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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国有经济唱主角的局面不改变,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就不可能改变,就只能靠重工业、靠投资,然后靠出口市场来发展。
为什么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很难向消费驱动的模式转型,而只能够继续依赖投资、依赖出口?为什么对于中国而言,GDP增长速度如果低于8%就不行?为什么中国老百姓的收入增长速度总是慢于GDP的增速?为什么普通人能够感受得到的经济增长没有官方公布的GDP增速那么高?为什么需要8%或更高的GDP增速,才能产生足够多的就业机会?为什么中国GDP的增长所能带来的就业机会那么少,比其他国家普遍少很多?
30年后又到转折点
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明显成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在过去30年里,国有制体系确实让政府调动资源很容易,确实能实现“集中力量办大事”,政府投资的能力非常强,大型的建设项目、尤其是基础设施和工业基地,都很容易建成。
国家对资源和生产资料的控制,带来了一些好处。但是,其负面作用也很多,到今天甚至是负面后果大于正面,这种模式已使整个经济过于偏爱大型基础设施、工业建设等等,让经济过于依赖投资。这种模式不应该、也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因为说到底,经济发展的目的不只是为了建设,更重要的是人的终极幸福。
很多人会把发展与建设划上等号,接着又把经济建设与投资、生产能力的扩张等划上等号,这是很片面的。当生产能力上升到一定水平时,经济发展至少不完全等于产能的扩张,而更多的是要围绕生活的幸福,围绕消费空间的扩大,尤其是金融交易的深化。
国有经济大起来,民间消费低下去
在过去60年里,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在直线下降,而政府开支占GDP的比重直线上升,这两股趋势不论是在计划经济时代,还是在改革开放期间,都没有改变。这是为什么呢?
研究数据表明,国有经济比重越高的国家,其民间消费对GDP增速的敏感度就越低。所以,国有企业、国有资产在整个经济中比重越高,老百姓收入和民间消费就越会受到抑制。
从学理上说,为什么国有经济比重越高的社会,民间消费的相对增长速度就越低?现代经济学里有一个消费投资预算优化模型,该模型有一个基本假设,就是每个人和家庭都会有两种收入,都会影响个人或家庭的消费决策与储蓄决策。一种是劳动收入,即工资和其他与劳动有关的收入,另一种非常重要的收入是资产性收入,或称财富型、财产型收入,即资产升值带来的收益。如果整个社会的主要资产财富、产权是私有的,那么,这些私有的土地、资源、楼房、股票等,所有这些投资和非投资品种的增值都可以反映到每个个人、家庭的消费与投资预算约束中,可以直接进入老百姓的日常开支计算之中。这是私有制国家的情况。
但如果是国有制,差别就大了。名义上说,对于国有资产、国有企业和国有股权的升值,全民都有权分享。前年中石油A股上市时,整个中石油的市值超过1万亿美元,按理说,用这1万亿美元除以13亿人口,每个中国公民在中石油里面差不多有属于自己的1000美元财富,一个三口人的家庭在其中有3000美元的财富。只要中石油的股价涨10%,每个中国人的财富就差不多增加了100美元。如果是私有制,中石油、中石化、中国银行、工商银行等国有企业的股权财富就都能转换成民间收入和民间消费。众所周知,按照市值计算,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现在是全球排名前三的银行,但是这些银行的价值再高,升值再多,中石油升值再多,也不会给任何一个中国老百姓带来新的收入、新的消费或再投资愿望,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些国有资产升值和我们的收入没有关系。因为根据目前的全民所有制安排,这些资产名义上是全民所有,但实际上谁都不拥有。所以,我们每天决定可以花多少钱、存多少钱的时候,不会、也不能把国有资产的升值算进来。
正是因为国有制堵塞了上文提到的老百姓的财产性收入渠道,所以,在我们以GDP的增速做比较之前,大致上应该先把中国的GDP增速除以2,然后才可以比较。原因就是,中国的GDP增长,基本上只是通过劳动收入这个单一渠道,对老百姓的消费增长发挥作用,财富增值这个渠道被国有制封住了。
财富配比中的“国进民退”
从收入的角度看,也就是看每年的国民收入,如果按照3个群体来分,亦即政府、城镇居民、农民3个群体,哪个群体分享到的最多、哪个群体从增长中分享到的最少?
