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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康有为作为晚清碑学之集大成者，著书《广艺舟双楫》，虽《广艺舟双楫》是承续包世臣的《艺舟双楫》，但他在阮元、包世臣之论上继而壮大碑学声势，主张变革求新，明确提出“尊碑抑贴”、“崇魏卑唐”的书学主张，并且大力推祟汉魏六朝的碑学，对研究汉魏六朝碑派书法艺术的繁荣有着深远的影响。康有为本身也在其书学思想的不断变革下影响着他的书学实践。
关键词：康有为;《广艺舟双楫》
一、康有为的书学思想
（一）康有为碑帖学理论的出现
据记载，欧阳修的《集古录》是中国书法史上现存最早的金石碑刻学著作，其中碑刻跋尾占了大部分，可是并没有对以往的金石碑版进行全面总结分析，真正对碑学作全面系统阐述是在清朝。而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的问世，使其开始有了比较完备的一个派别：“古学者，晋帖唐碑也，所得以帖为多，凡刘石庵、姚姬传等皆是也。今学者，北碑汉篆也，所得以碑为主，凡邓石如、张廉卿等是也。”古今晋帖唐碑到后面的北碑汉篆，也反映了帖学到碑学的一种转变。从其也不难看出看出康有为倡导的“尊碑抑帖”的书学思想。
（二）“尊碑抑帖”与“尊魏卑唐”
“尊碑抑帖”与“尊魏卑唐”是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中的重要观点，也是其重要书学思想内容。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之中，详细的对北朝汉魏的具有代表性翻然名碑都有作介绍以及评价，并且把魏碑艺术风貌神韵之美概括为：魄力雄强、气象浑穆、笔法跳跃、点画俊厚、意态奇逸、精神飞动、兴趣酣足、骨法洞达、结构天成和血肉丰美。《广艺舟双楫》只能说是康有为在理论上形成的碑学思想，而这一时期的碑学思想还存在许多不成熟的观点，这在他后40年的人生历程中所不断实践的。
二、书学思想的转变对其书法实践创新的影响
（一）早年书学萌芽实践以帖学为主
康有为对于书法，既有实践，又有理论。康有为在书法上是先有理论，后有实践，并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发展变化。起初康有为在书法创作初始阶段是处于帖学时期，为了参加科举考试，而沿帖学展开的，《殿试状》是康有为38岁时所书，在其早期书学萌芽之时可见其在《乐毅论》等法帖上下的功夫不浅。其曾在书中提到：“后见陈阑甫京卿，谓《醴泉》难学，欧书惟有小欧《道因碑》可步趋耳。习之，果茂密，乃知陈京卿得力在此也。因并取《圭峰》《处恭公》《玄秘塔》、《颜家庙》临之，乃少解结构，盖虽小道，非得其法，无由入也。间及行草，取孙过庭《书谱》及阁帖模之，姜尧章最称张芝、索靖、皇象章草，以时人罕及，因力学之。
由此可见康有为早期书学与帖学渊源颇深，自幼的学帖经历给其书法打下了牢靠的基础。虽康有为尽管在《广艺舟双楫》之中大力倡导碑学思想，但是在早期的书学实践中，书法与其理论并非同步，早期依旧是从帖学入手“流观诸帖”，同时说明了转益多师，不断推陈出新的重要性。
（二）中期书学思想的转变
康有为22时结识张鼎华，他听取了张鼎华“帖皆翻本，不如学碑”这一观点之后便留意起了碑刻。
“少读《说文》，尝作篆、隶，苦盖山及阳冰之无味，问九江先生，称近人邓完白作篆第一，因搜求之粤城，苦难得。壬午入京师，乃大购焉，因并得汉、魏、六朝、唐、宋碑版数百本，从容玩索，下笔颇远于俗，于是翻然知帖学之非矣。惟吾性好穷理，不能为无用之学，最懒作字，取大意而已。”
则从侧面体现出康有为从帖学开始转为碑学的一个重要契机便是其对篆隶开始有较深探究，于是“翻然知帖学之非”。“及久居京师，多游厂肆，日购碑版，于是尽见秦、汉以来及南北朝诸碑，泛滥唐、宋，乃知隶、楷变化之由，世代迁流之异。”
可见其通过实践而认识到了张鼎华的 “不如碑学” 意义之所在。从而实践与其理论均进入到了碑学研究。康有为之前便有了唐楷、章草和篆书的基础，又有丰厚碑版藏本。至1888年12月首次上书请求变法受阻以后“日以读碑为事。尽观京师藏家之金石凡千种。”开始着手起草《廣艺舟双楫》。碑帖之变是清代书法自身发展的一个必然的选择，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这在康有为的书学思想中是极为清楚的。从1889《广艺舟双楫》成书到后来的1898年戊戌变法前处于“帖为主、碑为辅”在这一阶段虽仍力倡碑学，且由于大部分时间精力投身到政治运动之中，书法创作较少。至1898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流亡海外的康有为开始建立起了他的尊碑理论以及展望未来的碑帖融合学说，这段时期他的书法处于碑帖结合的个人书风形成期。
