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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6月23日，美国总统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的新书《生事之屋：白宫回忆录》上架销售。
博尔顿半年前就写完了这本书。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反应激烈。这位博尔顿的“前老板”以泄露国家机密为由，通过行政和司法程序延长本书的审查，甚至向联邦地方法院申请出版禁令。特朗普还在社交媒体上怒斥博尔顿为“疯狗”，并称这本书是“一本充满谎言和编造故事的集子”。
曾为多届美国政府服务的资深外交官包道格和德托马斯对记者确认了博尔顿书中内容的真实性。“这是显而易见的，特朗普自己的言行几乎证明了一切。”包道格说。博尔顿的老同事德托马斯则认为，《生事之屋》是以博尔顿为代表的华盛顿鹰派与特朗普“结合”失败的总结。据布鲁金斯学会统计，特朗普上台以来，白宫高官离职率达65%，为美国史上最高比例。其中，已经离职的三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一位国务卿和一位国防部长全部与总统反目。
除了石油大亨蒂勒森和右翼媒体人班农，博尔顿和美国总统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马斯特、国防部长马蒂斯等卸任后就与特朗普“反目”的多位外交和安全事务高官具有共同特征：曾在华盛顿被归为“激进鹰派”，属于政治光谱上的少数，但长期在政府中担任高级职务，同保守派、自由派精英共事。
“虽然我不支持博尔顿处理政府事务的方式，但他是一位认真、能干的专业人士。” 德托马斯对记者回忆称，博尔顿一直“工作井井有条，也具备完成其职务的知识水准”。2001年小布什总统上台初期，后来成为美国国务院分管核扩散事务助理国务卿的德托马斯曾在时任副国务卿博尔顿手下工作。
能力受同僚认可的博尔顿在多届政府中担任助理国务卿、副国务卿、驻联合国代表等要职。与此同时，他也因频繁指责联合国等多边机构“无足轻重”、抨击美国外交界“不为美国利益着想”而知名，是华盛顿人尽皆知的“国家安全官员中的激进民族主义者”。
和一般的保守派外交官不同，博尔顿在国务院几乎没有朋友，因为“他不是与自由派外交官有冲突，而是与国务院的所有反对党派立场的专业官员有矛盾。”德托马斯说：“我相信他为这种格格不入感到自豪。”在2016年的总统大选中，这个群体彻底从其他保守派精英中分离出来。
特朗普胜选后，多数保守派外交官和国际安全高级官员都和他们的自由派同事一样站到了总统的对立面。小布什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公开表示，本届总统不信任“外交老手”。而作为外交“新手”的蒂勒森成为特朗普政府的第一任国务卿后，很快将总统的“不信任”带到国务院。他将国务院的预算削减三分之一，涉及2000个外交岗位，近百位高级外交官在数月内离职。
博尔顿这样的“鹰派”则从特朗普对传统外交的不信任中看到了机会。特朗普对多边机制的反感、对“美国第一”的推崇，似乎契合了“激进鹰派”的主张。在德托馬斯看来，博尔顿“可能认为他和特朗普在意识形态上是兼容的，他能够引导特朗普走向自己的议程”。
当时的特朗普正处于急需用人之际。保守派精英离开后，美国政府中的大量关键岗位无人可用。由此，一种相互利用的关系在特朗普和鹰派外交精英间建立了起来。
2018年3月，博尔顿成为特朗普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第一次在白宫西翼拥有了自己的办公室。德托马斯批评“我们的政府对朝鲜所知太少”时，特朗普按照博尔顿的建议，向朝鲜提出“完全、可验证、不可逆”的无核化方案。
