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后殖民理论以其鲜明的政治批判色彩契合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范式，以此为视角，翻译理论的研究者通过揭露翻译在政治角度的本质体现，探究为翻译创造权力重构的线索和可能性。本文在探究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基础上，认为后殖民主义与翻译研究的“联姻”在为翻译研究带来积极意义的同时，也存在着自身局限性。
关键词：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权利重构;文化范式
1.概述
当下，翻译理论家们把目光从语言层面转向文本以外的范圍，开始在跨文化的语境下研究翻译理论。后殖民主义理论在强烈的政治性和文化批判色彩的思潮下兴起，契合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范式，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兴起。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的学者们通过揭露翻译在政治角度的本质体现，探究为翻译创造权力重构的线索和可能性，后殖民主义与翻译的“联姻”，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2.后殖民主义与翻译研究
翻译是缺乏原生性的综合学科，其跨学科性质决定了翻译与语言一样，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都必不可少。传统的翻译研究把翻译视为一个客观的过程，认为它并不包含主观的因素，只是研究语言层面上的形式对应。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作为后殖民主义在翻译领域中的一种应用形态与研究范式，站在更高的视点，统摄历史与现实，将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等影响翻译研究的外部因素纳入研究轨道。它大胆地揭示了一直存在于翻译中的权力关系及其在翻译中的作用，主要分析了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宗主国和殖民地的关系。“权力关系是翻译研究和后殖民理论的中心交叉点。”（Munday，2001）作为解殖民化的一个工具，通过翻译促使殖民文化摆脱前宗主国的文化束缚，改变殖民地文化的边缘地位，重塑文化身份，重新定位东西方文化间的关系，平等地参与文化交流和对话。
总的来说， 后殖民主义理论就是对帝国主义文化霸权的消解和批判，而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则是在翻译研究领域内推广以解构主义为中心的各种后结构主义理论。消解了翻译过程中文本、作者和译者的中心地位，把目光放在了意识形态和文化政治方面。（雷志梅，2010）
3.后殖民主义译论的主要内容
源自于后殖民主义批评理论的后殖民译论是一种解构性的理论批评话语。后殖民主义理论体系为翻译研究者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理论源泉，从传统译论关注文本内部的静态对等到后殖民译论关注从原文本到译本的转换过程中所存在的语言文化差异以及隐含其中的两种文化之间的权力斗争和运作方式。在后殖民主义语境下，翻译研究随着文化转向的大背景也有了新的内容。
首先，研究范围由内部到外部。传统的翻译研究认为翻译是在不受任何外界干扰与影响的真空条件下进行;原语文化与译文文化完全平等;作者与译者完全价值中立;意义是通过语言规律设定;所以译文与原文是可以完全可以等值的。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认为，文化间存在的异质性使得不同文化的平等对话成为空想。翻译是殖民文化的产物，是帝国主义强权政治及其文化观念对外进行霸权扩张的工具，是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之间不平等对话的产物。因此，在权力差异原则的指导下，后殖民翻译研究关注的不是翻译对等值的问题，而是译本生成的外部制约条件以及译本生成后对目的语文化的颠覆作用问题，从而揭示了译本生成的历史条件与权力关系。
其次，后殖民主义语境下的翻译研究，试图重构原作与译作这两种权利对话的关系。殖民地时期，欧洲宗主国翻译了大量殖民地的作品以了解和建构“他者”，但为了迎合欧洲对于“他者”的想象却对殖民地作品随意篡改。这种篡改的实质就是弱势文化被强势文化扭曲和变形，沦为落后的、原始的“属下”文化。后殖民理论家瓦解了原作的重要性，提升了译作的地位，他们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译作也具有原作所无法比拟的价值。译者是原作的读者，但也是自由的写作者，译者可以根据译入语的语言与文化特点调整。因此，丢失一些原作的东西并不是必然的错误。弱势文化与强势文化之间完全可以通过翻译活动进行平等对话与交流，意识形态上的殖民应该是可以消除的。
再次，后殖民主义语境下的翻译研究，讨论了文化身份问题。后殖民理论认为，翻译如同创造，是文化身份的再现。文化身份或文化认同，主要诉诸文学和文化研究中的民族本质特征和带有民族印记的文化本质特征。文化身份的确认已经成为当今第三世界首先必须面对的问题，因为民族文化只有通过文化身份的确认，才能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文化品格和文化精神。
