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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的恋爱和婚姻题材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多以悲剧形式表现。悲剧是生活中悲壮、凄惨事件的艺术反映,是“悲惨的场面”。悲剧冲突是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冲突,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是“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1]现代文学中,特别是小说中的女性悲剧,是一块引人注目的、标志着文学的解放与自由程度的绿地。为此,许多作家及文坛前辈将目光转向了这块绿地。以鲁迅先生的恋爱和婚姻题材作品《阿Q正传》《伤逝》为例,浅谈一下自己的粗陋之见。
一、《阿Q正传》中的阿Q与吴妈
经济乏匮,文化蛮荒以及愚昧、落后所铸成的妇女的不幸命运,是女性悲剧中的社会悲剧的一种类型,现代小说中颇具新鲜感和艺术魅力的悲剧性女性形象都表明,贫困、愚昧也是悲剧的温床。
阿Q的想入非非的单相思,正因为他经济上的匮乏,没有得以成功。“应该有一个女人气”,“断子绝孙,便没有人供一碗饭……”这便是阿Q的恋爱观,当吴妈在他面前唠叨不停时,他便唐突的跪下去:“我和你困觉。”这种要繁衍后代的低级的本能和养儿防老的可怜的私心,以及那种原始的情欲,首先给他的恋爱涂上了一层悲哀的色彩。
本来,将到“而立”之年的光棍阿Q向吴妈求偶,虽然可笑,虽然低级,虽然唐突,但毕竟是合乎人情的,是比那些三房四妾的“正人君子”们要干净得多的。但是在赵秀才眼里,在赵太爷眼里,阿Q配得到爱吗?配有子孙么?在人们的眼里,当时的阿Q不过是人们在忙时需要他帮忙才想起他的,是召之即来,挥之则去的会说话的牲口而已,这样的东西竟想弄一个女人,而且是在赵府做事的吴妈,岂非异想天开,大逆不道!头上挨了一个竹杠,丢了工钱、布衫、毡巾,被赶出了赵府,还被地保敲了几百文钱,这就是阿Q 向吴妈下跪求爱所换来的一切!
吴妈要比阿Q有一些头脑。她持着怎样的封建伦理观念,她的惊慌失措,边嚷边哭地逃走是否假正经,我们暂且不论。光棍一身的阿Q是连鸳鸯蝴蝶都不如的,身无立锥之地,袋无隔夜之粮,自身生存尚且不易,何谈妻子!阿Q甩给吴妈的一条恋爱的红线,实在是一条牵人走向绝望的绞索。虽然,吴妈在万想不到的惊愕之中,来不及想这许多,但凭她平时对阿Q的直觉,立刻可以断定,阿Q跪在伊面前求偶是多么的可怕,难怪她“楞了一息,突然发抖,大叫着往外跑,且跑且嚷,似乎后来带哭了。”
鲁迅还表达了另外一层意思,天然本性的需求,是要具备人类美好的感情作为基础,即两情相悦、思想相通、心心相印,不能够像阿Q那样不加思索,不分对象胡乱强加在不能够与其发生感情元素的对方身上。
综上所述,鲁迅借用借阿Q和吴妈的感情纠葛,讲的是封建道德的伪道德,封建道德的非人道。妇女的经济地位决定了社会地位,男性的经济地位决定了政治地位,需要社会地位的女性必须要在经济上独立,才不会成为社会的牺牲品,需要政治地位的男性也必须在经济上有创造力,才能够拥有社会政治地位,但是封建社会的男性并不因此而得道,而是借助封建立法来巩固自己的地位,这个社会不是很“朽”了吗?
二、《伤逝》中的子君和涓生
子君是一个当时难得的勇敢的有知识的女性。她为了迫求恋爱自由,冲破了家庭的重重阻力,顶住了社会舆论的种种压力,决然宣布“我是我自己的,谁也没干涉我的权利!”那样热烈,那样纯真地和涓生相爱,并大无畏地叛离家庭,和涓生同住。他们终于在吉兆胡同一所小房子里,开辟了一个温暖的小天地了,他们陶醉在自以为甜蜜神圣的爱里了。“唉唉,那是怎样的宁静而幸福的夜啊!”
