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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82年党的十二大算起，至今历经五个届次、多达35次的中央全会中，主要讨论经济事务的有15次、政治事务3次，文化事务2次，党的建设15次(包括选举中央领导机构、准备提交下届代表大会文件草案等)。唯独十六届六中全会不同，这次内容是专门研究社会事务，确切地说是社会发展及相关的社会建设与管理，因而，它的意义更显非凡，也就备受瞩目——
2006年10月8日，北京天安门广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标语牌鲜艳醒目。人民大会堂内，一次备受国人瞩目的中共中央全会，在这里拉开它的帷幕。
本次召开的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主要任务是审议《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首次将社会问题纳入中央全会的讨论内容。对此，新华社发表评论说，以社会和谐的传神之题，更给人们以亲和与凝聚的特别感受。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政府扮演着全能型的角色，改革开放后，试图扮演经济型的政府，以取代企业家和相关职业群体的位置。中国共产党1993年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原则，是一个经济型政府职能定位的明确表述。在这个经济型政府的带领下，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很多的成就，但亦造成了诸多社会矛盾。
现代政治理论认为，政府的主要职能是维护公正。2002年，新一届中央领导执政以来，不断在弱化经济建设型政府的特征。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使得中国的和谐愿景，由理论提出到付诸实践。媒体评论称，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一次重大的执政理念的提升与政府职能的转型，也意味着中国政府正在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凡此种种，都彰显出一个民本政府的回归。
和谐之脉
时间回到四年前。
2002年11月8日9时，81岁的中国共产党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向世界宣示，这个阵容最庞大的世界第一政党，将在新的情势下，经由层面众多的创新，缔造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彼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一个关键的时期，虽然国家经济增长势头一路看好，但国内贫富差距的拉大，已经引起底层民众的不安。一些习惯前瞻中国政局的观察者意识到，这次大会有着极不寻常的意义。
事实果然如此，十六大报告郑重论述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远景目标。驻北京的一些分析人士更是敏感地发觉，在此次报告中，有两处比较明显：一是报告提出的到2020年我国将要实现的小康社会比2000年有六个“更加”，其中第五个“更加”，就是“社会更加和谐”；二是报告第二部分论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时提出，随着改革的深入，中国要努力建立起“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的社会关系。在这个中国共产党的官方论述中，首次出现了“和谐”二字。
人们有理由追问，为什么在提出建设全面小康社会之后，中国共产党还要提出“和谐社会”的概念？
尽管，早在2000年，中国政府就以达到总体小康成为划时代的界碑，但自2002年履新的新一届中央高层领导头脑很清醒，考虑得也很清楚。
从世界各国的经验看，一个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000至3000美元的阶段，也往往成为这个国家是继续发展还是发生夭折的关键阶段，远则拉美，近则亚洲“四小龙”的经济社会发展都没能绕过此寓言。而中国，已走到类似的一个十字路口。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建设成就举世瞩目。然而同时，中国也从一个收入分配较为平均的国家，一跃成为贫富差距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家之一。东西差距、贫富差距等困扰着底层人们，10%的最低收入家庭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不到2%，而10%最高收入家庭的财产总额则占40%以上，中国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甚至已经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
贫富差距背景下的中国，民众生活水准参差不齐。持续不断的大学扩招令就业形势空前严峻，连续几年的下岗分流让再就业成为难题，只见涨不见降的虚高房价使得人们“望房兴叹”，而昂贵的医疗费用，更是使得普通民众看不起病，生命健康严重缺乏安全感。
“效率优先”的经济建设时代留下来的种种痼疾，衍生出诸多的社会不和谐因素，干扰着这个大国崛起的速度与质量。而这，需要政府矫正，需要新的社会发展理念的指导与支撑。
2004年9月16日至19日，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召开。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也就是在这份《决定》中，“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概念首次被完整提了出来，并被正式列为中国共产党全面提高执政能力的五大能力之一。
此时，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谐社会”方针，开始引起国际国内舆论的重视。有境外媒体发表评论称，1993年，中国共产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原则，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强调“更加注重社会公平”，预示着中国社会正在发生变革，而中国共产党在这个变革中希望凸显出自己的身影。
中国共产党内部的中央全会每年都有。按照惯例，2006年10月召开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似乎不过是频度颇高的全会的其中一次，其影响也在每届范畴之内。然而事实是，这次会议在召开之前的一段时间里，即引发了中国媒体普遍的舆论高潮。
消息灵通人士以及敏感的政治观察家，纷纷预测着这次大会将要集中阐释的一个宏大命题，就是集中讨论和研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它，将在2006年10月8日至11日摆上事关国计民生的政治“桌面”。其间，新华社发表评论指出，这是近25年来，中共中央全会首次专门研究社会事务问题。“和谐”主题，将在此时被推向一个全新的制高点。
和谐图景全视角
2006年10月11日下午，为期四天的中国十六届六中全会在北京落下帷幕。秉承中国共产党向来的闭会惯例，六中全会的重要决议此时也向全社会公布。
