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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笔者2008年曾著文讨论国际远程教育领域不够审慎的发展方向（Baggaley， 2008），本文是该文的续篇。这两篇文章均强调本领域也有好的方向。但是，十年前所存在的问题现在越发严重，至少在在线教育方面是如此。很多在线教育课程招生规模庞大，然而它们却违背一百年来广受遵循的教学原则，特别是涉及师生交互、评价和反馈方面的原则。一些颇具影响力的教育工作者出于商业目的而致力推广新形式在线教育，他们公然不承认这些方面的已有研究文献，以此作为不遵循教学原则的理由。这种趋势与过去一百年西方有规律地重塑基于媒体的教育是一致的，比如20世纪90年代西方教育工作者摒弃了教育电视。当前在线教育领域“创造性破坏之风暴”（Schumpeter，1942）与教育电视在中国同期的稳步发展形成对比。开发大规模公开在线课程的机构应该确保有成本效益的远程教育原来那些原则不会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被摒弃。
【关键词】 创造性破坏之风暴；新在线时代；否定教学原则；师生交互；大规模公开在线课程（慕课）；慕课不可持续性
【中图分类号】 G420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009-458x（2017）04-0005-10
导读：加拿大阿萨巴斯卡大学（公开大学）荣休教授乔恩·巴格利博士多才多艺，半个世纪以来一直没有离开过演艺界，既是（舞台剧、电视剧、电影和广播剧）演员又是导演（30部作品），然而这些都丝毫没有影响他在学术上的执着追求，40多年来一直驰骋在远程教育领域，蜚声国际学术社区，以其铮铮之言为人所尊敬，科研成果之丰硕更是很多人难以望其项背，包括200多篇同行评审文章和20多部专著和论文集，应邀出席几百场学术会议做学术报告，学术足迹遍及全球30多个国家。
很早很早以前我就知道巴格利教授的名字，一直非常喜欢研读他的著作。他在学术上的“较真”更是学者的榜样。近十年来，他非常关注远程教育和在线教育的发展现状和未来，一次又一次用他独有的犀利笔锋向业界同仁谏言献策。比如，2008年的《远程教育癥结何在？》1、2010年的《卢德抗争运动持续中》2、2011年的《一个庞大体系》3和《卢德视角下的灵活学习》4、2012年的《正与反观点》5、2013年的《当预言落空时》6和《慕课狂潮》7、2014年的《慕课补叙》8、《在线学习：新约全书》9和《揭秘慕课真相》10、2015年的《翻转》11以及2016年的《沙雕竞赛》12等，一篇篇“檄文”直陈教育领域弊端，足见他对远程（在线）教育“赤诚之心”和令人钦佩的学者良知。在最近一次与我的通信中，巴格利教授坦言不是所有人都喜欢他对现状的批评和批判，但令他欣慰的是渐渐地越来越多同仁认同他的观点。他还给我讲述了一个真实故事，以此激励自己，也希望能鞭策我在学术求真路上锲而不舍（as we persevere in our quest）：英国有一个记者一连写了36篇文章批评伦敦电话指南新设计的愚蠢之举，直到官僚们接受他的正确建议，重新使用原来的设计。
这几年由于工作关系，巴格利教授给《远程教育》的文章我有幸能近水楼台，先睹为快，主编奈杜教授也可以说是巴格利教授的学术知音，因此，每一次的审稿和随后的交流确实是一种令人愉悦的心智享受。我一直有邀请他给《中国远程教育》撰文之意，也一直在考虑请他写一篇“命题作文”，但苦于找不到我自己非常满意的题目，所以一直迟迟没有发出稿约。去年10月中旬，我在审读他的《沙雕竞赛》初稿时突然有了一个想法，以慕课为代表的在线教育如火如荼，但是现状和前景委实令人堪忧。2008年巴格利教授在《远程教育症结何在？》一文中对远程教育领域的不良势头有过透彻的分析，在随后这些年，他对在线教育也有过诸多思考，经常言他人之不敢言，刨根问底，透过现象揭示本质，给人启迪良多，何不请他写一篇《在线教育症结何在？》的文章，与2008年的文章呼应？邮件发出不到24小时便收到他的回邮，他说他通常不习惯应约撰稿，但是我给他出了一个好题目，因此欣然接受我的稿约，撰写此文。
