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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至在谈及《十四行集》的写作的因由时曾说：“我不迷信，我却相信人世上，尤其在文艺方面常常存在着一种因缘。这因缘并不神秘，它可能是必然和偶然的巧妙偶合。”[1]唯其无心，才更见其出诗人内在的诗情流动与作品体式的融合，形式化为了内容。诗人漫步在冬日的郊外，困守于林场茅屋的风雨灯下，十年来中西文化的扭结与个人的经历、时代的风雨都在诗人的心灵中留下过不同的痕迹。他在承担、交流、决断、断念、自省，但他不是静态的抒发情感的，而是使诗中暗含着一个体验、深思的过程。由此，形成了《十四行集》的艺术特质。
一、格调的庄严与体验的凝重
冯至在《(十四行集)序》中说明了，诗作是为那些曾给予他启示和营养的人和自然留下一些“感谢的记念”：
由于这个念头，于是从历史上不朽的精神到无名的村童农妇，从远方的千古的名城到山坡上的小草，从个人的一小段生活到许多人共同的遭遇，凡是和我的生命发生深切的关连的，对于每件事物我都写出一首诗。[2]
对这些人和物，冯至有着深刻的体验。他的体验，始于观察，象里尔克一样“观看”：“我们必须观看许多城市，观看人和物，我们必须认识动物，我们必须去感受鸟是怎样飞翔，知道小小的花朵在早晨开放的姿态”[3]。观看和静听中是反复的体验、沉淀，躁动的情绪平息了，奔涌的情感凝固了。冯至的《伍子胥》由创作的冲动到完成，时间长达十六年之久，在最初他受里尔克早期的《旗手里尔克的爱与死之歌》的影响，“我被那一幕一幕的色彩和音调所感动，我当时想，关于伍子胥的逃亡正好用这样的体裁写一篇。但那时的想象里多少含有一些浪漫的元素”。之后，随着年岁的增长，“青年时的梦想有一部分被经验给填实了，一部分被经验驱散了一般”[4]。但直到1942年冬天，冯至才真正开始写作。在《(伍子胥)后记》里，冯至这样说明他对人物的理解：
我们常常看见有人拾起一个有分量的东西，一块石片或是一个球，无所谓地向远方一抛，那东西从抛出到落下，在空中便画出一个美丽的弧。这弧一瞬间就不见了，但是在这中间却有无数的刹那，每一刹那都有停留，每一刹那都有陨落；古人在“铁矢之疾”，在“飞鸟之影”的上边似乎早已看出这停留与陨落所结成的连锁。若是把这个弧表示一个有弹性的人生，一件完美的事的开端与结束，确是一个很恰当的图像。因为一段美的生活，不管为了爱或是为了恨。不管为了生或是为了死，都无异于这样的一个抛掷：在停留中有坚持，在陨落中有克服。[5]
在《伍子胥》中是纯净而富于诗意的画面，但其中包含着的深刻的人生思索和理解，就不是所谓的浪漫主义能包容了。对伍子胥逃亡故事的理解过程，与冯至对诗歌的理解和创作的发展变化过程有许多的相似性。对于里尔克所说的观看、静听、分担、体验，冯至在这里有体现：对漫长人生岁月中“一刹那”的凝视和审察。在《伍子胥》中，是伍子胥逃亡途中时间链上九个地点的截取，以及对“瞬间”观察和体验。在《十四行集》中则是一个个场面和意象的选择和建构。不论是他所记念的人物或自然现象，在《十四行集》中都凝成一个个瞬间和场景，这些意象被串接在时间性链条上。就具体的意象而言，如原野的小路、绿草和青松、林中的小屋、有加利树、鼠曲草、威尼斯的小岛与桥等等都是静态的，有些如《什么能从我们身上脱落》中的意象虽有动的特征，但最终凝定的却是“一脉的青山默默”。象里尔克的诗一样，“使音乐的变为雕刻的，流动的变为结晶的，从浩无涯涘的海洋转向凝重的山岳”[6]。但这些意象却蕴含着诗人对生命永恒意义的体验。诗人流动的诗思在这些意象中停靠又前行。体验的过程性和意象的静穆使《十四行集》在整体上显示出凝重而不板滞的特点。
