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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1995至1999年死亡资料的研究结果显示，在中国，每年有28.7万人自杀死亡，至少200万人自杀未遂，一个人自杀会对周围至少6个人的精神和心理产生长期的负面影响。相较于疾病或意外逝世，亲属的自杀会带来更加深重、难以面对的复杂痛苦。留下的生者活在一个个互不相连的黑洞中，他们无处诉说，却期望着光亮和出口。
“如果能回到那天之前”
夜深了，时间过了1点，云飞坐在床上无法入眠，他悄悄拿出弟弟生前用旧了的手机。许多个无声的夜晚，他沉浸在知乎（网络知识分享社区）、失独吧、丧偶吧，寻找和他有相似经历的人。他的哭泣是无声的，有时候难以抑制想要大哭，他会跑到卫生间或者楼下，不愿被家人发现。
2016年冬天，弟弟自杀离世，留下30岁的云飞错愕、自责与漫长的悲伤。美国自杀防治中心创办者、心理学家施耐德曼首次将这群遭遇亲属自杀的人们称为“自杀者遗族”。
云飞一家兄妹三人，当时，他和妹妹在外地工作，26岁的弟弟在老家湖南娄底，是一所私立寄宿学校六年级的数学老师。云飞想不通，弟弟从小成绩好，节约、温顺、善良，和家人关系亲密。弟弟的自杀看上去几乎没有任何征兆。
而对38岁的杨阳而言，丈夫的自杀是她惶恐已久的结果。在外人看来，杨阳一家幸福美满。丈夫名校毕业，在大公司做软件研发工程师，杨阳也在外企工作，收入优越。他们婚后一年有了一个儿子。但在丈夫心底，一直有一个深藏已久的秘密——母亲是一名精神病患者，父亲和他也没有情感交流。从小到大，他把这件事紧紧地隐藏着，不愿让别人知道。抑郁症发作时，他会向杨阳不断倾诉童年的不幸。
吃药后，丈夫的病情时好时坏。到最严重的时候，丈夫已经随时打算自杀。焦虑和恐惧日日蚕食着她的生活，让她成了惊弓之鸟。杨阳会时常心悸、出汗、惊恐，听到电话铃声響起来会心惊胆战。上班时，她总是盯着微信，害怕丈夫又没了音讯。如果没有回复，她就打电话给丈夫公司询问下落，听到他的声音才能够放心。
现在，那种担忧、孤立无援的巨大痛苦又一次像海水一样将她淹没。她躺在床上，睁着眼睛一遍又一遍回想丈夫自杀时的无助。“如果能够阻止他，一切会不会不一样？”
“如果”，这是在所有自杀者亲友的脑海中挥之不去的词。在知乎问题“获知亲人或者朋友自杀后，是什么感觉”下面，经历亲人自杀的人们渴望在另一个时空中，能够成功挽回亲人的死亡：“如果我当时在他身边”，“如果我能接到那个电话”，“如果能回到那一天之前”。
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范围内发起的预防自杀计划SUPRE于2000年出版的公开手册《预防自杀：系列读物》显示，研究表明，与因自然原因丧失亲友的人相比，自杀身亡者的亲友更多地感觉对死者的死负有责任、受到排斥和抛弃。同时，自杀身亡者的亲友有可能花费更多的时间来琢磨自杀身亡者的自杀动机，“为什么”这个问题不断萦绕在他们心头。
云飞还没有放弃寻找弟弟死亡的动机。他请了长假，到弟弟学校调取监控录像，联系弟弟的朋友询问他生前的状态，去现场反复查勘。一个月后，云飞回到单位工作，走在路上，眼泪随时随地会掉下来。渐渐地，他不再寻找弟弟自杀的原因，他用起了弟弟遗留的手机，把所有照片和信息都留着。有一次，手机屏幕摔坏了，云飞又花了500元换了屏幕和电池。
自杀被认为是一件丢人的事情
弟弟离开后的两年里，云飞和父母很少提起弟弟，偶尔聚在一起聊天时说起，他们会刻意避开，家里陷入沉默。瞒着妻子和女儿，深夜，云飞在网络上搜索了很久抑郁症的相关表现，想知道弟弟的死因，却发现很多人每天都在寻死。压抑和无力让他难以承受，他甚至觉得弟弟的事情没发生之前，他根本感受不到别人的悲伤。
许多自杀者亲友长久地生活在孤岛中，和他人甚至家人都无法谈论亲人的自杀。“在我们的文化里，谈论死亡是公众的禁忌，更不用说自杀了。自杀被认为是一件丢人的事情，所以，自杀者亲友除了要面对失去亲人的悲伤之外，还要面对邻里、亲朋的指指点点，甚至其他亲人的指责，这会让他们更痛苦。”北京回龙观医院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的心理治疗师、负责自杀亲友小组的郎俊莲说。
