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以前，从来不看电视的我爸回到家，跟我们说“呀，昨天我看了一个好好看的电视，叫上海滩，说的是一个叫许文强的男人如何在上海发迹的故事。”自那天开始，我便成为了周润发的粉丝。所以，事隔二十年之后，我人生第一次参加电影發布会，就是参加这个叫《大上海》的电影发布会，在这个会上，我见到了活的周润发，他跟电视里的差不多，甚至更为霸气。这次他演的角色不再是大学生许文强，而是一个叫成大器的大流氓，看完片子就知道成大器影射的正是当年有上海皇帝之称的青帮头子杜月笙，他水果店的出身，还有几任太太的职业，甚至与黄金荣的纠葛，都几乎照搬杜月笙的生平，所以电影公司别出心裁没有循例在北京首映，而是召集全国媒体齐聚在上海新乐路的一栋老别墅里，据说这栋别墅是当年杜月笙和黄金荣军火公司的所在地。隔着七十年的岁月，连拍惯滥片的导演王晶脸上都多了几分郑重，用蹩脚的上海话说，“我是王晶，我回上海了”。为什么用“回”？皆因王晶其实也是个上海人，他的父亲王天林就是12岁跑到香港谋生的上海人。
　　事实上，上一代的香港电影人多半与上海有着牵扯不清的关系，皆因中国的电影缘起就是上海，上海有中国第一家电影公司，也出现了最早一批国产明星。1927年中国有106家电影院，上海就占了26家，而1930年的上海已然是一个繁忙的国际大都市——中国最大的港口和通商口岸，世界第五大城市，东方的巴黎，好莱坞最流行的片子很快就能在上海的戏院里看到。在张爱玲的散文里，太太小姐们平时最平常的消遣就是上戏院看电影，要不然她也写不出那么许多影评来。可惜好景不长，抗战八年以及紧接着的烽火连天，让上海失去了安静拍片的可能，三四十年代大批上海电影人南迁香港，在李翰祥的《三十年细说从头》里对这些人有过精彩的描述：战乱连连，政权列替，只能借英国人的庇护，大家偏安南方小港；到六十年代为止香港接收了几乎所有有志于电影的上海人，但可惜此地实在狭小，就业环境恶劣，最典型的案例是现在著名导演尔冬升的妈妈红薇，当年也算名演员，到香港却也只能以配音和教人普通话补贴家用，丧夫之后，带着几个孩子改嫁给姓尔的电影人，好不容易才在香港扎下根来。
　　上海电影人在香港的生活越痛苦，越容易回想当年：夜上海兆丰夜总会的舞厅，兰心剧院的过道，霞飞路的客堂，还有胡蝶那细软的腰肢，都深深在异乡人的心中荡漾出柔波来。有些上海人至死都要保持着他们的上海派头，我有个朋友1995在香港一间酒吧撞到一群老人聚会，男的白衬衣蝴蝶结，女的花旗袍涂脂粉，让看到的人都恍然，仿佛时光倒流，回到旧上海。这恐怕也是1949以后移居香港的上海人惟一觉得自己还是上海人的时候。上海人以他们的上海出身而骄傲，他们永远也忘不了这个，上海滩的文化也成了香港本土文化底色之一，相互调和，斑驳陆离，纠葛缠绕，所以知名学者李欧梵说：“我多年追踪三十年代的上海，却无时不想到香港，这两个城市形影相随。”
　　熟悉香港电影的人都知道，香港电影人爱不断地在向他们心中三十年代老上海致敬，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从上海跑到香港的王家卫导演是此中楚翘，无论哪一部电影里都有他心中的老上海韵致：潘迪华的上海话，老式留声机里的白光，张曼玉的烟行媚视和刘嘉玲的吴侬软语……在TVB，就算最穷的上海小编剧也爱在那里编只属于大上海的恩怨情仇。在香港上海人的心里上海是个永远也回不去的故乡：三十年前，TVB的上海人要在1980年代创造出浪奔浪流的《上海滩》；三十年后，香港的电影人还在怀恋红粉胭脂英雄豪杰《大上海》。1980年时香港影人们只能在澳门拍几个镜头遥想一下黄浦江，现在却能在苏州河码头扎扎实实拍枪战。惟一让人心酸的是，就算让那位俊朗的黑西装白围巾的南丫岛帅哥回到了真正的上海拍片，在目前的审查制度下，《大上海》的结尾也只能一改再改，由从报纸上看到黄金荣扫大街的香港落魄江湖人，改成现在电影里为女生而死的流氓头子“成大器”，摇身一变居然成了光荣战死的抗战奇侠，这实在与真实的复杂的杜月笙风马牛不相及。那饱含世味的旧上海的繁华与落寞也永远只能存在于想象中。哪一天，我们能真正拍出一部像样的《杜月笙史》，哪一天，那无处安放的上海梦才算有了着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