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场所，大学以高深知识为旨归。基于高深知识的视角，大学组织的分化与整合显现为大学组织活动方式、信念和权利的分化与整合。大学组织正是在既分化又整合中保持无限的生机与活力。不过，大学组织的分化与整合虽然是一对矛盾，但处于有机的平衡状态中，之所以如此，在于大学组织的分化与整合都是为了更好地生产高深知识。
关键词：高深知识；大学组织；分化；整合
作者简介：熊华军（1975-），男，湖北仙桃人，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马大力（1987-），男，河南商丘人，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甘肃 兰州 730070）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079（2011）17-0001-03
尽管谁都在谈论大学，但要回答什么是大学却非易事，因为它是一个处于不断分化与整合的组织。正如哈罗德·珀金所说：“大学的含义和目的可以说是因时而异、因地而异，它依靠改变自己的形式和职能以适应当时当地的社会政治环境，同时通过保持自身的连贯性及使自己名实相符来保持自己的活力。”[1]可见，分化不是四分五裂，整合不是铁板一块，分化中有整合，整合中有分化，这样，大学组织能保持“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活力与生机。大学组织处于分化与整合中是一事实，但还需进一步研究如下问题：大学组织在哪里分化与整合？分化是与整合呈现什么状态？分化与整合又如何保持有机平衡？如果把大学组织比喻为一个黑箱子，那么，要知道分化与整合的奥秘，只有揭开这个黑箱子。“揭开”的方式很多，就像帕金说的，大学“也像其他社会机构一样，从不同的角度——政治的、经济的、组织的、社会结构的、信念的、科学的或政策的角度去看很不相同。但它仍然是同一个机构，所有上述观点针对的是一个共同的实体”。[2]换句话说，大学组织就像苏轼笔下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庐山，但不管从哪个视角看，这座山还是庐山。从帕金的观点出发，本文将基于高深知识的视角，去管窥大学组织的分化与整合的奥秘。
一、高深知识与大学组织的三要素
高深知识，顾名思义，就是知识中比较高级和深奥的部分。那么，何谓高深知识？目前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现在引用最多的是约翰·布鲁贝克对高深知识的界定：“高等教育与中等、初等教育的主要差别在于教材的不同：高等教育研究高深的学问。在某种意义上，所谓高深只是程度的不同。但在另一种意义上，这种程度在教育体系的上层是如此突出，以致使它成为一种不同的性质。教育阶梯的顶层所关注的是深奥的学问。”[3]根据这段话，高深知识有若干特征：1）高深知识与其他知识的差别在教材的不同，高深知识的教材是深奥的；2）正因为高深知识是深奥的，所以高等教育位于教育的顶端；3）“高深”只是相对概念，也许500年前的高深知识到今天已经不高深了。
伯顿·克拉克则从外在和内在两方面，勾划出高深知识的特征。
从外在特征看，首先，高深知识是知识中比较深奥的一部分，一般知识是掌握高深知识的前提；其次，高深知识是专门化和系统化的知识；第三，高深知识通常有专门的传播、发表和认可制度。这种制度规定了高深知识的范围、结构、生产和传播方式；第四，高深知识一般在大学里保存、整理、传播和创新。
从内在特征看，第一，高深知识具有复杂性。高深知识要研究世界上未明白的一切事物，因此，高深知识的对象是复杂的。正因为对象是复杂的，所以高深知识的获取和表达方式也是复杂的。第二，高深知识具有有序性。高深知识虽然是复杂的，却不是杂乱的，它以学科和学院为依托，有自身的活动方式。第三，高深知识具有变动性。随着历史的发展，高深知识的范畴也在不断变化。
结合布鲁贝克和克拉克的论述，高深知识有如下特征：高深知识是深奥的、专门化的系统知识，它处于知识结构的顶端，且处于无穷的变动中，因而是相对的和含混不清的，故常人的智慧难以把握。而且，高深知识既是大学为大学的标识，同时也是大学组织存在的目的，即大学组织的根本目的是生产高深知识。就像布鲁贝克所说：“每一个较大规模的现代社会，无论它的政治、经济或宗教制度是什么类型的，都需要建立一个机构来传递深奥的知识，分析、批判现存的知识，并探索新的学问领域。换言之，凡是需要人们进行理智分析、鉴别、阐述或关注的地方，那里就会有大学。”[4]
综上所述，大学是高深学问研究的场所，大学以高深知识为旨归。在克拉克看来，高深知识的特征尽管很难把握，但其特征清晰地显现在如下三要素中：学术活动方式、学术信念和学术权力。学术活动方式是高深知识之“篱”，圈围了高深知识活动方式：学科与院系组成的“矩形结构”。学术活动是通过学科展开的，而学科是无形的知识领域，它通过建立相应的院系使这些知识领域在大学里得到确认。学术信念是高深知识之“理”，它矢志不渝地追求培养人才、创造知识和服务社会的理念。为此，刘易斯·科塞把生活在大学里的人称为“理念人”。[5]学术权力是高深知识之“力”，它保证了“理念人”在社会中的地位。