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吉兆胡同的这间小屋毕竟不是世外桃源,在那凄风苦雨的动荡年代,他们的生活又岂能宁静而且永远呢,爱情的甜蜜无法中和日益滋长的现实生活中苦涩。子君婚后,家务琐碎,养鸡喂狗,平庸无聊,家庭经济拮据,还要和邻居的小官太太暗斗睹气。她的思想日益庸俗,人也日益委琐,神情也渐渐变得凄然了。尤其当涓生失业以后,家境窘迫,连她非常心爱的几只小油鸡和一只叭儿狗也无法养活了,生活的重压,使她消沉以至颓丧,他们的爱情也日益的淡薄,以至厌倦,心灵上也有了隔阂,最终导致了两人感情的破裂。“象娜拉那样的女性,虽则反叛了家庭,走到了社会上,但问题并没有解决,因为她在社会上毫无独立的经济地位,她最后的出路,不是回来,就是堕落[2]。”“子君正是走了回来”这一条路。她的反叛出走到无奈回家,不过是绕了一个小小的圈子而已。而“回来”这正是不甘堕落的子君的必走之路。“我是我自己的……”不错,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一心向往着恋爱自由的子君还没有好好想过,作为一个社会细胞的人,又怎能脱离社会而独立呢!整个封建势力(包括封建意识),并非单纯的一副桎梏一旦挣脱,便可以大功告成,高枕无忧:“而是象一张巨大而多层的网,单凭个人的力量,冲破了一层,你最多只能暂且得到喘息,最终还是无法逃脱它的魔掌。”
首先,子君和涓生生活在那“万难破坏的铁屋子里[3]”,虽然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曾掀起过解放思想的浪潮,但很快回落,就整个社会而言仍就是黑暗沉滞的、从上自下满布着腐朽没落的气息,所谓“男女平等”、“自由恋爱”在当时只不过是一种幻想。行走在这“无爱的人间”,他们所追求的爱情不可能不最终破灭。
其次,涓生和子君虽是觉醒了的知识分子,但也仅仅是觉醒而已,他们并不具备解脱所有旧束缚的素质。他们本身的性格弱点致使自由结合后的生活一步步走向不幸的深渊。他们的爱情只不过在“寂寞和空虚”上划了一个怪圈,谁也没有尝试着爱而改变。认识的浅薄也好,自我的贫乏也好,骨子里的自私卑怯等等,总之是毫无因爱而改变,反而日见强大起来,这必然注定了他们的爱情只能是一个悲剧。
最后,子君没有工作,经济上毫无来源。而在那样的时代,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的涓生也失去了稳定的工作环境,失业的打击使他们失去了最基本的生存基础。家庭经济来源的断绝,使轻松自如的心态也随之失去,他们没有了安全感和归属感。经济的困顿让爱情失去了赖以依存的“附丽”,就只能是走向灭亡了。
总之,要想得到真正的爱情自由,必须打破那黑暗沉滞的“铁屋子”,做一个真正的觉醒者,同时也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不要“饿着肚子战斗,减了锐气”[4]。从以上所述《伤逝》中爱情悲剧的原因来看,我们不难明白:爱情无疑既是非常个人化的事,但它同时又是受整个社会的事。它不仅取决于自我的诸多因素,还取决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为了爱我们呼吁整个社会从政治经济到文化意识等诸多方面的同步发展!
“鲁迅的小说全部思想特色,可以概括为‘忧愤深广’。”[5]“鲁迅的每一篇小说都有着深刻的思想内涵,他笔下的人物都透露着时代的气息。每读鲁迅先生的一篇小说,都感到他笔下人物的命运代表了一个时代中那个阶层的共同命运。”[6]而鲁迅先生的恋爱和婚恋题材的小说中,以天才的艺术,真实地本质地反映了那个时代,谱写了一曲多重奏的爱的挽歌,深刻地告诉我们,男女间要普遍地获得真正的爱情,建立稳固的真正幸福的家庭,只有待到整个社会的解放,只有待到人身有了真正的自由,妇女有了和男人一样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才有可能,否则真正的爱情只有被扼杀,结了婚也还是不幸福的。
参考文献:
[1]《致斐迪南?拉萨尔》马克思、恩格斯《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03期.
[2]《鲁迅全集》;《娜拉走后怎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
[3]《鲁迅全集》;《呐喊》自序,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年11月.
