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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晚清军事建设、洋务运动、以及外交活动等方面，李鸿章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人物。1901年梁启超为李鸿章作传，完成了《李鸿章传》一书，它是第一部研究李鸿章的专著。梁启超“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并且“以近世史之笔力行之”、“以公平之心行之”为其作传，客观公正地评价李鸿章的一生，充分展现了自己的客观史笔。
关键词：梁启超；客观史笔；《李鸿章传》
梁启超的《李鸿章传》（《中国四十年来大记事》）是第一部研究李鸿章的专著。传记通篇文言，书中用字之渊博，作者厚实之国学，不禁让人为之叹止。同时，本书与林语堂的《苏东坡传》、朱东润的《张居正大传》、吴晗的《朱元璋传》并称“二十世纪四大传记”。笔者试以此书为例，浅谈梁氏在军事、洋务、外交等方面对李鸿章进行评述时的客观史笔。
关于为一个人作传，梁氏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谈到：“为一个人作传，先要看为什么给他做，他值得作传的价值在哪几点。想清楚后，再行动笔。”①在他看来，李鸿章是那个时代的“伟大人物”，有为他作传的意义。“故为李鸿章作传，不可不以近世史之笔力行之”、“书中多为解免之言，颇有与俗论异同者，盖作史必当以公平之心行之，不然，何取乎祸梨枣也”②，这就是梁氏为李鸿章作传的态度。“不可不以近世史之笔力行之”、“盖作史必当以公平之心行之”，即是他想要展现的客观史笔。
梁氏开篇即认为：“一言蔽之，则以李鸿章为中国独一无二之代表人也。” ③他认为在中国近世的这段时间内，李鸿章不仅是“时势所造之英雄”，更是“造时势之英雄”。除此之外，梁氏还“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同时谦虚地把自己当作“常人”，希望可以“以常人而论非常人”，并从军事、洋务运动、外交、中日战争等方面对李鸿章进行详细的叙论。
关于军事上的李鸿章，梁氏谈到：“吾观中兴诸大臣，其声望之特达，以李鸿章为最迟，而其成名之高，当国之久，亦以李鸿章为最盛。”他给予李鸿章这么高的评价，因为其在淮军平吴等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这一过程中，李鸿章与曾国藩密切相关。李鸿章曾经师事曾国藩并得到赏识，他的精神与士气，深受曾的影响，并对曾有一种“事之父母，敬之如神明”的感恩敬仰之情。评价人物时，不仅要注意到这个人物本身，周围的人物也不能忽视。
在海军建设方面，李鸿章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梁氏认为：“海陆军事，是其生平全力所注也。…… 故兢兢焉以此为重，其眼光不可谓不加寻常人一等，而其心力瘁于此者亦至矣。”用一种“不寻常人”的眼光，以及踏实力行的精神，李鸿章海陆军事业取得一定的成就。
在洋务运动方面，梁氏认为：“吾一言以断之，则李鸿章坐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以为洋人之所务者，仅于如彼云云也。”虽然李鸿章在军事建设的思想见识方面，梁氏给予其较高的评价，但是其“以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作者没有掩饰李鸿章的缺点，仍指出其弊病所在。
对于李鸿章而言，洋务运动是其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是其“得意之历史终，而失意之历史方始矣”，之后对其影响较大的便是甲午战争以及一系列的外交活动。关于甲午战争，梁氏认为李鸿章有三个“失机”的地方，并且不能辞咎的地方有十二点，这十二点“皆可以为李鸿章罪者”。但是“日本果真与一人战也。以一人而战一国，合肥合肥，虽败亦豪哉”，以一人之力抵抗一国之力，李鸿章的失败是可以理解与宽容的，其虽败犹荣。
李鸿章在兵事上声誉的终止，也是他在外交上困难的开始。整体看来，“李鸿章外交之历史，实失败之历史也”。《中俄密约》以前中国为一种局面，《中俄密约》以后又变为另一局面。蒋廷黻也认为，李鸿章签订《中俄密约》对中国而言是一种“引狼入室”④。梁启超虽“深为李鸿章怜也”，但仍说“不能为李鸿章恕焉矣”。
在最后梁氏以两句话对李鸿章做整体的评价——“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不避劳苦，不畏谤言，是其所长也”、“李鸿章有才气而无学识之人也，有阅历而无血性之人也”。以一长一短、一优一缺整体进行评价，这就是梁氏眼中的李鸿章。
总之，在梁氏看来，李鸿章是中国历史上和十九世纪世界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有为他作传的必要。他从军事、外交、中日战争等方面对李鸿章进行评述，虽“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但是仍然“以近世史之笔力行之”、“以公平之心行之”，为读者展现了一个真实完整的李鸿章。同时，梁氏客观理智的治史方法，也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不断追求的。
注释：
①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95页。
②梁启超：《李鸿章传·序例》，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1-2页。
③梁启超：《李鸿章传》，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2页。下文若引用梁启超的观点，除过特别说明，均出自该书。
