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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石青(1925年—1999年)，原名许士诚，山西省孝义市东许村人。国家一级编剧，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历任吕梁晋剧团团长、吕梁行署文化局副局长等职。1997年被吕梁地委、行署命名为“吕梁人民艺术家”。
他把自己的终身献给了艺术。在他的精心指导和培养下，先后涌现出了张鸣琴、侯玉兰、王万梅等一批蜚声三晋剧坛的名演员，以及刘元彤、文井等著名导演。他从事戏剧工作40多年，排导过的戏就有上百部，创作现代戏、新编古装戏、整理改编传统戏30多部，多次参加会演或调演，有的还进京演出，均受好评。以他为第一作者(和杨孟衡、张正申合作)创作和导演(和方彦合作)的《三下桃园》轰动一时，众多剧团争相移植上演。以他为第一作者(和李旦初、张正申合作)，将《三下桃园》改编为《三上桃峰》(吕梁改编本)后，全国各地纷纷上演。他(和张正申合作)改编并导演的《下河东》在北京演出，场场爆满，可谓盛况空前。《下河东》《游西湖》等戏还荣幸地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连演几场，受到中央领导人的接见并合影留念。
说到许石青的为人，凡和他有过接触和共过事的人，都认为许石青谦虚，从不争名争利，对人很是宽让，是一个襟怀坦荡和光明磊落的人。
我与许石青同志相识、相知、相合结缘于戏，从《三下桃园》到《下河东》再到未及完成的《于成龙》，前前后后30余年，30余年间，我得一良师益友，受惠终生。
我参与《三下桃园》的创作，是1965年秋晋中地区(时晋中吕粱尚未分置)现代戏会演以后的事了。会演中，《三下桃园》备受好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问题和修改意见，我正是同这些好评、问题、意见一起，受命来到了剧组。所谓受命，必是下有所邀，上有所差，我才有幸与《三下桃园》结缘。在剧团，老少演戏人员对许均以老师相称，我自然也以老师相称了。记得我小试刀锋第一笔，就是夸马的那两句唱词“一朵红花马头上戴，叮铛铜铃挂前胸”，得到许老首肯，我们的合作由此开始，很快变得融洽起来。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共同完成了《三下桃园》的刊印本，在《火花》戏剧专刊上发表，共同为巡回公演随时作一些调整和修饰，直至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我对《三下桃园》的来龙去脉，已有所了解。在1964年秋冬之际的“四清”运动中，许老根据生活中发生的一匹病马的故事提炼加工写成了现代戏《一匹马》，并推上了舞台，这就像一脉涓涓细流流淌开去，《当一代新风》《三下桃园》一脉相承，许老一直在这块土地上辛勤地耕耘着。以他的艺术秉赋、修养和执著，终成气候，这是任何人无法取代的。
但有一件事，却使我感到意外和尴尬。当《三下桃园》定稿，准备送交《火花》编辑部时，许老师手书的编剧是“张正申、许石青、杨孟衡”，顿时，我头大了，赶忙改回了“许、杨、张”这个合理的顺序。这件事已经过去40多年了，却一直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之中，甚至还清晰地记得，这件事发生在我们居住的六号院的北屋里。许何以如此，我没有问过他，他也再没有提起这件事，相处时间久了，我逐渐回过神来，这件事，在他是一种大度，对我则是一种尊重，对上边来的同志的尊重。虽然我初涉剧坛，与许老难以比肩，但我毕竟是地区戏研室的编创人员。这种事，在中央电视台和《剧本》编辑部为《下河东》举行的座谈会或访谈会J二，我也曾遇到过。按常理，介绍创作经过的发言人，自然应当是作为第一编剧的他，而他却屡屡把我推到了前头，这就使我在所有的座谈、访谈和文章中，首先对此作出说明。上世纪90年代初，山西省对改革开放以来新创作剧本作了一次评奖。许老是吕梁的评委，我是晋中的评委，评议结果《下河东》被评为一等奖。而许老却投了二等奖的票。凡此可见，《三下桃园》的署名小插曲，不是孤例，而是他一贯的作风，大度所体现的是他的人格修养，尊重他人实际是尊重自己，我看到的是一位忠厚长者的君子之风，一利t古朴的君子之风。
