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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是天生的诗人”，童年应该有诗的陪伴，这些主张已经得到越来越多人士的共鸣，儿童诗成为小学生诵读的重要内容，各地还涌现出不少小诗人。作为语文教师，应该了解一点儿童诗创作的规律，掌握赏析儿童诗的角度与方法。为此，笔者采访了著名儿童诗诗人王立春女士。
“用儿童诗表达对大自然及生命的艺术见解”
周益民：你是怎么爱上写诗的？
王立春：我从两个方面回答这个问题。
第一方面，自认字开始，我就开始了文学作品的阅读。小时候有一段时间住在乡下，喜欢文学的爸爸每个月都从城里拿书回来，我就读了那一箱子一箱子的书，伴随着阅读，我对文学产生了不可遏制的向往。
另一方面，就是我对大自然的阅读。我在乡村五年的童年生活，正好是形成性格的初期。我所阅读的大自然，是用眼睛看到的，用耳朵听到的，用身体触摸到的。那种对大自然质感的认识一直伴随着我，每当我用文学来呈现这个世界时，它们都会不期然地丰沛我的文字。
这两种阅读结合到一起，应该是我写诗之前的一种较好的铺陈和预设。后来爱上文学，也是一种必然吧。其实，我在创作之初写了不少新诗，或者叫朦胧诗。后来，当发现儿童诗是一种最好的表达方式时，我把那些都抛却了，只用儿童诗来表达我对大自然及生命的艺术见解。
周益民：你写一首诗通常用多长时间？写完会反复修改吗？
王立春：写一首诗的时间长短，真是不一定的。有的时候突然来灵感了，就一气呵成。记得写《梦的门》的“大地诗人”那一组时，12首诗也就写了两三天，那个时候，灵感是止不住的，可说是唾手可得。真是像席慕蓉说的那样，美丽的诗和美丽的梦一样，是可遇不可求的。当你想它的时候，它就迎面而来了。但有时候又是怎么也求不到的。在一首诗里，我曾写到这种求不到的懊恼：“我的影子卡在椅子里，我卡在一首诗里。”
写完了肯定是要反复修改的。我要放一段时间，等它充分发酵之后，才能知道它真正的浓度，提纯它真正的味道。如果是约稿，我也得反复推敲，不然是不敢拿出来的。我對自己新写的诗总有一种羞怯感。我有好多诗是丢掉的，当初觉得不好就全都丢掉了。记得我在第一本诗集《骑扁马的扁人》里，只发表了70多首，其实当时写了110多首，其余的因为不满意，就都丢掉了。
“在每一首小诗里都藏进去一个精灵”周益民：我发现你的很多诗散发着童话色彩和游戏色彩，好像诗里藏着一个淘气包。你认可我的这种感觉吗？
王立春：我觉得你说得非常好，我特别认可这种想法。我在《火车钻进灰蒙蒙的早晨》这本诗集的自序里就说到了这一点。我在每一首小诗里都藏进去一个精灵，这个精灵，可能不是赋形的，而是一双精灵的眼睛。就像一位评论家在谈我的诗时说，你的每首诗中都仿佛藏着一个小兽。这使我想起《小王子》。法国圣·埃克苏佩里在写《小王子》的时候，说到过一个意象。当他画蟒蛇吞了大象的时候，大人却说那是一个帽子。当他给小王子画一个小羊的时候，小王子是不满意那个小羊形象的。可是当他画了一个盒子，弄了几个小洞洞之后，小王子却非常满意，说，这就是我的小羊。它很小就在里边藏着，我很喜欢它。所以，孩子的感觉和大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孩子相信这个世界，而大人由于经验和生活的磨砺，已经不相信有一种天真的东西存在了。我尽量保留和捕捉这种天真，让这种审美形成一股潜流贯穿在诗歌中。它是孩子的，是相信的力量。
周益民：你的诗中的意象，大多取自大自然，花草树木、风雨雷电、飞鸟小虫，等等。你笔下的树，也不是那种翠绿、修长、优雅型，而是“在大雨中狂奔”“爱打架”。这些与你的经历和视角有关吧？