多年前，她曾经接触过一名经历女儿自杀的母亲，她抛弃了近30年的旧居，为了躲避亲朋好友的指点，“在家里实在受不了，夫妻两个人就向外逃”。也有的自杀者亲友身处痛苦之中，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的亲人因自杀死亡，会隐瞒事实真相，“撒谎说亲人是其他方式死亡”。
杨阳也在寻找痛苦的出口。她打电话给最好的朋友：“我不想上班，也不想用以前的QQ和微信了。”她想把过去全都抹净。
时间会成为最好的解药
杨阳胡乱摸索，到处寻找能够支撑自己的力量。她研究佛教，也参加各种讲座，这些都没有让她好过，“鱼龙混杂，病没看好，还花了不少钱”。她在网络上搜索自杀者亲属的支持机构，然而线下活动在北京，她参加不了。她去医院进行心理咨询，对面的咨询师不停看表，时间到了就收钱。走出医院，她感到更加绝望。
五年后，她找到了在现实中久违的理解和支持，对未来有了新的信念：“只要我长期坚持下去，一定能走出来。”她终于能够面对充满伤痕的过去，对自己说“作为抑郁症患者的至亲，他在最痛苦的时间唯一保持联系的人，我们应该谢谢这份信任。”她在知乎上找到仍然身处困境中的抑郁症家属，一个个留言，告诉他们抑郁症可以治疗，而抑郁症的家属也要寻找支持。
“每个人走出悲伤的历程、方式和时间都不同，有的人需要半年，有的人需要好几年，有的可能会停滞在哀伤的某个阶段。在走出悲伤的历程中，痛苦的情绪体验也会时常反复。”郎俊莲说。
在这个过程中，一些自杀者亲友开始寻求专业的援助。2002年12月，北京回龙观医院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成立了中国大陆第一个免费服务于自杀者亲友的互助团体。到2017年，先后有1000 多名自杀者亲友和自杀未遂者来寻求帮助。
面对前来的亲友，郎俊莲和同事会先对他们进行情绪状态的评估，针对不同的情况给予不同的处理，如处于急性应激状态，就给予一对一的心理辅导和心理健康教育，如有自杀念头就进行危机干预，如处在重度抑郁状态就建议就医。
在杨阳看来，家人和朋友的陪伴也是自杀者亲友走出悲伤过程中重要的支持资源。而时间也会成为最好的解药。
“如果能回到那天之前”
夜深了，时间过了1点，云飞坐在床上无法入眠，他悄悄拿出弟弟生前用旧了的手机。许多个无声的夜晚，他沉浸在知乎（网络知识分享社区）、失独吧、丧偶吧，寻找和他有相似经历的人。他的哭泣是无声的，有时候难以抑制想要大哭，他会跑到卫生间或者楼下，不愿被家人发现。
2016年冬天，弟弟自杀离世，留下30岁的云飞错愕、自责与漫长的悲伤。美国自杀防治中心创办者、心理学家施耐德曼首次将这群遭遇亲属自杀的人们称为“自杀者遗族”。
云飞一家兄妹三人，当时，他和妹妹在外地工作，26岁的弟弟在老家湖南娄底，是一所私立寄宿学校六年级的数学老师。云飞想不通，弟弟从小成绩好，节约、温顺、善良，和家人关系亲密。弟弟的自杀看上去几乎没有任何征兆。
而对38岁的杨阳而言，丈夫的自杀是她惶恐已久的结果。在外人看来，杨阳一家幸福美满。丈夫名校毕业，在大公司做软件研发工程师，杨阳也在外企工作，收入优越。他们婚后一年有了一个儿子。但在丈夫心底，一直有一个深藏已久的秘密——母亲是一名精神病患者，父亲和他也没有情感交流。从小到大，他把这件事紧紧地隐藏着，不愿让别人知道。抑郁症发作时，他会向杨阳不断倾诉童年的不幸。
吃药后，丈夫的病情时好时坏。到最严重的时候，丈夫已经随时打算自杀。焦虑和恐惧日日蚕食着她的生活，让她成了惊弓之鸟。杨阳会时常心悸、出汗、惊恐，听到电话铃声響起来会心惊胆战。上班时，她总是盯着微信，害怕丈夫又没了音讯。如果没有回复，她就打电话给丈夫公司询问下落，听到他的声音才能够放心。
现在，那种担忧、孤立无援的巨大痛苦又一次像海水一样将她淹没。她躺在床上，睁着眼睛一遍又一遍回想丈夫自杀时的无助。“如果能够阻止他，一切会不会不一样？”
“如果”，这是在所有自杀者亲友的脑海中挥之不去的词。在知乎问题“获知亲人或者朋友自杀后，是什么感觉”下面，经历亲人自杀的人们渴望在另一个时空中，能够成功挽回亲人的死亡：“如果我当时在他身边”，“如果我能接到那个电话”，“如果能回到那一天之前”。