一切按部就班，会议讨论并通过六中全会公报，提出到2020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九大目标和任务，而这，意味着一个新的建设和谐社会的决议开始在全社会付诸实践。
和谐社会九大目标和任务，涵盖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更加完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逐步扭转，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家庭财产普遍增加，人民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社会就业比较充分，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完备，政府管理和服务水平有较大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良好道德风尚、和谐人际关系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创造活力显著增强，创新型国家基本建成；社会管理体系更加完善，社会秩序良好；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生态环境明显好转。
公报明确表示，中国要“实现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目标，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
“‘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将为未来中共执政带来一系列新挑战和新变化。”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严书翰认为，“以往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及那些有悖于‘社会和谐’的思维和做法都要予以调整，予以更新，从这个意义上说，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的确，“和谐”远景目标的提出，并不是一个终点，相反，在通往和谐社会的道路上，这仅仅是一个开端。也就在公报公布当日，中央出台了对中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的五方面的具体部署：
一是坚持协调发展、加强社会事业建设，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落实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加强医疗卫生服务，加快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加强环境治理保护。
二是加强制度建设、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完善民主权利保障制度、法律制度、司法体制机制、公共财政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
三是建设和谐文化、巩固社会和谐的思想道德基础，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培育文明道德风尚，营造积极健康的思想舆论氛围，广泛开展和谐创建活动。
四是完善社会管理、保持社会安定有序，建设服务型政府，推进社区建设，健全社会组织，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完善应急管理体制机制，加强安全生产，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加强国家安全工作和国防建设。
五是激发社会活力、增进社会团结和睦，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巩固和壮大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维护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全会强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遵循六项原则，即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必须坚持科学发展，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必须坚持民主法治，必须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全社会共同建设。
历史经验表明，执政党的纲领与目标，从来都不可能建立在真空中，其执政基础亦会受到因经济社会发展过程出现的矛盾的挑战，而构建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是否将有助于执政基础的巩固？显然，中国共产党清醒地认识到，领导这个国家的建设，需要不断强化党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的角色。
十六届六中全会着重强调的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键在党。要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扩大党内民主，推进党务公开，严格党内生活，严肃党的纪律，增进党的团结统一，以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
根据权威媒体的梳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其中包括民主法治、公平正义，以及诚信友爱。在一个由传统专制向现代开明之“小政府、大社会”转型的国度，它们可望为执政党以及普通民众带来一个新的和谐契机。
理论流变与时代顺承
有媒体曾撰文指出，纷争不息的环境里，中国政府小心地回避与“剥削”概念相关联的问题，不愿意在这样的问题上纠缠不清。而事实上，中国执政党在理论建设的道路上，从来都是全局着眼，承世考量，其理论的推进从来没有停止过脚步。
1921年，在嘉兴南湖的一条红色游船上闭幕的中共一大，把马克思主义“写”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上，中国共产党由此踏上红色征途；
1945年，在延安杨家岭那个倚山而建、靠油灯照明的中央大礼堂，中共七大的代表们，以掌声将“毛泽东思想”“写”在中共旗帜上；
1997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邓小平理论”写在中国共产党旗帜上，标志着在新的历史时期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
事实上，政治观察家们分析发现，21世纪的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创新上，变得更加务实。自本世纪始，中央高层在春节后至“两会”前召集省部级“一把手”就中共最新理论主张提前进行研讨已成惯例，例如，2002年，就“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行研讨；2003年就十六大精神统一认识；2004年则是研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
