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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全面脱贫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不断推进，实现贫困人口的长效脱贫成为新时代扶贫工作的迫切要求，而民族地区的脱贫问题是其中的重大议题。立足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通过调查该地扶贫开发工作的现状，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并深入探寻其成因，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以期能有效解决湘西州长效脱贫的阻碍，并为其他民族地区的长效脱贫提供参考。
关键词：民族地区 长效脱贫 返贫因素 发展对策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指出，扶贫开发是长期历史任务。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水平不高，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制约贫困地区发展的深层次矛盾依然存在。而当下，返贫问题是决胜脱贫攻坚战，解决长效脱贫问题的关键。只有建立完备的防止返贫体系，解决各方面因素所导致的返贫，才能真正实现全面脱贫。
而我国民族自治地方占我国国土面积的63.72%，人口众多，其贫困与发展状况关系到我国一亿以上人民的福祉。因此，积极开展民族地区的各项工作与建设，巩固脱贫成效，提升脱贫质量，成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
一、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基本现状
（一）少数民族人口所占比重大，人均可支配收入低
2018年末全州常住人口264.95万人。其中城镇人口123.3万人，农村人口141.65万人。
全年共发放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4.3万人，发放资金总额1.76亿元。发放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16.26万人，发放资金总额3.89亿元。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常住人口中，少数民族人口为196万人，占77.21%。土家族人口108万人，占42.75%;苗族人口86万人，占33.88%。
其中，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651元，居于全省末列。
（二）受教育程度不高
截至2018年，全州常住人口中，具有大学程度的人口为14万人;具有高中（含中专）程度的人口为26万人;具有初中程度的人口为92万人;具有小学程度的人口为84万人。文盲人口为14万人，文盲率由10.33%下降为5.76%，下降4.57个百分点。
（三）扶贫工作取得较大进展，但仍存在不足
由于自然灾害严重、少数民族族裔人口身体条件差、医疗水平低等，民族地区的返贫率一直高居不下。因灾、因病返贫是其主要原因。作为“精准扶贫”的首倡地，湘西自治州突出培育产业支撑、基础建设、教育培训、易地搬迁、兜底保障等重要方面，全力建设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程，探索出了一条民族地区可复制、可推广的脱贫道路。
二、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扶贫中所面临的困境
第一，自然灾害防范措施不足。金鑫（2015）提出，从当前全国返贫的总体状况看，自然灾害所导致的返贫在所有致因中属于最核心因素，自然灾害及其风险主要以贫困地区和贫困人群这类典型的脆弱性对象为聚焦点，不仅直接加剧贫困，更使得已经脱贫甚至走向富裕的农村家庭重返贫困[1]。湘西州地處偏远，多山地丘陵，武陵山脉斜贯全州，位于武陵山特困片区内。州内多为喀斯特地貌，溶山熔岩数量众多，土层浅土质差，稀缺的耕地资源和不发达的生产生活习惯，使其少数民族族裔人口的收入远远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且因其地理环境与地理特征，自然灾害多重，尤其是洪涝、旱涝灾害等，历年的返贫人口数量几乎与脱贫人口数量持平，使湘西州长效脱贫的进度极度滞缓。