在2019年2月第二次“金特会”上，朝鲜曾拿出自己的底线方案：以关闭宁边核设施换取部分对朝制裁解除。但特朗普政府要求朝鲜关闭另一处未申报的核设施。谈判随即破裂。美国媒体后来披露的信息显示，这其中就有博尔顿的“功劳”。然而，这样的“相互利用”，最终走向了“反目成仇”。2019年9月10日，特朗普宣称自己开除了博尔顿，博尔顿则表示自己于前一晚提出辞职。
表面上看，博尔顿离职的原因是跟不上特朗普的政策变化。他坚持对朝鲜采取最强硬政策，极力阻止总统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会面，与特朗普的观念逐渐不合拍，被朝鲜官方媒体点名指责为朝美对话的障碍，最终被赶出白宫。
但这并非他和特朗普“分手”的真正原因。卡内基和平基金会副会长包道格对记者指出，在担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期间，博尔顿其实一直对亚洲事务“保持低调”，更多地关注特朗普几乎完全不了解的伊朗、委内瑞拉和俄罗斯问题。“博尔顿似乎曾破坏特朗普和金正恩的会谈，但也仅此而已，许多他职业生涯中‘深爱’的地区都没有得到他的关注，”包道格说，“我怀疑，他在选择目标时就很谨慎，以避免与特朗普发生不必要的争斗。”
德托马斯则提到了更深层的矛盾。“关键在于，特朗普并不是像博尔顿们那样被意识形态所引导，而是被狭隘的个人自尊和自我利益所引导。”他对记者分析道。这正是博尔顿在新书中试图呈现的内容：特朗普是一个无知、任性、我行我素的国家领导人。他不知道英国拥有核武器，称芬兰是俄罗斯的一部分，并认为入侵委内瑞拉会是“一件很有趣的事”。这些奇奇怪怪的观点，充斥着白宫每周的外交和安全事务讨论会。
德托马斯指出，博尔顿新书中的爆料主要反映了“特朗普在公开场合的行为所形成的负面形象实际上在闭门时更糟糕”，没有专家参与的重大外交事务决策过程使得“对特朗普古怪政策的最坏担忧变成了现实”。
博尔顿对特朗普的最终指责，是总统对“鹰派”意识形态的背叛。在拒绝双边和多边军控协议、退出国际组织等问题上，特朗普与鹰派观点一致，乐于让博尔顿在台前发声。但当他面对“我的朋友金正恩”或“我的朋友普京”时，鹰派的警告就被抛之脑后。
博尔顿认为，特朗普“无法将人际关系和国际关系分开”，出于对普京的个人欣赏而反感鹰派关于制裁俄罗斯的主张，在与俄方沟通时称博尔顿等人为“官僚”。他甚至对一心想摧毁朝鲜核武器的博尔顿坦言，自己与金正恩见面“就是为了公关”，丝毫不在乎能否达成无核化协议。 “最后，博尔顿明白了白宫许多高级官员都明白了的道理：在特朗普时代，政策没有一致性、可预测性或知识储备，只有本能、欲望和非理性决策。”德托马斯说。如此，博尔顿显得越来越不合时宜。在任期的最后几个月，他甚至不被邀请参加白宫的外交与国家安全会议。
另一方面，特朗普的非专业外交却取得了一些“成绩”，他盛赞自己“历史性突破”了历任美国政府都未能解决的朝鲜核问题。但德托马斯指出，这并非意味着特朗普排斥专业主义的外交真的有所收获，而是“目睹这种行为的外国政府并没有反对，为了自身的短期利益利用这种行为”。
在这样的背景下，特朗普越来越自信，博尔顿、麦克马斯特、马蒂斯等专业人士则纷纷离开，“因为那里已经没有容纳他们那些专业主义品质的空间了”。
德托马斯认为，这反映了当下美国外交决策的悲剧：即使是像博尔顿这样偏向民族主义的精英，身居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高位，最终也因其专业素养与特朗普的随心所欲不符，而不能对这位没有外交经验的总统产生持续性的影响。美国外交或由此逐渐陷入“无政策、无战略”的乱象。