自1989年以来，中央党校校长先后由中央政治局常委级的乔石、胡锦涛、曾庆红担任，其中胡锦涛任校长近10年。中共十六大后，曾庆红接替胡锦涛出任中央党校校长，中央党校在中共的理论建设中起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
2005年2月19日，胡锦涛亦是在中央党校，正式向外界阐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系统理论，并首先在中共高干中统一认识，进而再推进至全党。
其实，“和谐”理念并非远道而来，“和谐”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极深的渊源。
“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代表一种“配合得适当而匀称”的关系，包括人与自身、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和世界的和谐。《周礼》中说，“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和谐中国”和“和谐世界”事实上都是对中国古代传统思想的发扬。
事实上，在媒体与民间，从来没有忽视理念的利益诉求作用。2006年3月，《经济观察报》发表专题，对“和谐”二字曾作过经典诠释。和：禾 口，即人人有饭吃；谐：言 皆，即人人能说话。
“和谐”二字的“禾 口、言 皆”解读，作为一种文字拆解，恰如其分地表达出了目前中国社会建设的两大主题。
有评论认为，吃饭与言论，尽管彻底否定了阶级斗争，但工农等各阶层之间存在着种种矛盾。就业问题、医疗问题、保险问题、收入差距问题等诸多不和谐因素决定了两种可能性：一是执政党和政府采取妥当政策，就可以带领人民平稳度过这一关键期；二是如果执政党和政府政策失误，则会激化矛盾，从而阻碍经济与社会发展。发展中国家的“拉美现象”就是不成功的案例。而这些历史教训也可以认为是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大背景。
“社会公正是和谐社会的基石和本质特点。胡锦涛总书记重提社会公正，并把它上升到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预示着中国政府职能定位的回归。”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主任吴忠民说。
和谐外交与和平崛起
中国正在以一种毋庸置疑的高速度，在世界大国之林崛起，而这多多少少给世界诸国带来影响。人们从近现代欧美等国的崛起给世界带来的侵略与困扰的历史现实中，为中国的强大而不安。这更需要一种恰当的外交手段，化解争论与质疑，甚至是阻挠。
国际社会希望，中国能以一种务实的方式，为近邻远交表明自己的姿态。
2004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首次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一年后，中国在亚非峰会首次提出“和谐世界”理念。2006年，和谐社会的建立已经从探讨阶段进入到具体实施阶段，其实践也从中国内政延伸到外交。
有外交事务观察者认为，近年来，中国政府在国内倡导建立“和谐”社会的同时，也在将“和谐”理念延伸到处理国际事务的实践中，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和好评。
从和谐中国到和谐地区、和谐世界，中国正向世界展示出一个文明古国选择的和平发展之路。
实际上，“和谐”思想向来也为世界所认同。《联合国宪章》中提出，为“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促成大自由中之社会进步及较善之民生”，要“力行容恕，彼此以善邻之道，和睦相处”。这里的“容恕”、“和睦相处”，都是“和谐”理念在国际事务中的体现。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同时服务于内政。外交部政研司参赞王亚军表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关系反映的正是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发展与人类社会发展的辩证统一关系。
面对世界经纬大势，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曾说，中国必须“把自身发展与人类进步紧密联系在一起，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来发展自己，又通过自己的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
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郑必坚说：“要坚持把继承传统与改革创新结合起来，把立足中国同面向世界结合起来，把积极建设和谐中国同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结合起来，共同推动一个爱好和平、讲信修睦、协和万邦的和谐而又具有充分活力的中华文明的复兴。”
中国政府明确阐述了“和谐中国”和“和谐世界”的内涵：中国要构建的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中国倡导的和谐世界则是“坚持多边主义，实现共同安全；坚持互利合作，实现共同繁荣；坚持包容精神，共建和谐世界”。
在国际事务中承担更多的责任，中国正用实际行动表明自己的决心。
最近，中国政府宣布将把向黎巴嫩派遣的维和部队增至1000人。迄今中国共派遣维和人员6000余人次，是联合国5个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中国还对遭受自然灾害的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印度洋海啸、南亚大地震、美国飓风……中国都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援助。
中国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和合作，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和地区组织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诸如推动和平解决伊朗、朝鲜核问题，倡导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等等。
中国外交学院院长、资深外交家吴建民说，中国外交很长时间以来是反应外交。随着国力增强，中国进入了主动外交的黄金时期。构建和谐世界，从国际关系层面上说，是中国对国际社会的贡献。
2006年，是“十一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中国政府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和加速建立创新型国家，以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本月底和下月初，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15周年纪念峰会和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将在中国举行。
