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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保护经济发展的新机遇
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孰轻孰重？
这似乎已成为社会性难题，更令地方执政者异常头疼。
经济与生态的矛盾短期内难以解决，但在新的发展理念下，
经济与生态矛盾在一定条件下既可以相互制约又可以相互转化，
转化好了，生态保护同样能优化经济发展。
近期出炉的《2013年中国城市居民环保态度调查报告》显示，来自北京、上海、天津、重庆等34个城市的近80%受访者认为，环境保护应该优于经济发展，接近一半的民众认为政府应将额外收入用于环境保护，这一数字超过了用于改善医疗条件、多盖廉租房和发展经济。67%的民众甚至愿意以捐款、纳税和提高水价的方式出资来改善所居住城市水的环境。
中国民众对环境的关注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近期出炉的《2013年中国城市居民环保态度调查报告》显示，来自北京、上海、天津、重庆等34个城市的近80%受访者认为，环境保护应该优于经济发展，接近一半的民众认为政府应将额外收入用于环境保护，这一数字超过了用于改善医疗条件、多盖廉租房和发展经济。67%的民众甚至愿意以捐款、纳税和提高水价的方式出资来改善所居住城市水的环境。
这项由上海交通大学民意与舆情调查研究中心进行的调查，对全国34个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的3400位居民进行了电话调查。调查报告负责人钟杨教授表示，这说明在中国三十多年高速经济发展之后，特别是由于高速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环境问题之后，公众在环保与经济发展二者间孰重孰轻态度的变化。
民众观念之变，更加折射出中国经济发展已陷入环境危机，亟需进行突破。中关村环保产业促进中心主任徐云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指出，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环境问题局部有所改善，总体尚未遏制，形势依然严峻，不可能期望毕其功于一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也将长期存在，坚持科学发展将是解决矛盾的关键，以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发展，走代价小、效益好、排放低、可持续的环保新道路将是必然选择。符合党的十八大所强调的“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严重的环境危机
民众对环境关注度的提高，源于近年来日益加剧的环境污染。今年年初，一场极具威力且持续时间长的雾霾天气席卷我国数十个城市，雾霾不仅遮蔽了城市的阳光，也让城市居民的健康深受影响。
除了严重的空气污染，饮水安全也触动着民众的敏感神经。山东潍坊地下深井排污事件、河北沧县张官屯乡小朱庄的地下水变红事件，以及自诩“我们只做大自然搬运工”的农夫山泉“水标准危机”，再次引发了社会各界对饮用水安全的关注。在百度上搜索“水污染”，相关结果竟有3240万条。据新华网报道，有关部门对118个城市连续监测数据显示，约有64%的城市地下水遭受严重污染，33%的地下水受到轻度污染，基本清洁的城市地下水只有3%。尽管水污染被高度关注，但有关其调查数据却是一笔糊涂账，至今仍停留在中国环境监测总站2006年发布的《113个环境保护重点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月报》。彼时，该月报显示，有16个城市水质全部不达标；有74个饮用水源地不达标；有5.27亿吨水量不达标。
土壤污染至今还是不能说的“国家秘密”。针对相关人士要求公开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信息申请，环保部日前在一份行政复议决定书中再次强调，依据有关保密法律、规章，对“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数据”暂时按国家秘密管理。环保部称，相对水体和大气污染而言，土壤具有不均匀性的特点，完整、准确、详细地掌握全国土壤污染状况，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尽管具体数据尚未公开，但我国土壤污染的严重程度早已显现，从2009年至今，我国已发生了30多起重大或特大土壤重金属污染事件，涉及多个省份。从我国西部（成都平原）向中部（江汉平原），至南部（珠江三角洲）地区，重金属污染呈逐渐加强的趋势，表现为分布面积增大，含量强度增高、元素种类增多。污染的加剧导致土壤中的有益菌大量减少，土壤质量下降，自净能力减弱，影响农作物的产量与品质，危害人体健康，甚至出现环境报复风险。
涉及空气、水、土壤的全方位污染，令环境问题成为中国当前最为敏感的社会性问题，由此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发布的《中国环境发展报告（2013）》指出：2012年，针对工业污染、环境健康问题的公众性事件接连不断。与此同时，民间抗争的方式也更加激进化，利益冲突更加尖锐。