后来，晋中吕梁分置，许老被分回吕梁，改编《三上桃峰》时，我又一次应约赴吕梁地区所在地离石与许老和李旦初同志相聚。李旦初是我在晋中师专任教时的同事，功力深厚，为人豪爽，与许、李这样志同道合的人合作，自然是人生一大快事。需要说明的是，这次我没有动笔。我参与《下河东》的创作更是以后的事了。文化大革命后期，古装戏恢复上演，由晋中青年剧团升格的晋中晋剧团，准备恢复上演《下河东》，当时，我作为剧团的编剧，自然责无旁贷，又请回了原作者许老，与我共同执鞭，据我所知，《下河东》应当是为演员写戏的好例子。上世纪60年代初，曾应四川南下干部之请，远赴成都的孝义县新义剧团载誉归来，组建为晋中青年晋剧团，需要有一部新作面对家乡父老。这部新作，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要使两位优秀的青年生旦演员都有相当的戏份，单边戏不行，多边戏不好，一定要并蒂双开；二是要有群体表演，以彰显团体实力。面对这种为演员写戏又近似苛刻的要求，作为编导的许老首当其冲，在老艺人的帮助下，终于选定了传统剧目《下河东》《自龙关》作为读本，去糟粕，取精华，改造编写了新的《下河东》，一经上演，即获好评，成为当时戏曲创作的佼佼者，成为剧团的看家戏。有这样良好的基础，我们的恢复工作得以较顺利地进行。从1978年开始，经过数次改排和近一年演出的改编，终于在1980年4月，被推上了北京的戏曲舞台，推进了人民大会堂，推进了中南海怀仁堂。剧本发表在全国剧协主办的《剧本》月刊上。至此，剧本定型了，音舞美定型了，舞台演出套路定型了，一时成为数十家演出团体演出的热门剧目。在这个定型的过程中，许老作为编剧导演双肩挑的第一人，把他的才能发挥到了极致。
这里，也有一桩趣事，在《剧本》月刊编辑部为《下河东》举行的座谈会上，一位资深编辑曾说，在看《下河东》剧本时，觉得“兴兵”一场实属多余，因为戏剧冲突在这里停止了，没戏可演了。看了演出之后，又觉得这是必不可少的精彩的一笔。虽然只有一段唱幾组调度，但对人物性格的升华，戏曲高潮的到来，群体实力的彰显，舞台气氛的渲染，都起到无可替代的作用。为什么呢?他没有深入阐述，问题却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之中，多年后才逐渐悟出其中的一些奥妙，也是在与许老的合作中悟出来的。那位编辑看剧本和看演出会有那样不同的感觉。正说明平面的剧本和立体的舞台演出之间、主宰剧本的编剧和主宰舞台演出的导演之间那种相辅相成而又各有异同的复杂微妙的关系，编剧有编剧遵循的规则，导演有导演遵循的规则，通常专职编剧或导演只熟知其中之一，略知其二。只有一身二任者才会在编剧时顾及舞台演出的需求，才会在导演时，把编剧提供的内涵发挥得淋漓尽致，许老一身二任，这是他的优势。上世纪60年代初，4年之间，他编导了《下河东》《春暖花开》《三下桃园》3部力作，你可以说这是由他的文学修养、艺术功力、执著追求所使然。但不可否认，一身二任的优势也是他成功的元素之一。这样诠释由“兴兵”引起的那个问题，也许并不完美，但用来解释许老何以落笔“兴兵”一场戏，还是说得通的。
我与许老的第三次合作，是为晋中艺校的学生参加省会演整理剧目时，临别之际，他交给我一个红皮笔记本，那里面摘抄着明朝一代贤臣于成龙的一些资料，要我掂量一番，看能不能写成一本戏，可惜戏未成而许已去，实在是一桩憾事。