从高深知识三要素出发，克拉克认为大学组织相应地具有三要素：活动方式、信念和权力。[6]大学组织活动方式围绕学科和院系构成的“矩阵结构”开展工作，大学组织信念以实现学术信念为要务，大学组织权利依附于学术权利，而不是其他权利。
二、大学组织三要素的分化
克拉克·克尔这样论述大学组织的分化：“传统的大学是一个居住僧侣的村庄；现代大学是一座由知识分子垄断的工业城镇；当代大学是一座充满无穷变化的都市。”[7]大学组织的分化显现为大学组织三要素的分化。
1.大学组织活动方式的分化
当前，学术活动逐渐展现出了它的新特征。首先，专业的数量日益增多。一所大学的专业很容易超过200个。[8]其次，自主性越来越高。专业与专业之间、高深知识与普通知识之间的距离正在不断扩大。第三，专攻化日益增强。鲁乔把专攻化描述为“一项铁律，不但控制着科学的进步，而且也同样控制着学术职业”。[9]
学术活动的这三个特性，给大学组织活动方式带来分化。首先是学科的分化：1）学科数量越来越多；2）学科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疏远；3）每一学科内部分支越来越多。其次是学院的分化：1）随着学科的增多，学院也相应地增多；2）随着学科与学科之间的联系日益疏远，学院与学院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疏远；3）随着每个学者日益专攻某个研究领域，导致学院内部的分化也越来越明显，一学院里的学者可能“老死不相往来”。随着学科的分化和学院的分化，大学组织工作呈现“松散网络”的特征。
2.大学组织信念的分化
学术有三大信念：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在托尼·比彻看来，不同的“学术部落”在不同的“学科领地”贯彻这三大信念是不同的。他说，学术信念就是某一学术部落按照某一系列被认同、接受的价值观、态度以及行为方式在某一学科领地探究的信念。[10]那就是说，不同的学术部落和学科领地有不同的学术信念，这带来了大学组织信念的分化。
从系统信念看，不同国家的高等教育系统有不同的信念，如德国高等教育具有科学传统，意大利高等教育具有人文主义传统，美国高等教育倾向于对新生进行普通教育，法国高等教育倾向于专业训练。[11]
从院校信念看，不同的院校有不同的信念，这些信念使得各个院校卓而不群，而不至于与其他院校相混淆。可见，院校信念也带来院校与院校的分化。
在比彻看来，不同的学科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方面有不同的信念：1）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的偶像，如物理学的偶像是艾伯特·爱因斯坦。2）通过艺术品来体现自己的学科信念。如，化学家的办公室桌上会摆放复杂分子的三维结构模型。3）某个学科的评价术语与相关知识领域联系紧密。如，历史学家会称赞一部作品“出神入化”，数学家常对“简明”、“经济”、“多产”的作品给予高度的赞赏。4）每个学科群体有一套自己常用的专门术语，外行很难仿效。5）学术部落都有自己的领地。一方面，以实物形态来体现，如英语系占用的大楼；另一方面，以制度来体现，它保证了学术部落的稳定。6）每个学术部落都有自己独有的信念，如部落成员的各种传统、信仰、道德标准、行为准则。7）一般来说，要进入学术部落，都有相关的条件：一方面，有足够的专业技能水平；另一方面，需要忠实于自己的学术群体，并遵守它的各种准则。[12]
专业信念是同属于某一个专业的“学者共同体”的信念。“作为‘学者共同体’的一部分，共享把自己与他人区分开来的兴趣。共同体成员享有特权，特别是‘研究自由’和‘教学自由’。任何地方的专业信念都贬低所有的外部控制，强调个人自主和学院自治。”[13]那就是说，学者拥有教什么、如何教、研究什么、如何研究、服务什么、如何服务的自由，外人无权干涉。
3.大学组织权力的分化
米歇尔·福柯说：“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权力—知识贯穿权力——知识和构成权力——知识的发展变化和矛盾斗争，决定了知识的形式及其可能的领域。”[14]可见，权力需要知识，知识赋予权力以合法性和有效性，权力实施的同时也促成了知识的形成。“知识即权利”反映在大学组织中，就是学术权力。
对学术权力的争夺，导致大学组织权力的分化。从权力组织看，有基层组织权力、中层组织权力、上层组织权力。从权力形式看，有学科权力、院校权力、系统权力。从权力分配模式看，有大陆型模式、英国模式、美国模式、日本模式。每一种分化的权力还可以细分（见表1），因此，“学术系统中的合法权力采取多种形式，以至于参与者常常感到迷惑，外部的人感到茫然或恼怒。分析家把这种状况概括为‘有组织的无政府状态’”。[15]
资料来源：约翰·范德格拉夫等编著.学术权力[M].王承绪,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186-206
三、大学组织三要素的整合
高深知识既带来大学组织的分化，也带来大学组织的整合。所以克拉克说：“高等教育系统既不断地产生五花八门的形式，又不断地实施有条不紊的操作。”[16]大学组织的整合显现为大学组织三要素的整合。
1.大学组织活动方式的整合
