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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代中国工人为了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资本家的剥削而发起的抗争运动此起彼伏，其中则以上海罢工为典范。在早期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开展工人运动时，采取了同帮会合作的工作策略，二者之间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从相互利用到互相竞争，从携手合作到既斗争又合作。在波澜壮阔的上海工人运动中不同时期共产党人对待帮会势力采取不同策略体现了灵活高超的政治智慧。在推翻国民党统治的斗争中，共产党不断消解了帮会势力插手工运对工人施加的影响，使得帮会势力逐渐式微，并在新中国建立后成功扫除了旧上海的帮会势力。
[关键词]上海罢工 中国共产党 帮会势力 关系演变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列强不断发动侵华战争，致使近代中国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911年，孙中山领导了比较完全意义上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辛亥革命，这次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辛亥革命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特点虽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但是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还是得到较大的发展，同时，中國无产阶级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随着工人群体力量的壮大和政治上的觉醒，在由他们中先进分子组成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不断兴起工人运动高潮，并在改变近代中国社会的进程中书写了浓墨重彩的篇章，而上海工人罢工（1919-1949）运动尤其具有重大的政治影响。中国共产党在组织领导上海工人运动中巧妙地利用当地帮会势力，当然这中间也有斗争。总的来说，大体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一、早期共产党工运领导者与帮会力量的相互利用阶段（1919—1927）
上海工人罢工的第一次高潮出现在五四运动期间，其中56次罢工中有33次与五四运动有关[1]p81。在罢工运动中，工会组织不断增加，工会在发动工人和领导工人运动中的作用不断凸显。年轻的共产党人在尚不熟悉的领域开展工人运动时，通过加入青帮以寻找其在上海工人运动中的立足点，帮会中人则借此仿照共产党人的组织方式组织起他们自己的协进会（如上海工人联合会）之类的团体，这为后来二者之间关系的变化埋下伏笔。
一些早期的共产党干部设法安排几个同志加入青帮，以此来开展罢工运动。比如李启汉就通过与一名具有帮会身份的纺织女工建立起了密切联系，并借此加入青帮，在纺织和烟草业工人中建立起“左”倾工会[1]p92。他还协助创立了机器工会和印刷工会。“大量研究表明，20世纪20年代的无产者积极而激进，对共产党人的支持主要来自于那些与底层无产者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大不相同的工人。”[2]因此，技工群体是李启汉动员工作的主要目标。李启汉领导的罢工运动能取得胜利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在于他的青帮身份，这有助于他劝说烟厂工头和青帮头目站到罢工工人这一边。
以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为例，共产党的干部起着领导作用，而帮会关系则在动员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一位主要负责人李立三就在党的批准下正式加入了青帮。一份当时英国警务处的报告中提到：“青红帮与工运鼓动者相联合……效忠于李立三”[1]p100。正是因为有了帮会方面的关系，上海总工会得以把五卅运动发展成为一场史无前例的罢工[3]。但是帮会控制的上海工人联合会与共产党领导的上海总工会之间也并非亲密无间。在当年8月22日，工人联合会甚至派人袭擊了上海总工会的办公场所[1]p102。在来自帮会等各方的压力下，总工会结束了五卅总罢工。双方建立起的脆弱联合只维持到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1927年，北伐战争节节胜利，共产党决定组织动员上海工人阶级发动武装起义。杜月笙通过与共产党的谈判表示愿意提供帮助，“帮会向中共支持的工会提供资金，为释放被关押的工人奔走活动，传递军阀当局的信息，并为在租界外面活动的中共干部提供保护”[4]。1927年3月21日，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成功，帮会的合作是共产党得以团结整个工人阶级的重要条件，帮会的帮助促成了共产党人领导的暴动的成功。