《十四行集》中凝缩着诗人深刻的体验，这些体验包含着诗人丰富的观察和人生经验，也孕含着对人类共同的生存处境的认识，因此，它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有很强的张力。中国传统诗歌中，时间的空间化和空间时间化都是时空交融和万物交融的方式。时间和空间两种意念的对举，交构，使景物的雄浑和历史的悠远既缠绕如天地烟云，又披载着历史风云，从而达到视通万里，思抚百年的效果。冯至似乎有意识地继承了这种方式。但中国古典诗歌着意表现的是这种状态，空间结构形成完整的空间画面，联系着情感也平衡着情感，思绪涌出又回归。时间的一维往往消融于宁静以至于虚化，而让空间熔融古今，诗在很多的时候是意象的叠加。冯至在《十四行集》中重视体验的过程性，强调自我向世界敞开，象里尔克一样，把“自我以感性的方式投入所观察的事物”，“不是用生命来体验生存以外的事体，而是把生命本身作为一种客观化的体验对象”。[7]体验对象的特性决定了体验的特性：“事物既不存在表象，也不存在本质，事物有的只是它向人的自我意识敞开的可能性”[8]。以时间的延展性展示了生命的复杂的运动形态，起伏波动，艰涩前行，“沉思”过程在诗中留下了时间性的辙痕。第二十四首《这里几千年前》：这里几千年前／处处好象已经／有我们的生命；／我们未降生前／一个歌声已经／从变幻的天空，／从绿草和青松／唱我们的运命。时间在空间里积累，如同长流水汇入深潭。人的来到和领悟使时间重新从空间流出，如同抽开的线团般展开长度：我们忧患重重。／这里怎么竟会／听到这样的歌声?／看那小的飞虫，／在它的飞翔内／时时都是永生。漫长的人生过程和小飞虫短暂的一生的蒙太奇一般叠加，映衬。时间的长度伸缩变化，却仍是全诗的一条基线。时间的单向性对应的是作为过程的体验而不是传统诗歌中飘渺无端的抒情。
在诗集中，叙事的痕迹随处可见。叙事既是空间的展开也是时间的延续，它体现着叙述者的某种生存状态。《十四行集》不是叙事诗，这些因素也不是足以构成情节，但是它们却在许多诗中构成了结构支架，同时，它本身也蕴含着一个由感悟到沉思，艰苦体验的过程。整体《十四行集》也可以看作一个思想叙事，由开始“准备着深深领受／那些意想不到的奇迹”，经过中间对主题的再现和深化，“层层上升而又下降，渐渐集中而又解开”，[9]反复的起伏和舒放，最后凝结成瓶中水和风中旗这两个动态意象。这是一个思想的过程，亦是“一切皆流，无物常驻”的生命体验。人类的精神追求便在这永恒的过程中表现了它艰苦卓绝和丰富的意义。与《十四行集》同期创作的《伍子胥》采用的也是历时性结构，“这故事里的主人公为了父兄的仇恨，不得不离开熟识的故乡，投入一个辽远的、生疏的国土，从城父到吴市，中间有许多意外的遭逢，有的使他坚持，有的使他克服，是他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一段”[10]冯至在这里把复仇大业当作故事背景，而着重于伍子胥 对于生命意义体验的心理过程。
四十年代，冯至与夫人姚可岜合译了歌德的《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这是一部“成长小说”，主人公同时又是作品的线索人物，从一个地方向另一个地方漫游，与各式各样人的遇合，在迷途中得到启示。冯至认为，这种“成长小说”“多半是表达一个人在内心的发展和外界的遭遇中间所演化出来的历史”[11]，表现的是在此过程中人物“是怎样承受了，担当了，克服了他的命运”[12]。威廉·麦斯特和伍子胥与《十四行集》中“我”的形象有精神成长史的共通。因此，就生命的体验和人生意义探求的过程而言，《十四行集》与《伍子胥》是有相似之处的。
由于《十四行集》，所选择和创造的意象是静穆而坚实的，时空运动中时间的流动就显得有些沉滞，这使得《十四行集》呈现出总体风格上的凝重。但正是这种凝重使得思路的流贯远离了轻浮躁进，不是情绪的飘忽和感情的泛滥，而是“经验”的传达构成了《十四行集》的基本内涵。
二、多向组合与体验的丰富性
