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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是一场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是我国近现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个重大事件。这场运动，孕育了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主要内容的五四精神，其影响深远，成为全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九三学社与五四运动有着深厚渊源，五四精神对九三学社的创建和发展影响巨大。本文尝试梳理五四运动及精神对九三学社的影响，概括起来，主要有六大影响。
一、为九三学社的创建奠定了思想基础
一个政党的酝酿和成立，离不开其成员具有共同的理想和信仰，这是创建一个政党的核心暨思想基础，五四精神就是九三学社创建的思想基础。
这个思想基础如何形成？第一，宏观上分析，五四精神影响深远。五四运动是近代中国一次深刻而广泛的思想启蒙运动，五四精神深入民心，在很大程度上定下了20世纪中国政治生态的调子并影响至今。第二，具体分析，九三学社创始人此时所处的年龄、身份等特点。大部分的九三学社创始人在这一时期还是求学于中学、大学阶段的青少年学子，思维活跃、富有激情，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逐步形成、确立的关键时期。五四运动对他们进行了一场盛大而刻骨铭心的政治思想和追求信仰的洗礼。九三学社创始人之一的潘菽回忆五四运动参加游行爱国热情澎湃的情形时这样生动写道：“这种几千人一致高声的呼喊似乎使整个北京城都起了漫天的回声。我还是初次参加这种事情。夹杂在队伍里，每一次听到这样的一声愤怒的呼喊，我的全身神经便很厉害地震动一次，只觉得一股热血直向胸口涌上来，连耳朵和面颊也觉得发热。”[1]
这场思想启蒙运动正当其时，让大部分尚处于青少年阶段的九三学社创始人树立起这样的人生信念并逐步坚定，矢志不渝：中国要摆脱外来侵略、正行崛起，就必须祭起爱国、民主和科学的大旗。这样的人生信念为他们后来成为创建九三学社的志同道合者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大部分九三学社创始人后来都成为学术界的翘楚泰斗，九三学社为何以政党而不是以学术团体的面貌出现，这与五四精神中爱国、民主和科学的地位并不平等有很大关系。五四精神中，民主和科学在一定程度上是目标，也是方式方法，但爱国是灵魂，爱国最重要。在九三学社的创建过程中，创始人的第一身份是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爱国者，才会有投身政治的意愿和热情。
二、为九三学社的创建进行了组织准备
一个政党的创建不仅需要成员具有共同的思想基础，也需要有一定组织能力和具有一定政治活动经验的人发起联络，建立组织。而在九三学社创建过程中发挥联络作用的骨干，大多数都得益于五四运动的锻炼。
风起云涌的五四运动既不是一个人的单打独斗，也不是局限于一城一域的小打小闹，而是一场以北平学生运动为开始，逐步发展成为将当时中国主要城市中工人、商人和市民发动起来，通过示威游行、請愿、罢工等多种形式共同参与的对抗政府的政治运动。大部分的九三学社创始人此时还是莘莘学子，如何把满腔的爱国热情转化为实际行动，如何团结、发动更多不同层次的社会力量来造成更大政治影响，这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正好为他们提供了锻炼、展示组织能力，丰富政治斗争经验的机会。
这些人中许德珩的表现最为突出，他是五四运动前夜学生运动紧急会议的召集者，是《北京学生天安门大会宣言》的起草者，是在美国使馆递交《陈词》的四名学生代表之一，是北平30余名被捕者之一。出狱后，许德珩等发起成立“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并受学联会派遣，南下天津、济南、南京、上海，沿路串联，向学、商、工界宣传呼吁。可以说，许德珩作为五四运动的主要发起人、组织者之一，始终战斗在第一线直至取得最后胜利，为五四运动的胜利作出了积极贡献。此后人们盛赞他是五四运动著名的学生领袖，是五四运动的“闯将”“健将”，可谓实至名归。当然，就事实而言，许德珩在五四运动之前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组织能力和政治斗争经验，但组织动员的地域广度和政治斗争的深度、连续性及影响力都无法和五四运动相提并论。除他之外，九三学社其他创始人也在五四运动中冲锋陷阵，潘菽、初大告、杨振声、杨钟健参加了天安门广场的集会游行，其中潘菽、初大告因此被捕。