综上所述，在1919—1927年的工人运动中，共产党需要依靠帮会、行会的帮助才能更容易地将工人组织起来。共产党员利用帮会关系鼓动非技术工人进行大规模抗议并获得一定的资金支持，而帮会分子则利用共产党员的强大的组织力和组织方式得以使罢工为他们谋取更多利益。然而，二者之间的合作关系是脆弱的，当帮会找到了一个更可靠的为其鸦片买卖撑腰的支持者（国民党）时，二者的决裂难以避免。
二、共产党工运领导者与帮会势力的相互斗争（1927—1937）
在国民政府十年统治时期，国民党努力将帮会力量纳入到自身的统治基础中，以支撑蒋介石领导下的国统区统治，上海的工人组织由盛而衰。帮会势力通过与国民党勾结的方式插手上海工运。在这一时期，共产党与帮会力量在领导工运中呈相互斗争的对立关系。
1.杜月笙等青帮派头子与国民政府的勾结。杜月笙运作的方式是通过扮演罢工调停者的角色从而不断扩大其利益。它既希望通过自身的运作解决劳资纠纷来赢得公众，又想借此向国民政府示好以获得当局的某种信任和重视。帮会热衷于支持工人事业，只要此种策略有利于他们谋得更大利益。通过操纵罢工，帮会的目的有时便与国民政府的愿望相契合，从而赢得政府的暗中支持。比如国民政府为了对洋资企业征税，便暗中支持帮会在英美日等企业发起的罢工。数年后，“杜月笙就开始和上海市党部联合领导工人运动”[5]。杜月笙的名望不断上升以此吸引了大批追随者，而那些杜月笙的追随者往往通过加入青帮寻求获取名利的阶梯。而当时共产党犯了“左”倾盲动错误，实行以城市暴动为“中心及领导者”，形成城乡的武装总暴动，结果使工人运动力量损失惨重，白区工运惨遭失败。
2.共产党领导的白区工人运动遭遇挫折。1927年11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声言对国民党扶持的黄色工会展开公开斗争并继续强调进行城市武装暴动”[6]。当月底，中共在上海发动了第四次工人武装起义，但在国民党的残酷镇压下流产。1928年，中共建立了赤色工会，断绝了与黄色工会的任何合作，采取冒险的飞行集会来进行抗议运动。其结果是到1930年春，上海中共党员的人数比上年下降了大约60%，大约还有500人左右，其中只有35%是工厂工人，只有区区3%的人是妇女[7]。另一个数据则显示截至1930年，属于中共领导下的上海赤色工会的工人有2000人，到1932年时下降到500人，到1934年时，已所剩无几[8]。在错误的行动策略支配下，共产党组织领导的工人运动损失惨重，在与国民党以及帮勾结的黄色工会的竞争中不仅未能取得胜利，反而使自身实力大大受损。 抗戰爆发后，国民党政府西撤，帮会力量失去了保护伞。共产党员重建了工人运动组织，改变了工作策略，与帮会重新建立了联系，而帮会也转向同共产党人开展“爱国”合作。
三、抗战时期共产党工运领导者与帮会力量的再度合作（1937—1945）
这一策略转变首先体现在刘少奇的《关于白区职工运动的提纲》中：“鼓励与推动黄色工会去参加抗日救国的团体和运动，号召全国各党各派联合一致抗日救国。”[9]当日本侵略上海后，成千上万工人成为难民，几个青帮首领提供经费和场地先后办了四五十所难民收容所[1]p137。中共地下党干部则积极充当志愿者，并开办小茶馆、俱乐部、互助社等形式的避难场所以发展党员，开展运动。在日本的残酷镇压等客观因素的作用下，地下党组织采取了收缩与退却的工作方针，开展无人领导、无组织形式、无群众声势的“三无斗争”[10]。帮会则通过提供有关日本人和汪伪政权的情报等方式帮助共产党，中共得以不断扩大其自身影响。
与此同时，共产党在上海的船厂和机器厂重建中成功发展了许多工头成为中共党员，使得1942—1944年得以在重要的工业企业中发动了一系列成功的罢工[11]。在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法电的技术工人和半技术工人在共产党和青帮首领影响下变得特别活跃，有近300人参加了会帮，他们成为共产党在法电机务、车务部门发动斗争的基础。
数据表明，“抗战时期，中共上海党组织发展迅速。1937年11月时，仅有党员130人，到1945年8月日本人投降时已猛增至2000多人”[12]。这一时期，中共在领导上海工运中以民族主义为旗帜与一些帮会势力展开合作，对共产党组织的恢复和壮大产生了有利影响。通过采取灵活的工作策略，共产党得以不断扩大其影响并建立广泛的群众基础，为解放战争时期领导大规模工人运动奠定了坚实基础。
