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台记者阎海军拍过很多村庄，那些坐落在西北大地的村落几乎长着同一副面孔：干旱、荒凉、沉寂。
　　这其中也包括他的家乡崖边村。当他把镜头对准这个陇中高原深处的小村庄时，画面仍是相似的一一不少人家大门紧闭，落锁的门把手积了厚厚一层灰，唯有土坯房的墙根处，能发现几个抽旱烟的佝偻老人。
　　出生于1982年的他最初并未觉得有何不妥，直到镜头转向了那些直不起腰的身影。昔日热闹的十字路口只剩一个孤零零独坐的老人，老太爷哀叹：“现在村里太寂静，走半天没个人影儿。”
　　老人略显“夸张”的话却让阎海军忍不住思索，城市化仅仅是带走了农村的年轻人吗？农民和村庄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更多像崖边一样的村庄，究竟有没有跟上城市化这股浪潮？
　　在这个离开农村最后扎根城市的年轻人看来，崖边发生了“裂变”：短短二三十年间，城市化让崖边快速进步，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在发展背后，人们往往忽略了村庄价值观的变化。
　　一个人，说走就走了；一户人，说散也就散了
　　是父亲阎明的一个电话，促成了阎海军那年清明返乡之行。老人年纪大了，把清明祭祖看作头等大事儿。在父亲的坚持下，已好久没回老家的阎海军决定回去看看。
　　走到村里的十字路口时，这个穿呢绒外套的男人被一个瘦弱的老妇人叫住了。老人的儿子和阎海军曾是要好的玩伴儿。如今快70岁的老人没了老伴儿，一人独住。
　　跟着去了老人的家，阎海军却止不住地惊讶：土坯房里，主屋的木桌结了蛛网，儿子婚房大衣柜上贴的喜字己变得残缺，被罩上也落满了灰。门外的院落里，鸡粪、柴草满地皆是。
　　老人说不清儿子如今到底在哪儿，又在干些什么。几年前，在外打工的儿子接走了媳妇，后来又带走了孙子。
　　象征性地吃了几口老人招待他的食物一一干硬如瓦片的馍馍，阎海军
　　走了。整个村子“死一般沉寂”，他的另一个儿时玩伴厉斌的家显然情况更糟些，坯墙有些脱落，透过门缝望进去，院落里荒草丛生。
　　一打听才知道，厉斌自初中毕业后便外出打工。几年前，厉斌的父亲去世，他回村处理完父亲的丧事，便把大门一锁，再没有回来。“一个人，说走就走了。一户人，说散也就散了。”阎海军长叹一口气，城市化浪潮袭来，村里最明显的变化便是青壮年劳动力的缺失。
　　村主任印证了阎海军的判断，“家家有人外出，少的一两人，多的三四人，全村81户中有15户常年上锁，多年不回家。”
　　崖边越来越安静了。阎海军的镜头扫过空旷的村庄，从冬天到夏天还是难见人影，更无人声，唯有成群的乌鸦飞过时留下的声响。
　　“上学不行的就去当兵，当兵没混出名堂的就去打工，总之要留在城里，我父母也支持这样的想法，留在崖边太苦了，谁不想让子女过得好呢？”侄子阎旭东说。
　　从结婚开始和钱较上了劲儿
　　阎海军在城市的生活很简单，下班后他保留了儿时的习惯，要么独自阅读，要么陪家人聊天。他总觉得自己和城里的朋友有些“合不来”，他们喜欢的一些生活方式，自己总有点儿接受不了。
　　这个农民的儿子想在崖边找到共鸣，回家时若碰上婚丧嫁娶这些“崖边人最具仪式感的生活”，他都会尽量参与。过去的崖边，无论是出生、迎娶还是死亡，都会全村出动，“村庄就在这样的生离死别、迎来送往中繁衍生息、不断壮大”。