这篇文章在开头指出他在2008年《远程教育症结何在？》一文的结论是：“如果无法找到一个合理中间地带把以教师为本和以学习者为本的教学原则结合在一起，远程教育将迎来一个黑暗年代……。”换言之，我们可能会开倒车。然而，令他深感遗憾的是，“今天这些问题比十年前更为严重，尤其是涉及在线教育方面”。世界各地开放大学之所以能够蓬勃发展，主要原因是它们赖以建立和生存的那些原则——“媒体选择、教学设计和机构政策这些方面的原则”——是经过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然而，今天以美国顶尖大学为代表的普通高校“公然漠视有五十年历史的现代远程教育理论和实践”，“全盘否认远程教育领域的研究和发展成果”，把在线教育看作是新生事物，并把“教学的重点从师生交互转移到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方法”，违背教学规律和原则。力推在线教育的“不是拥有远程教育学术研究背景的社会科学家。他们是典型的计算机科学家、工程师、商业领域专家、律师和公司行政管理者”，这些人忽视一个基本常识：“不管是在校园式教育还是真正意义的远程教育环境中，优质在线教育的决定因素是相同的”。另一方面，他们的无知也可能是对远程（在线）教育的偏见所致。其实，普通高校同行对远程（在线）教育的偏见由来已久，这是“公开的秘密”，毋庸讳言。然而，面对各种压力，包括政治上和财政上的压力，尤其是后者，他们昔日不屑一顾在线教育，今日却把在线教育当成香饽饽。我在给这篇文章的审稿意见中说，其实，美国大学只是引领了近几年的在线教育，而文中提到的不良倾向，客观讲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普通高校中都不同程度存在。巴格利教授同意我的看法，他说他曾经代表阿萨巴斯卡大学校长参加加拿大教育部长的顾问委员会，亲眼目睹并不擅长远程（在线）教育的精英大学是如何左右政府制定远程（在线）教育政策的。他也比较关注和了解中国的情况，当然作为我们期刊的“嘉宾”作者，批评“东道主”是失礼之举。 文章第二部分指出，以慕课为代表的在线教育既不是新生事物（因为大规模公开在线学习早已存在），也不是很靠谱（因为有关慕课的实证研究为数甚少）（另见本刊国际论坛的一篇慕课研究文献述评1）。作者根据托姆的突变理论和熊彼得的“创造性破坏之风暴”之学说认为在线教育是基于媒体的教育的一个必然发展阶段，然而，由于“未能运用先前教育电视研究和评价研究的成果充分发挥这种媒体的潜能”，在线教育这场“‘风暴’所展示出來的创造性水平却值得质疑”，“远程教育基本上又回到20世纪60年代探索期的低效层次”，这是“否认学界业已存在更为可靠的理论原则和实践做法”的结果，我们必须引以为戒。值得一提的是，作者提到中国的远程教育特别重视使用教育电视的宝贵实践经验（须知巴格利教授是这方面的行家，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就已经是教育电视的研究者），可惜我们的好经验、好做法在慕课风暴的冲击下同样“难逃厄运”。还有一点，作者在本节开头说，如果不是因为有慕课这个朗朗上口的术语，经过实践检验的那些传统教学原则不会那么轻易被抛弃。这似乎有语言决定论之嫌。
文章第三部分指出，在研发方面“慕课研究者没有借鉴远程教育领域已有研究成果”，倘若他们愿意“放下身段”，重视借鉴和吸收先前研究成果，肯定能事半功倍。就这方面的问题而言，学术期刊把关不严难辞其咎，而通过博客“无需经过任何独立审阅便能够发表他们的意见和想法”更是推波助澜。另一方面，师生交互、评价和反馈等远程教育的核心问题却得不到重视，甚至恣意放弃对它们的研究。其实，能否解决这些问题不仅仅涉及技术或是教学法层面的研究，我认为还涉及机构的政策和薪酬机制等方方面面因素。
文章最后预言慕课“最终在21世纪20年代会被淘汰出局”，并认为“这一进程似乎已经开始了”。如果我们不重视已经存在的这些问题，如果我们不遵循教育规律和教学原则，如果我们不在吸收远程教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慕课进行科学严谨的研究，如果我们不科学发挥技术促进教学的潜能，在线教育就不可能有可持续性。
