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今年9月7日，中央深改小组审议通过《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11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正式对外公布。
如此迅速地将深改组的意见上升为中共中央国务院发，这反映了宪政意识的提高，我们期待《意见》变成法律。我相信这个意见表明了一个很好的趋向，因为这是执政党在做这件事情。但是《意见》发布以后，有人说这是要为民企“原罪”脱罪，好象民企的产权是政府赋予的，这种理解是不对的。
其实产权的概念是自然法权利，我们本来就有这个权利。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说要保护产权，只是党政机关在回归他们所应该扮演的角色，他们的天生义务就是要保护产权。
另一方面，我给出两个数：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0年以后中国的新增就业都是民营企业提供的。换句话说百分之百以上的就业岗位都是民营企业提供的，这么说是因为民营企业还弥补了国有企业就业岗位的减少。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间接计算，国有企业在新增GDP中的比重到了去年已不到5%。也就是说中国现在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基本是民营企业提供的。而2016年1-10月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9%。这意味着，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就会进一步慢下来，这是非常严峻的事实。这也是自然法在起作用。如果产权得不到保护，甚至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怎么会安心投资和生产呢？
第二，保护产权的含义不仅是保护民营企业，既然我们知道不尊重产权会导致效率的下降，会导致资本的流出，那么侵犯其他主体的产权也会同样导致恶果，比如土地产权，对农民土地产权的不尊重不仅会导致强拆的恶性事件，带来人和人之间的仇恨，而这种恶性事件只是侵犯产权事件中的万分之一，甚至十万分之一。
由于对农民产权普遍的不尊重，导致农民土地或者全国土地配制效率降低，经济效率损失仍然是巨大的，只是我们现在没有数据，我们要进行一般化的思考，而不是等到数据显现了再去思考。
更为一般地，保护产权不应是从功利角度考虑，不应是权宜之计，而是一个公正的原则，本来应该如此的原则，甚至是一个绝对命令。我们要平等保护产权，这是一个决定未来命运的而不是当下利害的考虑。保护产权是宪法的基本原则。我们强调要保护产权，最终要回归自然法，应该强调的是这些产权是我们本来的权利，不是谁赐予的，这是非常重要的概念。
第三，最重要的要落实文件。但现实是不落实的情况非常多，这种做法就是狼来了没人信了。
比如从两个“非公经济36条”一直在讲保护民企的话，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决议讲土地改革的话，但都没有实行。这次，严格来讲《意见》还没有上升到法律层面，所以可信性还要拭目以待。
大家常说，案件要公正处理。像聂树斌案的平反就是很好的例子，包括铁本事件，曾成杰案，重庆“打黑”中造成的企业家的冤假错案，也应该得到平反，否则法律就没有意义。
中央政府确实有诚意做这件事情的。但是这个体制会造成一些难度，需要在公共治理结构上做好改变。现在中央在地方的管控措施是行政性的，比如派巡视组或通过任免约束，但是依赖行政措施是防不胜防的。
最明显的就是关于网约车的例子，交通部出了一个谨慎的意见，突然发现各个城市发布了网约车的管制规则，远远超出他们自己的权力范围和界限，违反了《立法法》，结果是“那又怎么样呢？”“你又能把我怎么样？”
中央政府对地方的管理不应仅是行政性的，更应该是司法性的。比如对地方政府的政策文件，甚至地方法院的裁决有某种违法审查权，这其实是古今中外成功社会的最根本的经验，如果不用司法进行审查你不可能约束它，通过行政手段去做其实效率是非常低的。
最近北京的很多企业碰到一个事情：突然税务局改变了收税规则，要把劳务费和工资合并处理，立马增加了民营企业的成本。在中央政府出台保护产权意见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包括具体税务局居然做这样的事情，这是很令人惊讶的，又有多少民营企业要垮台，这种没有任何解释的做法是很成问题的。
最后，这个社会应该重视司法手段，有一些案件不要等。现在很多律师和企业家需要发起集体诉讼。比如说中石油、中石化垄断，依据的东西叫“38号文件”，那不是法律也不是法规，那是一张废纸，但是他们却严格遵守了。民营石油企业能否起诉他们？能否进入这些被垄断的领域？受冤的企业家能否去起诉那些滥用公权的人？我们的权利是自己争取来的，不是别人赋予的。
有一个词叫“道德性攻击”，就是说如果我付你钱你没有付我货，我就可以有我的道德性义愤，这是在每个人身体里都有的文化基因。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既然要保护产权，自己要付出自己的努力，不需要等着别人恩赐你。这个文件要落实不能只靠中央政府一个方面的努力，而要靠所有方面的努力，全社会的人共同努力才能形成一个保护产权的基本的制度环境，否则的话不可能，没有一个社会是靠恩赐能够获得一个公平的制度环境的。（感謝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供稿，本文作者盛洪，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
