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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契约执行效率;企业R&D投资;金融摩擦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688（2021）10-0096-05
科技创新是新时代新发展理念的核心，也是“十四五”期间我国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引擎。因此，突破科技创新融资的金融摩擦障碍，建立促进科技创新资源高效配置的制度保障，激发企业科技创新投资，有助于推动企业科技创新并以创新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金融摩擦引起的资金价格扭曲和资金错配，阻碍企业做出进入新行业和采纳新技术的决策（Midrigan & Xu，2014;李俊青、苗二森，2020）[1-2]，使企业或企业家面临外部融资约束，抑制了我国经济创新和发展（钟腾，汪昌云，2017;余明桂等人，2019）[3-4]，成为创新驱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阻碍。
现有对企业创新投资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两类：一类是从企业内部现金流和创新投资之间的关系，考察企业内部融资对创新投资的影响（鞠晓生，2013）[5];另一类是从外部融资约束的角度关注财政支持和金融发展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黄婷婷，高波，2020）[6]。但是，这些研究都忽视了金融契约执行效率这一重要的制度因素。融资交易作为一种契约是不完全的，如果缺乏金融契约执行机制的保障，就会由于缔约双方事后不可避免的不合作或者违约行为，带来昂贵的事前或事后交易费用（聂辉华，2008）[7]，这种交易费用表现为金融摩擦妨碍契约的达成。但是，鲜有学者从金融契约保障执行机制的角度研究其对企业研发投资影响机制。
本文主要探究如下两个问题，第一，以金融契约执行效率为代表的制度环境因素是否会对企业研发投入产生正向影响？其影响渠道是什么？金融契约执行效率作为按照合同约定还本付息的效率（刘帅光，2017）[8]，它由某一地区的长期历史沉淀和制度建设所决定的。其作为一个地区制度环境中法律执行层面的衡量，通常会影响债务契约的各种价格和非价格特征，良好的法治环境能够有效地减少代理冲突，降低外部融资的交易成本（Qian和Strahan，2007;Casalin F，Dia E，2014;韩志霞，赵辉，2019）[9-11]，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银行的坏账风险，从而增加了企业研发投入外部融资的可得性（Xiao，2013）[12]，最终企业面临的金融摩擦下降，资源错配缓解，激发企业研发动力。因此，金融契约执行效率将通过影响企业外部融资的金融摩擦影响企业研发投资强度。第二，如果金融契约执行效率影响企业研发投资的强度，那么何种企业和何种行业企业研发投资强度对金融契约执行效率更加敏感？资本密集型企业外部融资成本在总成本中的占比更大（李俊青等人，2017）[13]，其对金融摩擦尤其是价格型金融摩擦的敏感度更強。此外，非国有企业往往由于抵押约束会面临外部融资中的融资可得的数量型金融摩擦，从而影响非国有企业研发的外部融资可得性，因此金融契约执行效率对资本密集型和非国有企业的有限更应该更为显著。
与现有研究相比，本文创新和可能的贡献在于以下方面：第一，本文验证了契约执行效率作为一种制度因素，影响企业事后的契约执行行为，从而降低银行对企业违约风险预期形成的金融摩擦，因而对制造业企业研发的外部融资尤其是债务融资具有显著的影响。第二，通过验证企业异质性的影响，得到契约执行效率对资本密集型和非国有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更显著，这一点具有一定的政策意义。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 金融契约执行效率与企业研发投入强度
金融契约是资本供求双方有关资本交易的约定，它是企业融资行为的基础，由于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因此金融契约不可能是一个完全契约（陈洪波，朱绍光，2003）[14]。当一个地区所处的法律环境不好，企业的违约成本较低时，不完全契约的存在使得企业在接受投资者投资后可能会违反合同约定，进行事后谈判，议价能力低的投资者就会蒙受损失，当预期这种情况发生时，投资者事前进行专用性投资的动力不足，导致企业进行投资所需资金不足，因此金融契约执行效率作为制度环境的一方面，也会对企业的经营投资战略产生影响。
目前，关于契约环境和企业投资关系的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资产专用性角度，对于一些专用性较高的中间产品，容易受到“敲竹竿”的风险，所以当契约执行效率提升时，“敲竹竿”风险降低，企业会增加中间品投入，进而促进企业投资水平的上升。二是债务融资角度。在契约执行效率较高的地区，债务人发生违约时，债权人可诉诸法律，及时获得补偿和清算，违约损失较低，银行会减弱对上述“信号”的关注，产生“信号弱化”效应（杨畅和庞瑞芝，2017）[15]，缓解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