从巴格利教授的论述可以看出，基于媒体的教育，不管其技术手段有多么高端，不管技术有多么“智能化”，教师的作用永远不可替代，师生交互不可或缺。这其实也是另一位蜚声国际远程教育社区的前辈贝茨教授为本刊所撰写的《自动化还是赋权：在线学习路在何方？》一文的主题。1我们反对课堂上教师一言堂，我们不反对以学生为中心，但是以学生为中心不等于不要教师，或必须削弱教师的作用。同样，经过实践检验的传统教学原则是各种教育模式的共同“遗产”，具有普适性，技术永远不可能弥补（传统）教学原则的缺失；任何抛弃这些原则另立“山头”之举都有悖于事物发展规律，注定不可持续，必将以失败告终。认识到以上两点，我们对在线教育（特别是慕课）在21世纪的教育中能扮演或应该扮演什么角色或许有新的理解。
衷心感谢巴格利教授对本刊的支持和厚爱！（肖俊洪）
引言
远程教育症结何在？这是笔者在十年前著文（Baggaley， 2008）提出的问题。该文也强调远程教育实践向全球数以百万计学生传送重要知识，使他们获得各种资格，认为远程教育在这方面有很多行之有效的做法。但是，十年前的远程教育文献已经有证据表明这个领域本来可以有更快、更好的发展。笔者在2008年的文章中指出，导致过时的远程教育媒体和原则被继续采用而好的媒体和原则却遭到摒弃的原因是机构的态度，并对这些问题展开讨论。该文特别指出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方法在远程教育领域日益流行，而传统师生交互的原则却越来越不受重视。文章最后认为，如果无法找到一个合理中间地带把以教师为本和以学习者为本的教学原则结合在一起，远程教育将迎来一个黑暗年代（Dark Age），效果还不如800年前成吉思汗时代由“像利剑般策马奔驰的骑手”（arrow riders）带着信息到各地面授机宜（DeLuca， 2014），也比不上1919年列宁的“电影列车”（film trains），当时列宁要求最好的电影制片人把基于媒体的教育传送到新苏维埃全国各地（James， 1996a， 1996b）。
笔者认为今天这些问题比十年前更为严重，尤其是涉及在线教育方面。自从20世纪70年代世界各地出现基于媒体的教育的全国性办学网络以来，现代远程教育取得了巨大发展。媒体选择、教学设计和机构政策这些方面的原则经过全面彻底的检验，建立在这些原则基础上的开放和“巨型大学”蓬勃发展，尤其是在亚洲（Daniel， 1996）。根据维基百科最新估计，规模名列前十的开放大学在校生达1，400万（Wikipedia.org， 2017）。虽然中国国家开放大学的招生规模比维基百科这份清单上所有开放大学都要大，但却没有被列入其中，因此，如果我们加上中国国家开放大学的学生数，规模名列前十的开放大学在校生估计达1，600万左右，比笔者2012年统计的数字增加了400万（Baggaley， 2012）。数以百计的教科书以及杂志和期刊（数不清有多少种）所发表的数以万计的学术文章对过去五十年远程教育的发展都有过阐述。根据《教育技术摘要》（Educational Technology Abstracts）（1985-2011）的统计，自从1995年以来，仅在远程教育的教育技术分支领域，就有约 1，000份期刊发表了大量在线教育的文章。
但是，2013年美国大学协会（Association of American Universities）主席亨特·罗林斯（Hunter Rawlings）在评价在线教育学术的历史时指出：“几乎没有针对在线学习最佳形式的严谨研究，也没有针对不好的在线教学法的严谨研究”（Rawlings， 2013）。他是在全球学习理事会（Global Learning Council）成立仪式上说这番话的。该理事会成员是美国大学行政主管，旨在通过界定在线教育的好方法，以弥补他们所声称的先前研究不足。理事会成员也包括提供大规模公开在线课程（简称“慕课”）基础设施的商业公司高层领导，这些慕课有时在读生人数以十万计。三年后，该理事会发布了一份报告（GLC， 2016），介绍一些精心挑选的在线教育项目，但是这份报告极少引用相关文献支持这些项目，而且也没有引用2004年之前的文献。麻省理工学院2016年度报告《在线教育：高等教育改革催化剂》的情况也大同小异（Willcox， Sarma