（三）晚年书学思想成熟——“康体”趋向成熟
身处异国他乡的康有为在1907年于埃及作《大吉岭卧病绝粮诗帖》，笔意参合章草、小篆，有貌圆神方之韵，这种具碑学风格的作品出现，已经没有了帖学的意味。这一时期也是他个人书法风貌开始逐步鲜明的重要时期。1913年到1926年康有为回国之后晚年书法日趋完善，个人风格更加鲜明，“康体”书法逐步成熟。总的来说康有为1889年《广艺舟双楫》成书后到1927年他逝世于青岛这40年间，是康有为书法实践和书法风格不断变化的重要时期。由此可见，“康体”的成熟以及特点的明确化不仅受其书学思想的影响，还与康有为本人身处时代背景当时的国内政治局势、思辨能力、以及学书经历密切相关的。
三、康有为书法风格的特点
康有为写的“康体”体阔势宽，平正端庄，中宫收紧，下部疏散，结体舒张。从北碑中求意趣，在个人创作上，进行了大胆地实践。其书法从碑刻中汲取营养，能明显看到《石门铭》和《经石峪》的影子，吸收了结字造型和用笔方法，用汉魏用笔，行书连带笔意包含于结体，汲取百家而自成一格。总的来说有“重、拙、大”之三大特点，追求着这种“茂密雄强”的书法气象。
且康有为留下的作品创作形式多以楹联、横额、中堂、榜书这种较大尺幅的为主，也有手稿信札等等。康有为对联见气势开张、浑穆大气，长撇大捺，气势开展，逆笔藏锋运笔时迅起急收，可见腕力的功夫造诣高，转折之处因提笔暗过，显得十分圆浑苍厚。
四、结语
在近代书法史上，康有为书法和他的著名书论《广艺舟双楫》是不可或缺的部分。康有为的书学思想集中体现在《广艺舟双楫》中，提出“尊碑”之说，大力推祟 汉魏六朝碑学，对碑派书法的兴盛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随着整治革新以及生活环境的变化，其书学思想也不断变化成熟影响着其书法实践，从而使逐步成为一个书法理论与书法实践都进入碑学研究者的角色，也使得中国书法理论史的碑学理论得到系统化。其书学思想指导自己的书法实践，这种追寻古今、熔百家的理念，既尊崇古人的艺术风貌又推崇勇于突破，推陈出新，也十分适用于现今。
参考文献
[1]马钦忠：《书法与文化形态》，上海书画出版社1998年8月版，第36页。
[2]康有为：《康有为集》（孙玉祥、李宗玮解析），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8月版。
[3]崔尔平：《广艺舟双楫注》，上海书画出版社1981年12月版。
[4]康有为：《康有为集》（孙玉祥、李宗玮解析），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8月版。
关键词：康有为;《广艺舟双楫》
一、康有为的书学思想
（一）康有为碑帖学理论的出现
据记载，欧阳修的《集古录》是中国书法史上现存最早的金石碑刻学著作，其中碑刻跋尾占了大部分，可是并没有对以往的金石碑版进行全面总结分析，真正对碑学作全面系统阐述是在清朝。而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的问世，使其开始有了比较完备的一个派别：“古学者，晋帖唐碑也，所得以帖为多，凡刘石庵、姚姬传等皆是也。今学者，北碑汉篆也，所得以碑为主，凡邓石如、张廉卿等是也。”古今晋帖唐碑到后面的北碑汉篆，也反映了帖学到碑学的一种转变。从其也不难看出看出康有为倡导的“尊碑抑帖”的书学思想。
（二）“尊碑抑帖”与“尊魏卑唐”
“尊碑抑帖”与“尊魏卑唐”是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中的重要观点，也是其重要书学思想内容。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之中，详细的对北朝汉魏的具有代表性翻然名碑都有作介绍以及评价，并且把魏碑艺术风貌神韵之美概括为：魄力雄强、气象浑穆、笔法跳跃、点画俊厚、意态奇逸、精神飞动、兴趣酣足、骨法洞达、结构天成和血肉丰美。《广艺舟双楫》只能说是康有为在理论上形成的碑学思想，而这一时期的碑学思想还存在许多不成熟的观点，这在他后40年的人生历程中所不断实践的。
二、书学思想的转变对其书法实践创新的影响
（一）早年书学萌芽实践以帖学为主
康有为对于书法，既有实践，又有理论。康有为在书法上是先有理论，后有实践，并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发展变化。起初康有为在书法创作初始阶段是处于帖学时期，为了参加科举考试，而沿帖学展开的，《殿试状》是康有为38岁时所书，在其早期书学萌芽之时可见其在《乐毅论》等法帖上下的功夫不浅。其曾在书中提到：“后见陈阑甫京卿，谓《醴泉》难学，欧书惟有小欧《道因碑》可步趋耳。习之，果茂密，乃知陈京卿得力在此也。因并取《圭峰》《处恭公》《玄秘塔》、《颜家庙》临之，乃少解结构，盖虽小道，非得其法，无由入也。间及行草，取孙过庭《书谱》及阁帖模之，姜尧章最称张芝、索靖、皇象章草，以时人罕及，因力学之。
