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国政府的税收不够负担其支出，那么必然债务缠身。当债券持有人担心通胀，其名义利率就会上升。商业领袖会收敛锋芒，设法把财富移出他们所经营的公司，以防未来税负高企。
　　真实利率也会上升，因为政策的不确定性使许多真正具有社会生产力的投资无法盈利。当通胀居高不下时，劳动分工也会减弱。原本由单薄货币联系结合在一起的大网络，将分裂为许多以人际信任和社会责任紧密相联系的微小网络。而劳动分工不足意味着生产率水平低下。
　　当一国政府的税收不足以负担其支出时，上述问题难以避免。但在利率保持低位、股市欣欣向荣、通胀得到抑制时，这些问题我认为不会出现。
　　只要股市向好，商业领袖就不怕未来税收或政策的不确定性。只要利率保持低位，公共投资就没有减少的压力。只要通胀得到抑制，政府新发债务就会被视为极佳的价值储藏手段，这不仅能让储蓄者安心，也能对经济形成刺激，因为有助于去杠杆化，并提高支出速率。
　　简言之，经济学家不但关注数量（政府已发债券量），也关注价格。由于人们用债券交换商品、现金和股票，因此政府债务的价格就是通胀率、名义利率和股市水平。这三个价格都在闪绿灯，显示市场希望政府债务的增速快于当前预测所显示的速度。
　　卡门？莱因哈特和肯尼斯？罗格夫在其颇具影响力的研究《债务时期的增长》中提出：“巨大的赤字和大规模的银行援助可能对抵抗衰退有用，但更高水平的政府债务对宏观经济长期有什么影响？特别是在人口不断老化、社会保险成本不断上升的情况下？”莱因哈特和罗格夫认为，公共债务的“阈值为（年）GDP的90%”，超过这一阈值，“增长率就会下降，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概莫能外”。
　　莱因哈特和罗格夫在研究中犯了个大错，就是他们使用了“阈值”一词。这个用词的选择加上他们研究中所包括的图表造成了极大的误导。《华盛顿邮报》编辑部最近就抨击了处理美国预算赤字和政府债务的方法，他们的批判理由是“经济学家认为存在90%的分界线，超过就会威胁经济可持续增长”。
　　人们普遍认为，莱因哈特和罗格夫证明了如果债务占GDP比重低于90%，经济就是安全的，仅当债务负担超过90%时，增长才会受到威胁。
　　但这个阈值根本不存在。这只是莱因哈特和罗格夫的非参数方法的人工产物：把数据扔进四个范围，90%是最高范围的下限。事实上，随着债务占GDP比重的上升，增长率的下降是缓慢而平滑，80%只比100%好一丁点儿。
　　正如莱因哈特和罗格夫所言，高债务和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是一个信号，表明人们应该研究债务是否是一种风险。有时答案是肯定的：有一部分国家利率高而股市水平低，且高债务占GDP比重确实意味着低增长。
　　那么，在债务和经济表现的关系中，那些低利率、低通胀、高股价和健康前期增长的国家还有多大空间？
　　即使有，也没有多大。至少在美国，我们已经知道累积政府债务并不会有什么风险，除非利率和通胀率开始超过正常水平或股市大跌。而现在解决美国的真正问题——低就业和产能过剩——可能会带来极大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