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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强调“不折腾”的今天,回顾60年间的种种“折腾”,如何从历史经验中吸取教训,仍是一堂待补之课
1952年初发动的“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资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经济情报)运动,民营企业家(时称民族资产阶级)成为打击对象。对经济违法犯罪本可依法惩治,当时却采取了政治运动方式,造成生产停顿,货物滞销,企业欠薪,劳资双方受害,国民经济滑坡。5月间,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在民建中央负责人章乃器陪同下,前往重灾区上海调研。
据章乃器日记记载——
5月15日听取市工商局长许涤新汇报:工业厂家五个月未做生意,存货多,30%定金不够周转。商业市场与生产成矛盾,库存不够。与去年交流大会相比,今年1月私资减少3/4,“商业成问题,小厂亦成问题,转业难”。从去年底至今年4月10日止,劳方已被解雇9万人;运动中资方自杀229人,死100人。荣毅仁最初坦白违法金额300亿(旧人民币),逐次加码到800亿、1300亿、2400亿,“武戏文唱,哭了二次”。高潮后资本家“大的追求生产,中的动摇,小的幻灭”。会计学家徐永祚评税收七个字:生、重、苛、细、扰、追、伤。
5月17、19两日,李维汉召开工商界头面人物座谈会。荣毅仁提出:要恢复“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希望确定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经叔平说:发言顾虑多,怕说立场不稳;不敢要利润,责任推给工会。吴蕴初称,上海企业现状是“高职归队,经理光杆,董事辞职”,加工合同难找铺保(工会反对作保),利润低,付款手续多,干部顾虑多,小厂成本大。
严谔声提出六大问题:一、是否打倒资产阶级,思想不明确;二、坦白罪行变成追求数字;三、数字高,过关易,罪行变为光荣;四、过关有技巧:数字求大;五、说话有顾虑,听话要怀疑,调查不易得真相;六、说话“口角生风”,利润“纸上富贵”。他提出三点意见:一、要有合法说话场所;二、退款问题严重,因为数字等于挖出利得,须顾到职工应得利润部分及股息;三、加工定货须有真实利润。徐永祚指出:“五毒”中,“偷税漏税”与“偷工减料”定义不明,税法解释不一。
王志莘反映:银行业存款跌50%以上,最近又跌5%,私人和工商业各占50%;目前放款跌去300亿,呆滞多;放款中工业多于商业,工业呆滞更严重;私营、合营银行向人民银行借债多,工商资金“先天不足,后天失调”。胡子婴批评将呆货按市价征收所得税,他要求“在理论上指出资产阶级的作用及前途;在政治上确定资产阶级地位;在业务上确定合法利润”。
5月21日的中小工商业者座谈会也倒出大滩苦水。小五金业虞贤法反映:小机器厂接不到订货,老板吃救济米,生产工具当柴烧,资方愿做工人。国药业赵体润称:业内工资额最高达营业额的80%,1952年交税80%来自借款。
5月22日,华东军政委员会座谈,党内干部反映:不敢讲话,不敢负责,运动后“老虎去,黄牛来”。新的官僚主义严重,学习方法死板,对苏联专家神话式奉承。工作“多做多错”,政府部门杀鸡取卵,甲厂跌价,随即杀乙厂之价,三个月罚金等于去年全年。周谷城讥讽:用教大学方法教小学,用教小学方法教大学。
5月23日,华东区各省市工商业和民主党派人士座谈,会上反映运动中有“逼供信”和肉刑,工商联、行业工会不好干,资方代理人不好干;不敢同干部谈行情,怕扣“盗窃情报”帽子;干部怕做财经、总务、行政。杭州宋云彬举运动流行语“交给我们一定可以打成老虎”为例,批评领导有头无尾,步骤乱,政策不稳,“资产阶级今天是友,明天是敌”。江苏刘国钧批评民建有“与其老虎让人家打,不如自己来捉来打”的过“左”思想。安徽朱子帆说:民主党派人士有作客思想——对中共自卑,对同志自满。
此后,中共中央追加了一些补救措施,运动于1952年10月间草草收兵,但工商业者的企业心就此死灭。
按照新中国成立前的承诺,私人资本将长期发展。1953年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对资改造”加速;到1956年完成公私合营,民营资本被彻底消灭,各种运动仍持续不断,民族资产阶级由同盟者沦为被改造和专政对象。1978年改革开放后,民营企业才逐渐复活,如今又成了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绕了一个大怪圈。在强调“不折腾”的今天,回顾60年间的种种“折腾”,如何从历史经验中吸取教训,仍是一堂待补之课。■