发展之困
化解环境危机，显然要协调好发展与环境的矛盾。纵观世界发展史，任何一个国家的强国之路都离不开工业化，而在其工业化过程中，必然会产生一定程度的污染，“先污染后治理”几乎是必由之路。中国的发展亦不例外。
因长期致力于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徐云深谙环境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他认为，环境保护与社会发展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社会发展以经济为基础，经济发展要依赖自然资源，资源不合理地利用必然对环境产生消极影响，而环境如水既能载舟也能覆舟，失去良好的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就难以保障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发展，就会产生“零和”甚至“负和”博弈结果。
云南滇池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因为来自企业和城市生活污水的污染，这个美丽的湖泊如今几乎失去了作为水的各种功能，甚至被生态学家诊断为“患上了生态癌”。为了治理滇池，国家及当地自1993年起至今已投入近300亿元，但仍未取得实质性进展。
巨大的治污投入，已使滇池成为昆明发展的一个沉重的负担。据了解，每年昆明市对滇池的投入占到其财政支出的30%左右。为解治污资金之困，云南省已要求各级政府多渠道投入资金，包括发挥企业主体作用、加大信贷支持力度、依据现有政府融资平台发行债券及出让土地等方式。 “云南滇池被污染的治理与生态修复成本将远远超过周边地区发展产业所取得的那些经济收益。”徐云痛心地说。而这种现象在我国并非特例，且到目前为止，部分地区仍未以此为戒，为了经济发展依然不计环境后果。
“先污染后治理”的经济发展方式，直接导致环境问题更加突出，由此引发的环境群体性事件与日俱增，使我国经济发展陷入更深困局。如在去年大规模针对PX项目的群体事件中，什邡项目仅投资损失就达4亿多元，宁波则是60多亿元。
在传统工业化模式下，不断增长的GDP数字，是建立在资源环境和公众健康不断透支的基础之上的。有数据显示，2003年中国疾病经济负担达到了1.2万亿元，占GDP的10.3%；世界银行2007年估计，空气和水污染对于中国经济造成的健康和非健康损失相当于中国GDP的5.8%。如不采取有效的环境对策控制空气污染，到2020年由于健康损害导致我国GDP的损失将达1%。
显然，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已成为影响中国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新矛盾。徐云强调，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实践反复证明，脱离经济发展抓环境保护是“缘木求鱼”，离开环境保护搞经济发展是“竭泽而渔”。
危机也是契机
环境与发展，孰轻孰重？似乎已成为社会性难题，更是令地方执政者异常头疼的问题。但在徐云看来，经济与环境矛盾在一定条件下既可以相互制约又可以相互转化，转化好了，环境保护同样能优化经济发展。
徐云分析指出，一方面，环境保护要求把环境承载力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促使经济行为主体努力进行技术创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并尽量利用循环再生资源，激励其通过发展绿色产业获得新的经济效益。
另一方面，环境保护制约的是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而不会阻碍经济发展，这一结论已在一些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中得到了印证。像瑞典、德国、美国等国家都经历过用严格的环境政策促使经济转型的历史阶段。在这些国家，那些经历了严格环境政策“洗礼”后生存和发展的企业，很多已发展为先进生产力的典型，成为具有强大竞争力的跨国公司。同时，环境保护的要求改变了市场准入条件，使那些落后的技术和产业被淘汰出局，从而使先进生产力得到更大的发展机会。目前我国采取“先导、倒逼、增值、提质”的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增长就是这个道理。
如何化危机为机遇，这一点也已在我国节能环保产业的发展中得到体现。据测算，2010年，我国节能环保产业总产值已达2万亿元。目前，产业领域还在不断扩大。相关数据显示，到2015年，我国技术可行、经济合理的节能潜力将超过4亿吨标准煤，可带动上万亿元投资；节能服务总产值可突破3000亿元，产业废物循环利用市场空间巨大；城镇污水垃圾、脱硫脱硝设施建设投资超过8000亿元，环境服务总产值将达5000亿元。
致力“双赢”
如何让环境优化经济增长？如何实现“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徐云表示，概括地讲，就是通过科学技术的进步，发展绿色经济，实现物质、能量最大化利用和废物最小化排放，从而形成一个完整、健康、低污染、低耗能的生态产业链，在提高经济效益的同时，减少环境的污染，将经济与环境的对立面转化为统一面，实现经济与环境的高度融合。