在特朗普抨击博尔顿新书的同时，以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为首的民主党议员们也纷纷指责博尔顿，认为博尔顿不在今年2月美国国会弹劾特朗普时说出真相，现在才公布自己的证言，是“为了钱而不要公正”。
2019年12月，民主党人占多数的美国众议院通过两项决议，指控特朗普以总统身份和援助筹码要求乌克兰总统调查民主党潜在总统候选人拜登，是“以公谋私”、铲除个人竞选对手，构成“滥用职权”“妨碍国会”的弹劾罪名。三个月后，共和党人占多数的参议院否决了该弹劾案。
当时，特朗普指示行政机构和官员不要遵从众议院弹劾案调查委员会的传票。所有政府部门都拒绝向众议院提供必要的文件和官方记录，许多涉案人没有参加质询。白宫还致函众议院，拒绝配合一切弹劾听证。特朗普团队则由此主张民主党人缺乏证据。
博尔顿是缺席者之一。曾参与白宫乌克兰事务决策的他没有在众议院出庭，并称仅当参议院要求时才会作证。博尔顿的新书发布后，美国国防部前法律顾问、纽约大学法学教授瑞安·古德曼指出，本书恰恰证明了上一次弹劾的罪名，而且足以颠覆特朗普团队此前的抗辩。
在年初的弹劾调查中，两院共和党人主张：所有指控特朗普利用总统职务要求乌克兰调查拜登的证据都是“间接”或模糊的。博尔顿则在书中给出一个直接明确的证据：特朗普曾在2019年8月对博尔顿说，“他不赞成向乌克兰援助任何东西，除非他们移交所有与克林顿及拜登有关的调查材料。”
此外，博尔顿还批评民主党人在弹劾特朗普时为乌克兰话题所困，没有调查特朗普其他类似的“将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捆绑”的外交举动。他甚至为下一次弹劾备好了“新弹药”，详细回忆起了特朗普曾干预美国政府对一家土耳其银行与伊朗关联的调查，以讨好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2018年12月，特朗普直接对埃尔多安表示，他相信这家与土耳其总统有关系的银行完全没有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并称自己“将照顾好一切”。针对美国政府展开的司法调查，他称主持调查的检察官“不是我的人，是奥巴马的人”，他会更换检察官以解决此事。
瑞安·古德曼指出，如果博尔顿的描述属实，此行为显然构成了《宪法》定义下的“总统滥用职权”。但现实是，民主党人难以据此开启对特朗普的第二次弹劾。虽然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认为博尔顿手上应该有证据支持他书中提及的内容，但博尔顿从未声明愿意在民主党人占多数的众议院出庭作证。他在华盛顿以忠于共和党知名，迄今为止只服务于共和党政府。
除了博尔顿，前国防部长马蒂斯近日在《大西洋月刊》撰文痛斥特朗普分裂国家、嘲弄宪法，断言“特朗普是我一生所见第一位不试图去团结美国人民的总统”。与此同时，特朗普侄女玛丽将在下月出版一本讲述“家族噩梦”和特朗普“可疑的税收”的回忆录。
这些情况会影响选情吗？《新共和》专栏政论作家、乔治城大学政治学家巴特利特分享的一项调研数据显示，博尔顿、马蒂斯这样的反特朗普共和党精英仅能在党内获得10%左右的支持。“可以說他们已经失败了，标志就是：他们未能推出一个有竞争力的党内候选人，以挑战特朗普的2020共和党初选。”
或许更让民主党人感到悲观的是，一些观察家认为，10%的反特朗普共和党选民也不会转化成拜登的支持者。与博尔顿交往15年的记者约翰·甘斯近日在《纽约时报》撰文指出，博尔顿对民主党弹劾特朗普的抗拒，表明“他梦想着成为共和党的未来，而不是抵抗运动或民主党的宠儿”。
德托马斯也对记者强调，博尔顿等鹰派政客只是“未能成功将特朗普带上他们的意识形态之路”，而不是成为民主党的反特朗普战友，其思想观念“是一以贯之的”。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20年第23期。作者为该刊记者）