不久前，《金融时报》发表评论称，和谐、合作的中国正在与世界各国一道，致力于世界持久和平和共同繁荣。如此，一个和谐外交、和平崛起的中国，正敞开胸怀，向世界发出真诚的“和谐”邀请。
2006年10月8日，北京天安门广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标语牌鲜艳醒目。人民大会堂内，一次备受国人瞩目的中共中央全会，在这里拉开它的帷幕。
本次召开的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主要任务是审议《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首次将社会问题纳入中央全会的讨论内容。对此，新华社发表评论说，以社会和谐的传神之题，更给人们以亲和与凝聚的特别感受。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政府扮演着全能型的角色，改革开放后，试图扮演经济型的政府，以取代企业家和相关职业群体的位置。中国共产党1993年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原则，是一个经济型政府职能定位的明确表述。在这个经济型政府的带领下，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很多的成就，但亦造成了诸多社会矛盾。
现代政治理论认为，政府的主要职能是维护公正。2002年，新一届中央领导执政以来，不断在弱化经济建设型政府的特征。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使得中国的和谐愿景，由理论提出到付诸实践。媒体评论称，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一次重大的执政理念的提升与政府职能的转型，也意味着中国政府正在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凡此种种，都彰显出一个民本政府的回归。
和谐之脉
时间回到四年前。
2002年11月8日9时，81岁的中国共产党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向世界宣示，这个阵容最庞大的世界第一政党，将在新的情势下，经由层面众多的创新，缔造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彼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一个关键的时期，虽然国家经济增长势头一路看好，但国内贫富差距的拉大，已经引起底层民众的不安。一些习惯前瞻中国政局的观察者意识到，这次大会有着极不寻常的意义。
事实果然如此，十六大报告郑重论述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远景目标。驻北京的一些分析人士更是敏感地发觉，在此次报告中，有两处比较明显：一是报告提出的到2020年我国将要实现的小康社会比2000年有六个“更加”，其中第五个“更加”，就是“社会更加和谐”；二是报告第二部分论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时提出，随着改革的深入，中国要努力建立起“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的社会关系。在这个中国共产党的官方论述中，首次出现了“和谐”二字。
人们有理由追问，为什么在提出建设全面小康社会之后，中国共产党还要提出“和谐社会”的概念？
尽管，早在2000年，中国政府就以达到总体小康成为划时代的界碑，但自2002年履新的新一届中央高层领导头脑很清醒，考虑得也很清楚。
从世界各国的经验看，一个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000至3000美元的阶段，也往往成为这个国家是继续发展还是发生夭折的关键阶段，远则拉美，近则亚洲“四小龙”的经济社会发展都没能绕过此寓言。而中国，已走到类似的一个十字路口。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建设成就举世瞩目。然而同时，中国也从一个收入分配较为平均的国家，一跃成为贫富差距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家之一。东西差距、贫富差距等困扰着底层人们，10%的最低收入家庭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不到2%，而10%最高收入家庭的财产总额则占40%以上，中国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甚至已经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
贫富差距背景下的中国，民众生活水准参差不齐。持续不断的大学扩招令就业形势空前严峻，连续几年的下岗分流让再就业成为难题，只见涨不见降的虚高房价使得人们“望房兴叹”，而昂贵的医疗费用，更是使得普通民众看不起病，生命健康严重缺乏安全感。
“效率优先”的经济建设时代留下来的种种痼疾，衍生出诸多的社会不和谐因素，干扰着这个大国崛起的速度与质量。而这，需要政府矫正，需要新的社会发展理念的指导与支撑。
2004年9月16日至19日，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召开。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也就是在这份《决定》中，“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概念首次被完整提了出来，并被正式列为中国共产党全面提高执政能力的五大能力之一。
此时，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谐社会”方针，开始引起国际国内舆论的重视。有境外媒体发表评论称，1993年，中国共产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原则，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强调“更加注重社会公平”，预示着中国社会正在发生变革，而中国共产党在这个变革中希望凸显出自己的身影。
中国共产党内部的中央全会每年都有。按照惯例，2006年10月召开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似乎不过是频度颇高的全会的其中一次，其影响也在每届范畴之内。然而事实是，这次会议在召开之前的一段时间里，即引发了中国媒体普遍的舆论高潮。
消息灵通人士以及敏感的政治观察家，纷纷预测着这次大会将要集中阐释的一个宏大命题，就是集中讨论和研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它，将在2006年10月8日至11日摆上事关国计民生的政治“桌面”。其间，新华社发表评论指出，这是近25年来，中共中央全会首次专门研究社会事务问题。“和谐”主题，将在此时被推向一个全新的制高点。
和谐图景全视角
2006年10月11日下午，为期四天的中国十六届六中全会在北京落下帷幕。秉承中国共产党向来的闭会惯例，六中全会的重要决议此时也向全社会公布。
一切按部就班，会议讨论并通过六中全会公报，提出到2020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九大目标和任务，而这，意味着一个新的建设和谐社会的决议开始在全社会付诸实践。