高深知识虽然日益增多，但学术活动就其本质来说是一个整体。“科学必须着眼于其所有部分间的一致性，着眼于其部分与在人类普遍的活动和思维中不可避免地以为前提的条件之间的一致性。”[17]大卫·格里芬认为，学术活动的整体性之所以在当前日益重要，在于现代社会面临的问题日益复杂，需要来自不同学科和不同学院的学者共同探究。[18]
伊曼纽尔·华勒斯坦将格里芬的想法运用于大学中：[19]首先，建立跨学科研究中心，集合不同学科的学者围绕某些主题开展研究。其次，制定学术目标明确、有充足经费保证的研究规划。这种长效机制，使得不同学科的学者能在较长时间内开展合作研究。第三，采取强制性联合聘用教授的办法，制定教授在不同院系、大学工作的机制。最后，联合培养研究生。研究生的处境与教授的处境一样，只能在他们所隶属的学院从事研究工作。麻省理工学院跨学科博士生的培养机制为联合培养研究生提供了很好的范例。[20]
2.大学组织信念的整合
尽管不同的“学术部落”在不同的“学科领地”从事不同的活动，但其活动还是围绕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科学研究来开展的。学术信念的整合带来大学组织信念的整合。
克尔这样说论述系统信念的整合性：“大学正在前所未有地被要求生产知识来满足公民和地区的目的，满足国家的目的，甚至根本不为什么目的，就是相信大部分知识最终都可以为人类服务。而且，大学还被要求把知识传递给空前广泛的人民大众。”[21]
院校信念从性质来说，是一代又一代院校人在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科学研究中形成的。以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为例，两所大学的毕业生、科学研究重点、社会服务方式都不同。用一个最简单的比喻是，院校信念好像是一个泡菜坛子，不管什么人进入这个坛子，出来后都有同样的泡菜水味道。
学科信念。在伯纳德·巴伯看来，学科要践履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信念，需要某种“信念价值”：合理性、功利主义、个人主义、普遍主义、进步主义。合理性指“一种建制化的处于自我完善阶段的无止境的探索”；功利主义指学科发展也是“皈依上帝”的方式；个人主义指“受个人良心而不是受有组织的权威的驱使”；普遍主义指无论种族、信仰、肤色等，每个人都能成为学者；进步主义指坚信学科发展能促进社会和历史前进。[22]
专业信念的整合。尽管每个专业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信念不尽相同，但有些专业信念具有普适性。罗伯特·默顿认为，普适性的专业信念由两方面构成：科学价值观和科学规范。从科学价值观看，每一个学者需坚守科学的客观性和原创性。从科学规范看，学者需有普遍主义、公有主义、非谋利性、有组织的怀疑主义。科学价值观是客观性和原创性。而科学规范则源于价值观，是实现科学价值观的手段。科学规范的四个要素是互补关系。非谋利性引导学者的动机服从于科学目标，而不是升官发财；普遍主义要求评价和准入不以个人喜好为依据；公有主义要求学者及时公开其发现；有组织的怀疑主义要求学者集体审查科学上的发现。这些规范有助于实现科学的目标——追求新的客观的或实证的知识。[23]
3.大学组织权力的整合
高深知识之所以是权力，在于其不可替代性。在埃哈尔·费埃德伯格看来，权力既不是一种压迫性的力量，也不是强权，而是一种行动者的行动能力，是行动者在组织成员互动过程中占据获利优势的协商能力，由此产生了各种权力关系。权力关系是集体行动领域存在着的最为普遍的关系形态，这种关系体现为人们在进行合作的过程之中彼此协商、谈判、妥协互让，相互达成相对的共识。所以，权力是既竞争又协作的关系。[24]从费埃德伯格的观点出发，高深知识既带来大学组织权力的分化，也带来大学组织权力的整合。
从权力组织看，大学组织权力的基本特征是“底部沉重”。[25]那就是说，任何大学组织的改革，首先应该获得大学基层组织的赞同。没有基层组织的赞同，任何大学组织的改革不可能成功。但是，基层组织还需接受上层组织的宏观指导和中层组织的中观协调。
从权力形式看，系统权力、院校权力、学科权力各有利弊。系统权力虽然具有条理性和计划性，但靠层层下达的方式付诸实施，效率很低。院校权力虽具有针对性，但要接受系统权力的指导和学科权力的支持，其效果也大打折扣。学科权力影响力很大，能在较短的时间产生较大影响。但是，学科权力一旦变得根深蒂固，就会固步自封，不思进取。因此，这三种权力只有整合到一起，才能保持大学组织的常新和活力。
从权力分配模式看，大陆型模式、英国模式、美国模式、日本模式牢牢地烙上了历史的印记，不可能相互替换。不过，“每个国家的权力结构都有缺陷，都会激发人们去努力弥补这些缺陷，因此会产生有意识的改革和无意识的调整”。[26]
四、高深知识与大学组织三要素的有机平衡
大学组织既分化又整合，看似无法理喻，实则是大学组织的本性。“这种无序与有序相互作用，相互激励。……变化与反变化的矛盾对于适应机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一个适于应变的体制正是靠着无序和有序之间的对立，才免于一成不变的。”[27]所以说，大学组织的分化与整合处于平衡状态。这里的平衡不是数学意义上的平均，而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有机和谐。大学组织要有机地平衡分化与整合，必须从高深知识出发，因为分化与整合的平衡在于更好地生产高深知识。