四、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工运领导者与帮会势力的斗争与合作（1946—1949）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无法解决上海灾难性的通货膨胀，自身内部中统与军统严重的派系斗争又使国民党统治濒于瘫痪，客观上为共产党赢得越来越多的支持创造了條件。在解放战争期间，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上海的中共地下党员准备组建上海工人地下军进行斗争。一方面，兼具帮派和国民党高官身份的陆京士在战后被派回上海从共产党手中夺回工人运动控制权。他的人马被称为“上海市工人忠义救国军”，在青帮的协助下充当打击共产党的急先锋，常对可疑的共产党据点发起袭击。1947年11月，国民党特务袭击了中共地下党领导创办的富通印刷所，现场逮捕了在那里校对《电工月报》的上海电力公司6名工会干部和三区丝织业工会干部，其中包括共产党在三区丝织业工会负责人陶云山。“富通事件”[13]后，上海各大报纸均在醒目位置刊登了消息，社会舆论哗然。中共上海工人运动委员会予以反击，全市各大工会组织的罢工和抗争得到上海各界的声援和支持。国民党当局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陆续释放了被捕的工会干部和工人群众。
另一方面，当国民党大势已去时，一些帮会人物闻风转而与共产党合作。
在共产党重新掌控上海工人运动的过程中，变节帮会分子的合作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在这些黄色工会领导人的帮助下，共产党得以扩大在上海工人特别是那些较缺乏技术的工人中的影响，并为新政权建立后稳定上海市民的生产生活奠定基础。
五、结语
裴宜理先生指出，“不同的工人有不同的政治”[1]p278。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的30年间，中国的工人在不断的运动中逐渐成熟，并在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变革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不论是共产党工运组织者还是国民党工运组织者，他们都必须借助帮会的力量以取得大量的半技术性工人、非技术性工人的支持。通过将传统的血缘关系、地缘关系、行业团体、帮会关系之类引入工人群体的合作中，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上海工人阶级的差异与分裂，团结更多的工人群体加入到罢工运动中，从而不断扩大工人运动的政治影响。
共产党工运的领导者与帮会势力之间从互相利用到关系决裂，从相互对立到抗战时期的再度合作，无不生动反映了当时上海瞬息万变的政治经济态势和中华民族抵抗外来侵略实现民族独立的历史篇章。从中我们也可看出，当共产党人采取与帮会力量联合的策略时，能使共产党领导的工运实现更好的胜利。因此，关注工人运动背后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正视帮会在上海罢工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从而探究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下历史的发展与演进的因果关系仍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探索的重要课题。
参考文献：
[1]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
[2]傅道慧.五卅运动[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
[3]朱学范.旧上海的帮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4]上海市档案局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5]章月谷.杜月笙传（第2册）[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1.
[6]江苏省档案馆.江苏农民运动档案史料选编[M].北京：档案出版社，1983.
[7]James Pinckney Harrison，The Long March to Power：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1921-1972（New York，1972），pp.1161-1162；沪潮（第14期）[M].上海，1930.
[8]沈以行.工运史鸣辨录[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
[9]刘少奇.上海工运史研究资料[M].上海：上海总工会出版社，1980.