第二，劳动者素质技能低。少数民族族裔人口是发展的主体，其素质技能的高低对经济发展的进程具有重要影响。促进少数民族劳动者技能素质的提升，是完善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而在民族地区内，低水平的的劳动者素质技能，是返贫的重要因素之一。民族地区教育水平落后，人才结构不合理，人才流失严重，人力资本的累积和增长不足，进一步加重了返贫的趋势。刘丽娜、李俊杰（2015）提出，民族地区劳动力受教育水平高低是直接影响劳动力收入多少及家庭是否贫困的重要因素，也是实现反贫脱贫的关键措施[2]。
第三，内生动力不足。一是由于贫困文化。美国人类学家奥斯卡·刘易斯于20世纪首次提出贫困文化的概念。贫困文化理论指出，在适应被剥夺状态的过程中，贫困人口逐步形成了使他们陷于困境的生产方式、价值观和信仰，即形成了一种贫困亚文化，它严重偏离了当代社会的主流文化。处于贫困亚文化中的人们对摆脱贫穷、追求更美好生活的渴望不强烈、参与性不够，他们极度赞成即时享乐的生活方式。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生存，使得我国民族地区的贫困人口一直处于落后单一的农业生产方式和极度贫穷的状态中，这不仅使他们形成了强烈的自然经济意识，也培育了故步自封、停滞不前、不求上进的宿命感，没有认识到贫穷通过发挥自己的能动性是可以改变的，他们形成了一种等、靠、要的依赖和惰性心理，自主脱贫的意识不够。二是由于社会保障体系。我国的福利制度正一步步完善，即使人们不劳动，没有收入来源，国家也可以保障最低生活需求，免费享受医疗、教育、住房等，使得他们内心脱贫的动力不够强烈，返贫频发。此外，郑瑞强（2019）提出，我国的扶贫倾向于传统权威资源配置体系以追求政策机制的高效性和执行力，关注行政推进与秩序维持，贫困群众处于被动接受行为安排的地位[3]。
第四，扶贫中所造成的环境问题严重。一是过去的粗放型经济造成环境破坏。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地区的各项产业有了较大发展，其中，主要是以资源开发带动脱贫。但其不合理的能源开发利用、不环保的生产生活方式导致自然环境进一步恶化，贫困人口生存难度加剧，形成了生态性贫困;民族地区落后的产业结构、广种薄收式的生产模式，导致水土流失、草原退化，生产产量低且波动性大，形成了经济性贫困;多种贫困状况并存，形成原因复杂，波及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加大了其长效脱贫的难度。周伍阳（2019）提出，生态功能定位制约了区域的大规模经济发展，生态治理与一些产业的发展会存在矛盾，并且环境污染、地方病等因素也会直接影响人的健康，增加医疗费用支出，这些因素都会使得当地人口极易陷入深度贫困的不利境地[4]。二是现行扶贫方式中对环境的依赖。现有的民族地区扶贫方式中，如产业扶贫，资源主导型产业居于主要地位，其发展过度依赖于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扶贫开发中造成了一系列生态问题，而资源并不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生态破化会造成产业链破坏，又会进一步加剧生态恶化，这种恶性循环会导致扶贫开发机制失效，造成以此为收入来源的脱贫者大量返贫。 三、长效脱贫的有关治理建议
第一，完善自然灾害应对体系。一是做到灾前预防。应完善自然灾害探测系统，提高其灵敏度，并通过有效的警示通知途径告知群众，提前规避风险。还应对群众进行安全教育，组织模拟演练等，使其能在灾害来临时有效应对，降低因自然灾害导致返贫的可能性。二是及时进行灾时救援。建立有效、及时的救灾应急系统，通过武警官兵等第一时间进行抢救，在保障少数民族群众生命安全的前提下，保障其财产安全，尽可能减少损失。三是高度重视灾后重建。湘西州频发的洪涝、旱涝等会影响住房安全、粮食收成、交通运输、供水问题等，政府应贯彻落实相应损失的灾后重建工作，如搬迁、农业补贴、公路建设、进行外部供水等。
第二，完善教育多层次、多维度发展以及医疗体系全方位保障。在教育方面，一是保障基础教育覆盖面，提升家长的教育意识，改善教学条件，发展教师整体教育水平。二是减轻贫困家庭上学负担，完善困难学生资助救助政策，采取减免学杂费、伙食费等措施。三是全面发展职业教育，强化职业教育资源建设，提高办学水平，完善技能培训。四是强化继续教育，开办成人学习班，扩宽受教育面，提升民族地区贫困人口的整体素质水平。五是提高高等教育能力，提高民族地区高等教育质量，增加高等教育学校数量，继续实施高校招生倾斜政策。在医疗方面，一是提高民族地区贫困人口的卫生意识，养成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改变传统落后的饮食、用水习惯等。二是提升医疗服务能力，完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深化体制改革，强化人才培养培训，支持中医药以及民族医药事业发展。三是提高医疗保障水平，降低贫困人口看病费用支出，实行分类救治，全面监督福利实施的环节。四是强化疾病预防工作，重视公共卫生，同时加大传染病、地方病、慢性病等疾病防控力度与水平，全面提升妇幼健康服务水平，深入开展卫生运动。以此促进贫困人口的德智体全面发展，从根本上实现民族地区长效脱贫。