第四，后殖民翻译研究还着重关注弱势民族、弱势文化的传播交流问题。在翻译过程中，为了达到预期的文化传播效果，翻译的策略至关重要，也一直是人们关注讨论的焦点。翻译策略的异化还是归化常常与殖民化和去殖民化进程相联系。因此，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还以权力差异理论为基础 ，借助描写的方式观察、研究和解释权力差异语境中译者自觉不自觉的价值取向和翻译选择策略。
最后，翻译与文化交流之间的关系，文化与文化之间不平等的问题、以及译者在复杂的文化生产过程中扮演了何种重要的角色等问题，也成为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的主要内容。
当全世界范围内的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结束后，殖民主义虽然早已是昨日黄花，但其影响却始终存在，通过对殖民主义及其话语进行批判和反思，后殖民主义随之产生并迅速成为西方学术界的热门话题。源自于后殖民主义理论中的后殖民翻译理论，既符合文化的发展趋势，也符合前殖民地国家寻求并确定自身文化身份的强烈愿望。该理论从后殖民视角反观历史条件下的翻译行为，关注隐藏在译文变形和置换背后的两种文化之间的权力争斗和权力运作，认为不同文化间存在着“权利差异”，不同文化间从未有过平等对话，进而否定传统翻译理论中关于语言平等、文化平等这类带有乌托邦性质的理论预设，最终否认追求意义对等或语义等值的翻译理想。
4.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代表人物
斯皮瓦克、赛义德与霍米？巴巴被称为后殖民主义理论“三巨子”。 印度裔美国学者伽亚特里？斯皮瓦克的论文《殖民地民族也能讲话吗？》成为后殖民主义的纲领性文件;巴勒斯坦裔美国学者赛义德在其著作《东方学》中坚持了对于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及对于文化霸权的揭露;波斯裔美国学者霍米？巴巴著有《民族和叙述》《文化的定位》和《全球的尺度》等后殖民主义研究著作。其批评的特征在于通过其混杂策略消解了西方帝国的文化霸权，实现了第三世界批评从边缘向中心的运动，导致了文化多样性的真正实现。
除了“三巨子”外，其代表人物还包括特贾斯维里？尼南贾纳，劳伦斯？韦努蒂、道格拉斯？罗宾逊、谢莉？西蒙、玛利亚？铁木志科、德？坎坡斯兄弟等等。这些后殖民主义学者对翻译理论进行了崭新视角的研究和阐释，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关注隐藏在译文变形和置换后的两种文化间的权力争斗和权力运作。
5.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的积极意义
首先，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一改传统翻译理论研究仅关注语言的层面，将翻译研究的范围开始从文本内走向文本外，注重挖掘与探究蕴涵在翻译文本之外的权利关系和历史语境，不仅为我们研究翻译提供了新的视角，也是翻译研究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领域进行的一次非常有意义的交流，必然会使翻译研究这门学科获得理论深度和发展前景。
其次，后殖民主义译论为我们重新解读异化和归化的翻译策略提供了新的视阈。后殖民主义语境下，殖民者通过翻译文本巩固霸权，这些译本记录着殖民者心目中被殖民者的形象，即民族或种族原型，从而使其统治理所当然。而后殖民主义译论者认为，翻译策略的采用是与殖民化和解殖民化进程紧密相联的，在帝国的殖民扩张和文化侵略中，再也不能简单地将翻译的策略解读为语言上的或翻译技巧上的问题，它已经从根本上成为一种带有颠覆性的政治和文化战略。
最后，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和解构主义翻译观关系密切，解构主义翻译观对中心和权威的解构无疑会给第三世界国家摆脱文化殖民提供理论武器。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敢于通过翻译挑战权威，促使西方人改变了长期以来对东方的偏见，提倡各民族文化和语言的平等关系，有利于第三世界国家认清自己在世界翻译体系中的地位，弘扬本土优秀的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6.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的局限性
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在近年来已经取得很大的成就。但就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本身而言，尚有很多问题值得深思。
首先，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缺乏普适性。当然，没有一种翻译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然而在后殖民主义这里，因为各个国家的历史和文化原因，彼此所构建的翻译理论更是各行其道，难以统一。有些国家如印度或巴西等国的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体系虽然形成了一定规模，但其它国家的研究尚不不成形，存在诸多的问题。
其次，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过分强调权利差异，这使得第三世界人们对西方文化产生敌视，在翻译中过分极端的翻译策略，过分抵制西方文化，最终将使自己陷入固步自封的境地，导致狭隘的民族主义，这将非常不利于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不利于多元文化的共同发展。