章立凡:现代史学者
1952年初发动的“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资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经济情报)运动,民营企业家(时称民族资产阶级)成为打击对象。对经济违法犯罪本可依法惩治,当时却采取了政治运动方式,造成生产停顿,货物滞销,企业欠薪,劳资双方受害,国民经济滑坡。5月间,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在民建中央负责人章乃器陪同下,前往重灾区上海调研。
据章乃器日记记载——
5月15日听取市工商局长许涤新汇报:工业厂家五个月未做生意,存货多,30%定金不够周转。商业市场与生产成矛盾,库存不够。与去年交流大会相比,今年1月私资减少3/4,“商业成问题,小厂亦成问题,转业难”。从去年底至今年4月10日止,劳方已被解雇9万人;运动中资方自杀229人,死100人。荣毅仁最初坦白违法金额300亿(旧人民币),逐次加码到800亿、1300亿、2400亿,“武戏文唱,哭了二次”。高潮后资本家“大的追求生产,中的动摇,小的幻灭”。会计学家徐永祚评税收七个字:生、重、苛、细、扰、追、伤。
5月17、19两日,李维汉召开工商界头面人物座谈会。荣毅仁提出:要恢复“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希望确定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经叔平说:发言顾虑多,怕说立场不稳;不敢要利润,责任推给工会。吴蕴初称,上海企业现状是“高职归队,经理光杆,董事辞职”,加工合同难找铺保(工会反对作保),利润低,付款手续多,干部顾虑多,小厂成本大。
严谔声提出六大问题:一、是否打倒资产阶级,思想不明确;二、坦白罪行变成追求数字;三、数字高,过关易,罪行变为光荣;四、过关有技巧:数字求大;五、说话有顾虑,听话要怀疑,调查不易得真相;六、说话“口角生风”,利润“纸上富贵”。他提出三点意见:一、要有合法说话场所;二、退款问题严重,因为数字等于挖出利得,须顾到职工应得利润部分及股息;三、加工定货须有真实利润。徐永祚指出:“五毒”中,“偷税漏税”与“偷工减料”定义不明,税法解释不一。
王志莘反映:银行业存款跌50%以上,最近又跌5%,私人和工商业各占50%;目前放款跌去300亿,呆滞多;放款中工业多于商业,工业呆滞更严重;私营、合营银行向人民银行借债多,工商资金“先天不足,后天失调”。胡子婴批评将呆货按市价征收所得税,他要求“在理论上指出资产阶级的作用及前途;在政治上确定资产阶级地位;在业务上确定合法利润”。
5月21日的中小工商业者座谈会也倒出大滩苦水。小五金业虞贤法反映:小机器厂接不到订货,老板吃救济米,生产工具当柴烧,资方愿做工人。国药业赵体润称:业内工资额最高达营业额的80%,1952年交税80%来自借款。
5月22日,华东军政委员会座谈,党内干部反映:不敢讲话,不敢负责,运动后“老虎去,黄牛来”。新的官僚主义严重,学习方法死板,对苏联专家神话式奉承。工作“多做多错”,政府部门杀鸡取卵,甲厂跌价,随即杀乙厂之价,三个月罚金等于去年全年。周谷城讥讽:用教大学方法教小学,用教小学方法教大学。
5月23日,华东区各省市工商业和民主党派人士座谈,会上反映运动中有“逼供信”和肉刑,工商联、行业工会不好干,资方代理人不好干;不敢同干部谈行情,怕扣“盗窃情报”帽子;干部怕做财经、总务、行政。杭州宋云彬举运动流行语“交给我们一定可以打成老虎”为例,批评领导有头无尾,步骤乱,政策不稳,“资产阶级今天是友,明天是敌”。江苏刘国钧批评民建有“与其老虎让人家打,不如自己来捉来打”的过“左”思想。安徽朱子帆说:民主党派人士有作客思想——对中共自卑,对同志自满。
此后,中共中央追加了一些补救措施,运动于1952年10月间草草收兵,但工商业者的企业心就此死灭。
按照新中国成立前的承诺,私人资本将长期发展。1953年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对资改造”加速;到1956年完成公私合营,民营资本被彻底消灭,各种运动仍持续不断,民族资产阶级由同盟者沦为被改造和专政对象。1978年改革开放后,民营企业才逐渐复活,如今又成了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绕了一个大怪圈。在强调“不折腾”的今天,回顾60年间的种种“折腾”,如何从历史经验中吸取教训,仍是一堂待补之课。■
章立凡:现代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