许老处世，谨慎、谦和、不苟言笑，许老命笔，严谨、执著、一丝不苟。在排练场上，却有另一番景象，他会拍案而起，也会击节长笑，他会侃侃而读，也会黯然沉默，喜怒皆形于色，举止尽系于戏。台上台下，戏里戏外，全方位去认知许老，就会发现一个富于活力的老编剧、老导演的多彩人生。
他把自己的终身献给了艺术。在他的精心指导和培养下，先后涌现出了张鸣琴、侯玉兰、王万梅等一批蜚声三晋剧坛的名演员，以及刘元彤、文井等著名导演。他从事戏剧工作40多年，排导过的戏就有上百部，创作现代戏、新编古装戏、整理改编传统戏30多部，多次参加会演或调演，有的还进京演出，均受好评。以他为第一作者(和杨孟衡、张正申合作)创作和导演(和方彦合作)的《三下桃园》轰动一时，众多剧团争相移植上演。以他为第一作者(和李旦初、张正申合作)，将《三下桃园》改编为《三上桃峰》(吕梁改编本)后，全国各地纷纷上演。他(和张正申合作)改编并导演的《下河东》在北京演出，场场爆满，可谓盛况空前。《下河东》《游西湖》等戏还荣幸地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连演几场，受到中央领导人的接见并合影留念。
说到许石青的为人，凡和他有过接触和共过事的人，都认为许石青谦虚，从不争名争利，对人很是宽让，是一个襟怀坦荡和光明磊落的人。
我与许石青同志相识、相知、相合结缘于戏，从《三下桃园》到《下河东》再到未及完成的《于成龙》，前前后后30余年，30余年间，我得一良师益友，受惠终生。
我参与《三下桃园》的创作，是1965年秋晋中地区(时晋中吕粱尚未分置)现代戏会演以后的事了。会演中，《三下桃园》备受好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问题和修改意见，我正是同这些好评、问题、意见一起，受命来到了剧组。所谓受命，必是下有所邀，上有所差，我才有幸与《三下桃园》结缘。在剧团，老少演戏人员对许均以老师相称，我自然也以老师相称了。记得我小试刀锋第一笔，就是夸马的那两句唱词“一朵红花马头上戴，叮铛铜铃挂前胸”，得到许老首肯，我们的合作由此开始，很快变得融洽起来。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共同完成了《三下桃园》的刊印本，在《火花》戏剧专刊上发表，共同为巡回公演随时作一些调整和修饰，直至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我对《三下桃园》的来龙去脉，已有所了解。在1964年秋冬之际的“四清”运动中，许老根据生活中发生的一匹病马的故事提炼加工写成了现代戏《一匹马》，并推上了舞台，这就像一脉涓涓细流流淌开去，《当一代新风》《三下桃园》一脉相承，许老一直在这块土地上辛勤地耕耘着。以他的艺术秉赋、修养和执著，终成气候，这是任何人无法取代的。
但有一件事，却使我感到意外和尴尬。当《三下桃园》定稿，准备送交《火花》编辑部时，许老师手书的编剧是“张正申、许石青、杨孟衡”，顿时，我头大了，赶忙改回了“许、杨、张”这个合理的顺序。这件事已经过去40多年了，却一直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之中，甚至还清晰地记得，这件事发生在我们居住的六号院的北屋里。许何以如此，我没有问过他，他也再没有提起这件事，相处时间久了，我逐渐回过神来，这件事，在他是一种大度，对我则是一种尊重，对上边来的同志的尊重。虽然我初涉剧坛，与许老难以比肩，但我毕竟是地区戏研室的编创人员。这种事，在中央电视台和《剧本》编辑部为《下河东》举行的座谈会或访谈会J二，我也曾遇到过。按常理，介绍创作经过的发言人，自然应当是作为第一编剧的他，而他却屡屡把我推到了前头，这就使我在所有的座谈、访谈和文章中，首先对此作出说明。上世纪90年代初，山西省对改革开放以来新创作剧本作了一次评奖。许老是吕梁的评委，我是晋中的评委，评议结果《下河东》被评为一等奖。而许老却投了二等奖的票。凡此可见，《三下桃园》的署名小插曲，不是孤例，而是他一贯的作风，大度所体现的是他的人格修养，尊重他人实际是尊重自己，我看到的是一位忠厚长者的君子之风，一利t古朴的君子之风。