[4]《许广平文集》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8年.
[5]《现代中国文学发展史》,魏绍馨主编,延边大学出版社;1990年06月.
[6]《浅谈鲁迅小说中妇女的命运》;张凌云,《作家》期刊2008年第10期.
一、《阿Q正传》中的阿Q与吴妈
经济乏匮,文化蛮荒以及愚昧、落后所铸成的妇女的不幸命运,是女性悲剧中的社会悲剧的一种类型,现代小说中颇具新鲜感和艺术魅力的悲剧性女性形象都表明,贫困、愚昧也是悲剧的温床。
阿Q的想入非非的单相思,正因为他经济上的匮乏,没有得以成功。“应该有一个女人气”,“断子绝孙,便没有人供一碗饭……”这便是阿Q的恋爱观,当吴妈在他面前唠叨不停时,他便唐突的跪下去:“我和你困觉。”这种要繁衍后代的低级的本能和养儿防老的可怜的私心,以及那种原始的情欲,首先给他的恋爱涂上了一层悲哀的色彩。
本来,将到“而立”之年的光棍阿Q向吴妈求偶,虽然可笑,虽然低级,虽然唐突,但毕竟是合乎人情的,是比那些三房四妾的“正人君子”们要干净得多的。但是在赵秀才眼里,在赵太爷眼里,阿Q配得到爱吗?配有子孙么?在人们的眼里,当时的阿Q不过是人们在忙时需要他帮忙才想起他的,是召之即来,挥之则去的会说话的牲口而已,这样的东西竟想弄一个女人,而且是在赵府做事的吴妈,岂非异想天开,大逆不道!头上挨了一个竹杠,丢了工钱、布衫、毡巾,被赶出了赵府,还被地保敲了几百文钱,这就是阿Q 向吴妈下跪求爱所换来的一切!
吴妈要比阿Q有一些头脑。她持着怎样的封建伦理观念,她的惊慌失措,边嚷边哭地逃走是否假正经,我们暂且不论。光棍一身的阿Q是连鸳鸯蝴蝶都不如的,身无立锥之地,袋无隔夜之粮,自身生存尚且不易,何谈妻子!阿Q甩给吴妈的一条恋爱的红线,实在是一条牵人走向绝望的绞索。虽然,吴妈在万想不到的惊愕之中,来不及想这许多,但凭她平时对阿Q的直觉,立刻可以断定,阿Q跪在伊面前求偶是多么的可怕,难怪她“楞了一息,突然发抖,大叫着往外跑,且跑且嚷,似乎后来带哭了。”
鲁迅还表达了另外一层意思,天然本性的需求,是要具备人类美好的感情作为基础,即两情相悦、思想相通、心心相印,不能够像阿Q那样不加思索,不分对象胡乱强加在不能够与其发生感情元素的对方身上。
综上所述,鲁迅借用借阿Q和吴妈的感情纠葛,讲的是封建道德的伪道德,封建道德的非人道。妇女的经济地位决定了社会地位,男性的经济地位决定了政治地位,需要社会地位的女性必须要在经济上独立,才不会成为社会的牺牲品,需要政治地位的男性也必须在经济上有创造力,才能够拥有社会政治地位,但是封建社会的男性并不因此而得道,而是借助封建立法来巩固自己的地位,这个社会不是很“朽”了吗?
二、《伤逝》中的子君和涓生
子君是一个当时难得的勇敢的有知识的女性。她为了迫求恋爱自由,冲破了家庭的重重阻力,顶住了社会舆论的种种压力,决然宣布“我是我自己的,谁也没干涉我的权利!”那样热烈,那样纯真地和涓生相爱,并大无畏地叛离家庭,和涓生同住。他们终于在吉兆胡同一所小房子里,开辟了一个温暖的小天地了,他们陶醉在自以为甜蜜神圣的爱里了。“唉唉,那是怎样的宁静而幸福的夜啊!”