笔者2008年曾著文讨论国际远程教育领域不够审慎的发展方向（Baggaley， 2008），本文是该文的续篇。这两篇文章均强调本领域也有好的方向。但是，十年前所存在的问题现在越发严重，至少在在线教育方面是如此。很多在线教育课程招生规模庞大，然而它们却违背一百年来广受遵循的教学原则，特别是涉及师生交互、评价和反馈方面的原则。一些颇具影响力的教育工作者出于商业目的而致力推广新形式在线教育，他们公然不承认这些方面的已有研究文献，以此作为不遵循教学原则的理由。这种趋势与过去一百年西方有规律地重塑基于媒体的教育是一致的，比如20世纪90年代西方教育工作者摒弃了教育电视。当前在线教育领域“创造性破坏之风暴”（Schumpeter，1942）与教育电视在中国同期的稳步发展形成对比。开发大规模公开在线课程的机构应该确保有成本效益的远程教育原来那些原则不会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被摒弃。
【关键词】 创造性破坏之风暴；新在线时代；否定教学原则；师生交互；大规模公开在线课程（慕课）；慕课不可持续性
【中图分类号】 G420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009-458x（2017）04-0005-10
导读：加拿大阿萨巴斯卡大学（公开大学）荣休教授乔恩·巴格利博士多才多艺，半个世纪以来一直没有离开过演艺界，既是（舞台剧、电视剧、电影和广播剧）演员又是导演（30部作品），然而这些都丝毫没有影响他在学术上的执着追求，40多年来一直驰骋在远程教育领域，蜚声国际学术社区，以其铮铮之言为人所尊敬，科研成果之丰硕更是很多人难以望其项背，包括200多篇同行评审文章和20多部专著和论文集，应邀出席几百场学术会议做学术报告，学术足迹遍及全球30多个国家。
很早很早以前我就知道巴格利教授的名字，一直非常喜欢研读他的著作。他在学术上的“较真”更是学者的榜样。近十年来，他非常关注远程教育和在线教育的发展现状和未来，一次又一次用他独有的犀利笔锋向业界同仁谏言献策。比如，2008年的《远程教育癥结何在？》1、2010年的《卢德抗争运动持续中》2、2011年的《一个庞大体系》3和《卢德视角下的灵活学习》4、2012年的《正与反观点》5、2013年的《当预言落空时》6和《慕课狂潮》7、2014年的《慕课补叙》8、《在线学习：新约全书》9和《揭秘慕课真相》10、2015年的《翻转》11以及2016年的《沙雕竞赛》12等，一篇篇“檄文”直陈教育领域弊端，足见他对远程（在线）教育“赤诚之心”和令人钦佩的学者良知。在最近一次与我的通信中，巴格利教授坦言不是所有人都喜欢他对现状的批评和批判，但令他欣慰的是渐渐地越来越多同仁认同他的观点。他还给我讲述了一个真实故事，以此激励自己，也希望能鞭策我在学术求真路上锲而不舍（as we persevere in our quest）：英国有一个记者一连写了36篇文章批评伦敦电话指南新设计的愚蠢之举，直到官僚们接受他的正确建议，重新使用原来的设计。
这几年由于工作关系，巴格利教授给《远程教育》的文章我有幸能近水楼台，先睹为快，主编奈杜教授也可以说是巴格利教授的学术知音，因此，每一次的审稿和随后的交流确实是一种令人愉悦的心智享受。我一直有邀请他给《中国远程教育》撰文之意，也一直在考虑请他写一篇“命题作文”，但苦于找不到我自己非常满意的题目，所以一直迟迟没有发出稿约。去年10月中旬，我在审读他的《沙雕竞赛》初稿时突然有了一个想法，以慕课为代表的在线教育如火如荼，但是现状和前景委实令人堪忧。2008年巴格利教授在《远程教育症结何在？》一文中对远程教育领域的不良势头有过透彻的分析，在随后这些年，他对在线教育也有过诸多思考，经常言他人之不敢言，刨根问底，透过现象揭示本质，给人启迪良多，何不请他写一篇《在线教育症结何在？》的文章，与2008年的文章呼应？邮件发出不到24小时便收到他的回邮，他说他通常不习惯应约撰稿，但是我给他出了一个好题目，因此欣然接受我的稿约，撰写此文。
