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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统计处的其他同事一般都会和“断崖”后的曹建方保持一定的距离。大家和他都没有太多的沟通，处里有接待性的饭局，也不会叫他参加。工作期间，曹建方每月和农垦
十八大之后，已有近30名省部级官员因违纪遭受“断崖式”降级处分，其中受处分稍“轻”的如湖北省委组织部原部长贺家铁，被降为正厅级非领导职务;被降得最“狠”的要数江西省委原秘书长赵智勇，直接从副部级降至科员。这些曾经身居高位的部级官员，转眼间便从公众的视线中消失。他们被降级后会不会正常上班？如何面对新同事？在生活中如何重新当一个普通人？这些话题在当地官场都会成为谈资。
“有事安排我来做”
受到处分后不久，大概是在2016年初的某一天，云南省委原常委、秘书长曹建方独自一人前往云南省农垦局报到。农垦局人事处一名负责人向记者回忆，他们按正常流程给他办了手续，和其他外单位调过来的干部是一样的。
在人事处工作人员的陪同下，曹建方去了规划统计处处长罗星明的办公室，那是他第一次见曹建方。见面聊了几句后，罗星明向曹建方介绍了处里的工作，并给了他一些资料，让他先熟悉情况。
“他的态度很诚恳。”罗星明说，刚到农垦局，曹建方就向他表态——“有事情可以安排我来做”。即便如此，罗星明还是觉得不方便给曹建方安排工作，因为规划统计处是专业性较强的业务部门，没有相关业务知识很难参与。
规划统计处没给曹建方安排固定的工作。上班时，他就看看书和资料。局里给他配备了工作用的电脑，但罗星明从没见他打开过。
据罗星明介绍，局里正常退居 “二线”的调研员一般也没有固定分工，但可以帮助处理一些临时性的任务，如在办公室、人事处这样的处室，可以帮忙参加会议、办理文件等，但规划统计处处理临时任务也要有前期了解，无法让曹建方帮忙，这就导致曹建方实际上无事可做，“不可能让他去帮忙打印文件吧”！
曹建方在农垦局会接受局里的考勤管理，“但不是每天都来，可能有事就不来”。罗星明说，他偶尔会请假，缘由一般都是身体不舒服或者家里有事，罗星明基本上也都批准。
规划统计处的其他同事一般都会和曹建方保持一定的距离。罗星明的印象中，大家和曹建方都没有太多的沟通，处里有接待性的饭局，他们也不会叫曹建方参加。在办公室里，罗星明会称呼曹建方“曹调”或者“老曹”，“总不能喊曹秘书长或者曹老领导吧”。
工作期间，曹建方每月和农垦局其他副处级干部领着同样的工资，不同的是，曹建方没有年终奖。人事处负责人解释，按规定不能给受处分的干部发奖。该负责人称，曹建方刚去报到那几天，同事们议论较多，但也就好奇了两天，过了个把星期就习惯了。
该负责人介绍，人事处会按要求将曹建方的工作情况定期向上级单位报告。
住进女儿家
不同于长期在昆明工作并拥有住宅的曹建方，张田欣由于没在昆明买房，被降级后不得不另寻安居之所。晋升为云南省委常委之前，张田欣一直在玉溪市和文山州工作，2006年，他从文山州委书记任上擢升云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
张田欣的亲家说，张田欣調到昆明后，住进了省委安排的 “周转房”，位于昆明市西昌路468号，也就是俗称的“省委一号院”。
在“省委一号院”居住了近8年，期间张田欣由省委宣传部长转任昆明市委书记。2014年7月，张田欣受到“断崖式”降级的处理后，不得不搬出“省委一号院”。此时，张田欣离退休还有不到一年的时间。无房的张田欣只能搬进女儿家里，和女儿、女婿一起生活。
身边住着老市委书记，成了小区住户们闲聊时常提起的话题，张田欣的举手投足在小区里都备受瞩目。邻居们常看到张田欣和夫人带着外孙在小区里遛弯，有些邻居还和他保持经常性往来。