再次，后殖民翻译理论仅从后殖民主义视角强调东方对西方文化霸权的对抗，回避或忽视了东西方文化差异的根源。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翻译研究不能只强调对抗而忽视交流，这正是后殖民地国家的学者和民众亟待反思并解决的
最后，在后殖民时代，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缺乏反思性批判和批判性反思。我国的学者也是如此，要么简单的拿来主义，要么不分青红皂白地一棍子打死，无论何时，我国当前的翻译理论研究既要注重学习借鉴西方理论，又要保持不断探索的精神，立足本国现实，以平等对话的方式开展研究，对各种翻译现象做出客观合理的解释。“既不能只看第一世界的高谈阔论，无意中沦为文化霸权的同谋;也不能只看第三世界学者的愤世嫉俗，走上狭隘的民族主义病态文化自恋之歧路。”（金敬红，2004）
7.总结
一方面，我们应该认识到后殖民主义语境下翻译研究的积极作用，作为不可或缺的文化批评话语，后殖民主义关心的是政治、种族和帝国主义等政治色彩非常强烈的问题，关注不同文化之间的异质性和权力关系、东方应该致力于打破西方文化的霸权话语，倡导不同国家、民族的人们在差异性的基础上和谐相处。
另一方面，必须认识到，“后殖民主义在翻译研究领域的拓展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翻译理论关于忠实与准确、可译与不可译性等问题，甚至超出了文化研究派关于语境、历史和传统的跨学科空间，更加明确地超越了语言和文化的局限，从更宏观的政治和权力的视角探究翻译的深层本质。后殖民主义译论呼吁通过翻译的过程和结果彰显差异的民族性，构建新的文化身份。”（刘佳，2014）但是这种新的文化身份的构建绝不是以另一种话语霸权方式取而代之，而是应该强调文化多元主义，强调建立多元对话，多元共存的世纪格局。
参考文献：
[1]Munday， Jeremy.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 [M].London：Routledge，2001.
[2]金敬红.后殖民主义翻译策略研究[J].东北大学学报院（社会科学版），2004（2）.
[3]雷志梅.后殖民主义理论与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0（4）.
[4]劉佳.全球化语境下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的新发展[J].当代文坛，2014（3）.
*注：本文为2017年湖北省教研项目：“基于4c核心能力培养的非英语专业研究生英语写译工作坊教学模式探究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17362）;武汉轻工大学2018年校立科研项目“后殖民主义翻译实践下中国文化自我表征的策略”（2018y38）的阶段性成果。
关键词：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权利重构;文化范式
1.概述
当下，翻译理论家们把目光从语言层面转向文本以外的范圍，开始在跨文化的语境下研究翻译理论。后殖民主义理论在强烈的政治性和文化批判色彩的思潮下兴起，契合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范式，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兴起。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的学者们通过揭露翻译在政治角度的本质体现，探究为翻译创造权力重构的线索和可能性，后殖民主义与翻译的“联姻”，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2.后殖民主义与翻译研究
翻译是缺乏原生性的综合学科，其跨学科性质决定了翻译与语言一样，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都必不可少。传统的翻译研究把翻译视为一个客观的过程，认为它并不包含主观的因素，只是研究语言层面上的形式对应。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作为后殖民主义在翻译领域中的一种应用形态与研究范式，站在更高的视点，统摄历史与现实，将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等影响翻译研究的外部因素纳入研究轨道。它大胆地揭示了一直存在于翻译中的权力关系及其在翻译中的作用，主要分析了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宗主国和殖民地的关系。“权力关系是翻译研究和后殖民理论的中心交叉点。”（Munday，2001）作为解殖民化的一个工具，通过翻译促使殖民文化摆脱前宗主国的文化束缚，改变殖民地文化的边缘地位，重塑文化身份，重新定位东西方文化间的关系，平等地参与文化交流和对话。
总的来说， 后殖民主义理论就是对帝国主义文化霸权的消解和批判，而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则是在翻译研究领域内推广以解构主义为中心的各种后结构主义理论。消解了翻译过程中文本、作者和译者的中心地位，把目光放在了意识形态和文化政治方面。（雷志梅，2010）
3.后殖民主义译论的主要内容