现代诗歌揭开了日常人生状态温情而安祥的面纱，直视现代人生存的空虚和无序。现代人的生存体验需要诗歌有更多的包容性。袁可嘉说：“在正确的意义里，诗可以看作一个扩展的比喻，一个部分之和不等于全体的象征，一个包容姿式、语调、神情的动作，一曲接受各部分诸要素的修正补充的交响乐，更可看作一出调和各种冲突的张力的戏剧。”[13]《十四行集》中各个主题群落互相矛盾、纠结、补充，独立与交流、生和死、坚持与变化、承担与断念，都是相反相成的人生主题。有些诗归于其他主题单元，也显得恰当，如第二十六首《我们天天走着一条熟路》既是“发现”主题，但同时也是在路上所必须进行的决断和承担，如果把它归入“路”主题的单元，也是成立的。主题的复杂性使各诗之间的联络呈现出多元化特点，更丰富了诗集的内涵。
《十四行集》中有一个平行结构，既在句与句之间，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组诗，也包括篇与篇之间。
1．篇与篇之间的对比、并列
生与死的对比：《我们准备着深深地领受》、《什么能从我们身上脱落》
伟大与微小的对比：《有加利树》、《鼠曲草》
相聚与分离的对比：《我们常常度过一个亲密的夜》、《别离》
融合与疏离的对比：《我们听着狂风里原幕雨》、《有多少面容，有多少语声》
童年与成年的对比： 《几只初生的小狗》、《这里几千年前》
思虑和行动的并列： 《案头摆放没着用具》、《我们天天走着一条熟路》
2．句与句之间，有比较严格的对句
从沉重的病中换来新的健康
从绝望的爱里换来新的营养
《歌德》
甚至还有“当句对”和“扇面对”
哪条路，哪道水，没有关连，
哪阵风，哪片云，没有呼应
《我们站在高高的山颠》
藏着忘却的过去，隐约的将来
《我们常常度过一个亲密的夜》
《十四行集》中平行的不止是双线。例如第九到第十四首所写到的无名战士、蔡元培、鲁迅、杜甫、歌德、梵诃等人所遭遇的人生艰难和所承受的悲剧，并列出现在我们面前。它们昭示我们，除非我们放弃人生追求，否则我们就要象他们一样挺身承受生活中各式各样的艰难。承担沉重的责任，在各种疑难中作出正确的选择。对比性或并列性的篇和句子互相作用。从不同的方面向我们展示生活的复杂和尖锐，引发我们多向度的思索。
又如，《十四行集》使用了大量的跨行句式。这些句式一方面是由于十四行体格律的限制和要求，另一方面，由于跨行句一般都比较长，可以发挥长句绵密和容量大的特点，与明快的短句交错，充分利用了现代诗歌语言的韧性和弹性。恰当的切割，还造成了新的意蕴，例如：
我们安排我们在这时代／像秋日的树木，一棵
棵／把树叶和些过迟的花朵／
都交给秋风，好舒开树身／伸入严冬；……
《什么能从我们身上脱落》
三个句子被切割成了五行。第二行“秋日的树木”和“一棵棵”本来分属两个句子，但由于切割造成的视觉上的接近，使我们对它们之间关联的注意力加强了。凸显出落尽了花叶的树木孤独地站立在大地上的意象。而“舒开树身”和“伸入严冬”则由于分置两行淡化了逻辑的单向性和确定性，各自独立的意义得到加强，与前后文的关联也得到了强化。反倒是采取非跨行的句式可能会使我们忽略这种意味。同一首诗后面的部分中“未来的死亡，像一段歌曲”的成行，也产生了同样的效果。《十四行集》的语言是透明的，它没有现代主义诗歌常见的怪诞的譬喻，奇特的关联和故意惊人感官的意象，但其语言却不显平板质木，除了其内涵深厚的原因外，也是由于对语言本身的柔韧性和灵活性的充分利用。冯至充分利用了现代诗歌语言内在的逻辑联系的弹性，把句子拉伸或反向连接，以强化与上下文的多重联系。跨行本来是损伤性的，但经过冯至恰到好处的切割处理反使不少句子增强了表达力。它借鉴了古典诗歌语言若即若离，非定义、非定向的技巧，使语言内部的联系达到散文所不及的密度。但冯至并没有刻意为追求这种效果而使诗歌语言走入飘忽，柔弱的旧套，运用的仍是清晰，朴素的现代语言。
三、意象的朴素与体验的深刻性