由此可见康有为早期书学与帖学渊源颇深，自幼的学帖经历给其书法打下了牢靠的基础。虽康有为尽管在《广艺舟双楫》之中大力倡导碑学思想，但是在早期的书学实践中，书法与其理论并非同步，早期依旧是从帖学入手“流观诸帖”，同时说明了转益多师，不断推陈出新的重要性。
（二）中期书学思想的转变
康有为22时结识张鼎华，他听取了张鼎华“帖皆翻本，不如学碑”这一观点之后便留意起了碑刻。
“少读《说文》，尝作篆、隶，苦盖山及阳冰之无味，问九江先生，称近人邓完白作篆第一，因搜求之粤城，苦难得。壬午入京师，乃大购焉，因并得汉、魏、六朝、唐、宋碑版数百本，从容玩索，下笔颇远于俗，于是翻然知帖学之非矣。惟吾性好穷理，不能为无用之学，最懒作字，取大意而已。”
则从侧面体现出康有为从帖学开始转为碑学的一个重要契机便是其对篆隶开始有较深探究，于是“翻然知帖学之非”。“及久居京师，多游厂肆，日购碑版，于是尽见秦、汉以来及南北朝诸碑，泛滥唐、宋，乃知隶、楷变化之由，世代迁流之异。”
可见其通过实践而认识到了张鼎华的 “不如碑学” 意义之所在。从而实践与其理论均进入到了碑学研究。康有为之前便有了唐楷、章草和篆书的基础，又有丰厚碑版藏本。至1888年12月首次上书请求变法受阻以后“日以读碑为事。尽观京师藏家之金石凡千种。”开始着手起草《廣艺舟双楫》。碑帖之变是清代书法自身发展的一个必然的选择，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这在康有为的书学思想中是极为清楚的。从1889《广艺舟双楫》成书到后来的1898年戊戌变法前处于“帖为主、碑为辅”在这一阶段虽仍力倡碑学，且由于大部分时间精力投身到政治运动之中，书法创作较少。至1898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流亡海外的康有为开始建立起了他的尊碑理论以及展望未来的碑帖融合学说，这段时期他的书法处于碑帖结合的个人书风形成期。
（三）晚年书学思想成熟——“康体”趋向成熟
身处异国他乡的康有为在1907年于埃及作《大吉岭卧病绝粮诗帖》，笔意参合章草、小篆，有貌圆神方之韵，这种具碑学风格的作品出现，已经没有了帖学的意味。这一时期也是他个人书法风貌开始逐步鲜明的重要时期。1913年到1926年康有为回国之后晚年书法日趋完善，个人风格更加鲜明，“康体”书法逐步成熟。总的来说康有为1889年《广艺舟双楫》成书后到1927年他逝世于青岛这40年间，是康有为书法实践和书法风格不断变化的重要时期。由此可见，“康体”的成熟以及特点的明确化不仅受其书学思想的影响，还与康有为本人身处时代背景当时的国内政治局势、思辨能力、以及学书经历密切相关的。
三、康有为书法风格的特点
康有为写的“康体”体阔势宽，平正端庄，中宫收紧，下部疏散，结体舒张。从北碑中求意趣，在个人创作上，进行了大胆地实践。其书法从碑刻中汲取营养，能明显看到《石门铭》和《经石峪》的影子，吸收了结字造型和用笔方法，用汉魏用笔，行书连带笔意包含于结体，汲取百家而自成一格。总的来说有“重、拙、大”之三大特点，追求着这种“茂密雄强”的书法气象。
且康有为留下的作品创作形式多以楹联、横额、中堂、榜书这种较大尺幅的为主，也有手稿信札等等。康有为对联见气势开张、浑穆大气，长撇大捺，气势开展，逆笔藏锋运笔时迅起急收，可见腕力的功夫造诣高，转折之处因提笔暗过，显得十分圆浑苍厚。
四、结语
在近代书法史上，康有为书法和他的著名书论《广艺舟双楫》是不可或缺的部分。康有为的书学思想集中体现在《广艺舟双楫》中，提出“尊碑”之说，大力推祟 汉魏六朝碑学，对碑派书法的兴盛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随着整治革新以及生活环境的变化，其书学思想也不断变化成熟影响着其书法实践，从而使逐步成为一个书法理论与书法实践都进入碑学研究者的角色，也使得中国书法理论史的碑学理论得到系统化。其书学思想指导自己的书法实践，这种追寻古今、熔百家的理念，既尊崇古人的艺术风貌又推崇勇于突破，推陈出新，也十分适用于现今。
参考文献
[1]马钦忠：《书法与文化形态》，上海书画出版社1998年8月版，第36页。
[2]康有为：《康有为集》（孙玉祥、李宗玮解析），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8月版。
[3]崔尔平：《广艺舟双楫注》，上海书画出版社1981年12月版。
[4]康有为：《康有为集》（孙玉祥、李宗玮解析），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