我们可以将国民收入在3个群体之间进行分配,即政府、城镇居民和农民的收入。从1995年到2007年,扣除通货膨胀的影响之后,仅预算内的国家财政税收就翻了5.7倍,这还不包括土地销售收入、地方和中央预算外的收入。而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在同期间增长了1.7倍,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只增长了1.2倍。
政府在国民收入中分到的比重,在过去12年里不断膨胀。这必然意味着老百姓分到的这一块越来越小。经济增长的成果由政府拿走的最多,其次是城镇居民,分享最少的是农民。
从1978年到2007年中国政府规模的变化,看看国家财政税收每年相当于多少个城镇居民一年的收入。1978年,国家财政税收相当于3.3亿名城镇居民当年的可支配收入。到1994年和1995年,财政税收相当于1.5亿名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政府的相对规模在改革开放的前十几年里缩减了一半。
但是,1995年的税收体制改革,其直接效果是使政府从国民收入中拿到的比重重新大规模回升。所以到了2007年,国家财政税收又上升到相当于3.7亿个城镇居民的收入,比1978年的还要大。从1978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所实施的改革的确在朝小政府的方向迈进;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又重新向大政府迈进;最近由于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政府在开支和投资方面的支出增加,再次使政府规模上升。
相对于农民的纯收入而言,1978年的国家财政税收等于当年8.5亿名农民的纯收入;1996年时,相当于3.8亿名农民的纯收入,到2007年这个数字是12.3亿名农民的纯收入。
所以,如果征税是掌握在行政部门的手里,其结果是失控,而且趋势越来越严重。我们还没有一个可靠的制度机制来保证所谓的“第二次分配”真正能实现,分配到我们希望的对象上,花到民生项目上。
区别不只在效率
国有经济带来的负面作用,除了抑制民间消费以外,其他方面的后果也很值得思考。
国有和民有两种不同的制度安排带来两种不同的产品需求结构,由此带来的发展机会和产业结构当然会不同。正因为这个原因,私有制经济往往能促进第三产业和轻工业的发展,而今天的和过去的国有制经济都经历过轻工业、第三产业严重落后的局面。需求结构在私有制和国有制安排中出现的这种差别,最后演变成两种完全不同的经济结构,所以在国有制下的国有经济结构必然把重心放在工业上,放在高污染、高资源消耗的重化工业上,而私有制经济必然会更偏重于轻工业、消费品和第三产业。任何国家的经济结构都是由它的需求结构导致的,需求结构会决定整个经济的供给结构。
如果按照这个思路去想,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说只要国有经济唱主角的局面不改变,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就不可能改变,就只能靠重化工业、靠投资,然后靠出口市场来发展。
在就业的问题上,只要社会资本主要由政府掌握并且由政府把钱主要花在国有企业上,花在工业项目和基础设施上,我们所能创造的就业机会就不会多。比如,从1990年到2006年,对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历来是对民营企业固定投资的3～4倍。例如,2006年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为8万亿元,而民营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是2万亿元,仅为前者的1/4。
那么,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这种投资结构,所产生的就业后果怎样?从1990年到2006年,民营企业每年在创造就业岗位,而国有企业每年都在丧失就业岗位。1998年国有企业在改制,总共损失2000多万个就业机会,而民营企业在该年创造了500万个就业;1999年,国企丧失了500万个就业机会,到2006年还是减少了50万个就业。相比之下,民营企业在1999年新增150万个就业机会,2005年新增520万个就业,2006年也增加了450万个就业。
换句话说,从最大化地创造就业的目标看,过去这些年在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之间的投资分配,是非常低效的,是最不利于就业机会最大化的。这样的做法,或许能让GDP按照“打肿脸充胖子”的方式虚增,但对民间就业是很不利的。正因为这个原因,中国的GDP增长带来的就业很少,必须要靠8%或更高的增速才能勉强解决每年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需要。(摘自:《国际融资》2009年第8期 编辑:张小玲)
为什么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很难向消费驱动的模式转型,而只能够继续依赖投资、依赖出口?为什么对于中国而言,GDP增长速度如果低于8%就不行?为什么中国老百姓的收入增长速度总是慢于GDP的增速?为什么普通人能够感受得到的经济增长没有官方公布的GDP增速那么高?为什么需要8%或更高的GDP增速,才能产生足够多的就业机会?为什么中国GDP的增长所能带来的就业机会那么少,比其他国家普遍少很多?