企业的研发活动具有风险大、周期长、研发结果不确定性大等特征，再加上核心技术的保密性，研发活动的相关信息透明度很低，银行往往不愿意承担研发风险和违约风险而对企业产生“惧贷”“惜贷”现象，造成企业研发投入所需资金不足。当企业所处的契约环境良好时，企业将面临较高的违约成本，抑制企业违约动机，银行预期企业违约风险降低，将缓解创新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增加企业创新投入资金来源，降低社会交易成本，并提高企业的创新绩效。所以，金融契约执行效率可能会对企业研发投资产生影响。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金融契约执行效率的提升会对企业研发投入产生正向影响，即金融契约执行效率的提升促进企业研发投入强度。
1.2 金融摩擦传导机制
金融摩擦是指市场中各种干扰因素的存在，使得资本要素配置不能达到最优。当企业与金融机构缔约过程中缔约不完全时也会产生金融摩擦，所以契约环境的改善也会缓解金融摩擦带来的不利影响。Qian和Strahan（2007）[16]通过研究发现国家的法制水平通常会影响债务契约的各种价格和非价格特征，良好的法治环境能够有效地减少代理冲突，降低外部融资的交易成本。Xiao（2013）[17]认为在银企的借贷关系中，法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有偿债能力的企业不履行到期债务时，有利的法律执行会强制企业履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银行的坏账风险，从而增加了企业研发投入外部融资的可得性。Jappelli和Pagano（2002）[18]探究了法庭对债务契约执行力度与信贷额度和利率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法律执行效率的改进会增加金融机构的信贷供给总量。 当市场中存在金融摩擦时，低生产率企业的多余资金不能自由地向资金短缺的高生产率企业流动，从而抑制了高生产率企业的研发投资。既有研究表明金融契约执行效率会影响金融摩擦，而金融摩擦也会对企业研发产生影响，所以金融摩擦很可能是金融契约执行效率影响企业研发的渠道。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金融摩擦在金融契约执行效率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正向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2 研究设计
2.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样本为2010—2019年中国A股上市的制造业企业，借鉴已有文献，对样本进行了如下处理：剔除了金融类上市公司;？譺？訛剔除ST公司;西藏地区数据缺失严重，样本未纳入西藏地区企业;剔除样本期间关键变量缺失的公司;为消除异常值的影响，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了双边1%的缩尾处理，最终得到1 915家公司，共13 150条非平衡面板数据。
2.2 模型设定
2.2.1 金融契约执行效率对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影响的基准模型
针对H1，为了检验金融契约执行效率对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影响的总效应，构建基准模型如下：
RDijt=α0+α1CIjt+α2Controlit+fi+dt+μijt （1）
公式（1）中，i、j和t分别表示企业、地区和年份，RD代表研发投入强度，CI代表地区契约执行效率，FF表示企业所面临的金融摩擦水平，Control代表控制变量，fi、dt、μijt分别表示行业效应、时间效应和随机扰动项。
2.2.2 金融摩擦机制的中介效应检验
针对H2，研究金融摩擦在金融契约执行效率与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关系中所起作用，本文借鉴温忠麟、叶宝娟（2014）[19]的文章使用中介效应模型，构建模型（2）验证金融契约执行效率对金融摩擦的治理作用;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金融摩擦中介变量构建模型（3），考查三者之间的关系。
FFijt=β0+β1CIjt+β2Controlit+fi+dt+μijt （2）
RDijt=γ0+γ1CIjt+γ2FFijt+γ3Controlit+fi+dt+μijt （3）
其中，FF表示企业所面临的金融摩擦水平，γ2 β1代表了金融摩擦在金融契约执行效率与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关系中所起的中介效应。
2.3 指标选取
2.3.1 被解释变量
