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别林斯基说，俄罗斯散布着“销魂而广漠的哀愁”，“我们可以把手指放到他的伤痕里，感觉自己的痛”。俄罗斯文化的特征之一，就是对灵魂的深掘、拷问以及剥离真相的哀伤式表达。这种哀愁和这道伤痕，正是在此领域缺乏历史资源的中国人所喜欢的，也是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和柴可夫斯基广受追捧的原因。表达忧伤几乎没有哪个国家能超越俄罗斯。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忏悔罪孽时的挣扎、撕裂、救赎，让人知道人类心中还有无穷的未知之所和无底的罪恶之渊。是以法国作家纪德才说，“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件终身大事”。《罪与罚》中拉斯科尔尼科夫感受到的压抑、痛苦、窒息，自始至终揪心扯肺。这与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搅动肝肠的长气息旋律和滚动和声，同源同脉。那些完全不同于民歌短句式的线条，长得让人喘不过气来。人，竟然如此复杂，有着如此深微的心灵活动。
　　于是，在约略相同的岁月，感受到约略相同的苦难的中国人，听到了托尔斯泰称之为“俄罗斯灵魂”的《如歌的行板》，听到了压抑的《伏尔加船夫曲》，听到了哀戚命运的《三套车》，听到了丹唇初启的《红莓花儿开》，听到了思念远人的《小路》，听到了取舍难断的《山楂树》，也听到了柴可夫斯基《悲怆》交响乐和小提琴曲极品《旋律》。
　　人们始终需要极易上口的方式，让堵在心头的愁郁脱口而出。既然“满腹的心里话没法讲出来”，那就寻找成品。忧伤的俄罗斯歌曲成了气门，让人们在歌曲的共情中获得慰藉，让中国人结结实实感受到宣泄忧郁的通畅。
　　二
　　俄罗斯歌曲在中国广泛流传的另一个原因是，它们的内容大多触及了当时中国歌曲不能触碰或者仅能擦边表达的——爱情。“寻找我的爱人到远方”，这些让人加快心跳的歌词，应和了年轻人的心灵悸动，成为浇自己块垒的他人酒杯。虽然外国歌曲一度遭到禁止，其实也并未消失，而以另一种潜藏的方式，在泥土里倔强地生长，在隐秘的空间中浅唱低回。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随剧团到沂蒙山区演出，晚上借宿乡村小学教室。下垫剧团发的军用雨衣，上铺稻草，再上面是褥子，再再上面是棉被与所有棉衣。村知青点的年轻人听到剧团来了，晚上便跑到住所来认老乡。十几个年轻人一起挤在“蓬蒿代床”的铺盖卷上，不免兴奋。终年听不到音乐的年轻人，让我们演奏小提琴。他们提议，干脆俄罗斯歌曲吧。月光如水，四野清寂。我们不敢大声，只能用小提琴拨弦轻弹旋律。柔和的琴声中，男声冒出来，略带沙哑，把“喀秋莎”几个字吐得含含混混。最后，调子往上一扬，胆怯的女孩也加进来，大家几乎唱了一夜。《喀秋莎》《山楂树》《红莓花儿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三套车》《伏尔加船夫曲》《小路》《灯光》《海港之夜》……这是每个人都能列出的长长歌单。
　　旋律给漂泊异乡的人以慰藉，至少证明一潭死水之中尚存生机。旋律减省了万里杳迢，把俄罗斯高寒林木的锐刺扎进愁肠。“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说的就是村路上似乎要永远走下去的漂泊无助。
　　年轻人讲了一件发生不久的事。知青点上有位漂亮女孩被村书记儿子看上，但她死活不肯答应，最终没能挺住，选择了自杀。她自尽的地方就是村外那片有着几株山楂树的树林的小山坡。人们在她的红宝书中发现了偷抄的俄罗斯歌曲《山楂树》，红宝书里夾带的歌词竟成了取消追悼她的理由，战战兢兢的女孩竟因抄录了一首俄罗斯歌曲而没能获得应有的纪念。