对于大部分还是莘莘学子的九三学社创始人来说，五四运动极大强化了他们组织化意识：个人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固然重要，但寻求更多的志同道合者形成团体力量则更为重要。这种组织化意识对于一个政治组织的形成非常重要。随着抗战后期内忧外患的加剧，九三学社的创始人有意识地发起聚会，联合同道者发出政治呼吁。
三、五四精神鲜明体现在创建过程中
五四精神犹如一盏明灯，指引着九三学社的创建之路，也充分体现在创建的具体过程中，有三个证据。其一，体现在民主科学座谈会的发起中。1944年下半年，许德珩、潘菽、梁希、褚辅成、张西曼等，发起组织了“民主科学座谈会”，此座谈会为九三学社的前身[2]。这个座谈会的产生绝非偶然，当时九三学社前辈之所以聚会座谈，正是出于对国民党当局逆行倒施的不满和忧虑：对外，国民党消极抗战，前线战事败退，豫湘桂会战出现大溃败，桂林失守，川黔吃紧;对内，国民党强化独裁统治，镇压民主运动，腐败严重，物价飞涨，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面对残酷的现实，究竟怎么应对？九三学社前辈经过聚会座谈一致认为：要扭转时局，坚持抗战到底，还得发扬“五四”反帝反封建精神，努力实现人民民主，发展人民科学。
其二，体现在座谈会名称上。随着各方面代表的加入，座谈会具有相当的规模，为座谈会命名就提上议事日程。潘菽先生追忆“民主科学座谈会”成立缘起时说：“这时已接近抗战胜利的日子，这时有一部分同志感觉到这个会应该有一个名称。许老曾提议可以名‘民主科学座谈会’，大家对此没有提出不同的意见。”[3]之所以当时参会者均未提出不同意见，算是默认，就因为这个带有鲜明五四运动色彩的名字和座谈会的主旨精神契合。用民主和科学来破解当时抗战的困局，不仅是座谈会的中心议题，更是座谈会所有参与者的奋斗目标。 其三，体现在成立时发布的政治主张中。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召开成立大会，发表了《九三学社缘起》《成立宣言》等，在《九三学社缘起》中提出，“而民主的新中国之建设，经纬万端，科学与近代工业之发展，人民生活之改善，基本自由之保障，与夫社会之改造，以期侪列于世界强国之林。”[4]由此可见，九三学社创始人将抗战后新中国建设的重点放在用发展科学、保障人民民主权利来改造社会上，体现出对五四精神的传承。《成立宣言》更将九三学社宗旨和五四精神一脉相承的紧密关系表明无疑，“本社同人，即本‘五四’的精神，为民主与科学之实现而努力，始终不懈。”[5]
四、五四运动基因让九三学社与中国共产党有天然的亲和性
九三学社创建过程中打下了五四运动的烙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同样与五四运动有着不解之缘，毛主席认定“五四运动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相近的基因让九三学社与中国共产党有着天然的亲和性。从九三学社创始人和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在这一时期交往结下的深厚情谊，到两党的奋斗目标，即中国共产党初期的最低纲领和九三学社初期的奋斗目标相似，都有迹可寻。
许德珩于1915年秋考入北京大学，先后与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相识。陈独秀是许德珩的代课老师。李大钊初到北大任图书馆主任，许德珩经常向他求教，后经李大钊介绍，参加了由李大钊发起建立的“少年中国学会”。五四运动前夕，毛泽东参加了由许德珩等发起成立的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频繁接触，结下深厚的友谊。
九三学社创始人之一的劳君展，暨许德珩夫人，早年在湖南周南女校读书时，就参加了毛泽东、蔡和森于1918年4月在长沙组织的“新民学会”，积极参加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运动。五四运动后，劳君展赴法国勤工俭学。行前，毛泽东曾在上海半淞园为她送行。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毛泽东还写信给她通报有关情况。
九三学社创始人之一的张西曼在十月革命前后，两度到俄国学习，接触了普列汉诺夫、列宁的著作。1919年，张西曼在北京与李大钊、陈独秀等创立了社会主义研究会，翻译出版《俄国共产党党纲》《苏联宪法》等一系列有关俄共和十月革命的文献，为在中国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作出了积极贡献。