第三，激发贫困人口脱贫的内在积极性。长效脱贫不能仅仅依靠国家补助，它与劳动者的自主发展能力息息相关。一是应广泛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让贫困人口深刻意识到自己才能改变自己的生活条件，国家福利只是最低保障，更好的生活需要自己的努力。二是應建立激励机制，根据贫困人口所创造的劳动与财富的多少进行分级奖励，召开自主脱贫表彰大会，弘扬自主精神。三是应创新扶贫方式，改变过去的直接补给式，把直接资助和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发展动力结合起来，如投资贫困人口所拥有的农业、畜牧业，传授谋生技能等。
第四，把扶贫开发与环境资源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一是改变贫困人口的思想观念，使他们认识到脱贫必须建立在环境保护的基础上，不能追求一时的发展而破坏生态，不能用生态破坏换取经济增长，应发展资源节约型产业，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促进可持续发展与脱贫。二是应培养长远的眼光。发展不仅要考虑当前的经济效益，还应考虑到子孙后代的生存，为其提供良好的自然环境。三是应从国家扶贫观念与手段入手，注重代内与代际发展平衡，不能将一个区域的发展建立在损害其他区域利益的基础上，应发展生态型产业。四是基层执行人员应贯彻落实国家方针，在扶贫实施过程中切实保护生态环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统一和协调。
参考文献：
[1]金鑫. 当代中国应对自然灾害导致返贫的对策研究[D].吉林大学，2015.
[2]刘丽娜，李俊杰.基于村级尺度的湖北武陵民族地区贫困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02）：126-132.
[3]郑瑞强.贫困群众脱贫内生动力激发：行动框架拓展与实证——以内蒙古兴安盟为例[J].贵州社会科学，2019（01）：154-161.
[4]周伍阳.生态——产业耦合目标下扶贫搬迁户返贫风险与脱贫长效机制——以武陵山民族地区为例[J].湖南理工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9，32（01）：75-80.
基金项目：校级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瞄准效率与减贫效果的分析——以十八洞村为例》，项目编号：XCX1931。
作者单位：中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
关键词：民族地区 长效脱贫 返贫因素 发展对策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指出，扶贫开发是长期历史任务。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水平不高，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制约贫困地区发展的深层次矛盾依然存在。而当下，返贫问题是决胜脱贫攻坚战，解决长效脱贫问题的关键。只有建立完备的防止返贫体系，解决各方面因素所导致的返贫，才能真正实现全面脱贫。
而我国民族自治地方占我国国土面积的63.72%，人口众多，其贫困与发展状况关系到我国一亿以上人民的福祉。因此，积极开展民族地区的各项工作与建设，巩固脱贫成效，提升脱贫质量，成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
一、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基本现状
（一）少数民族人口所占比重大，人均可支配收入低
2018年末全州常住人口264.95万人。其中城镇人口123.3万人，农村人口141.65万人。
全年共发放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4.3万人，发放资金总额1.76亿元。发放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16.26万人，发放资金总额3.89亿元。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常住人口中，少数民族人口为196万人，占77.21%。土家族人口108万人，占42.75%;苗族人口86万人，占33.88%。
其中，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651元，居于全省末列。
