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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秘密自身都会反射些痛苦色彩。至于我的，似乎都来自一场黄蓝交织的奇遇。
十八岁那年的八月，我被送进一所远离家乡的艺术培训学校。裹着一身高铁站独有的气息，背着油画味儿的书包，穿过一条茫茫飞尘的马路，我跨进了学校大门。
我其实无法精准描绘对色彩的感觉——日记本上互相陪伴的是两种颜色——黄和蓝——正巧是麦田和天空，这或许无关凡·高。参加艺考的决定，也许是我十八岁的生命中最私人化的动作。父母没多犹豫就答应了。也许多年来他们早已习惯了这样的我——态度生硬、不喜多言，便也习惯冷淡应之。出于几分难以显露的抱歉，我拒绝了他们的陪伴，连运输行李的钱也自掏腰包。
我总是起得很早。校门口的小贩打着哈欠支起摊子，手忙脚乱递给我煎饼果子。这时，路边总会闪出一辆缓缓停下的大卡车。一种被卷进车轮子里的味儿，混着油漆和尘粒，正巧又扑到了我的食物上。
我耸了耸鼻子。家乡的煎饼果子才是最正宗的。宿舍里四个人的家乡，在地图上隔得很远。我一般凌晨回到寝室，推门，空气里呼吸声起伏。偶尔踩着几句不知所云的梦话，我爬上床，拧亮一盏微弱的灯，打开日记本。
我并不回忆一天的作息。
我拒绝回忆那种令人感到恶心的重复。
白天，老师站在一个离我们很远的逆光的位置，给画作打上一个细小的数字。之后的它们，飘飘然地铺散在地面上，承载着几层颜料的重量，看上去却很软。
我几乎不用黄和蓝去完成作业，而更愿意用它们去乱涂日记本。涂鸦旁边还有一些话，类似做梦的那种。我打算写满整个本子。然后，它会被寄给一个男孩。
传达室的老师傅为我专门预留了一个看似古老的抽屉。每次把手伸进抽屉里，我都可以掏出来自远方的消息。他在远方上大学，不喜欢黄和蓝，但能理解一点我对两者的苛责和希望。这不像我生活中的大多数人。
然而在不久的话题交流里，我们似乎总是背道而驰，甚至危及朋友的关系。那天晚上，我把指尖扣进日记本上的黄和蓝，闻了闻这两种色彩的气味。
第二天傍晚，我穿过几条荒郊马路，轻轻地把它扔进草丛，一个不会被大卡车压到的地方。
我也没有买新的日记本。没有了消息和信件后，我猛然发现重复到恶心的艺考生活并不长——个夏天、秋天、冬天，春天只能擦上点边。我给父母打了电话。从那天起，我开始早早回到宿舍。女孩儿们都在床上，躺着的时候我们谈理想，起身时我们隔空抛着小零食。
直到老师傅有一天叫住了我。
“你的信，都一个星期了。”
我盯着抽屉，眼睛发烫。
那本日记本原来有了自己的命运，它被人捡走了。
“我很抱歉翻阅了你的日记本。”那封信这样起笔， “很有缘知道了你的名字、电话和地址。本想打电话给你，想想还是有些冒昧。不过，我也喜欢黄和蓝交织的感觉。祝你艺考顺利。”
脑海里奠名闪过一种光焰的形状，转瞬即逝。
当我把信纸对折轻放进信封里时，信封胶口处的一行细小的字迹浮上眼睛：
日记本也会有自己的生命，或许主人也无权问责。
如果说来自男孩的消息曾是如约而至的礼物，她的信更像是不速之客从天而降。至少，我没打算它出现。
“为什么—带走我的日记本？”
我拨通信上留的电话，语气直落。
“嗯？”
回应的是一个很婉转的鼻音，紧接着的是那种被捂藏在嘴里的笑声。
“或许……”我竟然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语去表述自己，“我想，或许我做错了……不过它应该还是属于我的。”
“对吧。”我听清楚了这是一个偏中性的女生声音， “它是属于你的，不过你解决它的方式太粗暴了……本质上说，你和自己相处的方式也很粗暴。”
“粗暴”这个词语让我咽了一口口水，我听见自己用鼻子说： “嗯……”
“我是这个城市的本地人，放假回家时正巧捡到你的日记本。”她稍硬的口气放得平和了几分，酝酿几分后说， “对不起，我想我刚刚有些交浅言深，不过……”
“没关系。”我吸了一口气，语气轻快、冷淡。
“我也是女生，刚上大学，或许……我们可以凭借这种方式认识……我没有恶意，只是……”
“你是男生我也不会介意，我不太介意别人。”我淡淡地说。
“你太自我了，不过你更需要一个朋友。” 沉默。
“真不介意的话，你可以给我回信。”她挂了电话。
对话毫无设计。请原谅我此刻提笔仍想把它，或者她，视作我的个人秘密，而不愿提及她的名字。在我这里，名字在叙述秘密的过程中似乎也无足轻重。
我鬼使神差地采取了回信行为。
她是一个喜欢弹吉他的短发女孩，和我隔着两个省。
我第一次对一个陌生人描述了自己：家庭、艺考、他、黃蓝色日记本的存在，或许还有……理想。我似乎还是需要以握笔的姿态去倾诉什么。
“我想取回我的日记本。”我在最近的信件里说， “不过，我是正巧要到你的城市艺考啊。”
“嗯？这座城市和我都欢迎你。”她以电话回复。
一年前的元月一日，我给父母打过电话后，只身一人奔赴一个我从未驻足的城市。
