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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国历史的发展来看，到了明清时期，由于社会的剧烈变动以及医药学知识社会化的进一步发展，行医已逐渐成为一种开放性的职业。(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疾病医疗社会史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与此前历朝历代相比，明清时期的医病关系渐趋紧张，医病双方的疏离感日益强烈。在这种大的历史背景下，医家的行医活动也便具有了许多新的时代特征。成书于清代末期的章回体小说《医界镜》所欲揭示的即是在这样的一种医疗文化脉络中部分医者的行医之道。作者儒林医隐以贝仲英、贝祖荫父子的行医经历及见闻为主线，生动地刻画出了贝氏父子、周药师、瞿逢时以及顾东生等一批医家形象。书中对于医家博取声名的技巧、邀功避罪的方式以及医疗纠纷等情形着墨颇多，为我们窥知明清时期民间的行医活动提供了生动而翔实的记录。
一
在我国古代民间，对行医资格是没有什么严格规定的。如果一个人因为志趣之故，或为生活所迫决计行医，何时何地“挂牌”几乎完全是个人的事情。到了明清时期，伴随着行医渠道的日趋多元化，为求生计而操持医业者大有人在。无论是科场蹭蹬的士人，还是贩夫走卒之流亚，只要粗通文字、稍识药性，皆有从医的可能。《医界镜》所着力揭示与批判的，即多是这样的人物。像书中的主人公贝仲英、贝祖荫以及曾为贝家书童的周药师，无不是为了生计而做了医生的。仅以贝仲英为例，《医界镜》中第一回是这样介绍他从事医学的缘由的：
这人本是个读书的秀士，家道素来贫苦，设怅授徒，兀兀穷年，不过博得数十千文。眼见得世上俗医纷纷，一样都赚得好银钱，乃将念头回过来，转到医道上去。
在将“从前涉猎过的医书”和“王叔和、李濒湖等脉诀”加以一番温习和研究后，贝仲英便选定了一个黄道吉日，“买些纸马三牲，烧了一个发财路头。贡献巳毕，爆竹声中，门口竖起一块金字招牌，写着：贝仲英内科男妇方脉。又写了许多招子，四面八方，各处黏贴”。
医家一旦挂牌后，如何招徕生意显然是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必须要认真面对。当然，对于一位医技娴熟的医家来说，天长日久自然会渐渐地为大家所信赖。但对于希图借医糊口的医家来说，这个过程恐怕就太漫长了。因此，开业之医的经营之道，也就非常具有技巧性。
对于一名刚刚开业的医家来说，最忌讳的就是连连碰上不治之症。对此，如果医家能够了然于胸设法规避，自然万事大吉；否则，很容易就会坏掉名声。贝仲英在开业之初，就碰到了这种坏运气，“所诊之病，大半死症”，结果“一月之后，遂无问津者”。
与近现代的行医方式迥然有别，古人行医其实大多是在某种特定的人情脉络中进行的。从现有的研究来看，明清时期的普通民众在遭遇疾患时，一般会有亲友近邻荐医；而对于一些士绅贵族来说，则会有很多名医朋友。也就是说，医家若想生意兴隆，在掌握医疗技艺之外，还要经营好人脉以推广自身的影响。
为博取丰厚的酬劳，特别是借助士绅的影响力迅速成名，明清时期的医家往往对士绅豪门趋之若鹜。如若能够直接与权贵相往还自然会少走许多弯路，即使不能也要想法子间接地搭上关系。《医界镜》中贝仲英之子祖荫就是通过这样的途径来发迹的。在未成名前的一段日子里，祖荫每天都会到戏园子里去看戏，挑选那有名的红相公一起吃馆子，行赏赐。祖荫的阔绰在相公们的逢人吹嘘下，“渐渐吹入那些阔老耳朵里去，也有几人与他来往”。加之祖荫又练得一手好字，经常开一些和和平平的药来讨官宦之家的欢喜，由此一来，“倒也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一二年中，把祖荫的医名，闹出来了”(第七回)。