1.从学术活动方式出发去平衡大学组织活动方式的分化与整合
“创造发明是天经地义的，而差异和多元则是这种创造发明的要旨。……知识将一如既往地保持它那四分五裂的不完美形态。”[28]那就是说，高深知识永远是高不可攀和深不可测的，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人去努力去探索。不过，学术活动方式呈现的特征是：学科虽然日益分化，但跨学科合作日益重要。这不仅是高深知识自身发展的必然，也是社会问题日益复杂的必然，因为这些问题涉及到不同学科的合作。同理，尽管学院日益增多，但涉及到一些复杂问题的时候，还需要不同学院联手解决。因此，大学组织活动方式将一如既往地保持“矩形结构”，因为这种活动方式能适应学术活动既分化又整合的特征。
2.从学术信念出发去平衡大学组织信念的分化与整合
大学从创办初始到现在，贯穿着三种学术信念：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不过，这三种信念经常发生冲突，甚至发生对抗，这就要作出调整，允许这三种信念同时存在。“现在我们将大学的功能归结为三句话：一是创造知识；二是传授知识和培养人才；三是服务社会，使得大学对社会上的一些需求有一定的适应能力。那么正是有这样一些基本的理念，才使得大学和加入大学的这些人能够孜孜不倦地去追求、去维护这一组织的持续发展。”[29]因此，大学组织信念要紧随学术信念，做到这三种信念彼此共存。
3.从学术权力出发去平衡大学组织权力的分化与整合
布鲁贝克认为学术权力由政治论哲学和认识论哲学规定。从布鲁贝克观点出发，学术权力有三种：源自政治论的国家式学术权力和市场式学术权力，源自认识论的专业式学术权力。所谓国家式学术权力，就是大学面向国家需要生产高深知识。所谓市场式学术权力，就是大学面向市场需要生产高深知识。所谓专业式学术权力，就是大学遵循知识自身的逻辑去生产高深知识。前两种知识生产方式倡导大学成为社会的知识工厂和思想库，成为科技进步的孵化器和社会进步的加速器，成为大学—产业界—政府的三重螺旋模型中的轴心机构。后一种知识生产方式倡导为学术而学术，反对大学成为社会的“风向标”，大学不应该随着社会的节拍翩翩起舞。这三种学术权力各有利弊，应该三者兼顾。因此，大学组织权利应该以保持这三种权力的平衡来分配权力，不能顾此失彼。
参考文献：
[1][2]伯顿·R·克拉克主编.高等教育新论[M].王承绪,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24,48.
[3][4]约翰·S·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王承绪,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2,13.
[5]刘易斯·科塞.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M].郭方,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前言
[6][8][11][13][15][16][25][26][27][28]伯顿·R·克拉克.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M].王承绪,等,译.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33,14,105,101,137,239,145,223,239,314.
[7][21]克拉克·克尔.大学之用[M].高铦,高戈,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23,1.
[9][10][12]托尼·比彻,保罗·特罗勒尔.学术部落及其领地:知识探索与学科文化[M].唐跃勤,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71,24,48-50.
[14]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29-30.
[17][18]大卫·格里芬编.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M].马季方,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37,31-38.
[19]伊曼纽尔·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M].刘锋,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111-113.
[20]熊华军.MIT跨学科博士生的培养及其启示[J].比较教育研究,2006,(4):46-49.
[22]伯纳德·巴伯.科学与社会秩序[M].顾昕,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73-78.
[23]罗伯特·默顿.科学社会学[M].鲁旭东,林聚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365-379.
