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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杜甫韵文韩国汉诗接受文献缉考》是一部广集域外汉诗之宗杜韵文的鸿篇巨制，从中可见收集杜诗接受史文献之用心良苦。如果将《杜甫韵文韩国汉诗接受文献缉考》中的崇杜之作联接起来，与日本汉诗及中国崇杜之作融合起来，当可构成杜甫诗歌接受史的组成部分，展现出杜诗传播的国际视野。《杜甫韵文韩国汉诗接受文献缉考》从域外的维度为我们展示了文本集聚而后的接受史景观，这种接受又与文学创作水乳交融，杜诗、韩国汉诗、文学接受史、文学史就此建立了有机的联系。
[关键词]杜诗;韩国汉诗;文学史;文学传播
[作者简介]田恩铭（1973-），男，文学博士，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大庆163319）。
沈文凡教授《杜甫韵文韩国汉诗接受文献缉考》是一部广集域外汉诗之宗杜韵文的鸿篇巨制，从中可见收集杜诗接受史文献之用心良苦。一册在手，韩国汉诗宗杜者如此之普泛确实未曾想到，而内容之丰富更令人觉得不可思议。对于杜诗的接受研究而言，不仅仅放在古代中国的范围内，而且要放在亚洲乃至更加广阔的范围内加以考察。如作者所述：“兹编所缉，系韩国历史中、近世、近代时期，诗人效仿接受杜甫所创作之诗句篇章，按其时间先后，整理辑录。”由于该书篇幅之大难以一一读过，因此不能从全局发论，本文仅就崇杜、习杜、论杜等三个方面以韩国杜诗文献谈谈杜诗接受史研究的空间拓展，试图窥知域外杜诗传播的文学史意义。
一、崇杜：以诗写杜的渊薮
自北宋尊杜风尚之形成，杜诗已经成为一种家国观念中的精神资源。这种精神资源跨越国界后慢慢变成效仿的對象，这些效仿者出自不同的理由肯定了杜诗的方方面面。沈文凡教授《杜甫韵文韩国汉诗接受文献缉考》一书收集了韩国汉诗中对于杜诗接受的部分，汇集收取之间体现了学术判断力。这部书从书名上就能找到五个关键词：杜甫、韵文、韩国、汉诗、接受文献。这五个关键词告诉我们遴选的范围、界域以及针对的文体和人物，自然还包括与文体和人物紧密联系的接受文献。这几乎包涵了文学接受史中大部分的限定词，接受文献中的韵文，还要是关于杜甫的，国家限定在韩国，这些接受文献的呈现方式是汉诗。这样，我们就可以清晰地断言：这是一部以杜甫韵文为接受对象的文本集合，而且以来自于韩国的汉诗为呈现方式，作者不仅仅收集这些关于杜甫韵文的接受文本，而且在“缉考”的过程中有所去取。
自杜甫《戏为六绝句》以诗歌论前辈诗风起，论诗诗便成为一种具有传承性的习惯性书写，而且传播久远，早已突破空间的限制。或者以“当时体”观之，或者置于诗史的长河中发论，构成文学批评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领域。苏舜钦言“子美集开诗世界”，突出的是杜甫的文学影响力。韩国论杜诗因受中国传统诗话的影响，常常从知人论世人手，更注重塑造诗人的形象。崇杜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直言对杜甫其人及杜诗的喜爱。如杨士彦《谢惠草堂杜诗》云：“我爱杜工部，文章天下先。珠玑生笔翰，造化谢机权。不见逮三载，相思抵百年。今来开碧眼，草罢太玄篇。”显然，此诗模仿李白之《赠孟浩然》，前两联是对杜甫的评价，却只是称其文章而并未集中论述其人与其诗的关系。二是从其身世人手，人与诗融为一体。权好文《读杜诗》：“草堂身世尚清高，忧国伤时雪鬓毛。落魄浣花何事业，千秋空作一诗豪。”从杜诗中读出其人，从身世之感起笔，字里行间将诗名与人生结合起来，突出“忧国伤时”的一面。