随着环境压力的不断加大，生态文明建设已被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生态环境就是生产力”已成决策者共识。但不容忽视的是，GDP至上的发展模式依然存在于我国很多地区、尤其是经济较为落后的地区。徐云认为，当前，保护环境已成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为此必须转变经济的发展方式，要把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紧密结合起来，推动经济发展进入转型的轨道，把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力作为发展的基本前提。各级政府及环保部门要把保护环境融入重大项目布局和建设的各个环节，以环境容量优化区域布局，以环境管理优化产业结构，以环境成本优化增长方式，以环境标准推动产业升级，坚决严格控制高耗能、高排放项目建设，确保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发展。
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均表明，环境影响评价是防止工业化污染最为有效的方法。因此，徐云指出，在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中，对于“十二五”新建项目，要严格环境准入，通过产污强度硬约束，为产污强度高的生产工艺设置一道不可逾越的防火墙，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对于现有项目，要通过实施清洁生产、发展循环经济降低产污强度。各行各业都要从产品设计开始，直至生产全过程的各个环节，节能降耗减污，最大限度地减少污染物产生，降低产污强度。对于落后产能，要坚决予以淘汰，进一步调整优化产业结构。逐步探索建立生产者延伸责任制与产污强度准入制度，将产污强度作为新建项目的准入门槛，作为现有项目的生死红线，作为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水平的衡量标准。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环境与经济的最佳契合点，我国节能环保产业现已呈现出广阔的发展前景。针对这一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未来，徐云指出，尤其应避免重复建设、重复研究。重复建设不可避免地会造成资源浪费；重复研究则是最大的重复建设，因为这将直接导致我国一些有关国计民生、经济安全的技术长期处于中等水平，直接影响未来经济的健康发展。
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孰轻孰重？
这似乎已成为社会性难题，更令地方执政者异常头疼。
经济与生态的矛盾短期内难以解决，但在新的发展理念下，
经济与生态矛盾在一定条件下既可以相互制约又可以相互转化，
转化好了，生态保护同样能优化经济发展。
近期出炉的《2013年中国城市居民环保态度调查报告》显示，来自北京、上海、天津、重庆等34个城市的近80%受访者认为，环境保护应该优于经济发展，接近一半的民众认为政府应将额外收入用于环境保护，这一数字超过了用于改善医疗条件、多盖廉租房和发展经济。67%的民众甚至愿意以捐款、纳税和提高水价的方式出资来改善所居住城市水的环境。
中国民众对环境的关注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近期出炉的《2013年中国城市居民环保态度调查报告》显示，来自北京、上海、天津、重庆等34个城市的近80%受访者认为，环境保护应该优于经济发展，接近一半的民众认为政府应将额外收入用于环境保护，这一数字超过了用于改善医疗条件、多盖廉租房和发展经济。67%的民众甚至愿意以捐款、纳税和提高水价的方式出资来改善所居住城市水的环境。
这项由上海交通大学民意与舆情调查研究中心进行的调查，对全国34个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的3400位居民进行了电话调查。调查报告负责人钟杨教授表示，这说明在中国三十多年高速经济发展之后，特别是由于高速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环境问题之后，公众在环保与经济发展二者间孰重孰轻态度的变化。
民众观念之变，更加折射出中国经济发展已陷入环境危机，亟需进行突破。中关村环保产业促进中心主任徐云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指出，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环境问题局部有所改善，总体尚未遏制，形势依然严峻，不可能期望毕其功于一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也将长期存在，坚持科学发展将是解决矛盾的关键，以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发展，走代价小、效益好、排放低、可持续的环保新道路将是必然选择。符合党的十八大所强调的“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严重的环境危机
