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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滩恰与其身后的南京路形成了一个“丁”字结构。“外滩是面向世界的，南京路是深入到江南睃地的。中国就是通过这样一个‘丁’字型走向了世界”
外滩其实不过是一条马路：东起中山东一路，北连外白渡桥，南至金陵东路，面对上海的母亲河黄浦江，全长不过1500米。
在复旦大学教授、上海地方史研究专家李天纲看来，外滩恰与其身后的南京路形成了一个“丁”字结构。“外滩是面向世界的，南京路是深入到江南腹地的。中国就是通过这样一个‘丁’字型走向了世界。”
外滩的本质就是integration(融合)
在最初的几百年里，外滩曾经只是黄浦江边纤夫踩出的一条小道。
改变发生在鸦片战争后的第三年——1843年，上海正式开埠。英国领事从上海道台手里获得一块江边空地，在这里建造起房屋，开始了艰难的居留地生活。
一位法国冒险家这样描述当时的外滩：“不计其数的污水沟和小河纵横交错，到处是坟墩。低矮肮脏的茅屋，是竹子和干泥搭成的破棚子。”
1845年起，今天的外滩地带被正式划为英租界，英国人将这里作为码头，铺设了马路，加固了江岸。外国冒险家们纷纷到来。洋人喜欢在泥滩上跑马，跑出了一条500米长的小道，当时上海人称它为“马路”，英国人则称“外滩(The Bund)”。
此后，英国商人在这里做起了鸦片生意。外滩附近的几条街上，一度有超过1500家鸦片馆和80家公开出售鸦片的商铺，从事鸦片贸易的中国人和外国人都发了横财。
19世纪末，外滩渐成为各入侵国争夺的“肥肉”。各国租界区的管理机构、银行、旅馆等纷纷来此发展。外滩初期矮小的建筑被拆，新的豪华大厦次第矗立。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经过不断改造建设，外滩形成了“三界”：英界外滩道路宽阔，银行和钱庄鳞次栉比，成为上海乃至远东的金融中心，被称为“中国华尔街”；法界外滩道路不如英界宽，建筑多为办公大楼、码头、仓库；华界南市外滩，道路较窄，建筑密集，码头较多，原是上海的水上门户和农副产品集散地，又是华界的银行、钱庄集中地，也相当繁荣。
租界和华界的分界线是一条名叫“洋泾浜”的小河，并在此孕育出了现在广为人知的“洋泾浜文化”。在上海话里，不伦不类的语言和事物干脆都被统称为“洋泾浜”。
苏州的钱庄、山西的票号也在开埠后大量涌入，这些传统资本慢慢转化为现代资本。
庆祝租界设立50周年时，外滩曾拉出了一条大标语：“这世界有谁不知上海?”(“In what region of the earth is Shanghai notknown?”)
“外滩的本质就是一个华洋竞争的场所，这种竞争很健康，有些当然也很残酷。慢慢地，华人资本发展起来，外国资本融入中国资本。外国人和中国人有竞争，也有融合、合作，谁都离不开谁。这就是上海模式——integration(融合)。”上海地方史研究专家李天纲说。
有外滩助推，在一个多世纪时间里，上海一跃成为远东最大的都市，被称为“东方曼哈顿”。当年有人预言，以它的活力将超过所有欧洲城市，成为仅次于纽约的全世界第二大都会。
1986年，建国后第一次为外滩“涂脂抹粉”
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外国人整船整船地离开上海。西方记者形容，外滩陷入了“死亡的空洞和寂静”。
解放后，外滩的洋行全部撤出原先的大楼，由新中国的上海市政府和各大局接管。外灘成为上海政府主要办公地点，汇丰银行成为市政府办公地，怡和洋行成为上海外贸进出口公司，招商局成为上海海运局。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整个上海与外部世界几乎唯一的联系点，就是在外滩旧英国领事馆里的友谊商店，只有外宾和陪伴外宾的中国人才能进入那里购物。
7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住房紧张，成百上千的恋人倚靠在外滩的水泥防汛墙上喁喁私语，互不干扰。“这是我所见到的世界上最壮观的情人墙。”《纽约时报》的记者这样描述。
80年代中期，外滩迎来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外部改造。1986年8月，外滩建筑群10万平方米的外墙被全面清洗，足足用了两个月。
“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那次政府仅仅是想将外滩凌乱的部分整理美化一下。”当时参与其中的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有限公司资深总建筑师邢同和，将那次改造形容为替外滩“涂脂抹粉”。
上世纪90年代，外滩综合大改造
1981年夏的一场特大潮汛，成为90年代外滩大规模改造的动因之一。
1986年，当时的国家计委同意将上海市防汛标准由只能抵御不足百年一遇的高水位提高到千年一遇的高水位。1988年12月，上海市政府正式确定外滩改造方案。“这次是综合改造，首要解决防汛问题，此外还有交通改造和‘外滩风景带’建设。”
当时这是关系民生的“一号工程”。防汛墙岸线向江心外移并加高到6.9米，沿江设置了32只呈半弧形的观光平台，64只庭式宫灯和8座花岗岩制成的艺术灯柱，外滩从此“亮灯”。
耐人寻味的轮回
上世纪90年代，上海给外滩重新定位：进一步改善城市基础设施，使之成为浦东开发开放的前沿。1994年，外滩各大楼置换工程启动——市政部门撤出，吸引国内外商业机构进驻。
1995年7月1日零时，上海市委、市政府从外滩迁出，紧接着上海市航天局等纷纷搬离。与此同时，美国花旗银行、法国里昂银行、日本住友银行、英国巴克莱银行先后进驻。