企业研发投资：参考已有文献对于企业研发投资的衡量，本文研发投入强度指标（RD），即企业研发投入与企业营业收入之比衡量企业研发投资活动。
2.3.2 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为金融契约执行效率（CI），本文拟选取王小鲁、樊纲、胡李鹏2018年编制的《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8）》中各省份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维护市场的法制环境指数衡量金融契约执行效率。
2.3.3 中介变量
本文选取金融摩擦作为中介变量，因为SA指数包含了企业规模和企业成立年限的信息，银行在放贷时会对小规模企业有一定的歧视性，此外，成立时间更早的企业能积累更好的信用，所以本文拟使用SA指数衡量企业面临金融摩擦的程度。
2.3.4 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的定义具体见表1。
2.4 描述性统计特征
变量的表述性特征见表2，研发投入强度最小值为0.001，最大值为0.201，说明不同公司之间的研发投入存在一定的差距。金融契约执行效率指标最小值为0.015 2，最大值为0.223 7，方差为0.053 6，反映出我国各省份契约环境存在较大差异。此外，经统计验证，方差膨胀因子为2.53，处于可接受范围内，模型设定不存在嚴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3 实证分析
3.1 模型实证结果
实证结果见表3，模型（1）检验了金融契约执行效率对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影响的总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金融契约执行效率的提升能够显著增加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金融契约执行效率的提升意味着一个地区总体表现为契约环境良好，法院处理金融纠纷效率提升，企业违约将面临高额违约成本和声誉损失，因此企业违约动机降低，银行坏账风险减少，将更愿意以降低利率发放贷款给企业，企业进行研发投入的外部融资可得性增加，促进研发动力。
模型（2）引入金融摩擦这一变量，分析金融契约执行效率对金融摩擦的治理作用，回归结果显示，金融契约执行效率对金融摩擦的影响系数β1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负值，随着一个地区金融契约执行效率的提升，企业面临的金融摩擦在下降。
模型（3）检验金融摩擦是否是金融契约执行效率对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影响机制，在模型（1）中加入金融摩擦中介变量后，金融契约执行效率仍然显著为正，但相比模型（1）系数略有减小且FF指数显著为负，综合模型（1）（2）（3）α1β1γ1γ2都显著，说明金融摩擦起到了部分中介的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33.9%，本文进一步进行了Bootstrap检验和sobel检验，也验证了中介效应的存在。企业的研发活动具有周期长、结果不确定性及需要持续资金投入等特点，对企业的财务资源要求较高，因此融资约束问题成为企业进行创新活动的一大阻碍，在金融契约执行效率高的地区，企业面临的高违约成本降低了其违约概率，缓解了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不利影响，银行放贷意愿增强，市场中金融摩擦程度下降，企业能够以较低的成本获取相应的贷款数额，激励企业开展研发活动。
3.2 异质性分析
3.2.1 不同所有权性质的异质性检验
本文按照所有制差异，把样本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见表4。对于国有企业，金融摩擦不是金融契约执行效率影响企业研发投入的中介，这可能是国有企业在市场上中的特殊地位所影响，导致国有企业本身的研发动力不足，所以制度环境的改善对其研发不产生显著影响。非国有企业在第二个方程中系数显著为负值且模型通过了Sobel检验，金融摩擦产生了中介效应，这是因为非国有企业缺少“国有”这一隐性担保，它需要在激烈竞争的市场中存活下来，契约环境的改善可以改善非国有企业所处的外部融资环境，显著缓解其面临的金融摩擦，增加贷款的可得性，促进其研发的积极性。 3.2.2 不同密集度行业的异质性检验
本文按照不同要素密集度将样本划分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3个部分，回归结果见表5，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中，契约环境的改善并不能提升企业的研发强度，原因在于一个劳动力占比较大的行业，其对技术和设备的依赖程度较低，所以研发动力不足。在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中，契约环境的改善均促进了企业研发强度，并且金融摩擦也起到了中介作用，资本密集型行业需要较多的资本投入，往往面临高额的外部资金需求，因而对外部融资环境的变化也会更敏感，所以契约环境的改善会缓解其面临的金融摩擦问题，促进其进行研发。技术密集型行业依赖于复杂高端的技术设备，往往需要不断进行研发，所以契约环境的改善也会对其产生影响。