民众对环境关注度的提高，源于近年来日益加剧的环境污染。今年年初，一场极具威力且持续时间长的雾霾天气席卷我国数十个城市，雾霾不仅遮蔽了城市的阳光，也让城市居民的健康深受影响。
除了严重的空气污染，饮水安全也触动着民众的敏感神经。山东潍坊地下深井排污事件、河北沧县张官屯乡小朱庄的地下水变红事件，以及自诩“我们只做大自然搬运工”的农夫山泉“水标准危机”，再次引发了社会各界对饮用水安全的关注。在百度上搜索“水污染”，相关结果竟有3240万条。据新华网报道，有关部门对118个城市连续监测数据显示，约有64%的城市地下水遭受严重污染，33%的地下水受到轻度污染，基本清洁的城市地下水只有3%。尽管水污染被高度关注，但有关其调查数据却是一笔糊涂账，至今仍停留在中国环境监测总站2006年发布的《113个环境保护重点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月报》。彼时，该月报显示，有16个城市水质全部不达标；有74个饮用水源地不达标；有5.27亿吨水量不达标。
土壤污染至今还是不能说的“国家秘密”。针对相关人士要求公开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信息申请，环保部日前在一份行政复议决定书中再次强调，依据有关保密法律、规章，对“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数据”暂时按国家秘密管理。环保部称，相对水体和大气污染而言，土壤具有不均匀性的特点，完整、准确、详细地掌握全国土壤污染状况，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尽管具体数据尚未公开，但我国土壤污染的严重程度早已显现，从2009年至今，我国已发生了30多起重大或特大土壤重金属污染事件，涉及多个省份。从我国西部（成都平原）向中部（江汉平原），至南部（珠江三角洲）地区，重金属污染呈逐渐加强的趋势，表现为分布面积增大，含量强度增高、元素种类增多。污染的加剧导致土壤中的有益菌大量减少，土壤质量下降，自净能力减弱，影响农作物的产量与品质，危害人体健康，甚至出现环境报复风险。
涉及空气、水、土壤的全方位污染，令环境问题成为中国当前最为敏感的社会性问题，由此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发布的《中国环境发展报告（2013）》指出：2012年，针对工业污染、环境健康问题的公众性事件接连不断。与此同时，民间抗争的方式也更加激进化，利益冲突更加尖锐。
发展之困
化解环境危机，显然要协调好发展与环境的矛盾。纵观世界发展史，任何一个国家的强国之路都离不开工业化，而在其工业化过程中，必然会产生一定程度的污染，“先污染后治理”几乎是必由之路。中国的发展亦不例外。
因长期致力于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徐云深谙环境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他认为，环境保护与社会发展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社会发展以经济为基础，经济发展要依赖自然资源，资源不合理地利用必然对环境产生消极影响，而环境如水既能载舟也能覆舟，失去良好的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就难以保障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发展，就会产生“零和”甚至“负和”博弈结果。
云南滇池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因为来自企业和城市生活污水的污染，这个美丽的湖泊如今几乎失去了作为水的各种功能，甚至被生态学家诊断为“患上了生态癌”。为了治理滇池，国家及当地自1993年起至今已投入近300亿元，但仍未取得实质性进展。
巨大的治污投入，已使滇池成为昆明发展的一个沉重的负担。据了解，每年昆明市对滇池的投入占到其财政支出的30%左右。为解治污资金之困，云南省已要求各级政府多渠道投入资金，包括发挥企业主体作用、加大信贷支持力度、依据现有政府融资平台发行债券及出让土地等方式。 “云南滇池被污染的治理与生态修复成本将远远超过周边地区发展产业所取得的那些经济收益。”徐云痛心地说。而这种现象在我国并非特例，且到目前为止，部分地区仍未以此为戒，为了经济发展依然不计环境后果。
“先污染后治理”的经济发展方式，直接导致环境问题更加突出，由此引发的环境群体性事件与日俱增，使我国经济发展陷入更深困局。如在去年大规模针对PX项目的群体事件中，什邡项目仅投资损失就达4亿多元，宁波则是60多亿元。
在传统工业化模式下，不断增长的GDP数字，是建立在资源环境和公众健康不断透支的基础之上的。有数据显示，2003年中国疾病经济负担达到了1.2万亿元，占GDP的10.3%；世界银行2007年估计，空气和水污染对于中国经济造成的健康和非健康损失相当于中国GDP的5.8%。如不采取有效的环境对策控制空气污染，到2020年由于健康损害导致我国GDP的损失将达1%。
显然，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已成为影响中国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新矛盾。徐云强调，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实践反复证明，脱离经济发展抓环境保护是“缘木求鱼”，离开环境保护搞经济发展是“竭泽而渔”。