与攀附士绅来迅速拓展人际网络同一个道理，在普通百姓中行医也需要累积足够的人咏。早年曾做过书童的周药师因盗窃财物被贝仲英赶出家门后，开始以做“佛头”为生，与当地的农村妇女打得火热，“数年以来，那一般老的少的，远的近的，个个与他熟悉”。后来药师不知从哪里搞到一张张大金专治妇科的药方，遂打定主意转做医生。凡是逢着那生病的妇人，便吹嘘自己如何的会开方，“那些妇人家，被他哄得竞相信他会做妇科了。姊姊传妹妹，姑娘传嫂嫂，后来竟闹出生意来”(第八回)。
还有一种招徕生意的窍门，就是医家自抬身价，故作高深，人为地制造出一副紧张忙碌的景象，使人误以为医术高超。《医界镜》中宋子文的夫人因“疟痢交作”往邀“行道极有名的医生卞兰溪”。第一次邀请时，对方推以“已有数十家请过，不能再应别家”，“如果必定要请，须要作拔号例，医金加倍方可”。宋子文无奈，只得照办。卞兰溪“方勉强答应”，并声言“我一路顺道看病，须到黄昏时候，方能赶至你家”。果然，一直到晚饭后，卞兰溪才姗姗而来。诊脉开方后，复匆匆而去。因为所开药方并不对症，被宋之亲友勘破。在卞之家人来取遗落在宋家的珊瑚顶时，遭到宋家的有意诘难，问他如何得知珊瑚顶绝对就落在了宋家。百般无奈下，卞之家人不得不将其主人的伎俩和盘托出：
我家先生诊病，因初起，恐怕无生意，每日坐了轿子出门空抬。抬到一月之后，问或有人家来请，故意虚张声势，说那乡绅家已来请，那当铺里已来请，其实并无多少人家请过。譬如昨日老爷家里来请，已经数日没有生意了，吃用盘费不轻。晓得宋老爷是一个有钱的人家，故意做出这等样儿，实在昨日只有你老人家一处。(第十七回)
如果上述手段仍不能使医家成名，那么，还有一种策略可以应用，那就是离开住所，去另寻一地来讨生活，如若时来运转，或许能闯出一片新天地。贝仲英在行医之初，苦于一直打不开局面，遂前往关帝庙中求签，请神灵指示吉地行医，结果签中指示东南吉利，乃决定离开家乡前往杭州，机缘巧合下，最终成就了自己的“一时”之名。
二
医家通过多方努力，从默默无名到享有一定声誉，这个过程可能会因人而异，但对大多数医家来说，恐怕都是不容易的。因此，在医病关系日益紧张的背景下，当医家成名之后，要如何来经营这个名声于不堕，便更需要一套“本领”了。大体而言，明清时期的多数医家在面对病家时都会万分谨慎，小心因应。这在《医界镜》中也有着具体的体现。
与近现代医学界强调医生要勇于担负责任不同，明清时期的医家在诊疗过程中往往“择病而医”，如若所遇病人病属危急，老到的医家多会尽量推脱，否则便很容易招致怨怼。贝仲英父子就是很好的例证。当贝仲英时运渐去之时，为钱塘县老举人袁荫谋之女治“损怯干劳(同‘痨’)”。此前袁女已延请数位医家，“日日请医服药，也有数十帖了。谁知越吃越坏，毫无功效”，到仲英来诊之时，袁女的脉息已“由促而结，由结而代，骨瘦如柴”，“成了百日劳的绝症”。值此之时，“做郎中的 若看到此处，急宜说明要死的道理，早早回他，不可模糊招谤”(第六回)。哪知仲英对此并不谙熟，看着对方是个“小女子”，心中亦不经意，胡乱地开了两个方子，袁女服药后不久身死。结果，这个杀人的“罪名”，最终落在了贝仲英的身上。
与其父贝仲英不同，每当遇到危急的病症，贝祖荫总是要想办法巧妙地避开。镇江道张观察有痰喘的老毛病，不时就会发作。后来上了年纪，一次发作后“竟躺在床上，不能起来”。前后曾延医多人，均不见效验。后来闻知祖荫的大名，乃请他前来诊病。祖荫来到后，并没有匆忙地为病人施诊，而是向会诊医师和张府幕友探听病情，心中事先有了清醒的认识，“知道这病九成九不得好的，倘即刻开了方子，吃下去刚好出事，要坏我的名声”。因此，尽管观察夫人一见面便促请祖荫开方，但祖荫就是在那里“装架子”，“推托说轮船上吹了风，又是没有好生睡觉，总得养养神”；并声称凡是做名医的，“不是可以粗心浮气的，等到将息过一天，敛气凝神，然后可以诊脉，如此开出方子来，才能有用”。最后，在观察夫人的一再催促下，祖荫才不得不为病人诊脉。在开方时又预留后路，“只开了旋覆花、代赭石、厚朴花、五味子、磁石、龟板几味平平的药，聊以塞责”。一两日后，张观察驾鹤西游，祖荫便收拾行装，即刻“告辞了”。(第七回)