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范围内发起的预防自杀计划SUPRE于2000年出版的公开手册《预防自杀：系列读物》显示，研究表明，与因自然原因丧失亲友的人相比，自杀身亡者的亲友更多地感觉对死者的死负有责任、受到排斥和抛弃。同时，自杀身亡者的亲友有可能花费更多的时间来琢磨自杀身亡者的自杀动机，“为什么”这个问题不断萦绕在他们心头。
云飞还没有放弃寻找弟弟死亡的动机。他请了长假，到弟弟学校调取监控录像，联系弟弟的朋友询问他生前的状态，去现场反复查勘。一个月后，云飞回到单位工作，走在路上，眼泪随时随地会掉下来。渐渐地，他不再寻找弟弟自杀的原因，他用起了弟弟遗留的手机，把所有照片和信息都留着。有一次，手机屏幕摔坏了，云飞又花了500元换了屏幕和电池。
自杀被认为是一件丢人的事情
弟弟离开后的两年里，云飞和父母很少提起弟弟，偶尔聚在一起聊天时说起，他们会刻意避开，家里陷入沉默。瞒着妻子和女儿，深夜，云飞在网络上搜索了很久抑郁症的相关表现，想知道弟弟的死因，却发现很多人每天都在寻死。压抑和无力让他难以承受，他甚至觉得弟弟的事情没发生之前，他根本感受不到别人的悲伤。
许多自杀者亲友长久地生活在孤岛中，和他人甚至家人都无法谈论亲人的自杀。“在我们的文化里，谈论死亡是公众的禁忌，更不用说自杀了。自杀被认为是一件丢人的事情，所以，自杀者亲友除了要面对失去亲人的悲伤之外，还要面对邻里、亲朋的指指点点，甚至其他亲人的指责，这会让他们更痛苦。”北京回龙观医院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的心理治疗师、负责自杀亲友小组的郎俊莲说。
多年前，她曾经接触过一名经历女儿自杀的母亲，她抛弃了近30年的旧居，为了躲避亲朋好友的指点，“在家里实在受不了，夫妻两个人就向外逃”。也有的自杀者亲友身处痛苦之中，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的亲人因自杀死亡，会隐瞒事实真相，“撒谎说亲人是其他方式死亡”。
杨阳也在寻找痛苦的出口。她打电话给最好的朋友：“我不想上班，也不想用以前的QQ和微信了。”她想把过去全都抹净。
时间会成为最好的解药
杨阳胡乱摸索，到处寻找能够支撑自己的力量。她研究佛教，也参加各种讲座，这些都没有让她好过，“鱼龙混杂，病没看好，还花了不少钱”。她在网络上搜索自杀者亲属的支持机构，然而线下活动在北京，她参加不了。她去医院进行心理咨询，对面的咨询师不停看表，时间到了就收钱。走出医院，她感到更加绝望。
五年后，她找到了在现实中久违的理解和支持，对未来有了新的信念：“只要我长期坚持下去，一定能走出来。”她终于能够面对充满伤痕的过去，对自己说“作为抑郁症患者的至亲，他在最痛苦的时间唯一保持联系的人，我们应该谢谢这份信任。”她在知乎上找到仍然身处困境中的抑郁症家属，一个个留言，告诉他们抑郁症可以治疗，而抑郁症的家属也要寻找支持。
“每个人走出悲伤的历程、方式和时间都不同，有的人需要半年，有的人需要好几年，有的可能会停滞在哀伤的某个阶段。在走出悲伤的历程中，痛苦的情绪体验也会时常反复。”郎俊莲说。
在这个过程中，一些自杀者亲友开始寻求专业的援助。2002年12月，北京回龙观医院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成立了中国大陆第一个免费服务于自杀者亲友的互助团体。到2017年，先后有1000 多名自杀者亲友和自杀未遂者来寻求帮助。
面对前来的亲友，郎俊莲和同事会先对他们进行情绪状态的评估，针对不同的情况给予不同的处理，如处于急性应激状态，就给予一对一的心理辅导和心理健康教育，如有自杀念头就进行危机干预，如处在重度抑郁状态就建议就医。
在杨阳看来，家人和朋友的陪伴也是自杀者亲友走出悲伤过程中重要的支持资源。而时间也会成为最好的解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