3.2.3 稳健性检验
目前，关于契约执行效率的衡量有多种衡量方法，为了保证结果的可靠性，本文将采用各省份结案率数据和各省份不良贷款率作为金融契约执行效率的代理变量，契约执行效率的系数均显著，金融摩擦在金融契约执行效率与企业研发投入强度中起中介作用，与上述结论一致。同时，本文替换资产负债率作为金融摩擦替代指标，一般认为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水平越高，企业获取外部融资越难。回归表明，上述结论依旧稳健。
4 结论与启示
我国正处于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型的关键期，企业创新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本文在不完全契约的基础上，尝试从外部法律制度环境出发，研究制造业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因素。文章以金融摩擦为视角，进行以金融契约执行效率为代表的契约环境对制造业企业研发投入影响机制的研究。研究表明，地区金融契约执行效率的提升，可以改善企业所处的融资环境，缓解企业面临的金融摩擦，促进企业进行研发投入。并且，这种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中表现更显著。
近年来，我国各地区的制度环境在不断提升，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并且地区与地区之间也存在落差，因此地区政府应该重视外部制度环境建设，优化企业所处融资环境。在政策上，第一，加强市场经济立法。我国经济建设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法制建设要紧跟我国的实际情况和需求，要找准市场经济对法律的需求，尽快弥补法律法规缺失，更加细化法律法规，发挥好法律的引导作用，用法律促进和保障企业创新。第二，加强地区法律执行力度，优化契约环境。各地区要重视对法制人才的培育，提升执法人员能力和素养，同时虽然全国实行统一的法律，但是各地区执法效率存在很大差别，各地区应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大金融案件的执法力度，简易诉讼程序审理，提升诉讼效率。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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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688（2021）10-0096-05
科技创新是新时代新发展理念的核心，也是“十四五”期间我国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引擎。因此，突破科技创新融资的金融摩擦障碍，建立促进科技创新资源高效配置的制度保障，激发企业科技创新投资，有助于推动企业科技创新并以创新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金融摩擦引起的资金价格扭曲和资金错配，阻碍企业做出进入新行业和采纳新技术的决策（Midrigan & Xu，2014;李俊青、苗二森，2020）[1-2]，使企业或企业家面临外部融资约束，抑制了我国经济创新和发展（钟腾，汪昌云，2017;余明桂等人，2019）[3-4]，成为创新驱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阻碍。
现有对企业创新投资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两类：一类是从企业内部现金流和创新投资之间的关系，考察企业内部融资对创新投资的影响（鞠晓生，2013）[5];另一类是从外部融资约束的角度关注财政支持和金融发展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黄婷婷，高波，2020）[6]。但是，这些研究都忽视了金融契约执行效率这一重要的制度因素。融资交易作为一种契约是不完全的，如果缺乏金融契约执行机制的保障，就会由于缔约双方事后不可避免的不合作或者违约行为，带来昂贵的事前或事后交易费用（聂辉华，2008）[7]，这种交易费用表现为金融摩擦妨碍契约的达成。但是，鲜有学者从金融契约保障执行机制的角度研究其对企业研发投资影响机制。