[24]埃哈尔·费埃德伯格.权力与规则:组织行动的动力[M].张月,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译者序.
[29]张维迎.大学的逻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20.
（责任编辑：张中）
关键词：高深知识；大学组织；分化；整合
作者简介：熊华军（1975-），男，湖北仙桃人，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马大力（1987-），男，河南商丘人，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甘肃 兰州 730070）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079（2011）17-0001-03
尽管谁都在谈论大学，但要回答什么是大学却非易事，因为它是一个处于不断分化与整合的组织。正如哈罗德·珀金所说：“大学的含义和目的可以说是因时而异、因地而异，它依靠改变自己的形式和职能以适应当时当地的社会政治环境，同时通过保持自身的连贯性及使自己名实相符来保持自己的活力。”[1]可见，分化不是四分五裂，整合不是铁板一块，分化中有整合，整合中有分化，这样，大学组织能保持“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活力与生机。大学组织处于分化与整合中是一事实，但还需进一步研究如下问题：大学组织在哪里分化与整合？分化是与整合呈现什么状态？分化与整合又如何保持有机平衡？如果把大学组织比喻为一个黑箱子，那么，要知道分化与整合的奥秘，只有揭开这个黑箱子。“揭开”的方式很多，就像帕金说的，大学“也像其他社会机构一样，从不同的角度——政治的、经济的、组织的、社会结构的、信念的、科学的或政策的角度去看很不相同。但它仍然是同一个机构，所有上述观点针对的是一个共同的实体”。[2]换句话说，大学组织就像苏轼笔下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庐山，但不管从哪个视角看，这座山还是庐山。从帕金的观点出发，本文将基于高深知识的视角，去管窥大学组织的分化与整合的奥秘。
一、高深知识与大学组织的三要素
高深知识，顾名思义，就是知识中比较高级和深奥的部分。那么，何谓高深知识？目前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现在引用最多的是约翰·布鲁贝克对高深知识的界定：“高等教育与中等、初等教育的主要差别在于教材的不同：高等教育研究高深的学问。在某种意义上，所谓高深只是程度的不同。但在另一种意义上，这种程度在教育体系的上层是如此突出，以致使它成为一种不同的性质。教育阶梯的顶层所关注的是深奥的学问。”[3]根据这段话，高深知识有若干特征：1）高深知识与其他知识的差别在教材的不同，高深知识的教材是深奥的；2）正因为高深知识是深奥的，所以高等教育位于教育的顶端；3）“高深”只是相对概念，也许500年前的高深知识到今天已经不高深了。
伯顿·克拉克则从外在和内在两方面，勾划出高深知识的特征。
从外在特征看，首先，高深知识是知识中比较深奥的一部分，一般知识是掌握高深知识的前提；其次，高深知识是专门化和系统化的知识；第三，高深知识通常有专门的传播、发表和认可制度。这种制度规定了高深知识的范围、结构、生产和传播方式；第四，高深知识一般在大学里保存、整理、传播和创新。
从内在特征看，第一，高深知识具有复杂性。高深知识要研究世界上未明白的一切事物，因此，高深知识的对象是复杂的。正因为对象是复杂的，所以高深知识的获取和表达方式也是复杂的。第二，高深知识具有有序性。高深知识虽然是复杂的，却不是杂乱的，它以学科和学院为依托，有自身的活动方式。第三，高深知识具有变动性。随着历史的发展，高深知识的范畴也在不断变化。
结合布鲁贝克和克拉克的论述，高深知识有如下特征：高深知识是深奥的、专门化的系统知识，它处于知识结构的顶端，且处于无穷的变动中，因而是相对的和含混不清的，故常人的智慧难以把握。而且，高深知识既是大学为大学的标识，同时也是大学组织存在的目的，即大学组织的根本目的是生产高深知识。就像布鲁贝克所说：“每一个较大规模的现代社会，无论它的政治、经济或宗教制度是什么类型的，都需要建立一个机构来传递深奥的知识，分析、批判现存的知识，并探索新的学问领域。换言之，凡是需要人们进行理智分析、鉴别、阐述或关注的地方，那里就会有大学。”[4]
综上所述，大学是高深学问研究的场所，大学以高深知识为旨归。在克拉克看来，高深知识的特征尽管很难把握，但其特征清晰地显现在如下三要素中：学术活动方式、学术信念和学术权力。学术活动方式是高深知识之“篱”，圈围了高深知识活动方式：学科与院系组成的“矩形结构”。学术活动是通过学科展开的，而学科是无形的知识领域，它通过建立相应的院系使这些知识领域在大学里得到确认。学术信念是高深知识之“理”，它矢志不渝地追求培养人才、创造知识和服务社会的理念。为此，刘易斯·科塞把生活在大学里的人称为“理念人”。[5]学术权力是高深知识之“力”，它保证了“理念人”在社会中的地位。
从高深知识三要素出发，克拉克认为大学组织相应地具有三要素：活动方式、信念和权力。[6]大学组织活动方式围绕学科和院系构成的“矩阵结构”开展工作，大学组织信念以实现学术信念为要务，大学组织权利依附于学术权利，而不是其他权利。
二、大学组织三要素的分化