[10]王建初，孙茂生.中国工人运动史[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11]上海船舶工业公司党史工运史征集编辑委员会.上海船舶工业工运资料汇编[M].上海，1986.
[12]翁三新.上海党史资料[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13] 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办公室.上海工运史料[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责任编辑/陈 洪
[关键词]上海罢工 中国共产党 帮会势力 关系演变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列强不断发动侵华战争，致使近代中国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911年，孙中山领导了比较完全意义上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辛亥革命，这次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辛亥革命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特点虽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但是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还是得到较大的发展，同时，中國无产阶级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随着工人群体力量的壮大和政治上的觉醒，在由他们中先进分子组成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不断兴起工人运动高潮，并在改变近代中国社会的进程中书写了浓墨重彩的篇章，而上海工人罢工（1919-1949）运动尤其具有重大的政治影响。中国共产党在组织领导上海工人运动中巧妙地利用当地帮会势力，当然这中间也有斗争。总的来说，大体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一、早期共产党工运领导者与帮会力量的相互利用阶段（1919—1927）
上海工人罢工的第一次高潮出现在五四运动期间，其中56次罢工中有33次与五四运动有关[1]p81。在罢工运动中，工会组织不断增加，工会在发动工人和领导工人运动中的作用不断凸显。年轻的共产党人在尚不熟悉的领域开展工人运动时，通过加入青帮以寻找其在上海工人运动中的立足点，帮会中人则借此仿照共产党人的组织方式组织起他们自己的协进会（如上海工人联合会）之类的团体，这为后来二者之间关系的变化埋下伏笔。
一些早期的共产党干部设法安排几个同志加入青帮，以此来开展罢工运动。比如李启汉就通过与一名具有帮会身份的纺织女工建立起了密切联系，并借此加入青帮，在纺织和烟草业工人中建立起“左”倾工会[1]p92。他还协助创立了机器工会和印刷工会。“大量研究表明，20世纪20年代的无产者积极而激进，对共产党人的支持主要来自于那些与底层无产者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大不相同的工人。”[2]因此，技工群体是李启汉动员工作的主要目标。李启汉领导的罢工运动能取得胜利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在于他的青帮身份，这有助于他劝说烟厂工头和青帮头目站到罢工工人这一边。
以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为例，共产党的干部起着领导作用，而帮会关系则在动员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一位主要负责人李立三就在党的批准下正式加入了青帮。一份当时英国警务处的报告中提到：“青红帮与工运鼓动者相联合……效忠于李立三”[1]p100。正是因为有了帮会方面的关系，上海总工会得以把五卅运动发展成为一场史无前例的罢工[3]。但是帮会控制的上海工人联合会与共产党领导的上海总工会之间也并非亲密无间。在当年8月22日，工人联合会甚至派人袭擊了上海总工会的办公场所[1]p102。在来自帮会等各方的压力下，总工会结束了五卅总罢工。双方建立起的脆弱联合只维持到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1927年，北伐战争节节胜利，共产党决定组织动员上海工人阶级发动武装起义。杜月笙通过与共产党的谈判表示愿意提供帮助，“帮会向中共支持的工会提供资金，为释放被关押的工人奔走活动，传递军阀当局的信息，并为在租界外面活动的中共干部提供保护”[4]。1927年3月21日，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成功，帮会的合作是共产党得以团结整个工人阶级的重要条件，帮会的帮助促成了共产党人领导的暴动的成功。