　　但努力想要融入的他发现，自己插不上话了。在近年寥寥无几的崖边婚事里，彩礼已代替婚嫁双方成了村民最津津乐道的话题。如今崖边的彩礼标准在3万到5万元。
　　崖边人阎光荣在他32岁那年终于结了婚。新娘韩艳花是邻村的姑娘，两人在外打工时自由戀爱，很快走到了一起。但韩艳花是“偷跑”出来的，阎光荣家里穷，她知道丈夫付不起彩礼钱，于是结婚的大事也没跟家里知会一声。
　　气冲冲的韩艳花父母拉了一帮子人赶到崖边，强行带走了韩艳花。他们放话，“4万元彩礼，一分钱不能少”。
　　谁知那时韩艳花已经怀孕。此后几个月，韩家人多次翻山越岭到崖边讨要彩礼，阎光荣又是躲又是跑。后来，孩子快生了，没辙了的韩家人逼着阎光荣写下欠条，这才让小两口团聚。
　　可闹剧仍未结束。因为迟迟还不上彩礼钱，韩家的两个儿子跑到阎光荣家大吵一架，慌乱中，小儿子的头被打破，血流了一地。
　　“结婚成了崖边人的严重负担。原本表达礼数的彩礼，在市场经济的熏陶下，让一些农村婚姻的买卖性质不受制约地浮出了水面。”有老人回忆，上世纪70年代，彩礼往往还是一对木头箱子、一床被子加粮食，随后30年，彩礼从1000多元蹭蹭地涨到了三五万元，女方通过媒人漫天要价的事情也屡见不鲜。村里一户人家为娶媳妇，欠下10万元，至今仍在还债。
　　更多的崖边人，从结婚开始和钱较上了劲儿。欠下外债的家庭开始了轮回，生儿育女，再为子女的上学、工作、婚事费力攒钱，变得市侩和斤斤计较。
　　连舆论也失去了力量
　　和婚姻一样，村庄另一项最重要的事情也在发生改变。一天比一天衰弱的老人便成了受歧视的对象，老人在家中无法创造价值，成了“多余的人”。
　　一个名叫钱永福的老人晚年在二儿子家养老。最早，他还能给儿子做家务或是放羊，可自打生病以来，他能干的活儿越来越少，儿子和儿媳便常常辱骂老人，不给饭吃。
　　村里的人去看钱永福，劝他找个大夫，老人却说：“钱我有，但人家（儿子）没这意思，我不能自己叫。”
　　生命的最后时刻，钱永福不愿再面对儿子，选择了绝食。他跟村里来看他的朋友说，自己已经10天没吃饭了，“这次一定要给人家（儿子）死了”。说完这话，泪珠从浑浊的双眼里溢出。
　　几天后，钱永福死了。曾经，不孝的子女在崖边会遭受极大的舆论谴责。可现在，“连舆论也失去了力量”。钱永福死后，他的儿子在葬礼上大哭，村民依旧捧场，却无人出面指责。
　　“崖边甚至是每个农村的老人，只要还出气，都不会放弃劳作。他们有一个无形的压力，不劳动就会被当成废人，就不好意思再吃儿女的饭。”阎海军说起老人有些哽咽，他的父亲前些年因为干农活时不小心削掉了一节手指，母亲也曾不小心从梯田摔落。“怎么会不担心呢？可我也无能为力，我不能丢下自己的工作，又没有足够的能力把父母接到城市，更何况老人根本无法适应城市。”他说。
　　阎海军能做的事只有一件，就是“祈祷父母不要出事”。好几次回家，他都赶上清明，陇中高原的树还未抽芽，夹在山间的崖边村和黄土地融为一体，风一过，尘土飞扬，瘦削的树枝摇摇欲坠。
　　那身影像极了崖边的老人。他们和子孙儿女背道而驰，却依然以瘦弱的身躯坚守在这片贫瘠的土地。
　　阎海军心里清楚，这是当今许多农村都面临的现状，但这些村庄都在快速地受到城市化冲击，根本来不及思考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