一位和张田欣熟识的邻居告诉记者，张田欣没有车，出门都是女婿开车接送。
张田欣的亲家称，在女儿家住了近3年后，张田欣在不到1公里外的一个新楼盘买了一套小一点的房子，已经入住。但张田欣还会常回女儿家，和亲家轮流照看小孩。张田欣的女儿在昆明一所大学工作，育有一男一女，他和亲家如果没有什么事，每半个月轮流一次。
记者造访时，张田欣不在，他在电话中以“近期不在昆明”为由婉拒了采访请求。
并不是“软着陆”
张田欣被降级之后，“断崖”的处理方式在中共党内被多次使用。这种处理方式对应了党内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中的第三种：对严重违纪的重处分、作出重大职务调整。
已被“断崖”的近30名省部级官员，在中纪委的通报里，都被指出“严重违纪”，通报也指出了每个人的违纪情节，较普遍的是利用职务便利谋取利益，张田欣及江西省委原常委、 秘书长赵智勇和江西省政协原副主席许爱民等人就属此类，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张力夫则因违纪收受礼品、礼金，此外还有因违反中央八项规定、公款消费而被降级的。
部分官员的违纪情节较为特殊，如湖北省委组织部原部长贺家铁，除了违反八项规定外，还在担任中央巡视组副组长期间泄露巡视工作秘密;四川省原省长魏宏插手了司法活动;广西政协原副主席赖德荣则有多次到境外赌博的情节。
遭降级的干部几乎都被定性为“违纪但不违法”，一般认为，遭“断崖式”降级处理的官员已经“软着陆”，不会被移送司法机关。其实，只要有新证据出现，“断崖”之后依然有被法办的可能。
今年4月，云南多个地州党委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了上级下发的有关案情通报的文件，这份文件的标题就指出“‘断崖’不是‘软着陆’”。2017年8月，在农垦局工作不到两年的曹建方办理了退休手续。今年1月，曹建方再次被查，双开并移送司法机关。
局其他副处级干部领着同样的工资，不同的是，他没有年终奖。
十八大之后，已有近30名省部级官员因违纪遭受“断崖式”降级处分，其中受处分稍“轻”的如湖北省委组织部原部长贺家铁，被降为正厅级非领导职务;被降得最“狠”的要数江西省委原秘书长赵智勇，直接从副部级降至科员。这些曾经身居高位的部级官员，转眼间便从公众的视线中消失。他们被降级后会不会正常上班？如何面对新同事？在生活中如何重新当一个普通人？这些话题在当地官场都会成为谈资。
“有事安排我来做”
受到处分后不久，大概是在2016年初的某一天，云南省委原常委、秘书长曹建方独自一人前往云南省农垦局报到。农垦局人事处一名负责人向记者回忆，他们按正常流程给他办了手续，和其他外单位调过来的干部是一样的。
在人事处工作人员的陪同下，曹建方去了规划统计处处长罗星明的办公室，那是他第一次见曹建方。见面聊了几句后，罗星明向曹建方介绍了处里的工作，并给了他一些资料，让他先熟悉情况。
“他的态度很诚恳。”罗星明说，刚到农垦局，曹建方就向他表态——“有事情可以安排我来做”。即便如此，罗星明还是觉得不方便给曹建方安排工作，因为规划统计处是专业性较强的业务部门，没有相关业务知识很难参与。
规划统计处没给曹建方安排固定的工作。上班时，他就看看书和资料。局里给他配备了工作用的电脑，但罗星明从没见他打开过。
据罗星明介绍，局里正常退居 “二线”的调研员一般也没有固定分工，但可以帮助处理一些临时性的任务，如在办公室、人事处这样的处室，可以帮忙参加会议、办理文件等，但规划统计处处理临时任务也要有前期了解，无法让曹建方帮忙，这就导致曹建方实际上无事可做，“不可能让他去帮忙打印文件吧”！
曹建方在农垦局会接受局里的考勤管理，“但不是每天都来，可能有事就不来”。罗星明说，他偶尔会请假，缘由一般都是身体不舒服或者家里有事，罗星明基本上也都批准。