本文主要探究如下两个问题，第一，以金融契约执行效率为代表的制度环境因素是否会对企业研发投入产生正向影响？其影响渠道是什么？金融契约执行效率作为按照合同约定还本付息的效率（刘帅光，2017）[8]，它由某一地区的长期历史沉淀和制度建设所决定的。其作为一个地区制度环境中法律执行层面的衡量，通常会影响债务契约的各种价格和非价格特征，良好的法治环境能够有效地减少代理冲突，降低外部融资的交易成本（Qian和Strahan，2007;Casalin F，Dia E，2014;韩志霞，赵辉，2019）[9-11]，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银行的坏账风险，从而增加了企业研发投入外部融资的可得性（Xiao，2013）[12]，最终企业面临的金融摩擦下降，资源错配缓解，激发企业研发动力。因此，金融契约执行效率将通过影响企业外部融资的金融摩擦影响企业研发投资强度。第二，如果金融契约执行效率影响企业研发投资的强度，那么何种企业和何种行业企业研发投资强度对金融契约执行效率更加敏感？资本密集型企业外部融资成本在总成本中的占比更大（李俊青等人，2017）[13]，其对金融摩擦尤其是价格型金融摩擦的敏感度更強。此外，非国有企业往往由于抵押约束会面临外部融资中的融资可得的数量型金融摩擦，从而影响非国有企业研发的外部融资可得性，因此金融契约执行效率对资本密集型和非国有企业的有限更应该更为显著。
与现有研究相比，本文创新和可能的贡献在于以下方面：第一，本文验证了契约执行效率作为一种制度因素，影响企业事后的契约执行行为，从而降低银行对企业违约风险预期形成的金融摩擦，因而对制造业企业研发的外部融资尤其是债务融资具有显著的影响。第二，通过验证企业异质性的影响，得到契约执行效率对资本密集型和非国有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更显著，这一点具有一定的政策意义。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 金融契约执行效率与企业研发投入强度
金融契约是资本供求双方有关资本交易的约定，它是企业融资行为的基础，由于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因此金融契约不可能是一个完全契约（陈洪波，朱绍光，2003）[14]。当一个地区所处的法律环境不好，企业的违约成本较低时，不完全契约的存在使得企业在接受投资者投资后可能会违反合同约定，进行事后谈判，议价能力低的投资者就会蒙受损失，当预期这种情况发生时，投资者事前进行专用性投资的动力不足，导致企业进行投资所需资金不足，因此金融契约执行效率作为制度环境的一方面，也会对企业的经营投资战略产生影响。
目前，关于契约环境和企业投资关系的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资产专用性角度，对于一些专用性较高的中间产品，容易受到“敲竹竿”的风险，所以当契约执行效率提升时，“敲竹竿”风险降低，企业会增加中间品投入，进而促进企业投资水平的上升。二是债务融资角度。在契约执行效率较高的地区，债务人发生违约时，债权人可诉诸法律，及时获得补偿和清算，违约损失较低，银行会减弱对上述“信号”的关注，产生“信号弱化”效应（杨畅和庞瑞芝，2017）[15]，缓解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
企业的研发活动具有风险大、周期长、研发结果不确定性大等特征，再加上核心技术的保密性，研发活动的相关信息透明度很低，银行往往不愿意承担研发风险和违约风险而对企业产生“惧贷”“惜贷”现象，造成企业研发投入所需资金不足。当企业所处的契约环境良好时，企业将面临较高的违约成本，抑制企业违约动机，银行预期企业违约风险降低，将缓解创新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增加企业创新投入资金来源，降低社会交易成本，并提高企业的创新绩效。所以，金融契约执行效率可能会对企业研发投资产生影响。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金融契约执行效率的提升会对企业研发投入产生正向影响，即金融契约执行效率的提升促进企业研发投入强度。
1.2 金融摩擦传导机制
金融摩擦是指市场中各种干扰因素的存在，使得资本要素配置不能达到最优。当企业与金融机构缔约过程中缔约不完全时也会产生金融摩擦，所以契约环境的改善也会缓解金融摩擦带来的不利影响。Qian和Strahan（2007）[16]通过研究发现国家的法制水平通常会影响债务契约的各种价格和非价格特征，良好的法治环境能够有效地减少代理冲突，降低外部融资的交易成本。Xiao（2013）[17]认为在银企的借贷关系中，法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有偿债能力的企业不履行到期债务时，有利的法律执行会强制企业履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银行的坏账风险，从而增加了企业研发投入外部融资的可得性。Jappelli和Pagano（2002）[18]探究了法庭对债务契约执行力度与信贷额度和利率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法律执行效率的改进会增加金融机构的信贷供给总量。 当市场中存在金融摩擦时，低生产率企业的多余资金不能自由地向资金短缺的高生产率企业流动，从而抑制了高生产率企业的研发投资。既有研究表明金融契约执行效率会影响金融摩擦，而金融摩擦也会对企业研发产生影响，所以金融摩擦很可能是金融契约执行效率影响企业研发的渠道。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金融摩擦在金融契约执行效率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正向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2 研究设计