④详见蒋廷黻：《中国近代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71页。
（作者简介：王 兴（1990-），男，陕西泾阳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9级历史学基地班。）
关键词：梁启超；客观史笔；《李鸿章传》
梁启超的《李鸿章传》（《中国四十年来大记事》）是第一部研究李鸿章的专著。传记通篇文言，书中用字之渊博，作者厚实之国学，不禁让人为之叹止。同时，本书与林语堂的《苏东坡传》、朱东润的《张居正大传》、吴晗的《朱元璋传》并称“二十世纪四大传记”。笔者试以此书为例，浅谈梁氏在军事、洋务、外交等方面对李鸿章进行评述时的客观史笔。
关于为一个人作传，梁氏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谈到：“为一个人作传，先要看为什么给他做，他值得作传的价值在哪几点。想清楚后，再行动笔。”①在他看来，李鸿章是那个时代的“伟大人物”，有为他作传的意义。“故为李鸿章作传，不可不以近世史之笔力行之”、“书中多为解免之言，颇有与俗论异同者，盖作史必当以公平之心行之，不然，何取乎祸梨枣也”②，这就是梁氏为李鸿章作传的态度。“不可不以近世史之笔力行之”、“盖作史必当以公平之心行之”，即是他想要展现的客观史笔。
梁氏开篇即认为：“一言蔽之，则以李鸿章为中国独一无二之代表人也。” ③他认为在中国近世的这段时间内，李鸿章不仅是“时势所造之英雄”，更是“造时势之英雄”。除此之外，梁氏还“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同时谦虚地把自己当作“常人”，希望可以“以常人而论非常人”，并从军事、洋务运动、外交、中日战争等方面对李鸿章进行详细的叙论。
关于军事上的李鸿章，梁氏谈到：“吾观中兴诸大臣，其声望之特达，以李鸿章为最迟，而其成名之高，当国之久，亦以李鸿章为最盛。”他给予李鸿章这么高的评价，因为其在淮军平吴等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这一过程中，李鸿章与曾国藩密切相关。李鸿章曾经师事曾国藩并得到赏识，他的精神与士气，深受曾的影响，并对曾有一种“事之父母，敬之如神明”的感恩敬仰之情。评价人物时，不仅要注意到这个人物本身，周围的人物也不能忽视。
在海军建设方面，李鸿章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梁氏认为：“海陆军事，是其生平全力所注也。…… 故兢兢焉以此为重，其眼光不可谓不加寻常人一等，而其心力瘁于此者亦至矣。”用一种“不寻常人”的眼光，以及踏实力行的精神，李鸿章海陆军事业取得一定的成就。
在洋务运动方面，梁氏认为：“吾一言以断之，则李鸿章坐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以为洋人之所务者，仅于如彼云云也。”虽然李鸿章在军事建设的思想见识方面，梁氏给予其较高的评价，但是其“以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作者没有掩饰李鸿章的缺点，仍指出其弊病所在。
对于李鸿章而言，洋务运动是其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是其“得意之历史终，而失意之历史方始矣”，之后对其影响较大的便是甲午战争以及一系列的外交活动。关于甲午战争，梁氏认为李鸿章有三个“失机”的地方，并且不能辞咎的地方有十二点，这十二点“皆可以为李鸿章罪者”。但是“日本果真与一人战也。以一人而战一国，合肥合肥，虽败亦豪哉”，以一人之力抵抗一国之力，李鸿章的失败是可以理解与宽容的，其虽败犹荣。
李鸿章在兵事上声誉的终止，也是他在外交上困难的开始。整体看来，“李鸿章外交之历史，实失败之历史也”。《中俄密约》以前中国为一种局面，《中俄密约》以后又变为另一局面。蒋廷黻也认为，李鸿章签订《中俄密约》对中国而言是一种“引狼入室”④。梁启超虽“深为李鸿章怜也”，但仍说“不能为李鸿章恕焉矣”。
在最后梁氏以两句话对李鸿章做整体的评价——“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不避劳苦，不畏谤言，是其所长也”、“李鸿章有才气而无学识之人也，有阅历而无血性之人也”。以一长一短、一优一缺整体进行评价，这就是梁氏眼中的李鸿章。
总之，在梁氏看来，李鸿章是中国历史上和十九世纪世界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有为他作传的必要。他从军事、外交、中日战争等方面对李鸿章进行评述，虽“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但是仍然“以近世史之笔力行之”、“以公平之心行之”，为读者展现了一个真实完整的李鸿章。同时，梁氏客观理智的治史方法，也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不断追求的。
注释：
①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95页。
②梁启超：《李鸿章传·序例》，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1-2页。
③梁启超：《李鸿章传》，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2页。下文若引用梁启超的观点，除过特别说明，均出自该书。
④详见蒋廷黻：《中国近代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71页。
（作者简介：王 兴（1990-），男，陕西泾阳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9级历史学基地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