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多诺以社会学的视角,对音乐创作的社会环境、传播、接受以及影响进行研究,从音乐专业领域出发,获得对社会的整体而全面的认识。他的音乐美学理论主要集中于对流行音乐的批判与对严肃音乐的肯定,这两个方面深刻体现了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思想,即通过艺术否定和批判社会现实。可以说,贯穿阿多诺音乐美学思想始终的,与其说是对音乐本身的欣赏,不如说是通过音乐艺术表达其哲学、社会学理念。阿多诺对流行音乐的集中批判,始于1938年撰写的《论音乐的拜物教性和听力的退化》,他试图借用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揭示美国“文化工业”社会环境中的大众传播媒介,尤其是广播对听众感知能力的影响。阿多诺发现,“文化工业”中的音乐消费是一种市场化的运作,它严重破坏了传统音乐,并损害了人的意识和精神,使之产生病变。1941年,阿多诺在《论流行音乐》中,从流行音乐的生产机制上对导致这种“病变”的原因作了分析。他认为,由于标准化的生产机制,流行音乐在细节与架构上都趋于同质化,以至于流行音乐的创作成为齿轮化的批量生产,与之相对应的,是伪个性化的音乐创作,以及被消费意识形态牢牢控制的大众。即便是爵士乐的即兴创作,表面看来是一种个性化的音乐表达,实质上其节拍与和弦依然是标准化的产物。同时,流行音乐契合了商业社会中大众对闲暇的需求,即通过容易听懂的流行音乐逃避枯燥的现实,由此使得大众受到标准化音乐与消费意识形态的双重控制。在这个意义上,本来作为自律性艺术的流行音乐却完全服务于呈现总体性的商业社会的目的,体现着商业社会的同一性本质,因而可以说,从艺术与社会的关系角度看,流行音乐本质上是一种他律性的艺术,受其影响的大众自然丧失了反抗总体性社会控制的意识。在《音乐社会学导论》中,阿多诺通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概念,研究有关音乐的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并对流行音乐进行社会学上的批判,进而思考这一问题:音乐如何抵制“文化工业”所带来的消费逻辑和商业文化?阿多诺极力推崇勋伯格的无调性音乐,不仅从音乐学角度对无调性音乐进行评论,而且从社会学角度发掘这种音乐的社会批判功能。事实上,与勋伯格的无调性音乐相对,阿多诺还讨论了现代音乐的另一类代表,即斯特拉文斯基的“新古典主义”音乐,这种音乐看重的恰恰是调性在音乐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阿多诺指出,调性音乐在功能上符合商业社会的需要,已经沦为娱乐大众的文化商品,而被工业社会所排斥的无调性音乐,作为追求全面控制的工业社会的对立面,恰恰能够实现启蒙原则。阿多诺始终认为,音乐是自律和他律的统一。当音乐受到总体性社会的束缚时,自律性就起到抵抗的作用。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在商品化的生产逻辑下,音乐的自律性显得更加重要,越是自律性的音乐,就越能体现出对他律性的反抗。无调性音乐尽管在审美上表现为对旋律与和声的破坏,呈现出混乱和断片的样式,但这种形式打破了工业化社会中技术理性对个人的控制,以不妥协的先锋姿态抵制商业化的音乐消费实践,可以说,无调性音乐起到了以其极端自律性的美学样式批判和否定现实社会的目的。《音乐社会学导论》是阿多诺1961至1962年在法兰克福大学讲授《音乐社会学》课程的讲义。阿多诺当时还应电台的邀请就音乐的类型、功能、接受,以及歌剧、室内乐、乐队和指挥、流行音乐、现代音乐,包括音乐的民族性、大众性等内容开设讲座,所以这部讲义的大部分曾在北德意志广播电台的音乐讲座节目中播出。这部著作的刊发形式与其教学和广播讲座的特定要求不无关联。实际上,1958年,阿多诺曾应瑞士一家杂志的邀请作了《音乐社会学的诸理念》一文,论文收录于他的文集《音乐的形式》。文章在与音乐的内容难以完全分割的音乐社会学研究层面展开讨论,这一方法也影响到《音乐社会学》一书的写作。德国音乐社会学家阿尔方斯·西伯尔曼曾劝阿多诺将《音乐社会学的诸理念》一文扩展为一本著作,但当时阿多诺因工作无法分身,遂将这一议题搁置下来。在日后的研究中,他发现自己的研究与探索已经超越了20世纪50年代所写论文的思想与观点,难以在其基础上继续进行延伸性研究,因而不得不在新的框架下重新构思音乐社会学的研究议题,于是就有了1961至1962年教学与广播相结合的《音乐社会学导论》的构思与讲座。《音乐社会学导论》分为12章,每章讲述一个专题,本刊此次刊发的是其中的第3章《功能》,主要探讨音乐功能在当今社会所提出的问题。阿多诺认为,仅仅将音乐的功能理解为娱乐是不够的,只有杰出的艺术意识才能品尝音乐中结晶出来的独特价值。他强调包括音乐在内的艺术的自律,探究音乐自律的诞生及其存在,希图以自律对抗他律——社会历史形成的存在之物的观念的意识形态的代替物,即非音乐的社会因素对音乐的异化。在音乐生产领域,当需求成为某种借口时,音乐就难免为了迎合需求而遭遇桎梏,遭遇规诫;反过来,音乐又会成为意识形态的桎梏者与规诫者,承担训育的职责。在阿多诺看来,音乐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是一个简单的对立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相互影响的。音乐的生产力,即音乐的内在构成技术、再创造者的演奏能力以及机械化再生产的操作方式,可以突破生产关系的束缚,生产出超越性的、具有独特创造性的音乐产品。而生产关系一方面束缚生产力,因为音乐市场拒绝了先进的音乐,并因此妨碍了音乐的进步;另一方面,生产关系也促进了生产力,一定历史时期大规模崛起的阶级阶层,影响音乐机构和音乐趣味,对催生出特定形式的音乐具有重要作用,如理查德·施特劳斯之于德国浪漫主义音乐(交响诗、主题音乐、歌剧)的当代转型。音乐在历史上曾经为宗教所控制,现在则为流行所控制,但“如果音乐中的生产关系获得了对生产力的优势地位,那种音乐就是意识形态性的”。音乐所引发的快乐并非单纯的个人的快乐,而是一部分人或更多的人的快乐。这些人代表着全社会的声音,而社会既排斥个人又紧密地控制着个人。“事情正在发生的地方,生活正在不断运行的地方,就是发出声音的地方,就是前意识要为之作出反应的音乐的源泉。主体自己对生活的感受越是微弱,他们对那种幻觉就越感到幸福,即那种使自己相信所过的是与其他人一样的生活的幻觉。”当追求现代音乐的听众实际上接受的是某种陈旧形式下徒有其表的豪华包装时,那残余的意识形态就会给予人类腐坏的、不负责任的精神内容。但是,这也可以从反面给人们以启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