九三学社创始人之一的黎锦熙是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就读时的历史老师。黎锦熙学贯古今，学识渊博，毛泽东经常到其住处请教。从1915年到1920年，毛泽东曾多次给黎锦熙写信，称他“弘通广大”，是“可与商量学问，言天下国家之大计”的良师挚友。黎锦熙则称“得润之书，大有见地，非庸碌者”。在连年战争、颠沛流离的岁月里，黎锦熙始终保存着毛泽东寄给他的书信和《湘江评论》《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等革命文献。
1922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宣言实际上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最低纲领，即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華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九三学社成立时发布了宣言和主张，倡导“根绝内战，反对官僚政治，迈进于和平建设之途”。虽然中国共产党是以主导者的身份，而九三学社是以建议主政者的身份，但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和九三学社的奋斗目标一致。
与中国共产党的亲和性对九三学社以后的发展意义非凡。无论是毛泽东重庆谈判期间接见九三学社前辈先贤，直接促成九三学社的筹组建立，还是毛泽东推动九三学社成为新政协组成单位，再到毛泽东阻止九三学社解散，使得九三学社继续存在，从中均可看出两党创始人情谊深厚、心意相通所带来的影响。
五、对五四运动经验的总结为九三学社成为民主党派乃至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参政党产生深远影响
九三学社自创建之日起，从“民主科学座谈会”到“九三座谈会”，再到“九三学社”，发表的各类政治主张都清楚表明，其政治诉求是在维持现有基本政治格局内，站在爱国、民主和科学的立场，联合其他社会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目标向执政当局提出改良社会的意见建议并促其接受。持有这种温和的政治主张是九三学社作为中国民主党派的主要标志之一。民主党派是最能折射“中国特色”的现代政党，是在中国的土壤上，从大革命时期广泛的政治动员中觉醒的知识分子，在汲取五四运动自由主义的营养，企图建立新的政治价值体系。[6]但民主党派建立新的政治价值体系的努力，一般通过依靠掌握或有能力掌握政权的政治集团的方式，并非是取而代之，另起炉灶，所以民主党派一般既没有严密的政治组织，也没有武装。为何？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近代中国阶级阶层力量对比的基本国情，但在笔者看来，其中一个直接原因是九三学社早期创始人对五四运动的经验总结并形成共识。
当时这些莘莘学子参加五四运动，通过示威游行等多种方式表达爱国诉求和对北洋政府的不满，也因此有人被捕入狱，但随着参加运动的群体突破了学生，扩展到商团、工人，形成民众大联合的浪潮之势，迫使北洋政府做出让步，放出被捕学生，解除三位卖国贼职务，不在合约上签字。五四运动取得了胜利。虽然五四运动的这些先锋回过头去对五四运动的结果不甚满意，但给他们两点启示。一是当时中国之所以落后软弱和政治黑暗，主要症结在于旧传统、旧思想的束缚，要打破这种束缚，考虑到普通民众能力识见的有限，光靠武力作用有限，需要提高个人和社会团体的觉悟，还得靠思想上的启蒙，当务之急要发展教育学术文化，唯此为大。以致于九三学社创始人之一的陈剑翛在《五四运动之“罪”与“罚”》中，发出了“或者估计它给予我国家或民族近二十年来学术文化的效果不太多，而且不优良，也应该同声忏悔！”[7]的近乎严苛的感叹，其发展教育学术文化开启民智的急迫心情可见一斑。二是北洋政府虽然黑暗，但色厉内荏，只要能调动广泛的社会力量形成合力进行斗争反抗，是可以逼迫政府低头，完成纠错目标。九三学社创始人之一的黄国璋在《继往开来——为“五四”纪念勖青年诸君》中写道：“而更要认识的是，由于全国各界的团结一致，誓死力争，即昏庸的政府也莫不为之震惊，不得不撤免了卖国奸贼的职位”[8]。以上两点启示简言之：救国要义在于发展学术文化开启民智，在现有政治格局下团结各界斗争反抗可以迫使反动政府低头。这些五四运动经验的总结在九三学社早期创始人心中扎根，并付诸于政治实践中，对九三学社成为民主党派乃至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参政党产生深远影响。 九三学社作为民主党派，在当时有可能掌握中国政局的国民党和共产党之中，选择谁来实现自己政治改良的理想，标准只有一个：谁带领中国人民完成“五四”以来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谁大张旗鼓地推进民主科学，谁就代表民族前进的方向，就选择站在谁一边。