2.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样本为2010—2019年中国A股上市的制造业企业，借鉴已有文献，对样本进行了如下处理：剔除了金融类上市公司;？譺？訛剔除ST公司;西藏地区数据缺失严重，样本未纳入西藏地区企业;剔除样本期间关键变量缺失的公司;为消除异常值的影响，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了双边1%的缩尾处理，最终得到1 915家公司，共13 150条非平衡面板数据。
2.2 模型设定
2.2.1 金融契约执行效率对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影响的基准模型
针对H1，为了检验金融契约执行效率对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影响的总效应，构建基准模型如下：
RDijt=α0+α1CIjt+α2Controlit+fi+dt+μijt （1）
公式（1）中，i、j和t分别表示企业、地区和年份，RD代表研发投入强度，CI代表地区契约执行效率，FF表示企业所面临的金融摩擦水平，Control代表控制变量，fi、dt、μijt分别表示行业效应、时间效应和随机扰动项。
2.2.2 金融摩擦机制的中介效应检验
针对H2，研究金融摩擦在金融契约执行效率与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关系中所起作用，本文借鉴温忠麟、叶宝娟（2014）[19]的文章使用中介效应模型，构建模型（2）验证金融契约执行效率对金融摩擦的治理作用;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金融摩擦中介变量构建模型（3），考查三者之间的关系。
FFijt=β0+β1CIjt+β2Controlit+fi+dt+μijt （2）
RDijt=γ0+γ1CIjt+γ2FFijt+γ3Controlit+fi+dt+μijt （3）
其中，FF表示企业所面临的金融摩擦水平，γ2 β1代表了金融摩擦在金融契约执行效率与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关系中所起的中介效应。
2.3 指标选取
2.3.1 被解释变量
企业研发投资：参考已有文献对于企业研发投资的衡量，本文研发投入强度指标（RD），即企业研发投入与企业营业收入之比衡量企业研发投资活动。
2.3.2 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为金融契约执行效率（CI），本文拟选取王小鲁、樊纲、胡李鹏2018年编制的《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8）》中各省份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维护市场的法制环境指数衡量金融契约执行效率。
2.3.3 中介变量
本文选取金融摩擦作为中介变量，因为SA指数包含了企业规模和企业成立年限的信息，银行在放贷时会对小规模企业有一定的歧视性，此外，成立时间更早的企业能积累更好的信用，所以本文拟使用SA指数衡量企业面临金融摩擦的程度。
2.3.4 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的定义具体见表1。
2.4 描述性统计特征
变量的表述性特征见表2，研发投入强度最小值为0.001，最大值为0.201，说明不同公司之间的研发投入存在一定的差距。金融契约执行效率指标最小值为0.015 2，最大值为0.223 7，方差为0.053 6，反映出我国各省份契约环境存在较大差异。此外，经统计验证，方差膨胀因子为2.53，处于可接受范围内，模型设定不存在嚴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3 实证分析
3.1 模型实证结果
实证结果见表3，模型（1）检验了金融契约执行效率对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影响的总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金融契约执行效率的提升能够显著增加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金融契约执行效率的提升意味着一个地区总体表现为契约环境良好，法院处理金融纠纷效率提升，企业违约将面临高额违约成本和声誉损失，因此企业违约动机降低，银行坏账风险减少，将更愿意以降低利率发放贷款给企业，企业进行研发投入的外部融资可得性增加，促进研发动力。
模型（2）引入金融摩擦这一变量，分析金融契约执行效率对金融摩擦的治理作用，回归结果显示，金融契约执行效率对金融摩擦的影响系数β1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负值，随着一个地区金融契约执行效率的提升，企业面临的金融摩擦在下降。