博尔顿半年前就写完了这本书。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反应激烈。这位博尔顿的“前老板”以泄露国家机密为由，通过行政和司法程序延长本书的审查，甚至向联邦地方法院申请出版禁令。特朗普还在社交媒体上怒斥博尔顿为“疯狗”，并称这本书是“一本充满谎言和编造故事的集子”。
曾为多届美国政府服务的资深外交官包道格和德托马斯对记者确认了博尔顿书中内容的真实性。“这是显而易见的，特朗普自己的言行几乎证明了一切。”包道格说。博尔顿的老同事德托马斯则认为，《生事之屋》是以博尔顿为代表的华盛顿鹰派与特朗普“结合”失败的总结。据布鲁金斯学会统计，特朗普上台以来，白宫高官离职率达65%，为美国史上最高比例。其中，已经离职的三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一位国务卿和一位国防部长全部与总统反目。
鹰派专业主义的失败
除了石油大亨蒂勒森和右翼媒体人班农，博尔顿和美国总统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马斯特、国防部长马蒂斯等卸任后就与特朗普“反目”的多位外交和安全事务高官具有共同特征：曾在华盛顿被归为“激进鹰派”，属于政治光谱上的少数，但长期在政府中担任高级职务，同保守派、自由派精英共事。
“虽然我不支持博尔顿处理政府事务的方式，但他是一位认真、能干的专业人士。” 德托马斯对记者回忆称，博尔顿一直“工作井井有条，也具备完成其职务的知识水准”。2001年小布什总统上台初期，后来成为美国国务院分管核扩散事务助理国务卿的德托马斯曾在时任副国务卿博尔顿手下工作。
能力受同僚认可的博尔顿在多届政府中担任助理国务卿、副国务卿、驻联合国代表等要职。与此同时，他也因频繁指责联合国等多边机构“无足轻重”、抨击美国外交界“不为美国利益着想”而知名，是华盛顿人尽皆知的“国家安全官员中的激进民族主义者”。
和一般的保守派外交官不同，博尔顿在国务院几乎没有朋友，因为“他不是与自由派外交官有冲突，而是与国务院的所有反对党派立场的专业官员有矛盾。”德托马斯说：“我相信他为这种格格不入感到自豪。”在2016年的总统大选中，这个群体彻底从其他保守派精英中分离出来。
特朗普胜选后，多数保守派外交官和国际安全高级官员都和他们的自由派同事一样站到了总统的对立面。小布什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公开表示，本届总统不信任“外交老手”。而作为外交“新手”的蒂勒森成为特朗普政府的第一任国务卿后，很快将总统的“不信任”带到国务院。他将国务院的预算削减三分之一，涉及2000个外交岗位，近百位高级外交官在数月内离职。
博尔顿这样的“鹰派”则从特朗普对传统外交的不信任中看到了机会。特朗普对多边机制的反感、对“美国第一”的推崇，似乎契合了“激进鹰派”的主张。在德托馬斯看来，博尔顿“可能认为他和特朗普在意识形态上是兼容的，他能够引导特朗普走向自己的议程”。
当时的特朗普正处于急需用人之际。保守派精英离开后，美国政府中的大量关键岗位无人可用。由此，一种相互利用的关系在特朗普和鹰派外交精英间建立了起来。
2018年3月，博尔顿成为特朗普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第一次在白宫西翼拥有了自己的办公室。德托马斯批评“我们的政府对朝鲜所知太少”时，特朗普按照博尔顿的建议，向朝鲜提出“完全、可验证、不可逆”的无核化方案。