当然这个选择也经历了一个过程。九三学社成立之初，对国共两党的纷争奉行不偏不倚的调停态度，除去极少数代表人物任职于政府部门，整个政党实际上游离于政府圈子之外。这与大部分九三人为学术界人士，对国民党腐朽统治不满，不愿涉足其中有很大关系。许多成员虽对共产党有好感，但对国民党还存有幻想。随着国民党一意孤行，大打内战，撕毁旧政协协议，残酷压迫民主人士，九三学社渐渐看清国民党真实面目，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才是民族的希望，放弃“中间路线”，响应“五一號召”，参加新政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由民族资产阶级政党成长为新民主主义政党。后经过社会主义改造，逐渐发展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
六、弘扬五四精神使九三学社有较好的社会声誉和发展壮大的精神纽带
弘扬五四精神成为九三学社的一张社会名片，支撑起九三学社良好的社会声誉。可以这样说，九三学社今日在社会中能有不错的声誉和口碑，在很大程度上与五四精神的深远影响力分不开。固然，在不同历史时期，在每个人心中，对于民主科学的具体内容有不同的解读，但民主科学的精髓和实质却始终未变，代表着人类前进的大方向，不可逆，永不过时。九三学社秉持民主科学理念，自然会赢得民众的尊崇。
在7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一代又一代的九三人“不忘初心”，以弘扬爱国、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为己任，以醉心科技、发展教育、积极资政建言等各种方式投入到实现民族解放和民族振兴的事业当中，涌现出许德珩、梁希、潘菽、赵九章、邓稼先、王选、潘建伟等一大批杰出代表。他们有力地彰显了九三学社的组织影响力、号召力和凝聚力。与此同时，五四精神也赋予九三人具有独立的人格精神面貌，成为维系九三学社不断发展壮大的精神纽带。
注释：
[1]《时与潮副刊》，1942年第1卷第2期，第47页。
[2]《九三学社简史》，学苑出版社，2015年版，第4页。
[3]同上，第4页。
[4]《九三学社历史资料选辑》，学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页。
[5]同上，第12页。
[6]杨爱珍：《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研究》，学林出版社，第53页。
[7]《政问周刊》，1937年第71期，第3页。
[8]《中国青年（重庆）》，1942年第6卷第5期，第20页。
（作者为九三学社中央社史处二级调研员）
责任编辑：尚国敏
一、为九三学社的创建奠定了思想基础
一个政党的酝酿和成立，离不开其成员具有共同的理想和信仰，这是创建一个政党的核心暨思想基础，五四精神就是九三学社创建的思想基础。
这个思想基础如何形成？第一，宏观上分析，五四精神影响深远。五四运动是近代中国一次深刻而广泛的思想启蒙运动，五四精神深入民心，在很大程度上定下了20世纪中国政治生态的调子并影响至今。第二，具体分析，九三学社创始人此时所处的年龄、身份等特点。大部分的九三学社创始人在这一时期还是求学于中学、大学阶段的青少年学子，思维活跃、富有激情，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逐步形成、确立的关键时期。五四运动对他们进行了一场盛大而刻骨铭心的政治思想和追求信仰的洗礼。九三学社创始人之一的潘菽回忆五四运动参加游行爱国热情澎湃的情形时这样生动写道：“这种几千人一致高声的呼喊似乎使整个北京城都起了漫天的回声。我还是初次参加这种事情。夹杂在队伍里，每一次听到这样的一声愤怒的呼喊，我的全身神经便很厉害地震动一次，只觉得一股热血直向胸口涌上来，连耳朵和面颊也觉得发热。”[1]
这场思想启蒙运动正当其时，让大部分尚处于青少年阶段的九三学社创始人树立起这样的人生信念并逐步坚定，矢志不渝：中国要摆脱外来侵略、正行崛起，就必须祭起爱国、民主和科学的大旗。这样的人生信念为他们后来成为创建九三学社的志同道合者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大部分九三学社创始人后来都成为学术界的翘楚泰斗，九三学社为何以政党而不是以学术团体的面貌出现，这与五四精神中爱国、民主和科学的地位并不平等有很大关系。五四精神中，民主和科学在一定程度上是目标，也是方式方法，但爱国是灵魂，爱国最重要。在九三学社的创建过程中，创始人的第一身份是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爱国者，才会有投身政治的意愿和热情。
二、为九三学社的创建进行了组织准备