危机也是契机
环境与发展，孰轻孰重？似乎已成为社会性难题，更是令地方执政者异常头疼的问题。但在徐云看来，经济与环境矛盾在一定条件下既可以相互制约又可以相互转化，转化好了，环境保护同样能优化经济发展。
徐云分析指出，一方面，环境保护要求把环境承载力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促使经济行为主体努力进行技术创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并尽量利用循环再生资源，激励其通过发展绿色产业获得新的经济效益。
另一方面，环境保护制约的是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而不会阻碍经济发展，这一结论已在一些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中得到了印证。像瑞典、德国、美国等国家都经历过用严格的环境政策促使经济转型的历史阶段。在这些国家，那些经历了严格环境政策“洗礼”后生存和发展的企业，很多已发展为先进生产力的典型，成为具有强大竞争力的跨国公司。同时，环境保护的要求改变了市场准入条件，使那些落后的技术和产业被淘汰出局，从而使先进生产力得到更大的发展机会。目前我国采取“先导、倒逼、增值、提质”的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增长就是这个道理。
如何化危机为机遇，这一点也已在我国节能环保产业的发展中得到体现。据测算，2010年，我国节能环保产业总产值已达2万亿元。目前，产业领域还在不断扩大。相关数据显示，到2015年，我国技术可行、经济合理的节能潜力将超过4亿吨标准煤，可带动上万亿元投资；节能服务总产值可突破3000亿元，产业废物循环利用市场空间巨大；城镇污水垃圾、脱硫脱硝设施建设投资超过8000亿元，环境服务总产值将达5000亿元。
致力“双赢”
如何让环境优化经济增长？如何实现“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徐云表示，概括地讲，就是通过科学技术的进步，发展绿色经济，实现物质、能量最大化利用和废物最小化排放，从而形成一个完整、健康、低污染、低耗能的生态产业链，在提高经济效益的同时，减少环境的污染，将经济与环境的对立面转化为统一面，实现经济与环境的高度融合。
随着环境压力的不断加大，生态文明建设已被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生态环境就是生产力”已成决策者共识。但不容忽视的是，GDP至上的发展模式依然存在于我国很多地区、尤其是经济较为落后的地区。徐云认为，当前，保护环境已成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为此必须转变经济的发展方式，要把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紧密结合起来，推动经济发展进入转型的轨道，把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力作为发展的基本前提。各级政府及环保部门要把保护环境融入重大项目布局和建设的各个环节，以环境容量优化区域布局，以环境管理优化产业结构，以环境成本优化增长方式，以环境标准推动产业升级，坚决严格控制高耗能、高排放项目建设，确保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发展。
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均表明，环境影响评价是防止工业化污染最为有效的方法。因此，徐云指出，在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中，对于“十二五”新建项目，要严格环境准入，通过产污强度硬约束，为产污强度高的生产工艺设置一道不可逾越的防火墙，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对于现有项目，要通过实施清洁生产、发展循环经济降低产污强度。各行各业都要从产品设计开始，直至生产全过程的各个环节，节能降耗减污，最大限度地减少污染物产生，降低产污强度。对于落后产能，要坚决予以淘汰，进一步调整优化产业结构。逐步探索建立生产者延伸责任制与产污强度准入制度，将产污强度作为新建项目的准入门槛，作为现有项目的生死红线，作为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水平的衡量标准。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环境与经济的最佳契合点，我国节能环保产业现已呈现出广阔的发展前景。针对这一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未来，徐云指出，尤其应避免重复建设、重复研究。重复建设不可避免地会造成资源浪费；重复研究则是最大的重复建设，因为这将直接导致我国一些有关国计民生、经济安全的技术长期处于中等水平，直接影响未来经济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