读其诗而知人，知人从而论世。三是因诗而及其人。历代崇杜者往往由家国情怀人手，藉此老杜悲天悯人的一面会凸显出来。韩国汉诗中此类作品不多。却有其独到之处。如金麟厚《杜子美醉后捉辔图》先是刻画老杜饮者的形象，云：“风吹天上白衣云，远山依微暮霭苍。平原十里草萋萋，落日未落天苍茫。君独骑驴向何处，眼花落井生微狂。乾坤九州几万国，一夕转尽归醉乡。浣花溪头幽绝处，依然数间开草堂。”叙述饮者意不在饮，而在不得不隐，进而又开始写其内心，云：“生平与世味相疏，时时得酒倾千觞。微吟举首向青天，太山一点秋毫芒。人人拟看紫霞客，流落人间经几霜。”接续前面的书写从整体上刻画出一位以酒避世的失意者。而后，以杜诗之意象书写诗人之形象，云：“衡门老妻倚日暮，前阶下驴欣扶将。回头未解百年忧，一声蜀魄惊藜床。夜深月白起再拜，遥望美人天一方。”最后归于对诗人形象之评论，云：“世上空知诗兴豪，谁看赫赫忠肝肠。寓情诗酒只余迹，远志渺与云相羊。请君将我好东绢，特写葵心倾太阳。孤臣百世老蓬荜，耿耿一饭思难忘。”此诗极为注意炼字炼句，专取老杜诗歌之意象融人自己的思考，在韩国崇杜诗中堪称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此外，洪彦弼《次杜诗》亦是这种写法，想象杜甫创作之过程，因其诗而思其人，进而品其精神。如果从中国崇杜之作中找到相类的作品的话，则有李俊民《老杜醉归图二首》，其一云：“寻常行处酒债，每日江头醉归。薄暮斜风细雨，长安一片花飞。”其二云：“百钱街头酒价，蹇驴醉里风光。莫傍郑公门去，恐犹恨在登床。”这两首六言诗化用老杜诗句而形象生动，与《杜子美醉后捉辔图》的相关描写异曲同工。
举凡崇杜之作，不外乎崇其人、崇其精神、崇其技艺、崇其诗史，就此而言，韩国汉诗并未逾其范围，却能够超越语言之障碍，实现跨文化对话，是东亚汉学传播的重要路径。如果将《杜甫韵文韩国汉诗接受文献缉考》中的崇杜之作联接起来，与日本汉诗及中国崇杜之作融合起来，当可构成杜甫诗歌接受史的组成部分，展现出杜诗传播的国际视野。
二、习杜：杜诗接受的补遗
崇杜乃是从总体而言，就其表现形式来说，习杜才是崇杜之基础。西哲有言，艺术来源于模仿，通过模仿以聚积个人之独特之处，形成迥别于他人的创作风格。习杜乃是《杜甫韵文韩国汉诗接受文献缉考》之大宗，半数以上的韩国汉诗均是习杜诗，这些诗作有三个特点：一是目的在读杜而用其韵，这类诗侧重抒写作者的感受又能感受到杜诗的意味;二是刻意模仿某篇诗作而出自己意，这样的作品多为有感而发，是言为心声而与老杜共鸣的产物;三是纯粹出自模仿的目的，以杜诗为模仿对象的习作。因此习杜诗可因其特点分为数种情况，其中较为重要的一种是模仿杜诗谈阅读感受。有用杜诗集句者，以杜诗而言己意，如李榖《人日读杜诗仍用其韵》、柳思归《集杜陵诗句记事》，尤其李义健有《北青醮楼集杜句》《乱后人城有感集杜句》;有模仿其作者，或次韵或和之，如韩修《夜坐次杜工部诗韵》、郑澈《次老杜韵》、金止男《夜看杜诗因次（薄暮>韵》;有用其诗意者，可谓异代知己也，如元天锡《读杜集》、郑澈《读老杜杜鹃诗》。模仿其作在诗歌史上有特别的意义，是杜诗接受史中最为普泛的传播路径。以李穑的两首读杜诗为例，五律《读杜诗》云：“操心如孟子，纪事如马迁。文章振厥声，恻怛全尔天。法服坐琅庙，礼乐趋群贤。门墙高数仞，后来徒比肩。何曾望堂奥，矫首时茫然。”在作者看来，杜诗中有仁政，亦有史笔，具备礼乐风范，从杜诗中读出丰富的意蕴，读出诗圣的境界。这首可与李穑的一首论杜绝句对读，云：“诗章权舆舜南风，史法隐括太史公。以诗为史继三百，再拜杜鹃少陵翁。”此首与《读杜诗》意脉相通，都是侧重论述杜甫以诗为史的特征。这位韩国汉诗作者对杜诗的理解极为深刻，具有独到的眼光。