有道是同行是冤家，明清之际的医家彼此之间互相攻讦、相嫉相欺的现象非常普遍。(马金生：《明清时期医德问题的社会史考察——以16～18世纪为中心》，《史林》2008年第3期)为了显示自己的长处和在危急时刻推卸责任，多数医家在诊疗之前往往会对病家先前所延之医品头论足，肆意讥评。恰如龚廷贤在《万病回春》中所云，有些医者“每至病家，不问疴疾，惟毁前医之过以骇患者”。在这种情形下，如何处理好医际关系，显然对维护个人的名声至关重要。在这方面，贝祖荫便是个行家里手。他在索阅前医所开药方时，向来是一副好好先生的面孔，“从来不说本地医生的一句坏话，所以看不好病亦不招谤”。这从其为张观察治病在面对张府幕僚与医生们时应付裕如上有着充分的体现：“祖荫略为问过病情，即与诸幕宾及医生们，畅谈一切，利口善辩，巧舌如簧。座中二十余人，无一不照应周到，人人如意，个个欢心。”(第七回)
对于老于世故的医家来说，即便将病人延误，只要条件允许也要想方设法挽回声誉。贝祖荫好友成大人在一次与如夫人同房后，又吃了冰忌廉等凉物，“欲后感邪，渐渐发起热来”。贝祖荫诊断为夹阴症，遂用“寻常参麦等味”加以调治，不料病者病情愈益沉重。此后所延诸医多欲改变疗法，但已届晚年志骄意满的贝祖荫就是不同意，最后搞得成大人神志模糊、壮热谵语，“诸位名医，无人不说被他敷衍误事”。眼见得好友病入膏肓，贝祖荫也知道是自己的过失，为了免遭群医和家属的指责，遂不再往成家看病。合该是成大人命不当绝，在章莲修和赖古生两位医家的精心调治下，他的病势明显好转终无性命之虞。见此，贝祖荫“恐被他人得了全功，有坏自己名声，反倒每日一次，不请自来成大人处，参赞方药，分他人之功，保自己之名”(第二十二回)。
像贝氏父子、周药师、顾东生等在医术上虽有高下之分，但均靠时运而得名，属于那种“趁我十年时，有病快来医”的“时医”。由于医术并不高明，天长日久，难免会有捉襟见肘的时候。用《医界镜》中的话来说，“这等医生，原无本领，全靠运气，等到运气坏了，便要闹出祸殃来呢”(第十五回)。那么，一旦医者因诊疗有误而与病家发生龃龉和纠纷，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呢?
一般来说，这一时期的医病纠纷一旦发生，多数在民间即能得到解决。
明清时期的医家误治病人，如若反应明显为病家所察知，一般轻则会招致病家的辱骂，重则可能会受到一番毒打。贝祖荫为上海老贡生丁祖良待字闺中的女儿诊病，由于请医之人误将小姐说成了少奶奶，并言说病人“两三月经期未转”，祖荫即先入为主地认定病人身怀有孕。丁贡生闻听后登时大怒，叫喊着要杀掉女儿，在丁老夫人的干预下才没有酿成悲剧。当真相大白后，丁祖良教家人“把祖荫拖翻，用索子捆扎起来”，自己“拿了一把剃刀”，“把祖荫眉毛先行剃去，又把两边胡子剃去一边”，好一番羞辱后才放祖荫离去。(第十三回)
其实，类似事例在明清时期并不少见。晚清名医陆以湉在《冷庐医话》中亦曾记载苏州一曹姓名医为某巨室尚未出阁的干金诊病，曹医不加详查即“漫云是孕”，使得病人家属大为骇异。最后，当得知曹医诊疗有误后，便命仆人“殴之，并饮以粪”，后来复“剃其髯，以粉笔涂其面”。曹姓名医经此教训后，一时颜面顿失，声名扫地。
除了肢体折辱之外，一旦发生纠纷造成严重伤害，医家还要给病家一定的物质或金钱补偿。像贝仲英将袁荫谋的小女儿治死，即是赔偿了袁氏一笔银两了事。更有甚者，医家甚至会将自己的女儿嫁到病家，用以平息纠纷。《医界镜》中的周药师即是如此：
高岸东首张姓家，有一个媳妇，产后患病，始终相信药师，请他一手去看，不曾请过别人，竟被药师医死。张姓家来与药师吵闹，药师辗转请人说情，说他死了一个媳妇，我拿女儿配他的儿子是了，张姓方才答应娶了他的大女儿回去。张姓是个中下等人家，药师也是出于无奈，心中总有些拼不得。不料歇了两月，高岸西首李大郎家，媳妇有四个月身孕，被药师粗心浮气，用了打药，落下身孕，血崩而亡。那李姓家极穷苦，偏偏是个大族，人丁众多，邀同族数十人，到药师家内乱嚷，要他偿命。药师磕头如捣蒜，情愿将第二个女儿赔偿与他做媳妇，才能完结。(第九回)