模型（3）检验金融摩擦是否是金融契约执行效率对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影响机制，在模型（1）中加入金融摩擦中介变量后，金融契约执行效率仍然显著为正，但相比模型（1）系数略有减小且FF指数显著为负，综合模型（1）（2）（3）α1β1γ1γ2都显著，说明金融摩擦起到了部分中介的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33.9%，本文进一步进行了Bootstrap检验和sobel检验，也验证了中介效应的存在。企业的研发活动具有周期长、结果不确定性及需要持续资金投入等特点，对企业的财务资源要求较高，因此融资约束问题成为企业进行创新活动的一大阻碍，在金融契约执行效率高的地区，企业面临的高违约成本降低了其违约概率，缓解了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不利影响，银行放贷意愿增强，市场中金融摩擦程度下降，企业能够以较低的成本获取相应的贷款数额，激励企业开展研发活动。
3.2 异质性分析
3.2.1 不同所有权性质的异质性检验
本文按照所有制差异，把样本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见表4。对于国有企业，金融摩擦不是金融契约执行效率影响企业研发投入的中介，这可能是国有企业在市场上中的特殊地位所影响，导致国有企业本身的研发动力不足，所以制度环境的改善对其研发不产生显著影响。非国有企业在第二个方程中系数显著为负值且模型通过了Sobel检验，金融摩擦产生了中介效应，这是因为非国有企业缺少“国有”这一隐性担保，它需要在激烈竞争的市场中存活下来，契约环境的改善可以改善非国有企业所处的外部融资环境，显著缓解其面临的金融摩擦，增加贷款的可得性，促进其研发的积极性。 3.2.2 不同密集度行业的异质性检验
本文按照不同要素密集度将样本划分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3个部分，回归结果见表5，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中，契约环境的改善并不能提升企业的研发强度，原因在于一个劳动力占比较大的行业，其对技术和设备的依赖程度较低，所以研发动力不足。在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中，契约环境的改善均促进了企业研发强度，并且金融摩擦也起到了中介作用，资本密集型行业需要较多的资本投入，往往面临高额的外部资金需求，因而对外部融资环境的变化也会更敏感，所以契约环境的改善会缓解其面临的金融摩擦问题，促进其进行研发。技术密集型行业依赖于复杂高端的技术设备，往往需要不断进行研发，所以契约环境的改善也会对其产生影响。
3.2.3 稳健性检验
目前，关于契约执行效率的衡量有多种衡量方法，为了保证结果的可靠性，本文将采用各省份结案率数据和各省份不良贷款率作为金融契约执行效率的代理变量，契约执行效率的系数均显著，金融摩擦在金融契约执行效率与企业研发投入强度中起中介作用，与上述结论一致。同时，本文替换资产负债率作为金融摩擦替代指标，一般认为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水平越高，企业获取外部融资越难。回归表明，上述结论依旧稳健。
4 结论与启示
我国正处于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型的关键期，企业创新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本文在不完全契约的基础上，尝试从外部法律制度环境出发，研究制造业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因素。文章以金融摩擦为视角，进行以金融契约执行效率为代表的契约环境对制造业企业研发投入影响机制的研究。研究表明，地区金融契约执行效率的提升，可以改善企业所处的融资环境，缓解企业面临的金融摩擦，促进企业进行研发投入。并且，这种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中表现更显著。
近年来，我国各地区的制度环境在不断提升，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并且地区与地区之间也存在落差，因此地区政府应该重视外部制度环境建设，优化企业所处融资环境。在政策上，第一，加强市场经济立法。我国经济建设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法制建设要紧跟我国的实际情况和需求，要找准市场经济对法律的需求，尽快弥补法律法规缺失，更加细化法律法规，发挥好法律的引导作用，用法律促进和保障企业创新。第二，加强地区法律执行力度，优化契约环境。各地区要重视对法制人才的培育，提升执法人员能力和素养，同时虽然全国实行统一的法律，但是各地区执法效率存在很大差别，各地区应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大金融案件的执法力度，简易诉讼程序审理，提升诉讼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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