一个政党的创建不仅需要成员具有共同的思想基础，也需要有一定组织能力和具有一定政治活动经验的人发起联络，建立组织。而在九三学社创建过程中发挥联络作用的骨干，大多数都得益于五四运动的锻炼。
风起云涌的五四运动既不是一个人的单打独斗，也不是局限于一城一域的小打小闹，而是一场以北平学生运动为开始，逐步发展成为将当时中国主要城市中工人、商人和市民发动起来，通过示威游行、請愿、罢工等多种形式共同参与的对抗政府的政治运动。大部分的九三学社创始人此时还是莘莘学子，如何把满腔的爱国热情转化为实际行动，如何团结、发动更多不同层次的社会力量来造成更大政治影响，这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正好为他们提供了锻炼、展示组织能力，丰富政治斗争经验的机会。
这些人中许德珩的表现最为突出，他是五四运动前夜学生运动紧急会议的召集者，是《北京学生天安门大会宣言》的起草者，是在美国使馆递交《陈词》的四名学生代表之一，是北平30余名被捕者之一。出狱后，许德珩等发起成立“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并受学联会派遣，南下天津、济南、南京、上海，沿路串联，向学、商、工界宣传呼吁。可以说，许德珩作为五四运动的主要发起人、组织者之一，始终战斗在第一线直至取得最后胜利，为五四运动的胜利作出了积极贡献。此后人们盛赞他是五四运动著名的学生领袖，是五四运动的“闯将”“健将”，可谓实至名归。当然，就事实而言，许德珩在五四运动之前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组织能力和政治斗争经验，但组织动员的地域广度和政治斗争的深度、连续性及影响力都无法和五四运动相提并论。除他之外，九三学社其他创始人也在五四运动中冲锋陷阵，潘菽、初大告、杨振声、杨钟健参加了天安门广场的集会游行，其中潘菽、初大告因此被捕。
对于大部分还是莘莘学子的九三学社创始人来说，五四运动极大强化了他们组织化意识：个人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固然重要，但寻求更多的志同道合者形成团体力量则更为重要。这种组织化意识对于一个政治组织的形成非常重要。随着抗战后期内忧外患的加剧，九三学社的创始人有意识地发起聚会，联合同道者发出政治呼吁。
三、五四精神鲜明体现在创建过程中
五四精神犹如一盏明灯，指引着九三学社的创建之路，也充分体现在创建的具体过程中，有三个证据。其一，体现在民主科学座谈会的发起中。1944年下半年，许德珩、潘菽、梁希、褚辅成、张西曼等，发起组织了“民主科学座谈会”，此座谈会为九三学社的前身[2]。这个座谈会的产生绝非偶然，当时九三学社前辈之所以聚会座谈，正是出于对国民党当局逆行倒施的不满和忧虑：对外，国民党消极抗战，前线战事败退，豫湘桂会战出现大溃败，桂林失守，川黔吃紧;对内，国民党强化独裁统治，镇压民主运动，腐败严重，物价飞涨，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面对残酷的现实，究竟怎么应对？九三学社前辈经过聚会座谈一致认为：要扭转时局，坚持抗战到底，还得发扬“五四”反帝反封建精神，努力实现人民民主，发展人民科学。
其二，体现在座谈会名称上。随着各方面代表的加入，座谈会具有相当的规模，为座谈会命名就提上议事日程。潘菽先生追忆“民主科学座谈会”成立缘起时说：“这时已接近抗战胜利的日子，这时有一部分同志感觉到这个会应该有一个名称。许老曾提议可以名‘民主科学座谈会’，大家对此没有提出不同的意见。”[3]之所以当时参会者均未提出不同意见，算是默认，就因为这个带有鲜明五四运动色彩的名字和座谈会的主旨精神契合。用民主和科学来破解当时抗战的困局，不仅是座谈会的中心议题，更是座谈会所有参与者的奋斗目标。 其三，体现在成立时发布的政治主张中。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召开成立大会，发表了《九三学社缘起》《成立宣言》等，在《九三学社缘起》中提出，“而民主的新中国之建设，经纬万端，科学与近代工业之发展，人民生活之改善，基本自由之保障，与夫社会之改造，以期侪列于世界强国之林。”[4]由此可见，九三学社创始人将抗战后新中国建设的重点放在用发展科学、保障人民民主权利来改造社会上，体现出对五四精神的传承。《成立宣言》更将九三学社宗旨和五四精神一脉相承的紧密关系表明无疑，“本社同人，即本‘五四’的精神，为民主与科学之实现而努力，始终不懈。”[5]
四、五四运动基因让九三学社与中国共产党有天然的亲和性
九三学社创建过程中打下了五四运动的烙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同样与五四运动有着不解之缘，毛主席认定“五四运动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相近的基因让九三学社与中国共产党有着天然的亲和性。从九三学社创始人和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在这一时期交往结下的深厚情谊，到两党的奋斗目标，即中国共产党初期的最低纲领和九三学社初期的奋斗目标相似，都有迹可寻。