综上所述，在1919—1927年的工人运动中，共产党需要依靠帮会、行会的帮助才能更容易地将工人组织起来。共产党员利用帮会关系鼓动非技术工人进行大规模抗议并获得一定的资金支持，而帮会分子则利用共产党员的强大的组织力和组织方式得以使罢工为他们谋取更多利益。然而，二者之间的合作关系是脆弱的，当帮会找到了一个更可靠的为其鸦片买卖撑腰的支持者（国民党）时，二者的决裂难以避免。
二、共产党工运领导者与帮会势力的相互斗争（1927—1937）
在国民政府十年统治时期，国民党努力将帮会力量纳入到自身的统治基础中，以支撑蒋介石领导下的国统区统治，上海的工人组织由盛而衰。帮会势力通过与国民党勾结的方式插手上海工运。在这一时期，共产党与帮会力量在领导工运中呈相互斗争的对立关系。
1.杜月笙等青帮派头子与国民政府的勾结。杜月笙运作的方式是通过扮演罢工调停者的角色从而不断扩大其利益。它既希望通过自身的运作解决劳资纠纷来赢得公众，又想借此向国民政府示好以获得当局的某种信任和重视。帮会热衷于支持工人事业，只要此种策略有利于他们谋得更大利益。通过操纵罢工，帮会的目的有时便与国民政府的愿望相契合，从而赢得政府的暗中支持。比如国民政府为了对洋资企业征税，便暗中支持帮会在英美日等企业发起的罢工。数年后，“杜月笙就开始和上海市党部联合领导工人运动”[5]。杜月笙的名望不断上升以此吸引了大批追随者，而那些杜月笙的追随者往往通过加入青帮寻求获取名利的阶梯。而当时共产党犯了“左”倾盲动错误，实行以城市暴动为“中心及领导者”，形成城乡的武装总暴动，结果使工人运动力量损失惨重，白区工运惨遭失败。
2.共产党领导的白区工人运动遭遇挫折。1927年11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声言对国民党扶持的黄色工会展开公开斗争并继续强调进行城市武装暴动”[6]。当月底，中共在上海发动了第四次工人武装起义，但在国民党的残酷镇压下流产。1928年，中共建立了赤色工会，断绝了与黄色工会的任何合作，采取冒险的飞行集会来进行抗议运动。其结果是到1930年春，上海中共党员的人数比上年下降了大约60%，大约还有500人左右，其中只有35%是工厂工人，只有区区3%的人是妇女[7]。另一个数据则显示截至1930年，属于中共领导下的上海赤色工会的工人有2000人，到1932年时下降到500人，到1934年时，已所剩无几[8]。在错误的行动策略支配下，共产党组织领导的工人运动损失惨重，在与国民党以及帮勾结的黄色工会的竞争中不仅未能取得胜利，反而使自身实力大大受损。 抗戰爆发后，国民党政府西撤，帮会力量失去了保护伞。共产党员重建了工人运动组织，改变了工作策略，与帮会重新建立了联系，而帮会也转向同共产党人开展“爱国”合作。
三、抗战时期共产党工运领导者与帮会力量的再度合作（1937—1945）
这一策略转变首先体现在刘少奇的《关于白区职工运动的提纲》中：“鼓励与推动黄色工会去参加抗日救国的团体和运动，号召全国各党各派联合一致抗日救国。”[9]当日本侵略上海后，成千上万工人成为难民，几个青帮首领提供经费和场地先后办了四五十所难民收容所[1]p137。中共地下党干部则积极充当志愿者，并开办小茶馆、俱乐部、互助社等形式的避难场所以发展党员，开展运动。在日本的残酷镇压等客观因素的作用下，地下党组织采取了收缩与退却的工作方针，开展无人领导、无组织形式、无群众声势的“三无斗争”[10]。帮会则通过提供有关日本人和汪伪政权的情报等方式帮助共产党，中共得以不断扩大其自身影响。
与此同时，共产党在上海的船厂和机器厂重建中成功发展了许多工头成为中共党员，使得1942—1944年得以在重要的工业企业中发动了一系列成功的罢工[11]。在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法电的技术工人和半技术工人在共产党和青帮首领影响下变得特别活跃，有近300人参加了会帮，他们成为共产党在法电机务、车务部门发动斗争的基础。
数据表明，“抗战时期，中共上海党组织发展迅速。1937年11月时，仅有党员130人，到1945年8月日本人投降时已猛增至2000多人”[12]。这一时期，中共在领导上海工运中以民族主义为旗帜与一些帮会势力展开合作，对共产党组织的恢复和壮大产生了有利影响。通过采取灵活的工作策略，共产党得以不断扩大其影响并建立广泛的群众基础，为解放战争时期领导大规模工人运动奠定了坚实基础。
四、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工运领导者与帮会势力的斗争与合作（1946—1949）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无法解决上海灾难性的通货膨胀，自身内部中统与军统严重的派系斗争又使国民党统治濒于瘫痪，客观上为共产党赢得越来越多的支持创造了條件。在解放战争期间，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上海的中共地下党员准备组建上海工人地下军进行斗争。一方面，兼具帮派和国民党高官身份的陆京士在战后被派回上海从共产党手中夺回工人运动控制权。他的人马被称为“上海市工人忠义救国军”，在青帮的协助下充当打击共产党的急先锋，常对可疑的共产党据点发起袭击。1947年11月，国民党特务袭击了中共地下党领导创办的富通印刷所，现场逮捕了在那里校对《电工月报》的上海电力公司6名工会干部和三区丝织业工会干部，其中包括共产党在三区丝织业工会负责人陶云山。“富通事件”[13]后，上海各大报纸均在醒目位置刊登了消息，社会舆论哗然。中共上海工人运动委员会予以反击，全市各大工会组织的罢工和抗争得到上海各界的声援和支持。国民党当局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陆续释放了被捕的工会干部和工人群众。