类似于周药师以家人抵偿的故事，在明清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并不止一次出现。像冯梦龙的《笑府》、独逸窝居士的《笑笑录》等笑话书中，就有着许多相似的故事。比如，清代指迷道人所著的笑话书《笑得好》中就有这样的一条。某医不慎将一家的小孩子治死，孩子的家人要去告官。医生无奈，只得“以己子赔之”。不几日，该医复将一家的仆人医死，为平息病家的怒气，遂将家中仅有的一名仆人抵偿。后来忽有一日有人夜里来敲医生的门，邀他为老婆看病。医生听后大惊失色，悄悄对着自己的婆娘说道：“淘气，那家想必又看中你了。”从相关情节的设计来看，这些故事多大同小异。若细细推想，恐怕也是有着一定的现实踪影的。
如若医家治疗有误但证据不足，病家内心即使充满疑窦，也很难拿医家有办法。在《医界镜》中，杭州名医瞿逢时为名土黄迈生之妻铁姑治病，误用二陈丸加星枳将铁姑洽死。铁姑死后给黄迈生托梦，言其系身怀有孕被误治而死。梦醒后，黄迈生遂径自去瞿家理论，无奈死无凭证，丝毫奈何瞿逢时不得。最后，只得去城隍庙烧下一纸诉状，祈求城隍帮他讨回公道。(第十五回)死者托梦的故事或可出于虚构，但生者因无凭据丝毫奈何医家不 得，则应是社会真实的反映。
与此相反，如若被病家切实抓到把柄，在私下协商不果后，有的病家就会索性将医家告到宫里去。不过，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医讼案件并不多见。至于原因，则与明清时期医家的谨慎因应、时人“医病不医命”的传统运命观，特别是缺乏相应的权利保障机制等因素是密不可分的。
我国古代关乎医疗伤害的法律条文，可上溯至唐代的《唐律疏议》，此后经过历代增删，至清代的《大清律例》始趋于定型。结合《大清律例》中“庸医杀人”的条款来看，相关内容虽然过于简略，却也为医疗纠纷的解决提供了一定的参照。其条文大略为：如若病家委实认为医家有误，就一定要拿出真凭实据，用来证明死者“本不致死”；倘若病家被先前所邀之医诊为不治，即使后来者用药将病人医死，亦无任何过错；如果医家因误冶获罪，在予以收赎外，另罚银十二两四钱三分；如医家见财起意蓄意杀人，则依据程度之不同或以盗贼论处，或以杀人问斩。
从上述条文来看，官府在医疗诉讼案件上的惩处力度其实很有限。因为仅就其刑责最为严厉的条款而言，在现实中恐怕没有一个医家会承认医疗过错是因贪图钱财所致。由此，医家也就很难有牢狱之灾或性命之虞。对于一个不甚爱惜名誉的医家来说，也就不会有太多的后顾之忧。当然，上述律条也并非一无是处，官府在处理相关案件上讲求证据的充分与否便颇足称道。一般而言，医者诊病时所开的药方或造成的明显伤害，往往是官员断案时依赖的直接凭证。
《医界镜》中苏州城妇科名医顾东生为黄家的儿媳治“身热腹痛胎气不安的病”，由于顾氏过于自以为是，误开药方将胎儿打下，随之孕妇血崩身死。为了向顾东生讨个说法，黄家以请顾氏复诊为名将其骗至家中。在证据确凿的前提下，顾东生顿时手足无措。为惩罚东生，黄家提出如肯做亡媳的孝子，便万事干休。碍于颜面，顾东生坚决不肯。嗣后，黄家又提出高额的赔偿，顾东生复爱惜钱财并不应允。
在协商无果后，黄翁“便将自己发辫与东生发辫扭结好了，教儿子捧得盆内血孩”一同去吴县打官司。断案的赖太爷听完黄家的陈述并检验物证后怒不可遏，喝令衙役打顾东生二百板子。眼见得要受皮肉之苦，顾东生方苦苦哀求，“情愿照千元之数作罚赎罪”。赖太爷见此，乃收回成命，在征得黄家的同意后，最终以罚银的方式了结此案。(第八回)