许德珩于1915年秋考入北京大学，先后与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相识。陈独秀是许德珩的代课老师。李大钊初到北大任图书馆主任，许德珩经常向他求教，后经李大钊介绍，参加了由李大钊发起建立的“少年中国学会”。五四运动前夕，毛泽东参加了由许德珩等发起成立的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频繁接触，结下深厚的友谊。
九三学社创始人之一的劳君展，暨许德珩夫人，早年在湖南周南女校读书时，就参加了毛泽东、蔡和森于1918年4月在长沙组织的“新民学会”，积极参加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运动。五四运动后，劳君展赴法国勤工俭学。行前，毛泽东曾在上海半淞园为她送行。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毛泽东还写信给她通报有关情况。
九三学社创始人之一的张西曼在十月革命前后，两度到俄国学习，接触了普列汉诺夫、列宁的著作。1919年，张西曼在北京与李大钊、陈独秀等创立了社会主义研究会，翻译出版《俄国共产党党纲》《苏联宪法》等一系列有关俄共和十月革命的文献，为在中国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作出了积极贡献。
九三学社创始人之一的黎锦熙是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就读时的历史老师。黎锦熙学贯古今，学识渊博，毛泽东经常到其住处请教。从1915年到1920年，毛泽东曾多次给黎锦熙写信，称他“弘通广大”，是“可与商量学问，言天下国家之大计”的良师挚友。黎锦熙则称“得润之书，大有见地，非庸碌者”。在连年战争、颠沛流离的岁月里，黎锦熙始终保存着毛泽东寄给他的书信和《湘江评论》《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等革命文献。
1922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宣言实际上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最低纲领，即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華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九三学社成立时发布了宣言和主张，倡导“根绝内战，反对官僚政治，迈进于和平建设之途”。虽然中国共产党是以主导者的身份，而九三学社是以建议主政者的身份，但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和九三学社的奋斗目标一致。
与中国共产党的亲和性对九三学社以后的发展意义非凡。无论是毛泽东重庆谈判期间接见九三学社前辈先贤，直接促成九三学社的筹组建立，还是毛泽东推动九三学社成为新政协组成单位，再到毛泽东阻止九三学社解散，使得九三学社继续存在，从中均可看出两党创始人情谊深厚、心意相通所带来的影响。
五、对五四运动经验的总结为九三学社成为民主党派乃至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参政党产生深远影响
九三学社自创建之日起，从“民主科学座谈会”到“九三座谈会”，再到“九三学社”，发表的各类政治主张都清楚表明，其政治诉求是在维持现有基本政治格局内，站在爱国、民主和科学的立场，联合其他社会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目标向执政当局提出改良社会的意见建议并促其接受。持有这种温和的政治主张是九三学社作为中国民主党派的主要标志之一。民主党派是最能折射“中国特色”的现代政党，是在中国的土壤上，从大革命时期广泛的政治动员中觉醒的知识分子，在汲取五四运动自由主义的营养，企图建立新的政治价值体系。[6]但民主党派建立新的政治价值体系的努力，一般通过依靠掌握或有能力掌握政权的政治集团的方式，并非是取而代之，另起炉灶，所以民主党派一般既没有严密的政治组织，也没有武装。为何？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近代中国阶级阶层力量对比的基本国情，但在笔者看来，其中一个直接原因是九三学社早期创始人对五四运动的经验总结并形成共识。