源自于后殖民主义批评理论的后殖民译论是一种解构性的理论批评话语。后殖民主义理论体系为翻译研究者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理论源泉，从传统译论关注文本内部的静态对等到后殖民译论关注从原文本到译本的转换过程中所存在的语言文化差异以及隐含其中的两种文化之间的权力斗争和运作方式。在后殖民主义语境下，翻译研究随着文化转向的大背景也有了新的内容。
首先，研究范围由内部到外部。传统的翻译研究认为翻译是在不受任何外界干扰与影响的真空条件下进行;原语文化与译文文化完全平等;作者与译者完全价值中立;意义是通过语言规律设定;所以译文与原文是可以完全可以等值的。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认为，文化间存在的异质性使得不同文化的平等对话成为空想。翻译是殖民文化的产物，是帝国主义强权政治及其文化观念对外进行霸权扩张的工具，是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之间不平等对话的产物。因此，在权力差异原则的指导下，后殖民翻译研究关注的不是翻译对等值的问题，而是译本生成的外部制约条件以及译本生成后对目的语文化的颠覆作用问题，从而揭示了译本生成的历史条件与权力关系。
其次，后殖民主义语境下的翻译研究，试图重构原作与译作这两种权利对话的关系。殖民地时期，欧洲宗主国翻译了大量殖民地的作品以了解和建构“他者”，但为了迎合欧洲对于“他者”的想象却对殖民地作品随意篡改。这种篡改的实质就是弱势文化被强势文化扭曲和变形，沦为落后的、原始的“属下”文化。后殖民理论家瓦解了原作的重要性，提升了译作的地位，他们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译作也具有原作所无法比拟的价值。译者是原作的读者，但也是自由的写作者，译者可以根据译入语的语言与文化特点调整。因此，丢失一些原作的东西并不是必然的错误。弱势文化与强势文化之间完全可以通过翻译活动进行平等对话与交流，意识形态上的殖民应该是可以消除的。
再次，后殖民主义语境下的翻译研究，讨论了文化身份问题。后殖民理论认为，翻译如同创造，是文化身份的再现。文化身份或文化认同，主要诉诸文学和文化研究中的民族本质特征和带有民族印记的文化本质特征。文化身份的确认已经成为当今第三世界首先必须面对的问题，因为民族文化只有通过文化身份的确认，才能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文化品格和文化精神。
第四，后殖民翻译研究还着重关注弱势民族、弱势文化的传播交流问题。在翻译过程中，为了达到预期的文化传播效果，翻译的策略至关重要，也一直是人们关注讨论的焦点。翻译策略的异化还是归化常常与殖民化和去殖民化进程相联系。因此，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还以权力差异理论为基础 ，借助描写的方式观察、研究和解释权力差异语境中译者自觉不自觉的价值取向和翻译选择策略。
最后，翻译与文化交流之间的关系，文化与文化之间不平等的问题、以及译者在复杂的文化生产过程中扮演了何种重要的角色等问题，也成为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的主要内容。
当全世界范围内的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结束后，殖民主义虽然早已是昨日黄花，但其影响却始终存在，通过对殖民主义及其话语进行批判和反思，后殖民主义随之产生并迅速成为西方学术界的热门话题。源自于后殖民主义理论中的后殖民翻译理论，既符合文化的发展趋势，也符合前殖民地国家寻求并确定自身文化身份的强烈愿望。该理论从后殖民视角反观历史条件下的翻译行为，关注隐藏在译文变形和置换背后的两种文化之间的权力争斗和权力运作，认为不同文化间存在着“权利差异”，不同文化间从未有过平等对话，进而否定传统翻译理论中关于语言平等、文化平等这类带有乌托邦性质的理论预设，最终否认追求意义对等或语义等值的翻译理想。
4.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代表人物
斯皮瓦克、赛义德与霍米？巴巴被称为后殖民主义理论“三巨子”。 印度裔美国学者伽亚特里？斯皮瓦克的论文《殖民地民族也能讲话吗？》成为后殖民主义的纲领性文件;巴勒斯坦裔美国学者赛义德在其著作《东方学》中坚持了对于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及对于文化霸权的揭露;波斯裔美国学者霍米？巴巴著有《民族和叙述》《文化的定位》和《全球的尺度》等后殖民主义研究著作。其批评的特征在于通过其混杂策略消解了西方帝国的文化霸权，实现了第三世界批评从边缘向中心的运动，导致了文化多样性的真正实现。
除了“三巨子”外，其代表人物还包括特贾斯维里？尼南贾纳，劳伦斯？韦努蒂、道格拉斯？罗宾逊、谢莉？西蒙、玛利亚？铁木志科、德？坎坡斯兄弟等等。这些后殖民主义学者对翻译理论进行了崭新视角的研究和阐释，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关注隐藏在译文变形和置换后的两种文化间的权力争斗和权力运作。
5.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的积极意义
首先，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一改传统翻译理论研究仅关注语言的层面，将翻译研究的范围开始从文本内走向文本外，注重挖掘与探究蕴涵在翻译文本之外的权利关系和历史语境，不仅为我们研究翻译提供了新的视角，也是翻译研究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领域进行的一次非常有意义的交流，必然会使翻译研究这门学科获得理论深度和发展前景。