克拉克·克尔这样论述大学组织的分化：“传统的大学是一个居住僧侣的村庄；现代大学是一座由知识分子垄断的工业城镇；当代大学是一座充满无穷变化的都市。”[7]大学组织的分化显现为大学组织三要素的分化。
1.大学组织活动方式的分化
当前，学术活动逐渐展现出了它的新特征。首先，专业的数量日益增多。一所大学的专业很容易超过200个。[8]其次，自主性越来越高。专业与专业之间、高深知识与普通知识之间的距离正在不断扩大。第三，专攻化日益增强。鲁乔把专攻化描述为“一项铁律，不但控制着科学的进步，而且也同样控制着学术职业”。[9]
学术活动的这三个特性，给大学组织活动方式带来分化。首先是学科的分化：1）学科数量越来越多；2）学科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疏远；3）每一学科内部分支越来越多。其次是学院的分化：1）随着学科的增多，学院也相应地增多；2）随着学科与学科之间的联系日益疏远，学院与学院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疏远；3）随着每个学者日益专攻某个研究领域，导致学院内部的分化也越来越明显，一学院里的学者可能“老死不相往来”。随着学科的分化和学院的分化，大学组织工作呈现“松散网络”的特征。
2.大学组织信念的分化
学术有三大信念：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在托尼·比彻看来，不同的“学术部落”在不同的“学科领地”贯彻这三大信念是不同的。他说，学术信念就是某一学术部落按照某一系列被认同、接受的价值观、态度以及行为方式在某一学科领地探究的信念。[10]那就是说，不同的学术部落和学科领地有不同的学术信念，这带来了大学组织信念的分化。
从系统信念看，不同国家的高等教育系统有不同的信念，如德国高等教育具有科学传统，意大利高等教育具有人文主义传统，美国高等教育倾向于对新生进行普通教育，法国高等教育倾向于专业训练。[11]
从院校信念看，不同的院校有不同的信念，这些信念使得各个院校卓而不群，而不至于与其他院校相混淆。可见，院校信念也带来院校与院校的分化。
在比彻看来，不同的学科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方面有不同的信念：1）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的偶像，如物理学的偶像是艾伯特·爱因斯坦。2）通过艺术品来体现自己的学科信念。如，化学家的办公室桌上会摆放复杂分子的三维结构模型。3）某个学科的评价术语与相关知识领域联系紧密。如，历史学家会称赞一部作品“出神入化”，数学家常对“简明”、“经济”、“多产”的作品给予高度的赞赏。4）每个学科群体有一套自己常用的专门术语，外行很难仿效。5）学术部落都有自己的领地。一方面，以实物形态来体现，如英语系占用的大楼；另一方面，以制度来体现，它保证了学术部落的稳定。6）每个学术部落都有自己独有的信念，如部落成员的各种传统、信仰、道德标准、行为准则。7）一般来说，要进入学术部落，都有相关的条件：一方面，有足够的专业技能水平；另一方面，需要忠实于自己的学术群体，并遵守它的各种准则。[12]
专业信念是同属于某一个专业的“学者共同体”的信念。“作为‘学者共同体’的一部分，共享把自己与他人区分开来的兴趣。共同体成员享有特权，特别是‘研究自由’和‘教学自由’。任何地方的专业信念都贬低所有的外部控制，强调个人自主和学院自治。”[13]那就是说，学者拥有教什么、如何教、研究什么、如何研究、服务什么、如何服务的自由，外人无权干涉。
3.大学组织权力的分化
米歇尔·福柯说：“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权力—知识贯穿权力——知识和构成权力——知识的发展变化和矛盾斗争，决定了知识的形式及其可能的领域。”[14]可见，权力需要知识，知识赋予权力以合法性和有效性，权力实施的同时也促成了知识的形成。“知识即权利”反映在大学组织中，就是学术权力。
对学术权力的争夺，导致大学组织权力的分化。从权力组织看，有基层组织权力、中层组织权力、上层组织权力。从权力形式看，有学科权力、院校权力、系统权力。从权力分配模式看，有大陆型模式、英国模式、美国模式、日本模式。每一种分化的权力还可以细分（见表1），因此，“学术系统中的合法权力采取多种形式，以至于参与者常常感到迷惑，外部的人感到茫然或恼怒。分析家把这种状况概括为‘有组织的无政府状态’”。[15]
资料来源：约翰·范德格拉夫等编著.学术权力[M].王承绪,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186-206
三、大学组织三要素的整合
高深知识既带来大学组织的分化，也带来大学组织的整合。所以克拉克说：“高等教育系统既不断地产生五花八门的形式，又不断地实施有条不紊的操作。”[16]大学组织的整合显现为大学组织三要素的整合。
1.大学组织活动方式的整合
高深知识虽然日益增多，但学术活动就其本质来说是一个整体。“科学必须着眼于其所有部分间的一致性，着眼于其部分与在人类普遍的活动和思维中不可避免地以为前提的条件之间的一致性。”[17]大卫·格里芬认为，学术活动的整体性之所以在当前日益重要，在于现代社会面临的问题日益复杂，需要来自不同学科和不同学院的学者共同探究。[18]