其实，如果顾东生在行医时稍加留意，这场医讼案完全是可以避免的。并且，在纠纷初起时，也有很大的空间将其消弭在萌芽之中。只是由于顾东生的固执和吝啬，最后才闹到官府里去了。从相关条款来看，尽管顾东生一药杀两命，情节非常严重，但官府也只能处以他罚款的责罚。因为他的过错，是过于自满而招致，并不是贪图钱财所致。
总之，作为一部小说，《医界镜》的部分章节不免有着一定艺术夸张的成分，但它的创作来源于现实，生动地反映了那个医病关系日益紧张而又对医疗活动缺乏权威宰制的时代中医家的众生相。书中的诸多内容和情节，均可在明清时期的文集、小说、笔记和笑话中找到相关的印证，为我们探知明清时期的行医活动打开了一扇窗口，保存了一份记录。
一
在我国古代民间，对行医资格是没有什么严格规定的。如果一个人因为志趣之故，或为生活所迫决计行医，何时何地“挂牌”几乎完全是个人的事情。到了明清时期，伴随着行医渠道的日趋多元化，为求生计而操持医业者大有人在。无论是科场蹭蹬的士人，还是贩夫走卒之流亚，只要粗通文字、稍识药性，皆有从医的可能。《医界镜》所着力揭示与批判的，即多是这样的人物。像书中的主人公贝仲英、贝祖荫以及曾为贝家书童的周药师，无不是为了生计而做了医生的。仅以贝仲英为例，《医界镜》中第一回是这样介绍他从事医学的缘由的：
这人本是个读书的秀士，家道素来贫苦，设怅授徒，兀兀穷年，不过博得数十千文。眼见得世上俗医纷纷，一样都赚得好银钱，乃将念头回过来，转到医道上去。
在将“从前涉猎过的医书”和“王叔和、李濒湖等脉诀”加以一番温习和研究后，贝仲英便选定了一个黄道吉日，“买些纸马三牲，烧了一个发财路头。贡献巳毕，爆竹声中，门口竖起一块金字招牌，写着：贝仲英内科男妇方脉。又写了许多招子，四面八方，各处黏贴”。
医家一旦挂牌后，如何招徕生意显然是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必须要认真面对。当然，对于一位医技娴熟的医家来说，天长日久自然会渐渐地为大家所信赖。但对于希图借医糊口的医家来说，这个过程恐怕就太漫长了。因此，开业之医的经营之道，也就非常具有技巧性。
对于一名刚刚开业的医家来说，最忌讳的就是连连碰上不治之症。对此，如果医家能够了然于胸设法规避，自然万事大吉；否则，很容易就会坏掉名声。贝仲英在开业之初，就碰到了这种坏运气，“所诊之病，大半死症”，结果“一月之后，遂无问津者”。
与近现代的行医方式迥然有别，古人行医其实大多是在某种特定的人情脉络中进行的。从现有的研究来看，明清时期的普通民众在遭遇疾患时，一般会有亲友近邻荐医；而对于一些士绅贵族来说，则会有很多名医朋友。也就是说，医家若想生意兴隆，在掌握医疗技艺之外，还要经营好人脉以推广自身的影响。
为博取丰厚的酬劳，特别是借助士绅的影响力迅速成名，明清时期的医家往往对士绅豪门趋之若鹜。如若能够直接与权贵相往还自然会少走许多弯路，即使不能也要想法子间接地搭上关系。《医界镜》中贝仲英之子祖荫就是通过这样的途径来发迹的。在未成名前的一段日子里，祖荫每天都会到戏园子里去看戏，挑选那有名的红相公一起吃馆子，行赏赐。祖荫的阔绰在相公们的逢人吹嘘下，“渐渐吹入那些阔老耳朵里去，也有几人与他来往”。加之祖荫又练得一手好字，经常开一些和和平平的药来讨官宦之家的欢喜，由此一来，“倒也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一二年中，把祖荫的医名，闹出来了”(第七回)。
与攀附士绅来迅速拓展人际网络同一个道理，在普通百姓中行医也需要累积足够的人咏。早年曾做过书童的周药师因盗窃财物被贝仲英赶出家门后，开始以做“佛头”为生，与当地的农村妇女打得火热，“数年以来，那一般老的少的，远的近的，个个与他熟悉”。后来药师不知从哪里搞到一张张大金专治妇科的药方，遂打定主意转做医生。凡是逢着那生病的妇人，便吹嘘自己如何的会开方，“那些妇人家，被他哄得竞相信他会做妇科了。姊姊传妹妹，姑娘传嫂嫂，后来竟闹出生意来”(第八回)。