这篇文章在开头指出他在2008年《远程教育症结何在？》一文的结论是：“如果无法找到一个合理中间地带把以教师为本和以学习者为本的教学原则结合在一起，远程教育将迎来一个黑暗年代……。”换言之，我们可能会开倒车。然而，令他深感遗憾的是，“今天这些问题比十年前更为严重，尤其是涉及在线教育方面”。世界各地开放大学之所以能够蓬勃发展，主要原因是它们赖以建立和生存的那些原则——“媒体选择、教学设计和机构政策这些方面的原则”——是经过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然而，今天以美国顶尖大学为代表的普通高校“公然漠视有五十年历史的现代远程教育理论和实践”，“全盘否认远程教育领域的研究和发展成果”，把在线教育看作是新生事物，并把“教学的重点从师生交互转移到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方法”，违背教学规律和原则。力推在线教育的“不是拥有远程教育学术研究背景的社会科学家。他们是典型的计算机科学家、工程师、商业领域专家、律师和公司行政管理者”，这些人忽视一个基本常识：“不管是在校园式教育还是真正意义的远程教育环境中，优质在线教育的决定因素是相同的”。另一方面，他们的无知也可能是对远程（在线）教育的偏见所致。其实，普通高校同行对远程（在线）教育的偏见由来已久，这是“公开的秘密”，毋庸讳言。然而，面对各种压力，包括政治上和财政上的压力，尤其是后者，他们昔日不屑一顾在线教育，今日却把在线教育当成香饽饽。我在给这篇文章的审稿意见中说，其实，美国大学只是引领了近几年的在线教育，而文中提到的不良倾向，客观讲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普通高校中都不同程度存在。巴格利教授同意我的看法，他说他曾经代表阿萨巴斯卡大学校长参加加拿大教育部长的顾问委员会，亲眼目睹并不擅长远程（在线）教育的精英大学是如何左右政府制定远程（在线）教育政策的。他也比较关注和了解中国的情况，当然作为我们期刊的“嘉宾”作者，批评“东道主”是失礼之举。 文章第二部分指出，以慕课为代表的在线教育既不是新生事物（因为大规模公开在线学习早已存在），也不是很靠谱（因为有关慕课的实证研究为数甚少）（另见本刊国际论坛的一篇慕课研究文献述评1）。作者根据托姆的突变理论和熊彼得的“创造性破坏之风暴”之学说认为在线教育是基于媒体的教育的一个必然发展阶段，然而，由于“未能运用先前教育电视研究和评价研究的成果充分发挥这种媒体的潜能”，在线教育这场“‘风暴’所展示出來的创造性水平却值得质疑”，“远程教育基本上又回到20世纪60年代探索期的低效层次”，这是“否认学界业已存在更为可靠的理论原则和实践做法”的结果，我们必须引以为戒。值得一提的是，作者提到中国的远程教育特别重视使用教育电视的宝贵实践经验（须知巴格利教授是这方面的行家，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就已经是教育电视的研究者），可惜我们的好经验、好做法在慕课风暴的冲击下同样“难逃厄运”。还有一点，作者在本节开头说，如果不是因为有慕课这个朗朗上口的术语，经过实践检验的那些传统教学原则不会那么轻易被抛弃。这似乎有语言决定论之嫌。
文章第三部分指出，在研发方面“慕课研究者没有借鉴远程教育领域已有研究成果”，倘若他们愿意“放下身段”，重视借鉴和吸收先前研究成果，肯定能事半功倍。就这方面的问题而言，学术期刊把关不严难辞其咎，而通过博客“无需经过任何独立审阅便能够发表他们的意见和想法”更是推波助澜。另一方面，师生交互、评价和反馈等远程教育的核心问题却得不到重视，甚至恣意放弃对它们的研究。其实，能否解决这些问题不仅仅涉及技术或是教学法层面的研究，我认为还涉及机构的政策和薪酬机制等方方面面因素。
文章最后预言慕课“最终在21世纪20年代会被淘汰出局”，并认为“这一进程似乎已经开始了”。如果我们不重视已经存在的这些问题，如果我们不遵循教育规律和教学原则，如果我们不在吸收远程教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慕课进行科学严谨的研究，如果我们不科学发挥技术促进教学的潜能，在线教育就不可能有可持续性。