如此迅速地将深改组的意见上升为中共中央国务院发，这反映了宪政意识的提高，我们期待《意见》变成法律。我相信这个意见表明了一个很好的趋向，因为这是执政党在做这件事情。但是《意见》发布以后，有人说这是要为民企“原罪”脱罪，好象民企的产权是政府赋予的，这种理解是不对的。
其实产权的概念是自然法权利，我们本来就有这个权利。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说要保护产权，只是党政机关在回归他们所应该扮演的角色，他们的天生义务就是要保护产权。
另一方面，我给出两个数：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0年以后中国的新增就业都是民营企业提供的。换句话说百分之百以上的就业岗位都是民营企业提供的，这么说是因为民营企业还弥补了国有企业就业岗位的减少。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间接计算，国有企业在新增GDP中的比重到了去年已不到5%。也就是说中国现在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基本是民营企业提供的。而2016年1-10月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9%。这意味着，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就会进一步慢下来，这是非常严峻的事实。这也是自然法在起作用。如果产权得不到保护，甚至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怎么会安心投资和生产呢？
第二，保护产权的含义不仅是保护民营企业，既然我们知道不尊重产权会导致效率的下降，会导致资本的流出，那么侵犯其他主体的产权也会同样导致恶果，比如土地产权，对农民土地产权的不尊重不仅会导致强拆的恶性事件，带来人和人之间的仇恨，而这种恶性事件只是侵犯产权事件中的万分之一，甚至十万分之一。
由于对农民产权普遍的不尊重，导致农民土地或者全国土地配制效率降低，经济效率损失仍然是巨大的，只是我们现在没有数据，我们要进行一般化的思考，而不是等到数据显现了再去思考。
更为一般地，保护产权不应是从功利角度考虑，不应是权宜之计，而是一个公正的原则，本来应该如此的原则，甚至是一个绝对命令。我们要平等保护产权，这是一个决定未来命运的而不是当下利害的考虑。保护产权是宪法的基本原则。我们强调要保护产权，最终要回归自然法，应该强调的是这些产权是我们本来的权利，不是谁赐予的，这是非常重要的概念。
第三，最重要的要落实文件。但现实是不落实的情况非常多，这种做法就是狼来了没人信了。
比如从两个“非公经济36条”一直在讲保护民企的话，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决议讲土地改革的话，但都没有实行。这次，严格来讲《意见》还没有上升到法律层面，所以可信性还要拭目以待。
大家常说，案件要公正处理。像聂树斌案的平反就是很好的例子，包括铁本事件，曾成杰案，重庆“打黑”中造成的企业家的冤假错案，也应该得到平反，否则法律就没有意义。
中央政府确实有诚意做这件事情的。但是这个体制会造成一些难度，需要在公共治理结构上做好改变。现在中央在地方的管控措施是行政性的，比如派巡视组或通过任免约束，但是依赖行政措施是防不胜防的。
最明显的就是关于网约车的例子，交通部出了一个谨慎的意见，突然发现各个城市发布了网约车的管制规则，远远超出他们自己的权力范围和界限，违反了《立法法》，结果是“那又怎么样呢？”“你又能把我怎么样？”
中央政府对地方的管理不应仅是行政性的，更应该是司法性的。比如对地方政府的政策文件，甚至地方法院的裁决有某种违法审查权，这其实是古今中外成功社会的最根本的经验，如果不用司法进行审查你不可能约束它，通过行政手段去做其实效率是非常低的。
最近北京的很多企业碰到一个事情：突然税务局改变了收税规则，要把劳务费和工资合并处理，立马增加了民营企业的成本。在中央政府出台保护产权意见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包括具体税务局居然做这样的事情，这是很令人惊讶的，又有多少民营企业要垮台，这种没有任何解释的做法是很成问题的。
最后，这个社会应该重视司法手段，有一些案件不要等。现在很多律师和企业家需要发起集体诉讼。比如说中石油、中石化垄断，依据的东西叫“38号文件”，那不是法律也不是法规，那是一张废纸，但是他们却严格遵守了。民营石油企业能否起诉他们？能否进入这些被垄断的领域？受冤的企业家能否去起诉那些滥用公权的人？我们的权利是自己争取来的，不是别人赋予的。
有一个词叫“道德性攻击”，就是说如果我付你钱你没有付我货，我就可以有我的道德性义愤，这是在每个人身体里都有的文化基因。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既然要保护产权，自己要付出自己的努力，不需要等着别人恩赐你。这个文件要落实不能只靠中央政府一个方面的努力，而要靠所有方面的努力，全社会的人共同努力才能形成一个保护产权的基本的制度环境，否则的话不可能，没有一个社会是靠恩赐能够获得一个公平的制度环境的。（感謝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供稿，本文作者盛洪，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