　　故事让大家沉默，有人开始轻唱起《山楂树》。生活中看上去极为普通、文字中也绝不像桃花梨花那样充满诗意的树种，却被俄罗斯人赋予了非同一般的悲情，而当它与一个年轻姑娘的命运连在一起时，就更增添了悲凉。第二天，我们去看了那片布满树林的小山坡，山坡的旁边有湾小水塘。下午要离开了，知青们过来送别，我不断回头张望满山遍野的树林以及其中那湾小池塘，“那茂密山楂树呀，白花满树开放”的曲调，又漾上心头。
　　1974年沂蒙山中的一个小山村，在黑夜中听着这样的故事和吟唱这样的歌曲。俄罗斯歌曲就是在这样类似的场合，以类似的方式，像一脉脉轻浅的溪流，难以觉察地隐蔽于倒海翻江的世纪狂澜之下。这些篇幅不长的俄罗斯歌曲，唱起来绝不轻松。
　　知青点上一位女孩告诉我，她虽然不清楚将来要面对一个什么样的男人，却很清楚自己想要的绝对不是乡村草台上与她同唱《夫妻双双把家还》的那一个，而只是能够用双声部共唱《红莓花儿开》的那一个。她说：“《夫妻双双把家还》一片欢喜，《红莓花儿开》一片忧伤。同乐者不足依，患难者才靠谱。”这个检测标准令我侧目，也令我长久地无法忘却。
　　中国人对俄罗斯音乐的记忆深刻而普遍。曾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岚清回忆，访问俄罗斯时，他与莫斯科市长一同用俄文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三段歌词，他流利背唱，而莫斯科市长却只能记住一段，后两段磕磕巴巴。这一幕的奇与趣，恐怕只有中国人才能意会吧。
　　一位访问北京的俄罗斯音乐家感叹，《喀秋莎》《三套车》《灯光》，很多中国人可以随便哼出三四段歌词，而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序曲和四小天鹅主题以及《花之圆舞曲》的旋律，几乎人人能唱。音乐学院的随便一个学生，掀开钢琴便能立马弹出柴可夫斯基的《如歌的行板》。而他却无法想象哪个俄罗斯人会唱四段歌词的《茉莉花》，也不能想象哪个俄罗斯人能如数家珍地说出一串中国歌名。
　　三
　　当下的中国有许多古老的历史文化资源和诸多位居世界第一的现代产品，但没有多少音乐真正地享誉世界。在举办音乐会时，乐会中央民族乐团甚至因为找不到一首适宜的压轴曲目而不得不借用欢腾热烈的俄罗斯乐曲《卡琳卡》。
　　谍战剧《潜伏》火遍大江南北时，1941年苏联卫国战争期间亚历山德罗夫谱写的《神圣的战争》一度旋律重燃。关于这首歌，作曲家的儿子回忆道：“我记得那些坐在简陋的军用木箱上抽着烟的士兵们，在听完《神圣的战争》的第一段唱词后，一下子站起来，掐灭了烟卷，静静地听我们唱完，然后要我们再唱一遍又一遍……”一种风尚过了几十年，一般不会再有生命力，每代人有每代人熟悉的歌，能几代人同唱的歌不多，俄罗斯歌曲算一例。
　　很难想象神奇的俄罗斯民族是如何在极端严厉的桎梏下创造出充满活力的音乐来的。或许是因为那片土地上到处低回着忧郁的歌，才催生灿若群星的作曲家和经典歌曲的吧。
　　为什么，也经历了绝不次于俄罗斯的苦难的我们却唱不出深沉的歌？
　　为什么这么久过去，我们依然喜欢俄罗斯歌曲？这很难说清。但那几首为中国人所熟悉的俄罗斯歌曲之所以搅动肝肠，还是因为它们关联着中国人在日常中模糊却在歌曲中清晰的记忆。以前人们唱的是歌词，因为其中涌动着求之不得的爱情;后来听的是旋律，因为其中纠缠着挥之不去的忧郁;再后来，品的就是余韵了，余韵之中，依稀看见那个业已渐行渐远的自己。
　　当下的人们已不再像五十年前那样崇尚俄罗斯文化了，但没有哪个国家的艺术曾这样深刻地影响过我们。俄罗斯歌曲可能也不会得到“重读”的待遇，因为承载她的那个历史之页，已然永久翻过。
　　责任编辑：田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