（二）受教育程度不高
截至2018年，全州常住人口中，具有大学程度的人口为14万人;具有高中（含中专）程度的人口为26万人;具有初中程度的人口为92万人;具有小学程度的人口为84万人。文盲人口为14万人，文盲率由10.33%下降为5.76%，下降4.57个百分点。
（三）扶贫工作取得较大进展，但仍存在不足
由于自然灾害严重、少数民族族裔人口身体条件差、医疗水平低等，民族地区的返贫率一直高居不下。因灾、因病返贫是其主要原因。作为“精准扶贫”的首倡地，湘西自治州突出培育产业支撑、基础建设、教育培训、易地搬迁、兜底保障等重要方面，全力建设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程，探索出了一条民族地区可复制、可推广的脱贫道路。
二、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扶贫中所面临的困境
第一，自然灾害防范措施不足。金鑫（2015）提出，从当前全国返贫的总体状况看，自然灾害所导致的返贫在所有致因中属于最核心因素，自然灾害及其风险主要以贫困地区和贫困人群这类典型的脆弱性对象为聚焦点，不仅直接加剧贫困，更使得已经脱贫甚至走向富裕的农村家庭重返贫困[1]。湘西州地處偏远，多山地丘陵，武陵山脉斜贯全州，位于武陵山特困片区内。州内多为喀斯特地貌，溶山熔岩数量众多，土层浅土质差，稀缺的耕地资源和不发达的生产生活习惯，使其少数民族族裔人口的收入远远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且因其地理环境与地理特征，自然灾害多重，尤其是洪涝、旱涝灾害等，历年的返贫人口数量几乎与脱贫人口数量持平，使湘西州长效脱贫的进度极度滞缓。
第二，劳动者素质技能低。少数民族族裔人口是发展的主体，其素质技能的高低对经济发展的进程具有重要影响。促进少数民族劳动者技能素质的提升，是完善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而在民族地区内，低水平的的劳动者素质技能，是返贫的重要因素之一。民族地区教育水平落后，人才结构不合理，人才流失严重，人力资本的累积和增长不足，进一步加重了返贫的趋势。刘丽娜、李俊杰（2015）提出，民族地区劳动力受教育水平高低是直接影响劳动力收入多少及家庭是否贫困的重要因素，也是实现反贫脱贫的关键措施[2]。
第三，内生动力不足。一是由于贫困文化。美国人类学家奥斯卡·刘易斯于20世纪首次提出贫困文化的概念。贫困文化理论指出，在适应被剥夺状态的过程中，贫困人口逐步形成了使他们陷于困境的生产方式、价值观和信仰，即形成了一种贫困亚文化，它严重偏离了当代社会的主流文化。处于贫困亚文化中的人们对摆脱贫穷、追求更美好生活的渴望不强烈、参与性不够，他们极度赞成即时享乐的生活方式。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生存，使得我国民族地区的贫困人口一直处于落后单一的农业生产方式和极度贫穷的状态中，这不仅使他们形成了强烈的自然经济意识，也培育了故步自封、停滞不前、不求上进的宿命感，没有认识到贫穷通过发挥自己的能动性是可以改变的，他们形成了一种等、靠、要的依赖和惰性心理，自主脱贫的意识不够。二是由于社会保障体系。我国的福利制度正一步步完善，即使人们不劳动，没有收入来源，国家也可以保障最低生活需求，免费享受医疗、教育、住房等，使得他们内心脱贫的动力不够强烈，返贫频发。此外，郑瑞强（2019）提出，我国的扶贫倾向于传统权威资源配置体系以追求政策机制的高效性和执行力，关注行政推进与秩序维持，贫困群众处于被动接受行为安排的地位[3]。
第四，扶贫中所造成的环境问题严重。一是过去的粗放型经济造成环境破坏。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地区的各项产业有了较大发展，其中，主要是以资源开发带动脱贫。但其不合理的能源开发利用、不环保的生产生活方式导致自然环境进一步恶化，贫困人口生存难度加剧，形成了生态性贫困;民族地区落后的产业结构、广种薄收式的生产模式，导致水土流失、草原退化，生产产量低且波动性大，形成了经济性贫困;多种贫困状况并存，形成原因复杂，波及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加大了其长效脱贫的难度。周伍阳（2019）提出，生态功能定位制约了区域的大规模经济发展，生态治理与一些产业的发展会存在矛盾，并且环境污染、地方病等因素也会直接影响人的健康，增加医疗费用支出，这些因素都会使得当地人口极易陷入深度贫困的不利境地[4]。二是现行扶贫方式中对环境的依赖。现有的民族地区扶贫方式中，如产业扶贫，资源主导型产业居于主要地位，其发展过度依赖于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扶贫开发中造成了一系列生态问题，而资源并不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生态破化会造成产业链破坏，又会进一步加剧生态恶化，这种恶性循环会导致扶贫开发机制失效，造成以此为收入来源的脱贫者大量返贫。 三、长效脱贫的有关治理建议