规划统计处的其他同事一般都会和曹建方保持一定的距离。罗星明的印象中，大家和曹建方都没有太多的沟通，处里有接待性的饭局，他们也不会叫曹建方参加。在办公室里，罗星明会称呼曹建方“曹调”或者“老曹”，“总不能喊曹秘书长或者曹老领导吧”。
工作期间，曹建方每月和农垦局其他副处级干部领着同样的工资，不同的是，曹建方没有年终奖。人事处负责人解释，按规定不能给受处分的干部发奖。该负责人称，曹建方刚去报到那几天，同事们议论较多，但也就好奇了两天，过了个把星期就习惯了。
该负责人介绍，人事处会按要求将曹建方的工作情况定期向上级单位报告。
住进女儿家
不同于长期在昆明工作并拥有住宅的曹建方，张田欣由于没在昆明买房，被降级后不得不另寻安居之所。晋升为云南省委常委之前，张田欣一直在玉溪市和文山州工作，2006年，他从文山州委书记任上擢升云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
张田欣的亲家说，张田欣調到昆明后，住进了省委安排的 “周转房”，位于昆明市西昌路468号，也就是俗称的“省委一号院”。
在“省委一号院”居住了近8年，期间张田欣由省委宣传部长转任昆明市委书记。2014年7月，张田欣受到“断崖式”降级的处理后，不得不搬出“省委一号院”。此时，张田欣离退休还有不到一年的时间。无房的张田欣只能搬进女儿家里，和女儿、女婿一起生活。
身边住着老市委书记，成了小区住户们闲聊时常提起的话题，张田欣的举手投足在小区里都备受瞩目。邻居们常看到张田欣和夫人带着外孙在小区里遛弯，有些邻居还和他保持经常性往来。
一位和张田欣熟识的邻居告诉记者，张田欣没有车，出门都是女婿开车接送。
张田欣的亲家称，在女儿家住了近3年后，张田欣在不到1公里外的一个新楼盘买了一套小一点的房子，已经入住。但张田欣还会常回女儿家，和亲家轮流照看小孩。张田欣的女儿在昆明一所大学工作，育有一男一女，他和亲家如果没有什么事，每半个月轮流一次。
记者造访时，张田欣不在，他在电话中以“近期不在昆明”为由婉拒了采访请求。
并不是“软着陆”
张田欣被降级之后，“断崖”的处理方式在中共党内被多次使用。这种处理方式对应了党内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中的第三种：对严重违纪的重处分、作出重大职务调整。
已被“断崖”的近30名省部级官员，在中纪委的通报里，都被指出“严重违纪”，通报也指出了每个人的违纪情节，较普遍的是利用职务便利谋取利益，张田欣及江西省委原常委、 秘书长赵智勇和江西省政协原副主席许爱民等人就属此类，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张力夫则因违纪收受礼品、礼金，此外还有因违反中央八项规定、公款消费而被降级的。
部分官员的违纪情节较为特殊，如湖北省委组织部原部长贺家铁，除了违反八项规定外，还在担任中央巡视组副组长期间泄露巡视工作秘密;四川省原省长魏宏插手了司法活动;广西政协原副主席赖德荣则有多次到境外赌博的情节。
遭降级的干部几乎都被定性为“违纪但不违法”，一般认为，遭“断崖式”降级处理的官员已经“软着陆”，不会被移送司法机关。其实，只要有新证据出现，“断崖”之后依然有被法办的可能。
今年4月，云南多个地州党委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了上级下发的有关案情通报的文件，这份文件的标题就指出“‘断崖’不是‘软着陆’”。2017年8月，在农垦局工作不到两年的曹建方办理了退休手续。今年1月，曹建方再次被查，双开并移送司法机关。
局其他副处级干部领着同样的工资，不同的是，他没有年终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