还有一种招徕生意的窍门，就是医家自抬身价，故作高深，人为地制造出一副紧张忙碌的景象，使人误以为医术高超。《医界镜》中宋子文的夫人因“疟痢交作”往邀“行道极有名的医生卞兰溪”。第一次邀请时，对方推以“已有数十家请过，不能再应别家”，“如果必定要请，须要作拔号例，医金加倍方可”。宋子文无奈，只得照办。卞兰溪“方勉强答应”，并声言“我一路顺道看病，须到黄昏时候，方能赶至你家”。果然，一直到晚饭后，卞兰溪才姗姗而来。诊脉开方后，复匆匆而去。因为所开药方并不对症，被宋之亲友勘破。在卞之家人来取遗落在宋家的珊瑚顶时，遭到宋家的有意诘难，问他如何得知珊瑚顶绝对就落在了宋家。百般无奈下，卞之家人不得不将其主人的伎俩和盘托出：
我家先生诊病，因初起，恐怕无生意，每日坐了轿子出门空抬。抬到一月之后，问或有人家来请，故意虚张声势，说那乡绅家已来请，那当铺里已来请，其实并无多少人家请过。譬如昨日老爷家里来请，已经数日没有生意了，吃用盘费不轻。晓得宋老爷是一个有钱的人家，故意做出这等样儿，实在昨日只有你老人家一处。(第十七回)
如果上述手段仍不能使医家成名，那么，还有一种策略可以应用，那就是离开住所，去另寻一地来讨生活，如若时来运转，或许能闯出一片新天地。贝仲英在行医之初，苦于一直打不开局面，遂前往关帝庙中求签，请神灵指示吉地行医，结果签中指示东南吉利，乃决定离开家乡前往杭州，机缘巧合下，最终成就了自己的“一时”之名。
二
医家通过多方努力，从默默无名到享有一定声誉，这个过程可能会因人而异，但对大多数医家来说，恐怕都是不容易的。因此，在医病关系日益紧张的背景下，当医家成名之后，要如何来经营这个名声于不堕，便更需要一套“本领”了。大体而言，明清时期的多数医家在面对病家时都会万分谨慎，小心因应。这在《医界镜》中也有着具体的体现。
与近现代医学界强调医生要勇于担负责任不同，明清时期的医家在诊疗过程中往往“择病而医”，如若所遇病人病属危急，老到的医家多会尽量推脱，否则便很容易招致怨怼。贝仲英父子就是很好的例证。当贝仲英时运渐去之时，为钱塘县老举人袁荫谋之女治“损怯干劳(同‘痨’)”。此前袁女已延请数位医家，“日日请医服药，也有数十帖了。谁知越吃越坏，毫无功效”，到仲英来诊之时，袁女的脉息已“由促而结，由结而代，骨瘦如柴”，“成了百日劳的绝症”。值此之时，“做郎中的 若看到此处，急宜说明要死的道理，早早回他，不可模糊招谤”(第六回)。哪知仲英对此并不谙熟，看着对方是个“小女子”，心中亦不经意，胡乱地开了两个方子，袁女服药后不久身死。结果，这个杀人的“罪名”，最终落在了贝仲英的身上。
与其父贝仲英不同，每当遇到危急的病症，贝祖荫总是要想办法巧妙地避开。镇江道张观察有痰喘的老毛病，不时就会发作。后来上了年纪，一次发作后“竟躺在床上，不能起来”。前后曾延医多人，均不见效验。后来闻知祖荫的大名，乃请他前来诊病。祖荫来到后，并没有匆忙地为病人施诊，而是向会诊医师和张府幕友探听病情，心中事先有了清醒的认识，“知道这病九成九不得好的，倘即刻开了方子，吃下去刚好出事，要坏我的名声”。因此，尽管观察夫人一见面便促请祖荫开方，但祖荫就是在那里“装架子”，“推托说轮船上吹了风，又是没有好生睡觉，总得养养神”；并声称凡是做名医的，“不是可以粗心浮气的，等到将息过一天，敛气凝神，然后可以诊脉，如此开出方子来，才能有用”。最后，在观察夫人的一再催促下，祖荫才不得不为病人诊脉。在开方时又预留后路，“只开了旋覆花、代赭石、厚朴花、五味子、磁石、龟板几味平平的药，聊以塞责”。一两日后，张观察驾鹤西游，祖荫便收拾行装，即刻“告辞了”。(第七回)
有道是同行是冤家，明清之际的医家彼此之间互相攻讦、相嫉相欺的现象非常普遍。(马金生：《明清时期医德问题的社会史考察——以16～18世纪为中心》，《史林》2008年第3期)为了显示自己的长处和在危急时刻推卸责任，多数医家在诊疗之前往往会对病家先前所延之医品头论足，肆意讥评。恰如龚廷贤在《万病回春》中所云，有些医者“每至病家，不问疴疾，惟毁前医之过以骇患者”。在这种情形下，如何处理好医际关系，显然对维护个人的名声至关重要。在这方面，贝祖荫便是个行家里手。他在索阅前医所开药方时，向来是一副好好先生的面孔，“从来不说本地医生的一句坏话，所以看不好病亦不招谤”。这从其为张观察治病在面对张府幕僚与医生们时应付裕如上有着充分的体现：“祖荫略为问过病情，即与诸幕宾及医生们，畅谈一切，利口善辩，巧舌如簧。座中二十余人，无一不照应周到，人人如意，个个欢心。”(第七回)