30年后又到转折点
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明显成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在过去30年里,国有制体系确实让政府调动资源很容易,确实能实现“集中力量办大事”,政府投资的能力非常强,大型的建设项目、尤其是基础设施和工业基地,都很容易建成。
国家对资源和生产资料的控制,带来了一些好处。但是,其负面作用也很多,到今天甚至是负面后果大于正面,这种模式已使整个经济过于偏爱大型基础设施、工业建设等等,让经济过于依赖投资。这种模式不应该、也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因为说到底,经济发展的目的不只是为了建设,更重要的是人的终极幸福。
很多人会把发展与建设划上等号,接着又把经济建设与投资、生产能力的扩张等划上等号,这是很片面的。当生产能力上升到一定水平时,经济发展至少不完全等于产能的扩张,而更多的是要围绕生活的幸福,围绕消费空间的扩大,尤其是金融交易的深化。
国有经济大起来,民间消费低下去
在过去60年里,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在直线下降,而政府开支占GDP的比重直线上升,这两股趋势不论是在计划经济时代,还是在改革开放期间,都没有改变。这是为什么呢?
研究数据表明,国有经济比重越高的国家,其民间消费对GDP增速的敏感度就越低。所以,国有企业、国有资产在整个经济中比重越高,老百姓收入和民间消费就越会受到抑制。
从学理上说,为什么国有经济比重越高的社会,民间消费的相对增长速度就越低?现代经济学里有一个消费投资预算优化模型,该模型有一个基本假设,就是每个人和家庭都会有两种收入,都会影响个人或家庭的消费决策与储蓄决策。一种是劳动收入,即工资和其他与劳动有关的收入,另一种非常重要的收入是资产性收入,或称财富型、财产型收入,即资产升值带来的收益。如果整个社会的主要资产财富、产权是私有的,那么,这些私有的土地、资源、楼房、股票等,所有这些投资和非投资品种的增值都可以反映到每个个人、家庭的消费与投资预算约束中,可以直接进入老百姓的日常开支计算之中。这是私有制国家的情况。
但如果是国有制,差别就大了。名义上说,对于国有资产、国有企业和国有股权的升值,全民都有权分享。前年中石油A股上市时,整个中石油的市值超过1万亿美元,按理说,用这1万亿美元除以13亿人口,每个中国公民在中石油里面差不多有属于自己的1000美元财富,一个三口人的家庭在其中有3000美元的财富。只要中石油的股价涨10%,每个中国人的财富就差不多增加了100美元。如果是私有制,中石油、中石化、中国银行、工商银行等国有企业的股权财富就都能转换成民间收入和民间消费。众所周知,按照市值计算,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现在是全球排名前三的银行,但是这些银行的价值再高,升值再多,中石油升值再多,也不会给任何一个中国老百姓带来新的收入、新的消费或再投资愿望,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些国有资产升值和我们的收入没有关系。因为根据目前的全民所有制安排,这些资产名义上是全民所有,但实际上谁都不拥有。所以,我们每天决定可以花多少钱、存多少钱的时候,不会、也不能把国有资产的升值算进来。
正是因为国有制堵塞了上文提到的老百姓的财产性收入渠道,所以,在我们以GDP的增速做比较之前,大致上应该先把中国的GDP增速除以2,然后才可以比较。原因就是,中国的GDP增长,基本上只是通过劳动收入这个单一渠道,对老百姓的消费增长发挥作用,财富增值这个渠道被国有制封住了。
财富配比中的“国进民退”
从收入的角度看,也就是看每年的国民收入,如果按照3个群体来分,亦即政府、城镇居民、农民3个群体,哪个群体分享到的最多、哪个群体从增长中分享到的最少?