王立春：我给一些静的自然赋予动的形态，给动的生命赋予静的仪态的时候，一定有我自己的生活经验在里边的。就像一张白纸，有了反复的折痕之后，它才能像纸飞机一样飞起来。一个诗人的经历也是这样，如果他的生活有了折痕，有了创伤，有了苦痛，他才能够在这种形态上重新焕发自己，轻盈地飞翔起来。我觉得好多时候，我都是那个有着折痕的纸飞机，空灵地飞的时候，其实充满了忧伤。
带着伤和痛来写儿童诗是不适合的，但是它已经是我的，想躲都躲不掉。我只好用表面看上去轻浅的、狂欢的语句把这些一层一层包裹好，让小读者看不出什么。在《贪吃的月光》和《梦的门》这两本集子中，有些诗已忍不住露出这些情绪了。评论家刘绪源老师似乎看到了这些，他触摸到了我诗中那些谐趣、辛辣和粗犷。比如说《树在大雨中狂奔》《爱打架的树》，我内心经历的狂风暴雨只有我自己知道，但是我把它赋形以后，就应该是一个美的童话形象了。
“动词是孙悟空，变化多端”
周益民：你的诗中，动词使用特别传神、灵动，有好几次，我都被那些动词刻画的形象逗得差点儿笑出声。比如，“小草们脸冻得蜡黄/在雪地里发抖/柳树抱着头/头发被寒风一根根揪走/电线被冻哭了 搓着手指/嗷嗷直叫”（《麻雀天使》），真是画面感十足。能就这一点谈谈吗？
王立春：非常高兴你能看到这一点，这也是我自己写诗时一直津津乐道并陶然其中的一种感觉。我曾经有一组诗叫“跟着动词走”，无论是写这样以动词为主体的诗歌，还是在我写其他诗时，我一直把动词作为最灵动的一种意向，赋予它诗意，这样，我写起来才得心应手。
诗人对动词的感觉应该都是一样吧。因为动词赋予了他灵感，动词给了他诗意。在名词、形容词、动词、副词当中，我最钟情动词。名词是固定的，没什么表情，面沉如水，是唐僧。形容词呢，有点像猪八戒，很感性，很突发。副词可能就是沙和尚，有它存在可以，没它存在也能取回真经。而动词，是孙悟空，无所不及，可以腾云驾雾，可以变化多端。而我觉得自己把玩起动词来，不能说得心应手，却也常常流连忘返，乐在其中了。如果说诗人有先天的敏感，那他一定是对动词的敏感。就像你说起我的某些诗句，“小草们脸冻得蜡黄”“电线搓着手指”“嗷嗷直叫”，动词在这里是主要角色。当然，我还应该说，像这样的诗，是大自然授意给我的，它把它本来的样子说给我听，我只是记录下来。
“阅读，山高水长”
周益民：你欣赏什么样的诗？
换句话说，你心中的好诗标准是怎样的？
王立春：我喜欢的诗应该是和我个人性情比较接近的。当我读到一些这样的诗时，我的心海总能泛起波澜。比如说，能用一种最精到的语言表达出事物最本质的特色，浅中见深，痛而快乐，给我很多心灵的震撼和灵感的启发。
这种喜爱，使得我自己在写诗时有一种追求，就是怎么把生命最美的一瞬，用最精准的语言表现出来，也就是把那种转瞬即逝的美，用诗句凝固下来，让它具有一种永恒的审美价值。从某种角度来说，没有哪一种体裁比得上儿童诗更适合这种表达了。在这条路上，我一直没有停止追求。
周益民：给爱诗的少年朋友一些建议吧。
王立春：从我的写作经验来说，阅读是不可缺少的。如果没有文学的积累和文学的感悟，恐怕就不会去写诗。如果你阅读，那你对生命的感悟，对大自然的感悟，和不阅读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甚至对各科学习的感悟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你是一个好的阅读者，就是一个好的判断者、欣赏者。打好阅读的基础，不一定会成为诗人，但想成为诗人，一定要打好阅读的基础。这里，山高水长。
周益民：请推荐两本诗集，中外各一本。
王立春：国内，我个人比较爱读的是顾城的诗，我几乎有他全部的诗。无论是现代诗、朦胧诗，还是童话诗。他的诗常读常新。
想来想去，外国的诗还是推荐泰戈尔的吧。在我写作之初，泰戈尔的诗对我影响非常大。他的诗中带有强烈个性色彩和浓郁地域风情那部分，我尤为喜爱。对我创作母题倾向的诗歌帮助非常大。比如说他的诗歌一旦指向故乡、母亲、童年，就有着说不尽的、化不开的浓郁诗意，我从中得到很多启发。同时，他诗歌意象的美，令人陶醉，激荡着一个诗者的灵魂。
