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顶金冠饰是匈奴单于的王冠

　　1972年，鄂尔多斯草原一名叫王美子的76岁老人，在杭锦旗阿鲁柴登挖龙骨，卖给中药铺换钱。挖龙骨的同时发现不少的棱形铁棍，上面有金片，之后陆陆续续又发现了一堆各种材质的器物。
　　王美子老人当下就回村和大家说了这件事，便有很多人参与进来。大家把挖到的东西上的绿松石和宝石都抠下来扔了，只为了银行验收时金片好称重。后来银行里有工作人员将此事向上反映，相关部门派人来查看，才发现这是珍贵文物。再后来，文物部门调查发现，这是一个匈奴的墓葬群。

　　鄂爾多斯地区是匈奴人过去活动的中心，匈奴的墓葬埋得很浅，经风沙移动，逐渐风蚀就暴露出地表，环境和人为让它破坏得很严重。在后来的补救式挖掘中，还是找到了一批重要文物，其中金器有218件，银器5件，其中有一件就是鹰顶金冠饰。
　　“鹰顶金冠饰由鹰形冠饰和黄金冠带两部分组成。”内蒙古博物院院长陈永志介绍说。鹰形冠饰构成了雄鹰鸟瞰狼咬羊的生动画面。全高7.3厘米，重192克。黄金冠带由3条半圆形金条组合而成。每件长30厘米，共重1 202克。
　　鹰顶金冠饰工艺精湛，代表了战国时期我国北方民族贵金属工艺的最高水平。鹰形冠饰下部为厚金片锤打成的半球面体。半球面体上面有浮雕动物咬斗图案。其中四只狼，两两对卧，狼的四肢屈曲前伸，分布于半球体的左右两侧；另外四只为盘角羊，也是两两成对，羊角后卷，卷曲处镂空，前肢前屈，后半身被狼紧紧咬住，形成了反转的姿态，使后肢朝上，搭在两对狼的颈部，分布于半球体的前后。在半球体之上，傲立着一只展翅雄鹰。鹰的头部、颈部镶嵌两块绿松石，在头颈之间装一带花边的金饰，好似项链。
　　“鹰顶金冠饰是匈奴单于的王冠。”陈永志说道。这件文物用非常奢华的黄金来锻造。纹饰与阿尔泰地区斯基泰文化风格比较接近。通过与周围地区发现的战国时期匈奴文物比较可以看出，它们风格一致，但是金冠饰的规格无疑是其中最高的。即便从整个北蒙古草原的发现来看，这件金冠饰也是目前发现规格最高的，因此它应该是匈奴最高统治者单于的王冠。

鹰顶金冠饰背后的汉匈文化交流

　　这件战国时期的鹰顶金冠饰是匈奴文物最有代表性的稀世珍品，是迄今所见唯一的胡冠。它造型奇特，制作精湛，不仅是艺术的结晶，而且是权力的象征，堪称匈奴文化艺术的瑰宝，对中原文化也有一定的影响。
　　赵武灵王在胡服骑射以后，将胡冠也引入了中原。值得注意的是，胡冠被引入中原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赵武灵王看到胡人在军事服饰方面有一些特别的长处：穿窄袖短袄，生活起居和狩猎作战都比较方便；作战时用骑兵、弓箭，与中原的兵车、长矛相比，具有更大的灵活机动性，于是提出“着胡服”“习骑射”的主张，决心取胡人之长补中原之短，最终使得赵国的军事力量大增。
　　“所以，胡冠被引入中原的背后，其实是中原对匈奴文化的部分认同。”北方游牧民族崇尚武力、权威，从匈奴文化中常见的虎噬羊、虎噬鹿、鹰等以大自然动物为母体的纹饰就可以看出来。虎、鹰等都是他们生活中武力、权力的象征，所以他们在艺术创作中直接取材于自然界中的动物，而这些思想在某种程度上与一部分中原人的价值观是不谋而合的。因此，匈奴文化与中原文化之间是互相吸收、互相影响的关系。
　　“胡服骑射就是很典型的一个汉匈文化交流融合的案例，特别是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有机结合，能够形成一个更强大的文化。赵国在这一阶段的表现就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不只是中原文化学习匈奴文化、北方游牧文化；中原农耕文化对匈奴文化、北方游牧文化也产生了一些影响。比如说中原的种植技术、手工业生产技术，也在这个历史时期传向漠北蒙古草原地区。”陈永志总结道。
　　鹰顶金冠饰这一草原瑰宝如今静静地陈列在内蒙古博物院展厅内，诉说着千年前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