和谐社会九大目标和任务，涵盖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更加完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逐步扭转，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家庭财产普遍增加，人民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社会就业比较充分，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完备，政府管理和服务水平有较大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良好道德风尚、和谐人际关系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创造活力显著增强，创新型国家基本建成；社会管理体系更加完善，社会秩序良好；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生态环境明显好转。
公报明确表示，中国要“实现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目标，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
“‘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将为未来中共执政带来一系列新挑战和新变化。”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严书翰认为，“以往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及那些有悖于‘社会和谐’的思维和做法都要予以调整，予以更新，从这个意义上说，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的确，“和谐”远景目标的提出，并不是一个终点，相反，在通往和谐社会的道路上，这仅仅是一个开端。也就在公报公布当日，中央出台了对中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的五方面的具体部署：
一是坚持协调发展、加强社会事业建设，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落实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加强医疗卫生服务，加快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加强环境治理保护。
二是加强制度建设、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完善民主权利保障制度、法律制度、司法体制机制、公共财政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
三是建设和谐文化、巩固社会和谐的思想道德基础，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培育文明道德风尚，营造积极健康的思想舆论氛围，广泛开展和谐创建活动。
四是完善社会管理、保持社会安定有序，建设服务型政府，推进社区建设，健全社会组织，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完善应急管理体制机制，加强安全生产，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加强国家安全工作和国防建设。
五是激发社会活力、增进社会团结和睦，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巩固和壮大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维护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全会强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遵循六项原则，即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必须坚持科学发展，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必须坚持民主法治，必须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全社会共同建设。
历史经验表明，执政党的纲领与目标，从来都不可能建立在真空中，其执政基础亦会受到因经济社会发展过程出现的矛盾的挑战，而构建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是否将有助于执政基础的巩固？显然，中国共产党清醒地认识到，领导这个国家的建设，需要不断强化党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的角色。
十六届六中全会着重强调的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键在党。要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扩大党内民主，推进党务公开，严格党内生活，严肃党的纪律，增进党的团结统一，以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
根据权威媒体的梳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其中包括民主法治、公平正义，以及诚信友爱。在一个由传统专制向现代开明之“小政府、大社会”转型的国度，它们可望为执政党以及普通民众带来一个新的和谐契机。
理论流变与时代顺承
有媒体曾撰文指出，纷争不息的环境里，中国政府小心地回避与“剥削”概念相关联的问题，不愿意在这样的问题上纠缠不清。而事实上，中国执政党在理论建设的道路上，从来都是全局着眼，承世考量，其理论的推进从来没有停止过脚步。
1921年，在嘉兴南湖的一条红色游船上闭幕的中共一大，把马克思主义“写”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上，中国共产党由此踏上红色征途；
1945年，在延安杨家岭那个倚山而建、靠油灯照明的中央大礼堂，中共七大的代表们，以掌声将“毛泽东思想”“写”在中共旗帜上；
1997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邓小平理论”写在中国共产党旗帜上，标志着在新的历史时期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
事实上，政治观察家们分析发现，21世纪的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创新上，变得更加务实。自本世纪始，中央高层在春节后至“两会”前召集省部级“一把手”就中共最新理论主张提前进行研讨已成惯例，例如，2002年，就“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行研讨；2003年就十六大精神统一认识；2004年则是研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
自1989年以来，中央党校校长先后由中央政治局常委级的乔石、胡锦涛、曾庆红担任，其中胡锦涛任校长近10年。中共十六大后，曾庆红接替胡锦涛出任中央党校校长，中央党校在中共的理论建设中起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