从巴格利教授的论述可以看出，基于媒体的教育，不管其技术手段有多么高端，不管技术有多么“智能化”，教师的作用永远不可替代，师生交互不可或缺。这其实也是另一位蜚声国际远程教育社区的前辈贝茨教授为本刊所撰写的《自动化还是赋权：在线学习路在何方？》一文的主题。1我们反对课堂上教师一言堂，我们不反对以学生为中心，但是以学生为中心不等于不要教师，或必须削弱教师的作用。同样，经过实践检验的传统教学原则是各种教育模式的共同“遗产”，具有普适性，技术永远不可能弥补（传统）教学原则的缺失；任何抛弃这些原则另立“山头”之举都有悖于事物发展规律，注定不可持续，必将以失败告终。认识到以上两点，我们对在线教育（特别是慕课）在21世纪的教育中能扮演或应该扮演什么角色或许有新的理解。
衷心感谢巴格利教授对本刊的支持和厚爱！（肖俊洪）
引言
远程教育症结何在？这是笔者在十年前著文（Baggaley， 2008）提出的问题。该文也强调远程教育实践向全球数以百万计学生传送重要知识，使他们获得各种资格，认为远程教育在这方面有很多行之有效的做法。但是，十年前的远程教育文献已经有证据表明这个领域本来可以有更快、更好的发展。笔者在2008年的文章中指出，导致过时的远程教育媒体和原则被继续采用而好的媒体和原则却遭到摒弃的原因是机构的态度，并对这些问题展开讨论。该文特别指出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方法在远程教育领域日益流行，而传统师生交互的原则却越来越不受重视。文章最后认为，如果无法找到一个合理中间地带把以教师为本和以学习者为本的教学原则结合在一起，远程教育将迎来一个黑暗年代（Dark Age），效果还不如800年前成吉思汗时代由“像利剑般策马奔驰的骑手”（arrow riders）带着信息到各地面授机宜（DeLuca， 2014），也比不上1919年列宁的“电影列车”（film trains），当时列宁要求最好的电影制片人把基于媒体的教育传送到新苏维埃全国各地（James， 1996a， 1996b）。
笔者认为今天这些问题比十年前更为严重，尤其是涉及在线教育方面。自从20世纪70年代世界各地出现基于媒体的教育的全国性办学网络以来，现代远程教育取得了巨大发展。媒体选择、教学设计和机构政策这些方面的原则经过全面彻底的检验，建立在这些原则基础上的开放和“巨型大学”蓬勃发展，尤其是在亚洲（Daniel， 1996）。根据维基百科最新估计，规模名列前十的开放大学在校生达1，400万（Wikipedia.org， 2017）。虽然中国国家开放大学的招生规模比维基百科这份清单上所有开放大学都要大，但却没有被列入其中，因此，如果我们加上中国国家开放大学的学生数，规模名列前十的开放大学在校生估计达1，600万左右，比笔者2012年统计的数字增加了400万（Baggaley， 2012）。数以百计的教科书以及杂志和期刊（数不清有多少种）所发表的数以万计的学术文章对过去五十年远程教育的发展都有过阐述。根据《教育技术摘要》（Educational Technology Abstracts）（1985-2011）的统计，自从1995年以来，仅在远程教育的教育技术分支领域，就有约 1，000份期刊发表了大量在线教育的文章。
但是，2013年美国大学协会（Association of American Universities）主席亨特·罗林斯（Hunter Rawlings）在评价在线教育学术的历史时指出：“几乎没有针对在线学习最佳形式的严谨研究，也没有针对不好的在线教学法的严谨研究”（Rawlings， 2013）。他是在全球学习理事会（Global Learning Council）成立仪式上说这番话的。该理事会成员是美国大学行政主管，旨在通过界定在线教育的好方法，以弥补他们所声称的先前研究不足。理事会成员也包括提供大规模公开在线课程（简称“慕课”）基础设施的商业公司高层领导，这些慕课有时在读生人数以十万计。三年后，该理事会发布了一份报告（GLC， 2016），介绍一些精心挑选的在线教育项目，但是这份报告极少引用相关文献支持这些项目，而且也没有引用2004年之前的文献。麻省理工学院2016年度报告《在线教育：高等教育改革催化剂》的情况也大同小异（Willcox， Sar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