对于老于世故的医家来说，即便将病人延误，只要条件允许也要想方设法挽回声誉。贝祖荫好友成大人在一次与如夫人同房后，又吃了冰忌廉等凉物，“欲后感邪，渐渐发起热来”。贝祖荫诊断为夹阴症，遂用“寻常参麦等味”加以调治，不料病者病情愈益沉重。此后所延诸医多欲改变疗法，但已届晚年志骄意满的贝祖荫就是不同意，最后搞得成大人神志模糊、壮热谵语，“诸位名医，无人不说被他敷衍误事”。眼见得好友病入膏肓，贝祖荫也知道是自己的过失，为了免遭群医和家属的指责，遂不再往成家看病。合该是成大人命不当绝，在章莲修和赖古生两位医家的精心调治下，他的病势明显好转终无性命之虞。见此，贝祖荫“恐被他人得了全功，有坏自己名声，反倒每日一次，不请自来成大人处，参赞方药，分他人之功，保自己之名”(第二十二回)。
像贝氏父子、周药师、顾东生等在医术上虽有高下之分，但均靠时运而得名，属于那种“趁我十年时，有病快来医”的“时医”。由于医术并不高明，天长日久，难免会有捉襟见肘的时候。用《医界镜》中的话来说，“这等医生，原无本领，全靠运气，等到运气坏了，便要闹出祸殃来呢”(第十五回)。那么，一旦医者因诊疗有误而与病家发生龃龉和纠纷，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呢?
一般来说，这一时期的医病纠纷一旦发生，多数在民间即能得到解决。
明清时期的医家误治病人，如若反应明显为病家所察知，一般轻则会招致病家的辱骂，重则可能会受到一番毒打。贝祖荫为上海老贡生丁祖良待字闺中的女儿诊病，由于请医之人误将小姐说成了少奶奶，并言说病人“两三月经期未转”，祖荫即先入为主地认定病人身怀有孕。丁贡生闻听后登时大怒，叫喊着要杀掉女儿，在丁老夫人的干预下才没有酿成悲剧。当真相大白后，丁祖良教家人“把祖荫拖翻，用索子捆扎起来”，自己“拿了一把剃刀”，“把祖荫眉毛先行剃去，又把两边胡子剃去一边”，好一番羞辱后才放祖荫离去。(第十三回)
其实，类似事例在明清时期并不少见。晚清名医陆以湉在《冷庐医话》中亦曾记载苏州一曹姓名医为某巨室尚未出阁的干金诊病，曹医不加详查即“漫云是孕”，使得病人家属大为骇异。最后，当得知曹医诊疗有误后，便命仆人“殴之，并饮以粪”，后来复“剃其髯，以粉笔涂其面”。曹姓名医经此教训后，一时颜面顿失，声名扫地。
除了肢体折辱之外，一旦发生纠纷造成严重伤害，医家还要给病家一定的物质或金钱补偿。像贝仲英将袁荫谋的小女儿治死，即是赔偿了袁氏一笔银两了事。更有甚者，医家甚至会将自己的女儿嫁到病家，用以平息纠纷。《医界镜》中的周药师即是如此：
高岸东首张姓家，有一个媳妇，产后患病，始终相信药师，请他一手去看，不曾请过别人，竟被药师医死。张姓家来与药师吵闹，药师辗转请人说情，说他死了一个媳妇，我拿女儿配他的儿子是了，张姓方才答应娶了他的大女儿回去。张姓是个中下等人家，药师也是出于无奈，心中总有些拼不得。不料歇了两月，高岸西首李大郎家，媳妇有四个月身孕，被药师粗心浮气，用了打药，落下身孕，血崩而亡。那李姓家极穷苦，偏偏是个大族，人丁众多，邀同族数十人，到药师家内乱嚷，要他偿命。药师磕头如捣蒜，情愿将第二个女儿赔偿与他做媳妇，才能完结。(第九回)
类似于周药师以家人抵偿的故事，在明清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并不止一次出现。像冯梦龙的《笑府》、独逸窝居士的《笑笑录》等笑话书中，就有着许多相似的故事。比如，清代指迷道人所著的笑话书《笑得好》中就有这样的一条。某医不慎将一家的小孩子治死，孩子的家人要去告官。医生无奈，只得“以己子赔之”。不几日，该医复将一家的仆人医死，为平息病家的怒气，遂将家中仅有的一名仆人抵偿。后来忽有一日有人夜里来敲医生的门，邀他为老婆看病。医生听后大惊失色，悄悄对着自己的婆娘说道：“淘气，那家想必又看中你了。”从相关情节的设计来看，这些故事多大同小异。若细细推想，恐怕也是有着一定的现实踪影的。
