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南郊有一座“世界灭绝动物墓地”，鳞次般竖立的一块块墓碑，记载着近代以来已经灭绝的兽类、鸟类和鱼类的名字。新近立起的第146块墓碑上赫然写着“死者”的大名：白鳍豚。
　　白鳍豚于2500万年前由太平洋迁徙至我国长江一带，素有“长江女神”“水中大熊猫”之美誉。1996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将它列为“世界12种最濒危动物”之一；2002年7月，白鳍豚“淇淇”去世后，中国科学家再也找不到可以研究的对象了；2006年8月8日，英国《独立报》《卫报》及BBC报道了英国皇家学会《2006长江豚类考察报告》，声称：“生存于中国长江的白鳍豚已经灭绝”。虽说21世纪以来曾有多起“疑似事件”，但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还是不无遗憾地表示：“我们可能真的要和白鳍豚说‘再见’了！”
　　据最新版《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记载，被认定为极度濒危的物种有5210种，其中动物（包括兽类、鸟类、鱼类等）2696种。其实，“极度濒危”与“物种灭绝”仅一步之遥，少则十几年多则上百年，某物种如白鳍豚那样在人为破坏的生态环境中骤然成为了“化石”。我国面临这般厄运的生物并非独有白鰭豚，还有与恐龙同时代的生物如中华鲟、中华穿山甲等等。
　　在偌大的地球上，人类与生物界、大自然共存。相对其他有生命的物种，人类有动手能力，有思维能力，有创造能力，因此也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优越感和操纵性。悠悠岁月，人类在凭借自己的能力改造自然环境的同时，也危及了其他物种，危及了自己的生存环境。正因如此，爱因斯坦甚为感慨地说：“人类应该把爱心扩大到整个大自然和全体生命。”人类与大自然其他物种的关系不是一种功利关系，自然界的万物，在人类的眼里，不止是一种资源——被人类取之、用之的对象，它完全可以成为人们情感的寄托、精神的依恋、文化的象征、信仰的目标。
　　近读英国作家彼得.辛格在上世纪70年代写的《动物解放》一书，深受启迪。他指出：“人类为了自己的福利而剥夺动物的天然福利，并把动物置于苦难的窘境，这是不道德的，是反自然的，最终也有害于人类自身，因为人类与万物共处于一个统一的生物链或生命场里，在这一共同的场域里，強势的一方若总是无节制地加害于弱势的一方，虽然加害者从被害者身上获取短暂的好处和收益，但是，共同场域的痛苦总量增加了，大到一定的程度，生命程序将会彻底崩溃，所有生命在无序中将会日趋消亡”。白鳍豚也许就是在这一态势中被灭绝的。如何缓解大自然承受的重压而使之永葆生机？作者提出了“动物解放”的理念。简而言之，动物“解放”就是要改善动物的生存环境，恢复它们的天然福利，停止一切对动物的施虐行为，即使有的动物为了人的目的不得不死去，也应该尽量让其无痛苦地死去。让动物获得一定的天然福利和自由，才会缓解自己与生物界、大自然的对立紧张态势，适度控制共同场域中生灵痛苦的总量，从而在优化大自然的同时，最终也优化了人类的生存环境。
　　人类在如何估量自己的能力，如何与大自然、生物界和谐相处，有着不少课题要研究，有着不少事情要办好，其一便是：动物“解放”，尽量减少在“世界灭绝动物墓地”上的墓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