在2019年2月第二次“金特会”上，朝鲜曾拿出自己的底线方案：以关闭宁边核设施换取部分对朝制裁解除。但特朗普政府要求朝鲜关闭另一处未申报的核设施。谈判随即破裂。美国媒体后来披露的信息显示，这其中就有博尔顿的“功劳”。然而，这样的“相互利用”，最终走向了“反目成仇”。2019年9月10日，特朗普宣称自己开除了博尔顿，博尔顿则表示自己于前一晚提出辞职。
表面上看，博尔顿离职的原因是跟不上特朗普的政策变化。他坚持对朝鲜采取最强硬政策，极力阻止总统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会面，与特朗普的观念逐渐不合拍，被朝鲜官方媒体点名指责为朝美对话的障碍，最终被赶出白宫。
但这并非他和特朗普“分手”的真正原因。卡内基和平基金会副会长包道格对记者指出，在担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期间，博尔顿其实一直对亚洲事务“保持低调”，更多地关注特朗普几乎完全不了解的伊朗、委内瑞拉和俄罗斯问题。“博尔顿似乎曾破坏特朗普和金正恩的会谈，但也仅此而已，许多他职业生涯中‘深爱’的地区都没有得到他的关注，”包道格说，“我怀疑，他在选择目标时就很谨慎，以避免与特朗普发生不必要的争斗。”
德托马斯则提到了更深层的矛盾。“关键在于，特朗普并不是像博尔顿们那样被意识形态所引导，而是被狭隘的个人自尊和自我利益所引导。”他对记者分析道。这正是博尔顿在新书中试图呈现的内容：特朗普是一个无知、任性、我行我素的国家领导人。他不知道英国拥有核武器，称芬兰是俄罗斯的一部分，并认为入侵委内瑞拉会是“一件很有趣的事”。这些奇奇怪怪的观点，充斥着白宫每周的外交和安全事务讨论会。
德托马斯指出，博尔顿新书中的爆料主要反映了“特朗普在公开场合的行为所形成的负面形象实际上在闭门时更糟糕”，没有专家参与的重大外交事务决策过程使得“对特朗普古怪政策的最坏担忧变成了现实”。
博尔顿对特朗普的最终指责，是总统对“鹰派”意识形态的背叛。在拒绝双边和多边军控协议、退出国际组织等问题上，特朗普与鹰派观点一致，乐于让博尔顿在台前发声。但当他面对“我的朋友金正恩”或“我的朋友普京”时，鹰派的警告就被抛之脑后。
博尔顿认为，特朗普“无法将人际关系和国际关系分开”，出于对普京的个人欣赏而反感鹰派关于制裁俄罗斯的主张，在与俄方沟通时称博尔顿等人为“官僚”。他甚至对一心想摧毁朝鲜核武器的博尔顿坦言，自己与金正恩见面“就是为了公关”，丝毫不在乎能否达成无核化协议。 “最后，博尔顿明白了白宫许多高级官员都明白了的道理：在特朗普时代，政策没有一致性、可预测性或知识储备，只有本能、欲望和非理性决策。”德托马斯说。如此，博尔顿显得越来越不合时宜。在任期的最后几个月，他甚至不被邀请参加白宫的外交与国家安全会议。
另一方面，特朗普的非专业外交却取得了一些“成绩”，他盛赞自己“历史性突破”了历任美国政府都未能解决的朝鲜核问题。但德托马斯指出，这并非意味着特朗普排斥专业主义的外交真的有所收获，而是“目睹这种行为的外国政府并没有反对，为了自身的短期利益利用这种行为”。
在这样的背景下，特朗普越来越自信，博尔顿、麦克马斯特、马蒂斯等专业人士则纷纷离开，“因为那里已经没有容纳他们那些专业主义品质的空间了”。
德托马斯认为，这反映了当下美国外交决策的悲剧：即使是像博尔顿这样偏向民族主义的精英，身居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高位，最终也因其专业素养与特朗普的随心所欲不符，而不能对这位没有外交经验的总统产生持续性的影响。美国外交或由此逐渐陷入“无政策、无战略”的乱象。
并非民主党的反特朗普战友
在特朗普抨击博尔顿新书的同时，以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为首的民主党议员们也纷纷指责博尔顿，认为博尔顿不在今年2月美国国会弹劾特朗普时说出真相，现在才公布自己的证言，是“为了钱而不要公正”。
