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怎样回家
　　1929年12月14日，农历十一月十四，离春节还有一个多月，在北京教书的冰心忙着打电话订票，准备回上海父母家过年。
　　那天一大早，冰心就给中国旅行社打电话，要求代订一张去上海的船票。当时中国还没有航空公司，即使有钱也买不到机票；而早年的战争又切断了北京和上海之间的交通线。
　　在当时的环境下，冰心从北京回上海，最快捷也最安全的方式是走海路：先乘坐“平津列车”去天津，再从天津坐轮船去浦东，继而搭乘轮渡过黄浦江，然后换乘无轨电车去上海法租界，最后雇人力车回家。
　　旅行社的人告诉冰心，年假（指元旦假期）快到了，回家过年的人特别多，最快也得等到19号才有舱位。
　　轮船在12月19日出发，所以冰心必须在12月18日赶到天津。她去车站买18号的车票，发现火车站很拥挤，二等列车和三等列车的票早卖完了，于是她花高价买了一张“平津特快”。


　　12月18日下午4：50，冰心登上火车，当天晚上7：00抵达天津。从天津车站出来，冰心乘坐公共汽车去国民饭店开房休息，等候第二天的轮船。
　　12月19日下午2：30，冰心上了船，进了自己的舱位。她买的是“官舱”，相当于飞机上的公务舱或者火车上的卧铺包厢。“官舱”是收入较高的乘客才会乘坐的，低收入群体一般都是买“统舱”票，几百号人挤在一起。但是，冰心发现那官舱也很拥挤：一个七八平米的小舱，居然安排了上下两层四个卧铺，而且除了冰心的铺位是独自一人外，其他乘客都带着孩子，箱子、篓子堆满一地，连转身的地方都没有了。
　　冰心在自己的铺位上蜷曲着休息（空间太小，没法把腿伸直了睡觉），孩子的哭骂声、茶房的吵闹声、机器的轰鸣声，夹杂着油味和脚臭扑面而来。到了夜里10点，那艘船才缓缓开动，直到12月22日晚上6点，才抵达终点站：上海浦东。也就是说，冰心在船上整整待了三天。
　　如果加上冰心坐火车去天津的时间，以及在天津等船的时间，那么她在路上总共花了四天时间。而且这四天是在拥挤和嘈杂中度过的，用冰心自己的话说，“这一百多钟头之中，我已置身心于度外，不饮不食，只求能睡 ”。
　　鲁迅的漫长返乡路
　　上海和北京毕竟都是大都市，都是交通便利的地方，如果回小城市过年，旅程会更加艰辛。比如说鲁迅吧，当年他在教育部上班，1919年在北京买下第一所房子以后，赶在公历的年底回了一趟绍兴老家，他的行程是这样的：
　　凌晨启程，雇人力车去北京前门车站，挤上了去天津的火车，当天下午抵达天津。在天津换乘津浦列车，一天一夜以后抵达浦口。在浦口雇人力车来到码头，坐上轮渡，渡过长江，又雇人力车去南京火车站。在南京车站挤上开往上海的火车，一天以后抵达上海。在上海找了家旅馆，睡了一夜，第二天凌晨雇人力车去车站，挤上去杭州的火车，中午抵达杭州。
　　在杭州找了家旅館，一边休息，一边打电话订船票，又经过一天一夜，终于把船票拿到手，然后又在旅馆等船。一天以后，开船的时间到了，鲁迅雇人力车去钱塘江码头，坐上了去绍兴的轮船，又过了整整一天，船只抵达绍兴。鲁迅下船，雇轿，坐着轿回到绍兴老家。这一路上，鲁迅不停地更换交通工具，先坐车，再坐船，再坐车，再坐船，光火车就换乘了四次，全程花了将近一个星期。
　　那些不回家过年的文人
　　上个世纪30年代，在北京教书的沈从文夫妇从不回老家过年，既不回沈从文的老家凤凰，也不回张兆和的老家青岛。为什么不回去？沈从文给大哥写信的时候说：“苦难处并不是别的，只怕路上用钱多，超过了我们的预算，回不来可不好！ ”（《沈从文全集》卷18）
　　四川文学家吴虞在北京住了五年，每年春节都是在北京度过的，而他的妻子和几个女儿则远在成都老家。为什么他不回去跟家人团聚？因为回去一趟太难——得先坐火车到汉口，再从汉口坐轮船到宜昌，再从宜昌换小轮船到重庆，再从重庆雇船到嘉定，再从嘉定步行回成都。 1922年夏天，吴虞回过一趟老家，6月8日从北京出发，到7月3日才抵达成都，全程居然花了25天，总共用去两百块大洋！ （详见《吴虞日记》下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两百块大洋是多少钱？郁达夫的小说名篇《春风沉醉的晚上》提到过，一个在上海卷烟厂上班的女工，全年不休息，每天工作十个小时，刨除伙食费，一个月只能挣到五块大洋，如果她想攒够从北京去成都的单程路费，得努力三年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