2005年2月19日，胡锦涛亦是在中央党校，正式向外界阐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系统理论，并首先在中共高干中统一认识，进而再推进至全党。
其实，“和谐”理念并非远道而来，“和谐”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极深的渊源。
“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代表一种“配合得适当而匀称”的关系，包括人与自身、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和世界的和谐。《周礼》中说，“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和谐中国”和“和谐世界”事实上都是对中国古代传统思想的发扬。
事实上，在媒体与民间，从来没有忽视理念的利益诉求作用。2006年3月，《经济观察报》发表专题，对“和谐”二字曾作过经典诠释。和：禾 口，即人人有饭吃；谐：言 皆，即人人能说话。
“和谐”二字的“禾 口、言 皆”解读，作为一种文字拆解，恰如其分地表达出了目前中国社会建设的两大主题。
有评论认为，吃饭与言论，尽管彻底否定了阶级斗争，但工农等各阶层之间存在着种种矛盾。就业问题、医疗问题、保险问题、收入差距问题等诸多不和谐因素决定了两种可能性：一是执政党和政府采取妥当政策，就可以带领人民平稳度过这一关键期；二是如果执政党和政府政策失误，则会激化矛盾，从而阻碍经济与社会发展。发展中国家的“拉美现象”就是不成功的案例。而这些历史教训也可以认为是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大背景。
“社会公正是和谐社会的基石和本质特点。胡锦涛总书记重提社会公正，并把它上升到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预示着中国政府职能定位的回归。”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主任吴忠民说。
和谐外交与和平崛起
中国正在以一种毋庸置疑的高速度，在世界大国之林崛起，而这多多少少给世界诸国带来影响。人们从近现代欧美等国的崛起给世界带来的侵略与困扰的历史现实中，为中国的强大而不安。这更需要一种恰当的外交手段，化解争论与质疑，甚至是阻挠。
国际社会希望，中国能以一种务实的方式，为近邻远交表明自己的姿态。
2004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首次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一年后，中国在亚非峰会首次提出“和谐世界”理念。2006年，和谐社会的建立已经从探讨阶段进入到具体实施阶段，其实践也从中国内政延伸到外交。
有外交事务观察者认为，近年来，中国政府在国内倡导建立“和谐”社会的同时，也在将“和谐”理念延伸到处理国际事务的实践中，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和好评。
从和谐中国到和谐地区、和谐世界，中国正向世界展示出一个文明古国选择的和平发展之路。
实际上，“和谐”思想向来也为世界所认同。《联合国宪章》中提出，为“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促成大自由中之社会进步及较善之民生”，要“力行容恕，彼此以善邻之道，和睦相处”。这里的“容恕”、“和睦相处”，都是“和谐”理念在国际事务中的体现。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同时服务于内政。外交部政研司参赞王亚军表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关系反映的正是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发展与人类社会发展的辩证统一关系。
面对世界经纬大势，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曾说，中国必须“把自身发展与人类进步紧密联系在一起，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来发展自己，又通过自己的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
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郑必坚说：“要坚持把继承传统与改革创新结合起来，把立足中国同面向世界结合起来，把积极建设和谐中国同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结合起来，共同推动一个爱好和平、讲信修睦、协和万邦的和谐而又具有充分活力的中华文明的复兴。”
中国政府明确阐述了“和谐中国”和“和谐世界”的内涵：中国要构建的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中国倡导的和谐世界则是“坚持多边主义，实现共同安全；坚持互利合作，实现共同繁荣；坚持包容精神，共建和谐世界”。
在国际事务中承担更多的责任，中国正用实际行动表明自己的决心。
最近，中国政府宣布将把向黎巴嫩派遣的维和部队增至1000人。迄今中国共派遣维和人员6000余人次，是联合国5个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中国还对遭受自然灾害的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印度洋海啸、南亚大地震、美国飓风……中国都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援助。
中国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和合作，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和地区组织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诸如推动和平解决伊朗、朝鲜核问题，倡导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等等。
中国外交学院院长、资深外交家吴建民说，中国外交很长时间以来是反应外交。随着国力增强，中国进入了主动外交的黄金时期。构建和谐世界，从国际关系层面上说，是中国对国际社会的贡献。
2006年，是“十一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中国政府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和加速建立创新型国家，以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本月底和下月初，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15周年纪念峰会和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将在中国举行。
不久前，《金融时报》发表评论称，和谐、合作的中国正在与世界各国一道，致力于世界持久和平和共同繁荣。如此，一个和谐外交、和平崛起的中国，正敞开胸怀，向世界发出真诚的“和谐”邀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