与这种朴素的语言相应的是诗中的意象的特点。冯至曾说过，《十四行集》可以与他的《山水》中许多篇目作参照性阅读。如《有加利树》和《鼠曲草》与《一个消逝了的山村》中关于有加利树和鼠曲草的描写就可以相互对比理解。在四十年代留下的一张杨家山林场茅屋的照片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房屋四周是茂密的森林，甚至还可以识别出有加利树参天的身影。[14]了解这些写作的背景也许对我们理解《十四行集》有帮助，但却是远远不够的。冯至采用歌德“有意识地从特殊到一般”的表现手法，使《十四行集》的内涵指向深刻的人生体验而非具体现实的描绘。但是，这些体验却又是出于对日常生活和充满生机的山野的观察。冯至说，只有在没有经过人类的历史点染过的自然才会给人真正的启迪。
在抗战期中最苦闷的岁月里，多赖那朴质的原野供给我无限的精神粮食。当时社会一般现象一天一天地趋向腐烂时，任何一株田埂上的小草，任何一棵山坡上的树木，都曾给予我许多的启示，在寂寞中在无人可与告语的境况里，它们始终维系住了我向上的心情，它们在我的生命里发生了比任何人类的名言懿行都重大的作用。我在它们那里领悟了什么是生长，明白了什么是忍耐。[15]
这段话是出自于《山水》后记，但未尝不可以作为《十四行集》写作时的思想状况和背景的表述。冯至说里尔克晚年“赤裸裸地脱去文化的衣裳，用原始的眼睛来观看”[16]。这种眼光的观照下，平凡的山水显出了平常人 们所未曾注意或不能发现的意义。《十四行集》中那些山水树木、平常的动物和人都蕴含着生命的意味，构成富有诗意的意象。《十四行集》没有被人用得俗滥的意象，不论是水城威尼斯的岛和桥，还是来自远方的驮马，抑或是原野上的小路，都给人一种未见于前人的新意。诗人选择的都是平常所见的物象，不猎奇，不变形，不夸张，使物象保持其固有的形态和特性。冯至曾说过，他愿意欣赏平凡的山水，从平凡中感受到山水的意义，而不愿去追随名山大川，前者能给予我们更多的启示。“我们的身边有多少事物／向我们要求新的发现／不要觉得一切都已熟悉，／到死时抚摸自己的发肤／生了疑问：这是谁的身体?”(《我们天天走着一条熟路》)现代人更多的是面对世俗平凡的生活和在这种生活中显示出来的意义，而不是注目于一个预先假定的神圣伟大的权威中心。个体的生命具有最高价值，而实现生命价值的也只能是个体的人，这是冯至选择平凡物象来建构其意象的根本原因。曾经有人问到冯至《十四行集》是否有宗教情绪。冯至回答说：“说神也好，说不是神也好，我似乎在与对面的一个‘生命’对话，我向他申诉我的内心世界。”[17]不论是崇高的对象，还是卑微的事物，同样是生命感觉的体验者和承受者。因此，它们更能使我们从生活习俗的遮蔽中发现生存的状况和应有的意义从一刹那中见永恒。在这种平凡的“象”中包含的“意”是深厚的，这种意蕴根源于深刻的体验。
创造和继承是一组人类文化历史中永不可解的矛盾，人类文明一面是对存在的本真状态的探索的结果，但反过来它又会阻碍对之接近，这在《十四行集》中这一组对文也有体现。如《几只初生的小狗》中肯定了小狗初次感受阳光的记忆对其一生的意义，但在《原野的小路》中，诗人又希望，要记住先行的无名行人在荒野和我们的心灵上踏出的小路。在冯至看来，这二者可以统一在人的“经验”中，“这样的经验，像是佛家弟子，化身万物，尝遍了众生的苦恼一般”。[18]前人的精神财富经过我们的体验，化身为我们自己的生命，是真实的“再生”，用自己的生命去体验前人曾经感受过的事物，使前人血在我们的血管内循环。这样的体验之后。传统的意象中的意义就化作我们的经验而重新生命充溢而不是“僵化的尸体”。