伊曼纽尔·华勒斯坦将格里芬的想法运用于大学中：[19]首先，建立跨学科研究中心，集合不同学科的学者围绕某些主题开展研究。其次，制定学术目标明确、有充足经费保证的研究规划。这种长效机制，使得不同学科的学者能在较长时间内开展合作研究。第三，采取强制性联合聘用教授的办法，制定教授在不同院系、大学工作的机制。最后，联合培养研究生。研究生的处境与教授的处境一样，只能在他们所隶属的学院从事研究工作。麻省理工学院跨学科博士生的培养机制为联合培养研究生提供了很好的范例。[20]
2.大学组织信念的整合
尽管不同的“学术部落”在不同的“学科领地”从事不同的活动，但其活动还是围绕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科学研究来开展的。学术信念的整合带来大学组织信念的整合。
克尔这样说论述系统信念的整合性：“大学正在前所未有地被要求生产知识来满足公民和地区的目的，满足国家的目的，甚至根本不为什么目的，就是相信大部分知识最终都可以为人类服务。而且，大学还被要求把知识传递给空前广泛的人民大众。”[21]
院校信念从性质来说，是一代又一代院校人在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科学研究中形成的。以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为例，两所大学的毕业生、科学研究重点、社会服务方式都不同。用一个最简单的比喻是，院校信念好像是一个泡菜坛子，不管什么人进入这个坛子，出来后都有同样的泡菜水味道。
学科信念。在伯纳德·巴伯看来，学科要践履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信念，需要某种“信念价值”：合理性、功利主义、个人主义、普遍主义、进步主义。合理性指“一种建制化的处于自我完善阶段的无止境的探索”；功利主义指学科发展也是“皈依上帝”的方式；个人主义指“受个人良心而不是受有组织的权威的驱使”；普遍主义指无论种族、信仰、肤色等，每个人都能成为学者；进步主义指坚信学科发展能促进社会和历史前进。[22]
专业信念的整合。尽管每个专业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信念不尽相同，但有些专业信念具有普适性。罗伯特·默顿认为，普适性的专业信念由两方面构成：科学价值观和科学规范。从科学价值观看，每一个学者需坚守科学的客观性和原创性。从科学规范看，学者需有普遍主义、公有主义、非谋利性、有组织的怀疑主义。科学价值观是客观性和原创性。而科学规范则源于价值观，是实现科学价值观的手段。科学规范的四个要素是互补关系。非谋利性引导学者的动机服从于科学目标，而不是升官发财；普遍主义要求评价和准入不以个人喜好为依据；公有主义要求学者及时公开其发现；有组织的怀疑主义要求学者集体审查科学上的发现。这些规范有助于实现科学的目标——追求新的客观的或实证的知识。[23]
3.大学组织权力的整合
高深知识之所以是权力，在于其不可替代性。在埃哈尔·费埃德伯格看来，权力既不是一种压迫性的力量，也不是强权，而是一种行动者的行动能力，是行动者在组织成员互动过程中占据获利优势的协商能力，由此产生了各种权力关系。权力关系是集体行动领域存在着的最为普遍的关系形态，这种关系体现为人们在进行合作的过程之中彼此协商、谈判、妥协互让，相互达成相对的共识。所以，权力是既竞争又协作的关系。[24]从费埃德伯格的观点出发，高深知识既带来大学组织权力的分化，也带来大学组织权力的整合。
从权力组织看，大学组织权力的基本特征是“底部沉重”。[25]那就是说，任何大学组织的改革，首先应该获得大学基层组织的赞同。没有基层组织的赞同，任何大学组织的改革不可能成功。但是，基层组织还需接受上层组织的宏观指导和中层组织的中观协调。
从权力形式看，系统权力、院校权力、学科权力各有利弊。系统权力虽然具有条理性和计划性，但靠层层下达的方式付诸实施，效率很低。院校权力虽具有针对性，但要接受系统权力的指导和学科权力的支持，其效果也大打折扣。学科权力影响力很大，能在较短的时间产生较大影响。但是，学科权力一旦变得根深蒂固，就会固步自封，不思进取。因此，这三种权力只有整合到一起，才能保持大学组织的常新和活力。
从权力分配模式看，大陆型模式、英国模式、美国模式、日本模式牢牢地烙上了历史的印记，不可能相互替换。不过，“每个国家的权力结构都有缺陷，都会激发人们去努力弥补这些缺陷，因此会产生有意识的改革和无意识的调整”。[26]
四、高深知识与大学组织三要素的有机平衡
大学组织既分化又整合，看似无法理喻，实则是大学组织的本性。“这种无序与有序相互作用，相互激励。……变化与反变化的矛盾对于适应机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一个适于应变的体制正是靠着无序和有序之间的对立，才免于一成不变的。”[27]所以说，大学组织的分化与整合处于平衡状态。这里的平衡不是数学意义上的平均，而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有机和谐。大学组织要有机地平衡分化与整合，必须从高深知识出发，因为分化与整合的平衡在于更好地生产高深知识。
1.从学术活动方式出发去平衡大学组织活动方式的分化与整合