如若医家治疗有误但证据不足，病家内心即使充满疑窦，也很难拿医家有办法。在《医界镜》中，杭州名医瞿逢时为名土黄迈生之妻铁姑治病，误用二陈丸加星枳将铁姑洽死。铁姑死后给黄迈生托梦，言其系身怀有孕被误治而死。梦醒后，黄迈生遂径自去瞿家理论，无奈死无凭证，丝毫奈何瞿逢时不得。最后，只得去城隍庙烧下一纸诉状，祈求城隍帮他讨回公道。(第十五回)死者托梦的故事或可出于虚构，但生者因无凭据丝毫奈何医家不 得，则应是社会真实的反映。
与此相反，如若被病家切实抓到把柄，在私下协商不果后，有的病家就会索性将医家告到宫里去。不过，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医讼案件并不多见。至于原因，则与明清时期医家的谨慎因应、时人“医病不医命”的传统运命观，特别是缺乏相应的权利保障机制等因素是密不可分的。
我国古代关乎医疗伤害的法律条文，可上溯至唐代的《唐律疏议》，此后经过历代增删，至清代的《大清律例》始趋于定型。结合《大清律例》中“庸医杀人”的条款来看，相关内容虽然过于简略，却也为医疗纠纷的解决提供了一定的参照。其条文大略为：如若病家委实认为医家有误，就一定要拿出真凭实据，用来证明死者“本不致死”；倘若病家被先前所邀之医诊为不治，即使后来者用药将病人医死，亦无任何过错；如果医家因误冶获罪，在予以收赎外，另罚银十二两四钱三分；如医家见财起意蓄意杀人，则依据程度之不同或以盗贼论处，或以杀人问斩。
从上述条文来看，官府在医疗诉讼案件上的惩处力度其实很有限。因为仅就其刑责最为严厉的条款而言，在现实中恐怕没有一个医家会承认医疗过错是因贪图钱财所致。由此，医家也就很难有牢狱之灾或性命之虞。对于一个不甚爱惜名誉的医家来说，也就不会有太多的后顾之忧。当然，上述律条也并非一无是处，官府在处理相关案件上讲求证据的充分与否便颇足称道。一般而言，医者诊病时所开的药方或造成的明显伤害，往往是官员断案时依赖的直接凭证。
《医界镜》中苏州城妇科名医顾东生为黄家的儿媳治“身热腹痛胎气不安的病”，由于顾氏过于自以为是，误开药方将胎儿打下，随之孕妇血崩身死。为了向顾东生讨个说法，黄家以请顾氏复诊为名将其骗至家中。在证据确凿的前提下，顾东生顿时手足无措。为惩罚东生，黄家提出如肯做亡媳的孝子，便万事干休。碍于颜面，顾东生坚决不肯。嗣后，黄家又提出高额的赔偿，顾东生复爱惜钱财并不应允。
在协商无果后，黄翁“便将自己发辫与东生发辫扭结好了，教儿子捧得盆内血孩”一同去吴县打官司。断案的赖太爷听完黄家的陈述并检验物证后怒不可遏，喝令衙役打顾东生二百板子。眼见得要受皮肉之苦，顾东生方苦苦哀求，“情愿照千元之数作罚赎罪”。赖太爷见此，乃收回成命，在征得黄家的同意后，最终以罚银的方式了结此案。(第八回)
其实，如果顾东生在行医时稍加留意，这场医讼案完全是可以避免的。并且，在纠纷初起时，也有很大的空间将其消弭在萌芽之中。只是由于顾东生的固执和吝啬，最后才闹到官府里去了。从相关条款来看，尽管顾东生一药杀两命，情节非常严重，但官府也只能处以他罚款的责罚。因为他的过错，是过于自满而招致，并不是贪图钱财所致。
总之，作为一部小说，《医界镜》的部分章节不免有着一定艺术夸张的成分，但它的创作来源于现实，生动地反映了那个医病关系日益紧张而又对医疗活动缺乏权威宰制的时代中医家的众生相。书中的诸多内容和情节，均可在明清时期的文集、小说、笔记和笑话中找到相关的印证，为我们探知明清时期的行医活动打开了一扇窗口，保存了一份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