第一，完善自然灾害应对体系。一是做到灾前预防。应完善自然灾害探测系统，提高其灵敏度，并通过有效的警示通知途径告知群众，提前规避风险。还应对群众进行安全教育，组织模拟演练等，使其能在灾害来临时有效应对，降低因自然灾害导致返贫的可能性。二是及时进行灾时救援。建立有效、及时的救灾应急系统，通过武警官兵等第一时间进行抢救，在保障少数民族群众生命安全的前提下，保障其财产安全，尽可能减少损失。三是高度重视灾后重建。湘西州频发的洪涝、旱涝等会影响住房安全、粮食收成、交通运输、供水问题等，政府应贯彻落实相应损失的灾后重建工作，如搬迁、农业补贴、公路建设、进行外部供水等。
第二，完善教育多层次、多维度发展以及医疗体系全方位保障。在教育方面，一是保障基础教育覆盖面，提升家长的教育意识，改善教学条件，发展教师整体教育水平。二是减轻贫困家庭上学负担，完善困难学生资助救助政策，采取减免学杂费、伙食费等措施。三是全面发展职业教育，强化职业教育资源建设，提高办学水平，完善技能培训。四是强化继续教育，开办成人学习班，扩宽受教育面，提升民族地区贫困人口的整体素质水平。五是提高高等教育能力，提高民族地区高等教育质量，增加高等教育学校数量，继续实施高校招生倾斜政策。在医疗方面，一是提高民族地区贫困人口的卫生意识，养成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改变传统落后的饮食、用水习惯等。二是提升医疗服务能力，完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深化体制改革，强化人才培养培训，支持中医药以及民族医药事业发展。三是提高医疗保障水平，降低贫困人口看病费用支出，实行分类救治，全面监督福利实施的环节。四是强化疾病预防工作，重视公共卫生，同时加大传染病、地方病、慢性病等疾病防控力度与水平，全面提升妇幼健康服务水平，深入开展卫生运动。以此促进贫困人口的德智体全面发展，从根本上实现民族地区长效脱贫。
第三，激发贫困人口脱贫的内在积极性。长效脱贫不能仅仅依靠国家补助，它与劳动者的自主发展能力息息相关。一是应广泛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让贫困人口深刻意识到自己才能改变自己的生活条件，国家福利只是最低保障，更好的生活需要自己的努力。二是應建立激励机制，根据贫困人口所创造的劳动与财富的多少进行分级奖励，召开自主脱贫表彰大会，弘扬自主精神。三是应创新扶贫方式，改变过去的直接补给式，把直接资助和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发展动力结合起来，如投资贫困人口所拥有的农业、畜牧业，传授谋生技能等。
第四，把扶贫开发与环境资源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一是改变贫困人口的思想观念，使他们认识到脱贫必须建立在环境保护的基础上，不能追求一时的发展而破坏生态，不能用生态破坏换取经济增长，应发展资源节约型产业，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促进可持续发展与脱贫。二是应培养长远的眼光。发展不仅要考虑当前的经济效益，还应考虑到子孙后代的生存，为其提供良好的自然环境。三是应从国家扶贫观念与手段入手，注重代内与代际发展平衡，不能将一个区域的发展建立在损害其他区域利益的基础上，应发展生态型产业。四是基层执行人员应贯彻落实国家方针，在扶贫实施过程中切实保护生态环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统一和协调。
参考文献：
[1]金鑫. 当代中国应对自然灾害导致返贫的对策研究[D].吉林大学，2015.
[2]刘丽娜，李俊杰.基于村级尺度的湖北武陵民族地区贫困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02）：126-132.
[3]郑瑞强.贫困群众脱贫内生动力激发：行动框架拓展与实证——以内蒙古兴安盟为例[J].贵州社会科学，2019（01）：154-161.
[4]周伍阳.生态——产业耦合目标下扶贫搬迁户返贫风险与脱贫长效机制——以武陵山民族地区为例[J].湖南理工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9，32（01）：75-80.
基金项目：校级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瞄准效率与减贫效果的分析——以十八洞村为例》，项目编号：XCX1931。
作者单位：中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