冯至认为：“思想感情不能漫无边际地自由泛滥。”[19]《十四行集》容纳了丰富的甚至是矛盾的内涵，但并不显得支离，它的象那个椭圆的水瓶一样保持着形式的圆合。它内涵的开放与形式的节制相互作用达到平衡与和谐。这是诗人内在生命的坚韧和人生的主动姿态与诗人艺术追求的客观化，经验化和自我节制等多重因素的和谐。这种和谐要求诗人放弃情感的泛滥随意，但它不以消解人的生命力和精神追求为代价，而是一种与人的生命状态相一致的动态的和谐。它象是有加利村高耸云端的轮廓，也象是鼠曲草绽放的小小白花，始终向世界证明着自己发展性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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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格调的庄严与体验的凝重
冯至在《(十四行集)序》中说明了，诗作是为那些曾给予他启示和营养的人和自然留下一些“感谢的记念”：
由于这个念头，于是从历史上不朽的精神到无名的村童农妇，从远方的千古的名城到山坡上的小草，从个人的一小段生活到许多人共同的遭遇，凡是和我的生命发生深切的关连的，对于每件事物我都写出一首诗。[2]
对这些人和物，冯至有着深刻的体验。他的体验，始于观察，象里尔克一样“观看”：“我们必须观看许多城市，观看人和物，我们必须认识动物，我们必须去感受鸟是怎样飞翔，知道小小的花朵在早晨开放的姿态”[3]。观看和静听中是反复的体验、沉淀，躁动的情绪平息了，奔涌的情感凝固了。冯至的《伍子胥》由创作的冲动到完成，时间长达十六年之久，在最初他受里尔克早期的《旗手里尔克的爱与死之歌》的影响，“我被那一幕一幕的色彩和音调所感动，我当时想，关于伍子胥的逃亡正好用这样的体裁写一篇。但那时的想象里多少含有一些浪漫的元素”。之后，随着年岁的增长，“青年时的梦想有一部分被经验给填实了，一部分被经验驱散了一般”[4]。但直到1942年冬天，冯至才真正开始写作。在《(伍子胥)后记》里，冯至这样说明他对人物的理解：
我们常常看见有人拾起一个有分量的东西，一块石片或是一个球，无所谓地向远方一抛，那东西从抛出到落下，在空中便画出一个美丽的弧。这弧一瞬间就不见了，但是在这中间却有无数的刹那，每一刹那都有停留，每一刹那都有陨落；古人在“铁矢之疾”，在“飞鸟之影”的上边似乎早已看出这停留与陨落所结成的连锁。若是把这个弧表示一个有弹性的人生，一件完美的事的开端与结束，确是一个很恰当的图像。因为一段美的生活，不管为了爱或是为了恨。不管为了生或是为了死，都无异于这样的一个抛掷：在停留中有坚持，在陨落中有克服。[5]
在《伍子胥》中是纯净而富于诗意的画面，但其中包含着的深刻的人生思索和理解，就不是所谓的浪漫主义能包容了。对伍子胥逃亡故事的理解过程，与冯至对诗歌的理解和创作的发展变化过程有许多的相似性。对于里尔克所说的观看、静听、分担、体验，冯至在这里有体现：对漫长人生岁月中“一刹那”的凝视和审察。在《伍子胥》中，是伍子胥逃亡途中时间链上九个地点的截取，以及对“瞬间”观察和体验。在《十四行集》中则是一个个场面和意象的选择和建构。不论是他所记念的人物或自然现象，在《十四行集》中都凝成一个个瞬间和场景，这些意象被串接在时间性链条上。就具体的意象而言，如原野的小路、绿草和青松、林中的小屋、有加利树、鼠曲草、威尼斯的小岛与桥等等都是静态的，有些如《什么能从我们身上脱落》中的意象虽有动的特征，但最终凝定的却是“一脉的青山默默”。象里尔克的诗一样，“使音乐的变为雕刻的，流动的变为结晶的，从浩无涯涘的海洋转向凝重的山岳”[6]。但这些意象却蕴含着诗人对生命永恒意义的体验。诗人流动的诗思在这些意象中停靠又前行。体验的过程性和意象的静穆使《十四行集》在整体上显示出凝重而不板滞的特点。