李穑还有一首七律《读杜诗》，先写杜甫其人，称赞杜诗前无古人，不禁发出了“古今绝唱谁能继，剩馥残膏丐后人”的感叹与论断。 习杜的最高境界是在模仿中有“我”的存在。《杜甫韵文韩国汉诗接受文献缉考》收集大量的次韵诗，如具致用《听子规步老杜》、吴瑗《东亭玩月次杜韵追寄沈衡重》《秋日游荡春台路拈少陵韵》《夜步溪上月明如昼用杜诗“月林散清影”为韵得绝句》等等，这些作品的特点是在次韵中有自己的书写视角，诗中有“杜”，诗中有“我”，构成了当下的生活、“我”、杜甫之间的对话。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模仿，而是在模仿中具有独立性。“次韵”是技艺上的选择，而诗体及内容中有模仿者的自家手眼。
韩国汉诗中习杜并不刻意确定选题，而是有一个极为宏阔的模仿范围。不仅有许多代表作，如《赠卫八处士》《秋兴八首》《北征》《旅夜书怀》《醉时歌》等等;还有许多非代表作模仿者为数不少，《幽人》《中宵》《秋清》《贺雨》《赠鲜于韵》《九日》《夔府咏怀百韵》《伤春》等等。以《秋興八首》次韵为例，这组诗效仿者绵延不绝，边贡《和马尚宝文明读杜秋兴有感之作》：“杜陵寂寞几经时，遣兴空留卷里诗。早觉冰霜成岁晚，可怜松菊后秋衰。秦城楼阁千年思，蜀道烟花万里悲。异代那知亦同感，古台寒日雨丝丝。”韩国汉诗中和《秋兴八首》者为数众多，以次韵为主形成了一个专题。《秋兴八首》的仿作是关于七律组诗的次韵史，如赵宗敬《秋兴八首用杜甫韵》、宋纯《次杜子美<秋兴>》、李春英《次杜<秋兴八首>》、严昕《次杜少陵<秋兴八首>呈林注书大树亿龄》、曹文秀《次杜诗<秋兴>韵》、尹顺之《次龙洲用杜陵<秋兴八首>韵》等等，这些作品依用韵之例集聚于《秋兴八首》的周边，是关于一组诗的合唱，这种合唱穿越时空、穿越国境，是一场眩人眼目的文学对话。
三、以诗言杜：域外宗杜的文学史意义
宗杜、习杜这两个方面主要从内容上加以分析，如果就其实质性而言，则均是杜诗接受史的域外资源。这不仅仅是韩国汉诗中的专题创作文本，更是杜诗研究史中的重要文献。这些韩国汉诗是韩国文学史的内容，也是中国文学史中为杜甫确立文学史地位的主要依据。
文学史在一定程度上可说是文学接受史的反映，正是因为杜诗的广泛传播，杜甫才会具有域外的影响力。作为一位大诗人，杜甫在后世中获得了接受史中从不同角度考量后的认可。《杜甫韵文韩国汉诗接受文献缉考》中的宗杜之作至少体现了三个方面的文学史意义。
一是杜诗的诗史意义。宋代开始以“诗史”论杜诗，对于宋人称杜诗为诗史的源流，张晖有过细致的梳理，无论是指向记载时事的作品，还是历史与诗歌的特定关系，均突出杜诗的历史价值。韩国汉诗宗杜也是以律诗为主，写时事者不在少数，杜诗的诗史意义从而得以凸显出来。
二是杜诗的接受史意义。杜诗的域外传播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选题，近些年来关于日本汉诗对杜甫的接受学界有所研究，韩国汉诗的接受也因韩国诗话的发掘而有所彰显，《杜甫韵文韩国汉诗接受文献缉考》呈现出来的则是以诗论诗的独特视角展示域外对杜诗的接受状况，这是杜诗接受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部分充分证明杜诗对于韩国汉诗创作史的影响，也是杜诗接受史不可或缺的内容。
三是杜诗的仿作史意义。拟杜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普遍现象，对于杜诗的模仿完全可以纳入一个研究领域，将杜诗、模仿者、仿作之间建立一个立体的关系，从而揭示出由阅读杜诗生发出的仿作史意义。这些仿作不能被看作复制品，而是有着特殊的文献价值，他们证明了杜诗传播到域外后的接受效应，也证明了杜诗所具备的模仿功能。这既给了创作者“顾左右而言他”的机会，也体现了与杜诗对话的继承性与创造性。