我们可以将国民收入在3个群体之间进行分配,即政府、城镇居民和农民的收入。从1995年到2007年,扣除通货膨胀的影响之后,仅预算内的国家财政税收就翻了5.7倍,这还不包括土地销售收入、地方和中央预算外的收入。而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在同期间增长了1.7倍,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只增长了1.2倍。
政府在国民收入中分到的比重,在过去12年里不断膨胀。这必然意味着老百姓分到的这一块越来越小。经济增长的成果由政府拿走的最多,其次是城镇居民,分享最少的是农民。
从1978年到2007年中国政府规模的变化,看看国家财政税收每年相当于多少个城镇居民一年的收入。1978年,国家财政税收相当于3.3亿名城镇居民当年的可支配收入。到1994年和1995年,财政税收相当于1.5亿名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政府的相对规模在改革开放的前十几年里缩减了一半。
但是,1995年的税收体制改革,其直接效果是使政府从国民收入中拿到的比重重新大规模回升。所以到了2007年,国家财政税收又上升到相当于3.7亿个城镇居民的收入,比1978年的还要大。从1978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所实施的改革的确在朝小政府的方向迈进;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又重新向大政府迈进;最近由于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政府在开支和投资方面的支出增加,再次使政府规模上升。
相对于农民的纯收入而言,1978年的国家财政税收等于当年8.5亿名农民的纯收入;1996年时,相当于3.8亿名农民的纯收入,到2007年这个数字是12.3亿名农民的纯收入。
所以,如果征税是掌握在行政部门的手里,其结果是失控,而且趋势越来越严重。我们还没有一个可靠的制度机制来保证所谓的“第二次分配”真正能实现,分配到我们希望的对象上,花到民生项目上。
区别不只在效率
国有经济带来的负面作用,除了抑制民间消费以外,其他方面的后果也很值得思考。
国有和民有两种不同的制度安排带来两种不同的产品需求结构,由此带来的发展机会和产业结构当然会不同。正因为这个原因,私有制经济往往能促进第三产业和轻工业的发展,而今天的和过去的国有制经济都经历过轻工业、第三产业严重落后的局面。需求结构在私有制和国有制安排中出现的这种差别,最后演变成两种完全不同的经济结构,所以在国有制下的国有经济结构必然把重心放在工业上,放在高污染、高资源消耗的重化工业上,而私有制经济必然会更偏重于轻工业、消费品和第三产业。任何国家的经济结构都是由它的需求结构导致的,需求结构会决定整个经济的供给结构。
如果按照这个思路去想,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说只要国有经济唱主角的局面不改变,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就不可能改变,就只能靠重化工业、靠投资,然后靠出口市场来发展。
在就业的问题上,只要社会资本主要由政府掌握并且由政府把钱主要花在国有企业上,花在工业项目和基础设施上,我们所能创造的就业机会就不会多。比如,从1990年到2006年,对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历来是对民营企业固定投资的3～4倍。例如,2006年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为8万亿元,而民营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是2万亿元,仅为前者的1/4。
那么,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这种投资结构,所产生的就业后果怎样?从1990年到2006年,民营企业每年在创造就业岗位,而国有企业每年都在丧失就业岗位。1998年国有企业在改制,总共损失2000多万个就业机会,而民营企业在该年创造了500万个就业;1999年,国企丧失了500万个就业机会,到2006年还是减少了50万个就业。相比之下,民营企业在1999年新增150万个就业机会,2005年新增520万个就业,2006年也增加了450万个就业。
换句话说,从最大化地创造就业的目标看,过去这些年在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之间的投资分配,是非常低效的,是最不利于就业机会最大化的。这样的做法,或许能让GDP按照“打肿脸充胖子”的方式虚增,但对民间就业是很不利的。正因为这个原因,中国的GDP增长带来的就业很少,必须要靠8%或更高的增速才能勉强解决每年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需要。(摘自:《国际融资》2009年第8期 编辑:张小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