《十四行集》中凝缩着诗人深刻的体验，这些体验包含着诗人丰富的观察和人生经验，也孕含着对人类共同的生存处境的认识，因此，它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有很强的张力。中国传统诗歌中，时间的空间化和空间时间化都是时空交融和万物交融的方式。时间和空间两种意念的对举，交构，使景物的雄浑和历史的悠远既缠绕如天地烟云，又披载着历史风云，从而达到视通万里，思抚百年的效果。冯至似乎有意识地继承了这种方式。但中国古典诗歌着意表现的是这种状态，空间结构形成完整的空间画面，联系着情感也平衡着情感，思绪涌出又回归。时间的一维往往消融于宁静以至于虚化，而让空间熔融古今，诗在很多的时候是意象的叠加。冯至在《十四行集》中重视体验的过程性，强调自我向世界敞开，象里尔克一样，把“自我以感性的方式投入所观察的事物”，“不是用生命来体验生存以外的事体，而是把生命本身作为一种客观化的体验对象”。[7]体验对象的特性决定了体验的特性：“事物既不存在表象，也不存在本质，事物有的只是它向人的自我意识敞开的可能性”[8]。以时间的延展性展示了生命的复杂的运动形态，起伏波动，艰涩前行，“沉思”过程在诗中留下了时间性的辙痕。第二十四首《这里几千年前》：这里几千年前／处处好象已经／有我们的生命；／我们未降生前／一个歌声已经／从变幻的天空，／从绿草和青松／唱我们的运命。时间在空间里积累，如同长流水汇入深潭。人的来到和领悟使时间重新从空间流出，如同抽开的线团般展开长度：我们忧患重重。／这里怎么竟会／听到这样的歌声?／看那小的飞虫，／在它的飞翔内／时时都是永生。漫长的人生过程和小飞虫短暂的一生的蒙太奇一般叠加，映衬。时间的长度伸缩变化，却仍是全诗的一条基线。时间的单向性对应的是作为过程的体验而不是传统诗歌中飘渺无端的抒情。
在诗集中，叙事的痕迹随处可见。叙事既是空间的展开也是时间的延续，它体现着叙述者的某种生存状态。《十四行集》不是叙事诗，这些因素也不是足以构成情节，但是它们却在许多诗中构成了结构支架，同时，它本身也蕴含着一个由感悟到沉思，艰苦体验的过程。整体《十四行集》也可以看作一个思想叙事，由开始“准备着深深领受／那些意想不到的奇迹”，经过中间对主题的再现和深化，“层层上升而又下降，渐渐集中而又解开”，[9]反复的起伏和舒放，最后凝结成瓶中水和风中旗这两个动态意象。这是一个思想的过程，亦是“一切皆流，无物常驻”的生命体验。人类的精神追求便在这永恒的过程中表现了它艰苦卓绝和丰富的意义。与《十四行集》同期创作的《伍子胥》采用的也是历时性结构，“这故事里的主人公为了父兄的仇恨，不得不离开熟识的故乡，投入一个辽远的、生疏的国土，从城父到吴市，中间有许多意外的遭逢，有的使他坚持，有的使他克服，是他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一段”[10]冯至在这里把复仇大业当作故事背景，而着重于伍子胥 对于生命意义体验的心理过程。
四十年代，冯至与夫人姚可岜合译了歌德的《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这是一部“成长小说”，主人公同时又是作品的线索人物，从一个地方向另一个地方漫游，与各式各样人的遇合，在迷途中得到启示。冯至认为，这种“成长小说”“多半是表达一个人在内心的发展和外界的遭遇中间所演化出来的历史”[11]，表现的是在此过程中人物“是怎样承受了，担当了，克服了他的命运”[12]。威廉·麦斯特和伍子胥与《十四行集》中“我”的形象有精神成长史的共通。因此，就生命的体验和人生意义探求的过程而言，《十四行集》与《伍子胥》是有相似之处的。
由于《十四行集》，所选择和创造的意象是静穆而坚实的，时空运动中时间的流动就显得有些沉滞，这使得《十四行集》呈现出总体风格上的凝重。但正是这种凝重使得思路的流贯远离了轻浮躁进，不是情绪的飘忽和感情的泛滥，而是“经验”的传达构成了《十四行集》的基本内涵。
二、多向组合与体验的丰富性
现代诗歌揭开了日常人生状态温情而安祥的面纱，直视现代人生存的空虚和无序。现代人的生存体验需要诗歌有更多的包容性。袁可嘉说：“在正确的意义里，诗可以看作一个扩展的比喻，一个部分之和不等于全体的象征，一个包容姿式、语调、神情的动作，一曲接受各部分诸要素的修正补充的交响乐，更可看作一出调和各种冲突的张力的戏剧。”[13]《十四行集》中各个主题群落互相矛盾、纠结、补充，独立与交流、生和死、坚持与变化、承担与断念，都是相反相成的人生主题。有些诗归于其他主题单元，也显得恰当，如第二十六首《我们天天走着一条熟路》既是“发现”主题，但同时也是在路上所必须进行的决断和承担，如果把它归入“路”主题的单元，也是成立的。主题的复杂性使各诗之间的联络呈现出多元化特点，更丰富了诗集的内涵。