其次，后殖民主义译论为我们重新解读异化和归化的翻译策略提供了新的视阈。后殖民主义语境下，殖民者通过翻译文本巩固霸权，这些译本记录着殖民者心目中被殖民者的形象，即民族或种族原型，从而使其统治理所当然。而后殖民主义译论者认为，翻译策略的采用是与殖民化和解殖民化进程紧密相联的，在帝国的殖民扩张和文化侵略中，再也不能简单地将翻译的策略解读为语言上的或翻译技巧上的问题，它已经从根本上成为一种带有颠覆性的政治和文化战略。
最后，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和解构主义翻译观关系密切，解构主义翻译观对中心和权威的解构无疑会给第三世界国家摆脱文化殖民提供理论武器。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敢于通过翻译挑战权威，促使西方人改变了长期以来对东方的偏见，提倡各民族文化和语言的平等关系，有利于第三世界国家认清自己在世界翻译体系中的地位，弘扬本土优秀的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6.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的局限性
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在近年来已经取得很大的成就。但就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本身而言，尚有很多问题值得深思。
首先，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缺乏普适性。当然，没有一种翻译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然而在后殖民主义这里，因为各个国家的历史和文化原因，彼此所构建的翻译理论更是各行其道，难以统一。有些国家如印度或巴西等国的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体系虽然形成了一定规模，但其它国家的研究尚不不成形，存在诸多的问题。
其次，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过分强调权利差异，这使得第三世界人们对西方文化产生敌视，在翻译中过分极端的翻译策略，过分抵制西方文化，最终将使自己陷入固步自封的境地，导致狭隘的民族主义，这将非常不利于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不利于多元文化的共同发展。
再次，后殖民翻译理论仅从后殖民主义视角强调东方对西方文化霸权的对抗，回避或忽视了东西方文化差异的根源。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翻译研究不能只强调对抗而忽视交流，这正是后殖民地国家的学者和民众亟待反思并解决的
最后，在后殖民时代，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缺乏反思性批判和批判性反思。我国的学者也是如此，要么简单的拿来主义，要么不分青红皂白地一棍子打死，无论何时，我国当前的翻译理论研究既要注重学习借鉴西方理论，又要保持不断探索的精神，立足本国现实，以平等对话的方式开展研究，对各种翻译现象做出客观合理的解释。“既不能只看第一世界的高谈阔论，无意中沦为文化霸权的同谋;也不能只看第三世界学者的愤世嫉俗，走上狭隘的民族主义病态文化自恋之歧路。”（金敬红，2004）
7.总结
一方面，我们应该认识到后殖民主义语境下翻译研究的积极作用，作为不可或缺的文化批评话语，后殖民主义关心的是政治、种族和帝国主义等政治色彩非常强烈的问题，关注不同文化之间的异质性和权力关系、东方应该致力于打破西方文化的霸权话语，倡导不同国家、民族的人们在差异性的基础上和谐相处。
另一方面，必须认识到，“后殖民主义在翻译研究领域的拓展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翻译理论关于忠实与准确、可译与不可译性等问题，甚至超出了文化研究派关于语境、历史和传统的跨学科空间，更加明确地超越了语言和文化的局限，从更宏观的政治和权力的视角探究翻译的深层本质。后殖民主义译论呼吁通过翻译的过程和结果彰显差异的民族性，构建新的文化身份。”（刘佳，2014）但是这种新的文化身份的构建绝不是以另一种话语霸权方式取而代之，而是应该强调文化多元主义，强调建立多元对话，多元共存的世纪格局。
参考文献：
[1]Munday， Jeremy.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 [M].London：Routledge，2001.
[2]金敬红.后殖民主义翻译策略研究[J].东北大学学报院（社会科学版），2004（2）.
[3]雷志梅.后殖民主义理论与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0（4）.
[4]劉佳.全球化语境下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的新发展[J].当代文坛，2014（3）.
*注：本文为2017年湖北省教研项目：“基于4c核心能力培养的非英语专业研究生英语写译工作坊教学模式探究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17362）;武汉轻工大学2018年校立科研项目“后殖民主义翻译实践下中国文化自我表征的策略”（2018y38）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