文学史既要还原文学现场，还要如实地记录文学文本被接受的过程。《杜甫韵文韩国汉诗接受文献缉考》从域外的维度为我们展示了文本集聚后的接受史景观，这种接受又与文学创作水乳交融，杜诗、韩国汉诗、文学接受史、文学史就此建立了有机的联系。
[关键词]杜诗;韩国汉诗;文学史;文学传播
[作者简介]田恩铭（1973-），男，文学博士，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大庆163319）。
沈文凡教授《杜甫韵文韩国汉诗接受文献缉考》是一部广集域外汉诗之宗杜韵文的鸿篇巨制，从中可见收集杜诗接受史文献之用心良苦。一册在手，韩国汉诗宗杜者如此之普泛确实未曾想到，而内容之丰富更令人觉得不可思议。对于杜诗的接受研究而言，不仅仅放在古代中国的范围内，而且要放在亚洲乃至更加广阔的范围内加以考察。如作者所述：“兹编所缉，系韩国历史中、近世、近代时期，诗人效仿接受杜甫所创作之诗句篇章，按其时间先后，整理辑录。”由于该书篇幅之大难以一一读过，因此不能从全局发论，本文仅就崇杜、习杜、论杜等三个方面以韩国杜诗文献谈谈杜诗接受史研究的空间拓展，试图窥知域外杜诗传播的文学史意义。
一、崇杜：以诗写杜的渊薮
自北宋尊杜风尚之形成，杜诗已经成为一种家国观念中的精神资源。这种精神资源跨越国界后慢慢变成效仿的對象，这些效仿者出自不同的理由肯定了杜诗的方方面面。沈文凡教授《杜甫韵文韩国汉诗接受文献缉考》一书收集了韩国汉诗中对于杜诗接受的部分，汇集收取之间体现了学术判断力。这部书从书名上就能找到五个关键词：杜甫、韵文、韩国、汉诗、接受文献。这五个关键词告诉我们遴选的范围、界域以及针对的文体和人物，自然还包括与文体和人物紧密联系的接受文献。这几乎包涵了文学接受史中大部分的限定词，接受文献中的韵文，还要是关于杜甫的，国家限定在韩国，这些接受文献的呈现方式是汉诗。这样，我们就可以清晰地断言：这是一部以杜甫韵文为接受对象的文本集合，而且以来自于韩国的汉诗为呈现方式，作者不仅仅收集这些关于杜甫韵文的接受文本，而且在“缉考”的过程中有所去取。
自杜甫《戏为六绝句》以诗歌论前辈诗风起，论诗诗便成为一种具有传承性的习惯性书写，而且传播久远，早已突破空间的限制。或者以“当时体”观之，或者置于诗史的长河中发论，构成文学批评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领域。苏舜钦言“子美集开诗世界”，突出的是杜甫的文学影响力。韩国论杜诗因受中国传统诗话的影响，常常从知人论世人手，更注重塑造诗人的形象。崇杜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直言对杜甫其人及杜诗的喜爱。如杨士彦《谢惠草堂杜诗》云：“我爱杜工部，文章天下先。珠玑生笔翰，造化谢机权。不见逮三载，相思抵百年。今来开碧眼，草罢太玄篇。”显然，此诗模仿李白之《赠孟浩然》，前两联是对杜甫的评价，却只是称其文章而并未集中论述其人与其诗的关系。二是从其身世人手，人与诗融为一体。权好文《读杜诗》：“草堂身世尚清高，忧国伤时雪鬓毛。落魄浣花何事业，千秋空作一诗豪。”从杜诗中读出其人，从身世之感起笔，字里行间将诗名与人生结合起来，突出“忧国伤时”的一面。读其诗而知人，知人从而论世。三是因诗而及其人。历代崇杜者往往由家国情怀人手，藉此老杜悲天悯人的一面会凸显出来。韩国汉诗中此类作品不多。却有其独到之处。如金麟厚《杜子美醉后捉辔图》先是刻画老杜饮者的形象，云：“风吹天上白衣云，远山依微暮霭苍。平原十里草萋萋，落日未落天苍茫。君独骑驴向何处，眼花落井生微狂。乾坤九州几万国，一夕转尽归醉乡。浣花溪头幽绝处，依然数间开草堂。”