“创造发明是天经地义的，而差异和多元则是这种创造发明的要旨。……知识将一如既往地保持它那四分五裂的不完美形态。”[28]那就是说，高深知识永远是高不可攀和深不可测的，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人去努力去探索。不过，学术活动方式呈现的特征是：学科虽然日益分化，但跨学科合作日益重要。这不仅是高深知识自身发展的必然，也是社会问题日益复杂的必然，因为这些问题涉及到不同学科的合作。同理，尽管学院日益增多，但涉及到一些复杂问题的时候，还需要不同学院联手解决。因此，大学组织活动方式将一如既往地保持“矩形结构”，因为这种活动方式能适应学术活动既分化又整合的特征。
2.从学术信念出发去平衡大学组织信念的分化与整合
大学从创办初始到现在，贯穿着三种学术信念：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不过，这三种信念经常发生冲突，甚至发生对抗，这就要作出调整，允许这三种信念同时存在。“现在我们将大学的功能归结为三句话：一是创造知识；二是传授知识和培养人才；三是服务社会，使得大学对社会上的一些需求有一定的适应能力。那么正是有这样一些基本的理念，才使得大学和加入大学的这些人能够孜孜不倦地去追求、去维护这一组织的持续发展。”[29]因此，大学组织信念要紧随学术信念，做到这三种信念彼此共存。
3.从学术权力出发去平衡大学组织权力的分化与整合
布鲁贝克认为学术权力由政治论哲学和认识论哲学规定。从布鲁贝克观点出发，学术权力有三种：源自政治论的国家式学术权力和市场式学术权力，源自认识论的专业式学术权力。所谓国家式学术权力，就是大学面向国家需要生产高深知识。所谓市场式学术权力，就是大学面向市场需要生产高深知识。所谓专业式学术权力，就是大学遵循知识自身的逻辑去生产高深知识。前两种知识生产方式倡导大学成为社会的知识工厂和思想库，成为科技进步的孵化器和社会进步的加速器，成为大学—产业界—政府的三重螺旋模型中的轴心机构。后一种知识生产方式倡导为学术而学术，反对大学成为社会的“风向标”，大学不应该随着社会的节拍翩翩起舞。这三种学术权力各有利弊，应该三者兼顾。因此，大学组织权利应该以保持这三种权力的平衡来分配权力，不能顾此失彼。
参考文献：
[1][2]伯顿·R·克拉克主编.高等教育新论[M].王承绪,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24,48.
[3][4]约翰·S·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王承绪,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2,13.
[5]刘易斯·科塞.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M].郭方,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前言
[6][8][11][13][15][16][25][26][27][28]伯顿·R·克拉克.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M].王承绪,等,译.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33,14,105,101,137,239,145,223,239,314.
[7][21]克拉克·克尔.大学之用[M].高铦,高戈,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23,1.
[9][10][12]托尼·比彻,保罗·特罗勒尔.学术部落及其领地:知识探索与学科文化[M].唐跃勤,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71,24,48-50.
[14]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29-30.
[17][18]大卫·格里芬编.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M].马季方,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37,31-38.
[19]伊曼纽尔·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M].刘锋,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111-113.
[20]熊华军.MIT跨学科博士生的培养及其启示[J].比较教育研究,2006,(4):46-49.
[22]伯纳德·巴伯.科学与社会秩序[M].顾昕,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73-78.
[23]罗伯特·默顿.科学社会学[M].鲁旭东,林聚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365-379.
[24]埃哈尔·费埃德伯格.权力与规则:组织行动的动力[M].张月,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译者序.
[29]张维迎.大学的逻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20.
（责任编辑：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