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月4日，张学良被国民党南京政府最高军事法庭，以“率部劫持领袖强迫承认改组政府”的罪名，被判有期徒刑10年。老谋深算的蒋介石又以“仁义”之词呈请国民政府予以赦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这样，实际上就把10年有期徒刑改为终身监禁了。
　　1946年岁末，已被冈禁10年之久的张学良认为，10年刑期已满，再加上抗战胜利了，这次蒋介石没有理由不释放他了。
　　1946年11月1日，国民党空军第104中队上尉飞行员王赐九驾机刚从南京飞抵重庆九龙坡机场，机场站长便通知他：“奉上级紧急命令，明天由你任正驾驶，飞台湾桃园机场，明晨8时半准时起飞，不得有任何差错。”
　　第二天早晨8时，王赐九和机钼人员准时进场。机场没了往日的喧闹，戒备格外森严，一架c-47运输机前站着站长和一位中年军官，站长向那位中年军官介绍说“他就是机长王赐九，最优秀的飞行员。”那位官员听后点点头，表示满意。
　　8时20分，一辆美式吉普车驶近专机左侧，从车上走下三男一女释直上了飞机。王赐九登机时，只见一藤箱上着一位身穿浅蓝色旗袍、外罩毛线短衫的女士，年约三十余岁，端庄素雅、颇具大家闺秀仪态；一位身着藏青色中山服、眉宇间透露着英俊之气的中年男子，不时来回踱步，步履间显示出军人气质。他两眼炯炯有神地打量着王赐九，似乎想说什么。当王赐九与他目光相遇时，突然觉得似曾相识，却又一时想不起来在哪见过。另外两个男的，像是伙夫或仆人。
　　8时半，飞机斜插长空，向东南方向飞去。航行途中，王赐九纳闷这位英俊男士在哪见过……蓦地，王赐九眼前一亮：“啊，他是张学良将军!”不错，那位身着中山服的男士，就是名扬四海的少帅张学良，那位女士是与之患难与共的赵四小姐。
　　此时此刻，张学良的心情如同舱外波浪翻涌的浮云久久不能平静。临行前，负责看押他的特务头子刘乙光向他报喜：委员长有电报来，要接副座到南京去。张学良听后自然很高兴，认为天随人愿，获释的日子不远了。但当他无意中扫视舱外的风景时，突然发现地面出现了茫茫无际的大海。他心早一紧，感觉不对头，便把刘乙光叫来(那个中年军官)，问究竟是怎么回事?
　　在张学良的严厉责问下，刘乙光只好如实相告：报告副座，委座有指示，要送副座去台湾。张学良气愤极了，他把桌子一拍：“这也怿了，抗日胜利了，东北人不让回东北，却让过海去台湾，这是什么意思!”刘乙光刚才说了一句“报告副座”，张学良气愤地说：“现在还有什么副座不副座的，干脆叫我人犯好了!”说完，他痛苦地闭上眼睛，自叹获释无望了。因为张学良此刻才知道过去听到的关于“你张学良监禁我半个月，我蒋某要监禁你一辈子”的传言是真的。
　　此前，张学良估计自己有两种可能重获自由一是抗战胜利之日：二是全国各党派团结合作之时。抗战刚结束，张学良把自己保存多年的在瑞士购买的纪念金表送给了蒋介石，暗示“管束”时间快到了，我也应该获自由了。
　　不久，蒋介石的回礼来了，蒋的礼品盒十分精致，张学良心中禁不住激动起来。他仔细掀去礼品盒盖，顿时气得两眼冒火，原来礼品盒中装着两样东西：1936年的年历和一双绣花鞋。这两件“礼物”是在告诉张学良，我蒋某永远不会忘记1936年的“12月12日”；10年虽然过去，抗战也结束了，可对你的“管束”将从头开始。无可奈何花落去，张学良只好按照蒋介石为他安排的新生活继续“忏悔”。
　　王赐九经过5个小时的飞行，终于顺利飞临桃园机场上空。但此时的风速已超过飞机降落标准，而且通讯又失去联系。为保证少帅一行的安全，他立即呼叫备降的台北机场。13时30分，飞机安全在台北机场降落。
　　专机刚刚停稳，立即驶来一辆黑色轿车，张学良和赵四小姐神情沮丧地走下飞机，马上被拉走。当晚，张学良一行被送到阳阴山住了一宿，第二天被送新竹县竹东镇井上温泉，继续“管束”，这一监禁又是四十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