《十四行集》中有一个平行结构，既在句与句之间，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组诗，也包括篇与篇之间。
1．篇与篇之间的对比、并列
生与死的对比：《我们准备着深深地领受》、《什么能从我们身上脱落》
伟大与微小的对比：《有加利树》、《鼠曲草》
相聚与分离的对比：《我们常常度过一个亲密的夜》、《别离》
融合与疏离的对比：《我们听着狂风里原幕雨》、《有多少面容，有多少语声》
童年与成年的对比： 《几只初生的小狗》、《这里几千年前》
思虑和行动的并列： 《案头摆放没着用具》、《我们天天走着一条熟路》
2．句与句之间，有比较严格的对句
从沉重的病中换来新的健康
从绝望的爱里换来新的营养
《歌德》
甚至还有“当句对”和“扇面对”
哪条路，哪道水，没有关连，
哪阵风，哪片云，没有呼应
《我们站在高高的山颠》
藏着忘却的过去，隐约的将来
《我们常常度过一个亲密的夜》
《十四行集》中平行的不止是双线。例如第九到第十四首所写到的无名战士、蔡元培、鲁迅、杜甫、歌德、梵诃等人所遭遇的人生艰难和所承受的悲剧，并列出现在我们面前。它们昭示我们，除非我们放弃人生追求，否则我们就要象他们一样挺身承受生活中各式各样的艰难。承担沉重的责任，在各种疑难中作出正确的选择。对比性或并列性的篇和句子互相作用。从不同的方面向我们展示生活的复杂和尖锐，引发我们多向度的思索。
又如，《十四行集》使用了大量的跨行句式。这些句式一方面是由于十四行体格律的限制和要求，另一方面，由于跨行句一般都比较长，可以发挥长句绵密和容量大的特点，与明快的短句交错，充分利用了现代诗歌语言的韧性和弹性。恰当的切割，还造成了新的意蕴，例如：
我们安排我们在这时代／像秋日的树木，一棵
棵／把树叶和些过迟的花朵／
都交给秋风，好舒开树身／伸入严冬；……
《什么能从我们身上脱落》
三个句子被切割成了五行。第二行“秋日的树木”和“一棵棵”本来分属两个句子，但由于切割造成的视觉上的接近，使我们对它们之间关联的注意力加强了。凸显出落尽了花叶的树木孤独地站立在大地上的意象。而“舒开树身”和“伸入严冬”则由于分置两行淡化了逻辑的单向性和确定性，各自独立的意义得到加强，与前后文的关联也得到了强化。反倒是采取非跨行的句式可能会使我们忽略这种意味。同一首诗后面的部分中“未来的死亡，像一段歌曲”的成行，也产生了同样的效果。《十四行集》的语言是透明的，它没有现代主义诗歌常见的怪诞的譬喻，奇特的关联和故意惊人感官的意象，但其语言却不显平板质木，除了其内涵深厚的原因外，也是由于对语言本身的柔韧性和灵活性的充分利用。冯至充分利用了现代诗歌语言内在的逻辑联系的弹性，把句子拉伸或反向连接，以强化与上下文的多重联系。跨行本来是损伤性的，但经过冯至恰到好处的切割处理反使不少句子增强了表达力。它借鉴了古典诗歌语言若即若离，非定义、非定向的技巧，使语言内部的联系达到散文所不及的密度。但冯至并没有刻意为追求这种效果而使诗歌语言走入飘忽，柔弱的旧套，运用的仍是清晰，朴素的现代语言。
三、意象的朴素与体验的深刻性
与这种朴素的语言相应的是诗中的意象的特点。冯至曾说过，《十四行集》可以与他的《山水》中许多篇目作参照性阅读。如《有加利树》和《鼠曲草》与《一个消逝了的山村》中关于有加利树和鼠曲草的描写就可以相互对比理解。在四十年代留下的一张杨家山林场茅屋的照片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房屋四周是茂密的森林，甚至还可以识别出有加利树参天的身影。[14]了解这些写作的背景也许对我们理解《十四行集》有帮助，但却是远远不够的。冯至采用歌德“有意识地从特殊到一般”的表现手法，使《十四行集》的内涵指向深刻的人生体验而非具体现实的描绘。但是，这些体验却又是出于对日常生活和充满生机的山野的观察。冯至说，只有在没有经过人类的历史点染过的自然才会给人真正的启迪。