叙述饮者意不在饮，而在不得不隐，进而又开始写其内心，云：“生平与世味相疏，时时得酒倾千觞。微吟举首向青天，太山一点秋毫芒。人人拟看紫霞客，流落人间经几霜。”接续前面的书写从整体上刻画出一位以酒避世的失意者。而后，以杜诗之意象书写诗人之形象，云：“衡门老妻倚日暮，前阶下驴欣扶将。回头未解百年忧，一声蜀魄惊藜床。夜深月白起再拜，遥望美人天一方。”最后归于对诗人形象之评论，云：“世上空知诗兴豪，谁看赫赫忠肝肠。寓情诗酒只余迹，远志渺与云相羊。请君将我好东绢，特写葵心倾太阳。孤臣百世老蓬荜，耿耿一饭思难忘。”此诗极为注意炼字炼句，专取老杜诗歌之意象融人自己的思考，在韩国崇杜诗中堪称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此外，洪彦弼《次杜诗》亦是这种写法，想象杜甫创作之过程，因其诗而思其人，进而品其精神。如果从中国崇杜之作中找到相类的作品的话，则有李俊民《老杜醉归图二首》，其一云：“寻常行处酒债，每日江头醉归。薄暮斜风细雨，长安一片花飞。”其二云：“百钱街头酒价，蹇驴醉里风光。莫傍郑公门去，恐犹恨在登床。”这两首六言诗化用老杜诗句而形象生动，与《杜子美醉后捉辔图》的相关描写异曲同工。
举凡崇杜之作，不外乎崇其人、崇其精神、崇其技艺、崇其诗史，就此而言，韩国汉诗并未逾其范围，却能够超越语言之障碍，实现跨文化对话，是东亚汉学传播的重要路径。如果将《杜甫韵文韩国汉诗接受文献缉考》中的崇杜之作联接起来，与日本汉诗及中国崇杜之作融合起来，当可构成杜甫诗歌接受史的组成部分，展现出杜诗传播的国际视野。
二、习杜：杜诗接受的补遗
崇杜乃是从总体而言，就其表现形式来说，习杜才是崇杜之基础。西哲有言，艺术来源于模仿，通过模仿以聚积个人之独特之处，形成迥别于他人的创作风格。习杜乃是《杜甫韵文韩国汉诗接受文献缉考》之大宗，半数以上的韩国汉诗均是习杜诗，这些诗作有三个特点：一是目的在读杜而用其韵，这类诗侧重抒写作者的感受又能感受到杜诗的意味;二是刻意模仿某篇诗作而出自己意，这样的作品多为有感而发，是言为心声而与老杜共鸣的产物;三是纯粹出自模仿的目的，以杜诗为模仿对象的习作。因此习杜诗可因其特点分为数种情况，其中较为重要的一种是模仿杜诗谈阅读感受。有用杜诗集句者，以杜诗而言己意，如李榖《人日读杜诗仍用其韵》、柳思归《集杜陵诗句记事》，尤其李义健有《北青醮楼集杜句》《乱后人城有感集杜句》;有模仿其作者，或次韵或和之，如韩修《夜坐次杜工部诗韵》、郑澈《次老杜韵》、金止男《夜看杜诗因次（薄暮>韵》;有用其诗意者，可谓异代知己也，如元天锡《读杜集》、郑澈《读老杜杜鹃诗》。模仿其作在诗歌史上有特别的意义，是杜诗接受史中最为普泛的传播路径。以李穑的两首读杜诗为例，五律《读杜诗》云：“操心如孟子，纪事如马迁。文章振厥声，恻怛全尔天。法服坐琅庙，礼乐趋群贤。门墙高数仞，后来徒比肩。何曾望堂奥，矫首时茫然。”在作者看来，杜诗中有仁政，亦有史笔，具备礼乐风范，从杜诗中读出丰富的意蕴，读出诗圣的境界。这首可与李穑的一首论杜绝句对读，云：“诗章权舆舜南风，史法隐括太史公。以诗为史继三百，再拜杜鹃少陵翁。”此首与《读杜诗》意脉相通，都是侧重论述杜甫以诗为史的特征。这位韩国汉诗作者对杜诗的理解极为深刻，具有独到的眼光。李穑还有一首七律《读杜诗》，先写杜甫其人，称赞杜诗前无古人，不禁发出了“古今绝唱谁能继，剩馥残膏丐后人”的感叹与论断。 习杜的最高境界是在模仿中有“我”的存在。《杜甫韵文韩国汉诗接受文献缉考》收集大量的次韵诗，如具致用《听子规步老杜》、吴瑗《东亭玩月次杜韵追寄沈衡重》《秋日游荡春台路拈少陵韵》《夜步溪上月明如昼用杜诗“月林散清影”为韵得绝句》等等，这些作品的特点是在次韵中有自己的书写视角，诗中有“杜”，诗中有“我”，构成了当下的生活、“我”、杜甫之间的对话。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模仿，而是在模仿中具有独立性。“次韵”是技艺上的选择，而诗体及内容中有模仿者的自家手眼。