2019年12月，民主党人占多数的美国众议院通过两项决议，指控特朗普以总统身份和援助筹码要求乌克兰总统调查民主党潜在总统候选人拜登，是“以公谋私”、铲除个人竞选对手，构成“滥用职权”“妨碍国会”的弹劾罪名。三个月后，共和党人占多数的参议院否决了该弹劾案。
当时，特朗普指示行政机构和官员不要遵从众议院弹劾案调查委员会的传票。所有政府部门都拒绝向众议院提供必要的文件和官方记录，许多涉案人没有参加质询。白宫还致函众议院，拒绝配合一切弹劾听证。特朗普团队则由此主张民主党人缺乏证据。
博尔顿是缺席者之一。曾参与白宫乌克兰事务决策的他没有在众议院出庭，并称仅当参议院要求时才会作证。博尔顿的新书发布后，美国国防部前法律顾问、纽约大学法学教授瑞安·古德曼指出，本书恰恰证明了上一次弹劾的罪名，而且足以颠覆特朗普团队此前的抗辩。
在年初的弹劾调查中，两院共和党人主张：所有指控特朗普利用总统职务要求乌克兰调查拜登的证据都是“间接”或模糊的。博尔顿则在书中给出一个直接明确的证据：特朗普曾在2019年8月对博尔顿说，“他不赞成向乌克兰援助任何东西，除非他们移交所有与克林顿及拜登有关的调查材料。”
此外，博尔顿还批评民主党人在弹劾特朗普时为乌克兰话题所困，没有调查特朗普其他类似的“将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捆绑”的外交举动。他甚至为下一次弹劾备好了“新弹药”，详细回忆起了特朗普曾干预美国政府对一家土耳其银行与伊朗关联的调查，以讨好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2018年12月，特朗普直接对埃尔多安表示，他相信这家与土耳其总统有关系的银行完全没有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并称自己“将照顾好一切”。针对美国政府展开的司法调查，他称主持调查的检察官“不是我的人，是奥巴马的人”，他会更换检察官以解决此事。
瑞安·古德曼指出，如果博尔顿的描述属实，此行为显然构成了《宪法》定义下的“总统滥用职权”。但现实是，民主党人难以据此开启对特朗普的第二次弹劾。虽然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认为博尔顿手上应该有证据支持他书中提及的内容，但博尔顿从未声明愿意在民主党人占多数的众议院出庭作证。他在华盛顿以忠于共和党知名，迄今为止只服务于共和党政府。
除了博尔顿，前国防部长马蒂斯近日在《大西洋月刊》撰文痛斥特朗普分裂国家、嘲弄宪法，断言“特朗普是我一生所见第一位不试图去团结美国人民的总统”。与此同时，特朗普侄女玛丽将在下月出版一本讲述“家族噩梦”和特朗普“可疑的税收”的回忆录。
这些情况会影响选情吗？《新共和》专栏政论作家、乔治城大学政治学家巴特利特分享的一项调研数据显示，博尔顿、马蒂斯这样的反特朗普共和党精英仅能在党内获得10%左右的支持。“可以說他们已经失败了，标志就是：他们未能推出一个有竞争力的党内候选人，以挑战特朗普的2020共和党初选。”
或许更让民主党人感到悲观的是，一些观察家认为，10%的反特朗普共和党选民也不会转化成拜登的支持者。与博尔顿交往15年的记者约翰·甘斯近日在《纽约时报》撰文指出，博尔顿对民主党弹劾特朗普的抗拒，表明“他梦想着成为共和党的未来，而不是抵抗运动或民主党的宠儿”。
德托马斯也对记者强调，博尔顿等鹰派政客只是“未能成功将特朗普带上他们的意识形态之路”，而不是成为民主党的反特朗普战友，其思想观念“是一以贯之的”。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20年第23期。作者为该刊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