在抗战期中最苦闷的岁月里，多赖那朴质的原野供给我无限的精神粮食。当时社会一般现象一天一天地趋向腐烂时，任何一株田埂上的小草，任何一棵山坡上的树木，都曾给予我许多的启示，在寂寞中在无人可与告语的境况里，它们始终维系住了我向上的心情，它们在我的生命里发生了比任何人类的名言懿行都重大的作用。我在它们那里领悟了什么是生长，明白了什么是忍耐。[15]
这段话是出自于《山水》后记，但未尝不可以作为《十四行集》写作时的思想状况和背景的表述。冯至说里尔克晚年“赤裸裸地脱去文化的衣裳，用原始的眼睛来观看”[16]。这种眼光的观照下，平凡的山水显出了平常人 们所未曾注意或不能发现的意义。《十四行集》中那些山水树木、平常的动物和人都蕴含着生命的意味，构成富有诗意的意象。《十四行集》没有被人用得俗滥的意象，不论是水城威尼斯的岛和桥，还是来自远方的驮马，抑或是原野上的小路，都给人一种未见于前人的新意。诗人选择的都是平常所见的物象，不猎奇，不变形，不夸张，使物象保持其固有的形态和特性。冯至曾说过，他愿意欣赏平凡的山水，从平凡中感受到山水的意义，而不愿去追随名山大川，前者能给予我们更多的启示。“我们的身边有多少事物／向我们要求新的发现／不要觉得一切都已熟悉，／到死时抚摸自己的发肤／生了疑问：这是谁的身体?”(《我们天天走着一条熟路》)现代人更多的是面对世俗平凡的生活和在这种生活中显示出来的意义，而不是注目于一个预先假定的神圣伟大的权威中心。个体的生命具有最高价值，而实现生命价值的也只能是个体的人，这是冯至选择平凡物象来建构其意象的根本原因。曾经有人问到冯至《十四行集》是否有宗教情绪。冯至回答说：“说神也好，说不是神也好，我似乎在与对面的一个‘生命’对话，我向他申诉我的内心世界。”[17]不论是崇高的对象，还是卑微的事物，同样是生命感觉的体验者和承受者。因此，它们更能使我们从生活习俗的遮蔽中发现生存的状况和应有的意义从一刹那中见永恒。在这种平凡的“象”中包含的“意”是深厚的，这种意蕴根源于深刻的体验。
创造和继承是一组人类文化历史中永不可解的矛盾，人类文明一面是对存在的本真状态的探索的结果，但反过来它又会阻碍对之接近，这在《十四行集》中这一组对文也有体现。如《几只初生的小狗》中肯定了小狗初次感受阳光的记忆对其一生的意义，但在《原野的小路》中，诗人又希望，要记住先行的无名行人在荒野和我们的心灵上踏出的小路。在冯至看来，这二者可以统一在人的“经验”中，“这样的经验，像是佛家弟子，化身万物，尝遍了众生的苦恼一般”。[18]前人的精神财富经过我们的体验，化身为我们自己的生命，是真实的“再生”，用自己的生命去体验前人曾经感受过的事物，使前人血在我们的血管内循环。这样的体验之后。传统的意象中的意义就化作我们的经验而重新生命充溢而不是“僵化的尸体”。
冯至认为：“思想感情不能漫无边际地自由泛滥。”[19]《十四行集》容纳了丰富的甚至是矛盾的内涵，但并不显得支离，它的象那个椭圆的水瓶一样保持着形式的圆合。它内涵的开放与形式的节制相互作用达到平衡与和谐。这是诗人内在生命的坚韧和人生的主动姿态与诗人艺术追求的客观化，经验化和自我节制等多重因素的和谐。这种和谐要求诗人放弃情感的泛滥随意，但它不以消解人的生命力和精神追求为代价，而是一种与人的生命状态相一致的动态的和谐。它象是有加利村高耸云端的轮廓，也象是鼠曲草绽放的小小白花，始终向世界证明着自己发展性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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