后来，晋中吕梁分置，许老被分回吕梁，改编《三上桃峰》时，我又一次应约赴吕梁地区所在地离石与许老和李旦初同志相聚。李旦初是我在晋中师专任教时的同事，功力深厚，为人豪爽，与许、李这样志同道合的人合作，自然是人生一大快事。需要说明的是，这次我没有动笔。我参与《下河东》的创作更是以后的事了。文化大革命后期，古装戏恢复上演，由晋中青年剧团升格的晋中晋剧团，准备恢复上演《下河东》，当时，我作为剧团的编剧，自然责无旁贷，又请回了原作者许老，与我共同执鞭，据我所知，《下河东》应当是为演员写戏的好例子。上世纪60年代初，曾应四川南下干部之请，远赴成都的孝义县新义剧团载誉归来，组建为晋中青年晋剧团，需要有一部新作面对家乡父老。这部新作，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要使两位优秀的青年生旦演员都有相当的戏份，单边戏不行，多边戏不好，一定要并蒂双开；二是要有群体表演，以彰显团体实力。面对这种为演员写戏又近似苛刻的要求，作为编导的许老首当其冲，在老艺人的帮助下，终于选定了传统剧目《下河东》《自龙关》作为读本，去糟粕，取精华，改造编写了新的《下河东》，一经上演，即获好评，成为当时戏曲创作的佼佼者，成为剧团的看家戏。有这样良好的基础，我们的恢复工作得以较顺利地进行。从1978年开始，经过数次改排和近一年演出的改编，终于在1980年4月，被推上了北京的戏曲舞台，推进了人民大会堂，推进了中南海怀仁堂。剧本发表在全国剧协主办的《剧本》月刊上。至此，剧本定型了，音舞美定型了，舞台演出套路定型了，一时成为数十家演出团体演出的热门剧目。在这个定型的过程中，许老作为编剧导演双肩挑的第一人，把他的才能发挥到了极致。
这里，也有一桩趣事，在《剧本》月刊编辑部为《下河东》举行的座谈会上，一位资深编辑曾说，在看《下河东》剧本时，觉得“兴兵”一场实属多余，因为戏剧冲突在这里停止了，没戏可演了。看了演出之后，又觉得这是必不可少的精彩的一笔。虽然只有一段唱幾组调度，但对人物性格的升华，戏曲高潮的到来，群体实力的彰显，舞台气氛的渲染，都起到无可替代的作用。为什么呢?他没有深入阐述，问题却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之中，多年后才逐渐悟出其中的一些奥妙，也是在与许老的合作中悟出来的。那位编辑看剧本和看演出会有那样不同的感觉。正说明平面的剧本和立体的舞台演出之间、主宰剧本的编剧和主宰舞台演出的导演之间那种相辅相成而又各有异同的复杂微妙的关系，编剧有编剧遵循的规则，导演有导演遵循的规则，通常专职编剧或导演只熟知其中之一，略知其二。只有一身二任者才会在编剧时顾及舞台演出的需求，才会在导演时，把编剧提供的内涵发挥得淋漓尽致，许老一身二任，这是他的优势。上世纪60年代初，4年之间，他编导了《下河东》《春暖花开》《三下桃园》3部力作，你可以说这是由他的文学修养、艺术功力、执著追求所使然。但不可否认，一身二任的优势也是他成功的元素之一。这样诠释由“兴兵”引起的那个问题，也许并不完美，但用来解释许老何以落笔“兴兵”一场戏，还是说得通的。
我与许老的第三次合作，是为晋中艺校的学生参加省会演整理剧目时，临别之际，他交给我一个红皮笔记本，那里面摘抄着明朝一代贤臣于成龙的一些资料，要我掂量一番，看能不能写成一本戏，可惜戏未成而许已去，实在是一桩憾事。
许老处世，谨慎、谦和、不苟言笑，许老命笔，严谨、执著、一丝不苟。在排练场上，却有另一番景象，他会拍案而起，也会击节长笑，他会侃侃而读，也会黯然沉默，喜怒皆形于色，举止尽系于戏。台上台下，戏里戏外，全方位去认知许老，就会发现一个富于活力的老编剧、老导演的多彩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