外滩在一个耐人寻味的轮回之后，重新“融合”、再次出发。
外滩其实不过是一条马路：东起中山东一路，北连外白渡桥，南至金陵东路，面对上海的母亲河黄浦江，全长不过1500米。
在复旦大学教授、上海地方史研究专家李天纲看来，外滩恰与其身后的南京路形成了一个“丁”字结构。“外滩是面向世界的，南京路是深入到江南腹地的。中国就是通过这样一个‘丁’字型走向了世界。”
外滩的本质就是integration(融合)
在最初的几百年里，外滩曾经只是黄浦江边纤夫踩出的一条小道。
改变发生在鸦片战争后的第三年——1843年，上海正式开埠。英国领事从上海道台手里获得一块江边空地，在这里建造起房屋，开始了艰难的居留地生活。
一位法国冒险家这样描述当时的外滩：“不计其数的污水沟和小河纵横交错，到处是坟墩。低矮肮脏的茅屋，是竹子和干泥搭成的破棚子。”
1845年起，今天的外滩地带被正式划为英租界，英国人将这里作为码头，铺设了马路，加固了江岸。外国冒险家们纷纷到来。洋人喜欢在泥滩上跑马，跑出了一条500米长的小道，当时上海人称它为“马路”，英国人则称“外滩(The Bund)”。
此后，英国商人在这里做起了鸦片生意。外滩附近的几条街上，一度有超过1500家鸦片馆和80家公开出售鸦片的商铺，从事鸦片贸易的中国人和外国人都发了横财。
19世纪末，外滩渐成为各入侵国争夺的“肥肉”。各国租界区的管理机构、银行、旅馆等纷纷来此发展。外滩初期矮小的建筑被拆，新的豪华大厦次第矗立。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经过不断改造建设，外滩形成了“三界”：英界外滩道路宽阔，银行和钱庄鳞次栉比，成为上海乃至远东的金融中心，被称为“中国华尔街”；法界外滩道路不如英界宽，建筑多为办公大楼、码头、仓库；华界南市外滩，道路较窄，建筑密集，码头较多，原是上海的水上门户和农副产品集散地，又是华界的银行、钱庄集中地，也相当繁荣。
租界和华界的分界线是一条名叫“洋泾浜”的小河，并在此孕育出了现在广为人知的“洋泾浜文化”。在上海话里，不伦不类的语言和事物干脆都被统称为“洋泾浜”。
苏州的钱庄、山西的票号也在开埠后大量涌入，这些传统资本慢慢转化为现代资本。
庆祝租界设立50周年时，外滩曾拉出了一条大标语：“这世界有谁不知上海?”(“In what region of the earth is Shanghai notknown?”)
“外滩的本质就是一个华洋竞争的场所，这种竞争很健康，有些当然也很残酷。慢慢地，华人资本发展起来，外国资本融入中国资本。外国人和中国人有竞争，也有融合、合作，谁都离不开谁。这就是上海模式——integration(融合)。”上海地方史研究专家李天纲说。
有外滩助推，在一个多世纪时间里，上海一跃成为远东最大的都市，被称为“东方曼哈顿”。当年有人预言，以它的活力将超过所有欧洲城市，成为仅次于纽约的全世界第二大都会。
1986年，建国后第一次为外滩“涂脂抹粉”
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外国人整船整船地离开上海。西方记者形容，外滩陷入了“死亡的空洞和寂静”。
解放后，外滩的洋行全部撤出原先的大楼，由新中国的上海市政府和各大局接管。外灘成为上海政府主要办公地点，汇丰银行成为市政府办公地，怡和洋行成为上海外贸进出口公司，招商局成为上海海运局。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整个上海与外部世界几乎唯一的联系点，就是在外滩旧英国领事馆里的友谊商店，只有外宾和陪伴外宾的中国人才能进入那里购物。
7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住房紧张，成百上千的恋人倚靠在外滩的水泥防汛墙上喁喁私语，互不干扰。“这是我所见到的世界上最壮观的情人墙。”《纽约时报》的记者这样描述。
80年代中期，外滩迎来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外部改造。1986年8月，外滩建筑群10万平方米的外墙被全面清洗，足足用了两个月。
“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那次政府仅仅是想将外滩凌乱的部分整理美化一下。”当时参与其中的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有限公司资深总建筑师邢同和，将那次改造形容为替外滩“涂脂抹粉”。
上世纪90年代，外滩综合大改造
1981年夏的一场特大潮汛，成为90年代外滩大规模改造的动因之一。
1986年，当时的国家计委同意将上海市防汛标准由只能抵御不足百年一遇的高水位提高到千年一遇的高水位。1988年12月，上海市政府正式确定外滩改造方案。“这次是综合改造，首要解决防汛问题，此外还有交通改造和‘外滩风景带’建设。”
当时这是关系民生的“一号工程”。防汛墙岸线向江心外移并加高到6.9米，沿江设置了32只呈半弧形的观光平台，64只庭式宫灯和8座花岗岩制成的艺术灯柱，外滩从此“亮灯”。
耐人寻味的轮回
上世纪90年代，上海给外滩重新定位：进一步改善城市基础设施，使之成为浦东开发开放的前沿。1994年，外滩各大楼置换工程启动——市政部门撤出，吸引国内外商业机构进驻。
1995年7月1日零时，上海市委、市政府从外滩迁出，紧接着上海市航天局等纷纷搬离。与此同时，美国花旗银行、法国里昂银行、日本住友银行、英国巴克莱银行先后进驻。
外滩在一个耐人寻味的轮回之后，重新“融合”、再次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