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吉兆胡同的这间小屋毕竟不是世外桃源,在那凄风苦雨的动荡年代,他们的生活又岂能宁静而且永远呢,爱情的甜蜜无法中和日益滋长的现实生活中苦涩。子君婚后,家务琐碎,养鸡喂狗,平庸无聊,家庭经济拮据,还要和邻居的小官太太暗斗睹气。她的思想日益庸俗,人也日益委琐,神情也渐渐变得凄然了。尤其当涓生失业以后,家境窘迫,连她非常心爱的几只小油鸡和一只叭儿狗也无法养活了,生活的重压,使她消沉以至颓丧,他们的爱情也日益的淡薄,以至厌倦,心灵上也有了隔阂,最终导致了两人感情的破裂。“象娜拉那样的女性,虽则反叛了家庭,走到了社会上,但问题并没有解决,因为她在社会上毫无独立的经济地位,她最后的出路,不是回来,就是堕落[2]。”“子君正是走了回来”这一条路。她的反叛出走到无奈回家,不过是绕了一个小小的圈子而已。而“回来”这正是不甘堕落的子君的必走之路。“我是我自己的……”不错,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一心向往着恋爱自由的子君还没有好好想过,作为一个社会细胞的人,又怎能脱离社会而独立呢!整个封建势力(包括封建意识),并非单纯的一副桎梏一旦挣脱,便可以大功告成,高枕无忧:“而是象一张巨大而多层的网,单凭个人的力量,冲破了一层,你最多只能暂且得到喘息,最终还是无法逃脱它的魔掌。”
首先,子君和涓生生活在那“万难破坏的铁屋子里[3]”,虽然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曾掀起过解放思想的浪潮,但很快回落,就整个社会而言仍就是黑暗沉滞的、从上自下满布着腐朽没落的气息,所谓“男女平等”、“自由恋爱”在当时只不过是一种幻想。行走在这“无爱的人间”,他们所追求的爱情不可能不最终破灭。
其次,涓生和子君虽是觉醒了的知识分子,但也仅仅是觉醒而已,他们并不具备解脱所有旧束缚的素质。他们本身的性格弱点致使自由结合后的生活一步步走向不幸的深渊。他们的爱情只不过在“寂寞和空虚”上划了一个怪圈,谁也没有尝试着爱而改变。认识的浅薄也好,自我的贫乏也好,骨子里的自私卑怯等等,总之是毫无因爱而改变,反而日见强大起来,这必然注定了他们的爱情只能是一个悲剧。
最后,子君没有工作,经济上毫无来源。而在那样的时代,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的涓生也失去了稳定的工作环境,失业的打击使他们失去了最基本的生存基础。家庭经济来源的断绝,使轻松自如的心态也随之失去,他们没有了安全感和归属感。经济的困顿让爱情失去了赖以依存的“附丽”,就只能是走向灭亡了。
总之,要想得到真正的爱情自由,必须打破那黑暗沉滞的“铁屋子”,做一个真正的觉醒者,同时也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不要“饿着肚子战斗,减了锐气”[4]。从以上所述《伤逝》中爱情悲剧的原因来看,我们不难明白:爱情无疑既是非常个人化的事,但它同时又是受整个社会的事。它不仅取决于自我的诸多因素,还取决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为了爱我们呼吁整个社会从政治经济到文化意识等诸多方面的同步发展!
“鲁迅的小说全部思想特色,可以概括为‘忧愤深广’。”[5]“鲁迅的每一篇小说都有着深刻的思想内涵,他笔下的人物都透露着时代的气息。每读鲁迅先生的一篇小说,都感到他笔下人物的命运代表了一个时代中那个阶层的共同命运。”[6]而鲁迅先生的恋爱和婚恋题材的小说中,以天才的艺术,真实地本质地反映了那个时代,谱写了一曲多重奏的爱的挽歌,深刻地告诉我们,男女间要普遍地获得真正的爱情,建立稳固的真正幸福的家庭,只有待到整个社会的解放,只有待到人身有了真正的自由,妇女有了和男人一样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才有可能,否则真正的爱情只有被扼杀,结了婚也还是不幸福的。
参考文献:
[1]《致斐迪南?拉萨尔》马克思、恩格斯《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03期.
[2]《鲁迅全集》;《娜拉走后怎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
[3]《鲁迅全集》;《呐喊》自序,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年11月.
[4]《许广平文集》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8年.
[5]《现代中国文学发展史》,魏绍馨主编,延边大学出版社;1990年06月.
[6]《浅谈鲁迅小说中妇女的命运》;张凌云,《作家》期刊2008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