当时这些莘莘学子参加五四运动，通过示威游行等多种方式表达爱国诉求和对北洋政府的不满，也因此有人被捕入狱，但随着参加运动的群体突破了学生，扩展到商团、工人，形成民众大联合的浪潮之势，迫使北洋政府做出让步，放出被捕学生，解除三位卖国贼职务，不在合约上签字。五四运动取得了胜利。虽然五四运动的这些先锋回过头去对五四运动的结果不甚满意，但给他们两点启示。一是当时中国之所以落后软弱和政治黑暗，主要症结在于旧传统、旧思想的束缚，要打破这种束缚，考虑到普通民众能力识见的有限，光靠武力作用有限，需要提高个人和社会团体的觉悟，还得靠思想上的启蒙，当务之急要发展教育学术文化，唯此为大。以致于九三学社创始人之一的陈剑翛在《五四运动之“罪”与“罚”》中，发出了“或者估计它给予我国家或民族近二十年来学术文化的效果不太多，而且不优良，也应该同声忏悔！”[7]的近乎严苛的感叹，其发展教育学术文化开启民智的急迫心情可见一斑。二是北洋政府虽然黑暗，但色厉内荏，只要能调动广泛的社会力量形成合力进行斗争反抗，是可以逼迫政府低头，完成纠错目标。九三学社创始人之一的黄国璋在《继往开来——为“五四”纪念勖青年诸君》中写道：“而更要认识的是，由于全国各界的团结一致，誓死力争，即昏庸的政府也莫不为之震惊，不得不撤免了卖国奸贼的职位”[8]。以上两点启示简言之：救国要义在于发展学术文化开启民智，在现有政治格局下团结各界斗争反抗可以迫使反动政府低头。这些五四运动经验的总结在九三学社早期创始人心中扎根，并付诸于政治实践中，对九三学社成为民主党派乃至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参政党产生深远影响。 九三学社作为民主党派，在当时有可能掌握中国政局的国民党和共产党之中，选择谁来实现自己政治改良的理想，标准只有一个：谁带领中国人民完成“五四”以来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谁大张旗鼓地推进民主科学，谁就代表民族前进的方向，就选择站在谁一边。当然这个选择也经历了一个过程。九三学社成立之初，对国共两党的纷争奉行不偏不倚的调停态度，除去极少数代表人物任职于政府部门，整个政党实际上游离于政府圈子之外。这与大部分九三人为学术界人士，对国民党腐朽统治不满，不愿涉足其中有很大关系。许多成员虽对共产党有好感，但对国民党还存有幻想。随着国民党一意孤行，大打内战，撕毁旧政协协议，残酷压迫民主人士，九三学社渐渐看清国民党真实面目，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才是民族的希望，放弃“中间路线”，响应“五一號召”，参加新政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由民族资产阶级政党成长为新民主主义政党。后经过社会主义改造，逐渐发展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
六、弘扬五四精神使九三学社有较好的社会声誉和发展壮大的精神纽带
弘扬五四精神成为九三学社的一张社会名片，支撑起九三学社良好的社会声誉。可以这样说，九三学社今日在社会中能有不错的声誉和口碑，在很大程度上与五四精神的深远影响力分不开。固然，在不同历史时期，在每个人心中，对于民主科学的具体内容有不同的解读，但民主科学的精髓和实质却始终未变，代表着人类前进的大方向，不可逆，永不过时。九三学社秉持民主科学理念，自然会赢得民众的尊崇。
在7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一代又一代的九三人“不忘初心”，以弘扬爱国、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为己任，以醉心科技、发展教育、积极资政建言等各种方式投入到实现民族解放和民族振兴的事业当中，涌现出许德珩、梁希、潘菽、赵九章、邓稼先、王选、潘建伟等一大批杰出代表。他们有力地彰显了九三学社的组织影响力、号召力和凝聚力。与此同时，五四精神也赋予九三人具有独立的人格精神面貌，成为维系九三学社不断发展壮大的精神纽带。
注释：
[1]《时与潮副刊》，1942年第1卷第2期，第47页。
[2]《九三学社简史》，学苑出版社，2015年版，第4页。
[3]同上，第4页。
[4]《九三学社历史资料选辑》，学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页。
[5]同上，第12页。
[6]杨爱珍：《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研究》，学林出版社，第53页。
[7]《政问周刊》，1937年第71期，第3页。
[8]《中国青年（重庆）》，1942年第6卷第5期，第20页。
（作者为九三学社中央社史处二级调研员）
责任编辑：尚国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