另一方面，当国民党大势已去时，一些帮会人物闻风转而与共产党合作。
在共产党重新掌控上海工人运动的过程中，变节帮会分子的合作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在这些黄色工会领导人的帮助下，共产党得以扩大在上海工人特别是那些较缺乏技术的工人中的影响，并为新政权建立后稳定上海市民的生产生活奠定基础。
五、结语
裴宜理先生指出，“不同的工人有不同的政治”[1]p278。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的30年间，中国的工人在不断的运动中逐渐成熟，并在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变革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不论是共产党工运组织者还是国民党工运组织者，他们都必须借助帮会的力量以取得大量的半技术性工人、非技术性工人的支持。通过将传统的血缘关系、地缘关系、行业团体、帮会关系之类引入工人群体的合作中，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上海工人阶级的差异与分裂，团结更多的工人群体加入到罢工运动中，从而不断扩大工人运动的政治影响。
共产党工运的领导者与帮会势力之间从互相利用到关系决裂，从相互对立到抗战时期的再度合作，无不生动反映了当时上海瞬息万变的政治经济态势和中华民族抵抗外来侵略实现民族独立的历史篇章。从中我们也可看出，当共产党人采取与帮会力量联合的策略时，能使共产党领导的工运实现更好的胜利。因此，关注工人运动背后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正视帮会在上海罢工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从而探究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下历史的发展与演进的因果关系仍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探索的重要课题。
参考文献：
[1]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
[2]傅道慧.五卅运动[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
[3]朱学范.旧上海的帮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4]上海市档案局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5]章月谷.杜月笙传（第2册）[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1.
[6]江苏省档案馆.江苏农民运动档案史料选编[M].北京：档案出版社，1983.
[7]James Pinckney Harrison，The Long March to Power：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1921-1972（New York，1972），pp.1161-1162；沪潮（第14期）[M].上海，1930.
[8]沈以行.工运史鸣辨录[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
[9]刘少奇.上海工运史研究资料[M].上海：上海总工会出版社，1980.
[10]王建初，孙茂生.中国工人运动史[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11]上海船舶工业公司党史工运史征集编辑委员会.上海船舶工业工运资料汇编[M].上海，1986.
[12]翁三新.上海党史资料[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13] 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办公室.上海工运史料[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责任编辑/陈 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