（根据语音整理，经本人审定。）责任编辑 杨 伟
“用儿童诗表达对大自然及生命的艺术见解”
周益民：你是怎么爱上写诗的？
王立春：我从两个方面回答这个问题。
第一方面，自认字开始，我就开始了文学作品的阅读。小时候有一段时间住在乡下，喜欢文学的爸爸每个月都从城里拿书回来，我就读了那一箱子一箱子的书，伴随着阅读，我对文学产生了不可遏制的向往。
另一方面，就是我对大自然的阅读。我在乡村五年的童年生活，正好是形成性格的初期。我所阅读的大自然，是用眼睛看到的，用耳朵听到的，用身体触摸到的。那种对大自然质感的认识一直伴随着我，每当我用文学来呈现这个世界时，它们都会不期然地丰沛我的文字。
这两种阅读结合到一起，应该是我写诗之前的一种较好的铺陈和预设。后来爱上文学，也是一种必然吧。其实，我在创作之初写了不少新诗，或者叫朦胧诗。后来，当发现儿童诗是一种最好的表达方式时，我把那些都抛却了，只用儿童诗来表达我对大自然及生命的艺术见解。
周益民：你写一首诗通常用多长时间？写完会反复修改吗？
王立春：写一首诗的时间长短，真是不一定的。有的时候突然来灵感了，就一气呵成。记得写《梦的门》的“大地诗人”那一组时，12首诗也就写了两三天，那个时候，灵感是止不住的，可说是唾手可得。真是像席慕蓉说的那样，美丽的诗和美丽的梦一样，是可遇不可求的。当你想它的时候，它就迎面而来了。但有时候又是怎么也求不到的。在一首诗里，我曾写到这种求不到的懊恼：“我的影子卡在椅子里，我卡在一首诗里。”
写完了肯定是要反复修改的。我要放一段时间，等它充分发酵之后，才能知道它真正的浓度，提纯它真正的味道。如果是约稿，我也得反复推敲，不然是不敢拿出来的。我對自己新写的诗总有一种羞怯感。我有好多诗是丢掉的，当初觉得不好就全都丢掉了。记得我在第一本诗集《骑扁马的扁人》里，只发表了70多首，其实当时写了110多首，其余的因为不满意，就都丢掉了。
“在每一首小诗里都藏进去一个精灵”周益民：我发现你的很多诗散发着童话色彩和游戏色彩，好像诗里藏着一个淘气包。你认可我的这种感觉吗？
王立春：我觉得你说得非常好，我特别认可这种想法。我在《火车钻进灰蒙蒙的早晨》这本诗集的自序里就说到了这一点。我在每一首小诗里都藏进去一个精灵，这个精灵，可能不是赋形的，而是一双精灵的眼睛。就像一位评论家在谈我的诗时说，你的每首诗中都仿佛藏着一个小兽。这使我想起《小王子》。法国圣·埃克苏佩里在写《小王子》的时候，说到过一个意象。当他画蟒蛇吞了大象的时候，大人却说那是一个帽子。当他给小王子画一个小羊的时候，小王子是不满意那个小羊形象的。可是当他画了一个盒子，弄了几个小洞洞之后，小王子却非常满意，说，这就是我的小羊。它很小就在里边藏着，我很喜欢它。所以，孩子的感觉和大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孩子相信这个世界，而大人由于经验和生活的磨砺，已经不相信有一种天真的东西存在了。我尽量保留和捕捉这种天真，让这种审美形成一股潜流贯穿在诗歌中。它是孩子的，是相信的力量。
周益民：你的诗中的意象，大多取自大自然，花草树木、风雨雷电、飞鸟小虫，等等。你笔下的树，也不是那种翠绿、修长、优雅型，而是“在大雨中狂奔”“爱打架”。这些与你的经历和视角有关吧？
王立春：我给一些静的自然赋予动的形态，给动的生命赋予静的仪态的时候，一定有我自己的生活经验在里边的。就像一张白纸，有了反复的折痕之后，它才能像纸飞机一样飞起来。一个诗人的经历也是这样，如果他的生活有了折痕，有了创伤，有了苦痛，他才能够在这种形态上重新焕发自己，轻盈地飞翔起来。我觉得好多时候，我都是那个有着折痕的纸飞机，空灵地飞的时候，其实充满了忧伤。
