的构造及其转进》,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第243页。
④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25页。
⑤⑦劳思光:《思辩录—思光近作集》,台北:东大图书公司,2003年,第18页,第32页。
⑥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一),台北:三民书局,2001年,第1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