韩国汉诗中习杜并不刻意确定选题，而是有一个极为宏阔的模仿范围。不仅有许多代表作，如《赠卫八处士》《秋兴八首》《北征》《旅夜书怀》《醉时歌》等等;还有许多非代表作模仿者为数不少，《幽人》《中宵》《秋清》《贺雨》《赠鲜于韵》《九日》《夔府咏怀百韵》《伤春》等等。以《秋興八首》次韵为例，这组诗效仿者绵延不绝，边贡《和马尚宝文明读杜秋兴有感之作》：“杜陵寂寞几经时，遣兴空留卷里诗。早觉冰霜成岁晚，可怜松菊后秋衰。秦城楼阁千年思，蜀道烟花万里悲。异代那知亦同感，古台寒日雨丝丝。”韩国汉诗中和《秋兴八首》者为数众多，以次韵为主形成了一个专题。《秋兴八首》的仿作是关于七律组诗的次韵史，如赵宗敬《秋兴八首用杜甫韵》、宋纯《次杜子美<秋兴>》、李春英《次杜<秋兴八首>》、严昕《次杜少陵<秋兴八首>呈林注书大树亿龄》、曹文秀《次杜诗<秋兴>韵》、尹顺之《次龙洲用杜陵<秋兴八首>韵》等等，这些作品依用韵之例集聚于《秋兴八首》的周边，是关于一组诗的合唱，这种合唱穿越时空、穿越国境，是一场眩人眼目的文学对话。
三、以诗言杜：域外宗杜的文学史意义
宗杜、习杜这两个方面主要从内容上加以分析，如果就其实质性而言，则均是杜诗接受史的域外资源。这不仅仅是韩国汉诗中的专题创作文本，更是杜诗研究史中的重要文献。这些韩国汉诗是韩国文学史的内容，也是中国文学史中为杜甫确立文学史地位的主要依据。
文学史在一定程度上可说是文学接受史的反映，正是因为杜诗的广泛传播，杜甫才会具有域外的影响力。作为一位大诗人，杜甫在后世中获得了接受史中从不同角度考量后的认可。《杜甫韵文韩国汉诗接受文献缉考》中的宗杜之作至少体现了三个方面的文学史意义。
一是杜诗的诗史意义。宋代开始以“诗史”论杜诗，对于宋人称杜诗为诗史的源流，张晖有过细致的梳理，无论是指向记载时事的作品，还是历史与诗歌的特定关系，均突出杜诗的历史价值。韩国汉诗宗杜也是以律诗为主，写时事者不在少数，杜诗的诗史意义从而得以凸显出来。
二是杜诗的接受史意义。杜诗的域外传播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选题，近些年来关于日本汉诗对杜甫的接受学界有所研究，韩国汉诗的接受也因韩国诗话的发掘而有所彰显，《杜甫韵文韩国汉诗接受文献缉考》呈现出来的则是以诗论诗的独特视角展示域外对杜诗的接受状况，这是杜诗接受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部分充分证明杜诗对于韩国汉诗创作史的影响，也是杜诗接受史不可或缺的内容。
三是杜诗的仿作史意义。拟杜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普遍现象，对于杜诗的模仿完全可以纳入一个研究领域，将杜诗、模仿者、仿作之间建立一个立体的关系，从而揭示出由阅读杜诗生发出的仿作史意义。这些仿作不能被看作复制品，而是有着特殊的文献价值，他们证明了杜诗传播到域外后的接受效应，也证明了杜诗所具备的模仿功能。这既给了创作者“顾左右而言他”的机会，也体现了与杜诗对话的继承性与创造性。
文学史既要还原文学现场，还要如实地记录文学文本被接受的过程。《杜甫韵文韩国汉诗接受文献缉考》从域外的维度为我们展示了文本集聚后的接受史景观，这种接受又与文学创作水乳交融，杜诗、韩国汉诗、文学接受史、文学史就此建立了有机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