带着伤和痛来写儿童诗是不适合的，但是它已经是我的，想躲都躲不掉。我只好用表面看上去轻浅的、狂欢的语句把这些一层一层包裹好，让小读者看不出什么。在《贪吃的月光》和《梦的门》这两本集子中，有些诗已忍不住露出这些情绪了。评论家刘绪源老师似乎看到了这些，他触摸到了我诗中那些谐趣、辛辣和粗犷。比如说《树在大雨中狂奔》《爱打架的树》，我内心经历的狂风暴雨只有我自己知道，但是我把它赋形以后，就应该是一个美的童话形象了。
“动词是孙悟空，变化多端”
周益民：你的诗中，动词使用特别传神、灵动，有好几次，我都被那些动词刻画的形象逗得差点儿笑出声。比如，“小草们脸冻得蜡黄/在雪地里发抖/柳树抱着头/头发被寒风一根根揪走/电线被冻哭了 搓着手指/嗷嗷直叫”（《麻雀天使》），真是画面感十足。能就这一点谈谈吗？
王立春：非常高兴你能看到这一点，这也是我自己写诗时一直津津乐道并陶然其中的一种感觉。我曾经有一组诗叫“跟着动词走”，无论是写这样以动词为主体的诗歌，还是在我写其他诗时，我一直把动词作为最灵动的一种意向，赋予它诗意，这样，我写起来才得心应手。
诗人对动词的感觉应该都是一样吧。因为动词赋予了他灵感，动词给了他诗意。在名词、形容词、动词、副词当中，我最钟情动词。名词是固定的，没什么表情，面沉如水，是唐僧。形容词呢，有点像猪八戒，很感性，很突发。副词可能就是沙和尚，有它存在可以，没它存在也能取回真经。而动词，是孙悟空，无所不及，可以腾云驾雾，可以变化多端。而我觉得自己把玩起动词来，不能说得心应手，却也常常流连忘返，乐在其中了。如果说诗人有先天的敏感，那他一定是对动词的敏感。就像你说起我的某些诗句，“小草们脸冻得蜡黄”“电线搓着手指”“嗷嗷直叫”，动词在这里是主要角色。当然，我还应该说，像这样的诗，是大自然授意给我的，它把它本来的样子说给我听，我只是记录下来。
“阅读，山高水长”
周益民：你欣赏什么样的诗？
换句话说，你心中的好诗标准是怎样的？
王立春：我喜欢的诗应该是和我个人性情比较接近的。当我读到一些这样的诗时，我的心海总能泛起波澜。比如说，能用一种最精到的语言表达出事物最本质的特色，浅中见深，痛而快乐，给我很多心灵的震撼和灵感的启发。
这种喜爱，使得我自己在写诗时有一种追求，就是怎么把生命最美的一瞬，用最精准的语言表现出来，也就是把那种转瞬即逝的美，用诗句凝固下来，让它具有一种永恒的审美价值。从某种角度来说，没有哪一种体裁比得上儿童诗更适合这种表达了。在这条路上，我一直没有停止追求。
周益民：给爱诗的少年朋友一些建议吧。
王立春：从我的写作经验来说，阅读是不可缺少的。如果没有文学的积累和文学的感悟，恐怕就不会去写诗。如果你阅读，那你对生命的感悟，对大自然的感悟，和不阅读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甚至对各科学习的感悟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你是一个好的阅读者，就是一个好的判断者、欣赏者。打好阅读的基础，不一定会成为诗人，但想成为诗人，一定要打好阅读的基础。这里，山高水长。
周益民：请推荐两本诗集，中外各一本。
王立春：国内，我个人比较爱读的是顾城的诗，我几乎有他全部的诗。无论是现代诗、朦胧诗，还是童话诗。他的诗常读常新。
想来想去，外国的诗还是推荐泰戈尔的吧。在我写作之初，泰戈尔的诗对我影响非常大。他的诗中带有强烈个性色彩和浓郁地域风情那部分，我尤为喜爱。对我创作母题倾向的诗歌帮助非常大。比如说他的诗歌一旦指向故乡、母亲、童年，就有着说不尽的、化不开的浓郁诗意，我从中得到很多启发。同时，他诗歌意象的美，令人陶醉，激荡着一个诗者的灵魂。
（根据语音整理，经本人审定。）责任编辑 杨 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