高铁站、地铁、人流、斑马线……当你落脚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时，连红绿灯前显示的时间也走得不对劲。人头、监考官、画纸、支架、颜料味儿……我脱下围巾，手拂过空白的纸面——你可以把画本身当作你的听众，你在心里说一句，画笔就会在纸上回应你一笔——我的那个笔友曾经这样述说。如果一定要恰如其分地界定我们之间的关系，我想我们大概就是笔友吧。
走出考场，我拎着箱子、拖着步子，心里组织着相遇的字句。
“喂！”一个几分熟悉的声音打到了我的帽子。 我抬起头，她正巧拉开玻璃门，走了进来。
“箱子太重了。”我定在原地，莫名其妙地说出一句话。
“别说啦。”她像是对箱子说，又一把握住箱杆。
我们尾随着箱子的滚轮声一前一后走着，像是一对再会的朋友。
“等一会。”她让我站在她学校的一棵树前。回来的时候，她的背上多了一把吉他。
“这是我的儿子！”她往后一扭脖子，抖了抖额前的短发， “走吧，先从我们学校开始逛。”
我们穿过教学区，走过与当地小镇相接的热闹街道。色彩轻盈的灯盏点亮了两旁的小旅馆。旅馆门口的摊位上，滋着热气的烤肉在架子上翻滚着。小猫儿从咖啡馆的窗口跳下来，蹭着凳脚和人腿。穿梭在和我年龄相仿的男孩和女孩中间，他们的脸
我跟在她身后，混进夜风，不辨方向地跑过几条横竖交叉的街道，停在了开阔处。
城市广场，雕像、城标，对面靠湖，湖心中央是一处喷泉。
“倒计时哦。”她上扬了一下左手臂，瞥了一眼方形表盘，拉着我坐到了湖边。一行人也坐在旁边。
八时整，一道从喷泉中心喷涌而上的水流游龙似的窜入眼睛。她很自然地靠在我的肩头，我无需再去构思任何的色彩，静静地数着喷泉的颜色。
“神奇。”她一直在重复这个词，手指拨动着吉他的几根弦， “一个人来见我，还是有点不安全的。”
“我好像一直都是一个人，不过……”
“记得我们第一次通话你也是这样说的。”她睁开眼，眼里的亮色让人无法回避，“一开始，大家都是一个人的。”
“嗯……就像我在信里提到的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努力。”
“你会知道的，因为你想知道，至少现在，”她一顿， “就像我和你现在都知道自己为什么喜欢黄和蓝。”
我们没有再继续交流下去，似乎彼此都习惯了信件里的那个人和那个人所表述的青春。后来唯一黏合这段记忆的是一段静的吉他声，不过它更像是溪流，安安稳稳地流过我们身边。
我总是无法计算那些流过信件的时间，也觉得和她真正相处的时刻无法被描述。那一行一行的笔迹，深埋在日和夜的缝隙间，而我在缝隙里，收纳着一些关于青春的极为零碎而生动的秘密。
直到后来，它不再成为一个秘密，她变成了我的朋友。
十八岁那年的八月，我被送进一所远离家乡的艺术培训学校。裹着一身高铁站独有的气息，背着油画味儿的书包，穿过一条茫茫飞尘的马路，我跨进了学校大门。
我其实无法精准描绘对色彩的感觉——日记本上互相陪伴的是两种颜色——黄和蓝——正巧是麦田和天空，这或许无关凡·高。参加艺考的决定，也许是我十八岁的生命中最私人化的动作。父母没多犹豫就答应了。也许多年来他们早已习惯了这样的我——态度生硬、不喜多言，便也习惯冷淡应之。出于几分难以显露的抱歉，我拒绝了他们的陪伴，连运输行李的钱也自掏腰包。
我总是起得很早。校门口的小贩打着哈欠支起摊子，手忙脚乱递给我煎饼果子。这时，路边总会闪出一辆缓缓停下的大卡车。一种被卷进车轮子里的味儿，混着油漆和尘粒，正巧又扑到了我的食物上。
我耸了耸鼻子。家乡的煎饼果子才是最正宗的。宿舍里四个人的家乡，在地图上隔得很远。我一般凌晨回到寝室，推门，空气里呼吸声起伏。偶尔踩着几句不知所云的梦话，我爬上床，拧亮一盏微弱的灯，打开日记本。
我并不回忆一天的作息。
我拒绝回忆那种令人感到恶心的重复。
白天，老师站在一个离我们很远的逆光的位置，给画作打上一个细小的数字。之后的它们，飘飘然地铺散在地面上，承载着几层颜料的重量，看上去却很软。
我几乎不用黄和蓝去完成作业，而更愿意用它们去乱涂日记本。涂鸦旁边还有一些话，类似做梦的那种。我打算写满整个本子。然后，它会被寄给一个男孩。
传达室的老师傅为我专门预留了一个看似古老的抽屉。每次把手伸进抽屉里，我都可以掏出来自远方的消息。他在远方上大学，不喜欢黄和蓝，但能理解一点我对两者的苛责和希望。这不像我生活中的大多数人。
然而在不久的话题交流里，我们似乎总是背道而驰，甚至危及朋友的关系。那天晚上，我把指尖扣进日记本上的黄和蓝，闻了闻这两种色彩的气味。
第二天傍晚，我穿过几条荒郊马路，轻轻地把它扔进草丛，一个不会被大卡车压到的地方。
我也没有买新的日记本。没有了消息和信件后，我猛然发现重复到恶心的艺考生活并不长——个夏天、秋天、冬天，春天只能擦上点边。我给父母打了电话。从那天起，我开始早早回到宿舍。女孩儿们都在床上，躺着的时候我们谈理想，起身时我们隔空抛着小零食。
直到老师傅有一天叫住了我。
“你的信，都一个星期了。”
我盯着抽屉，眼睛发烫。
那本日记本原来有了自己的命运，它被人捡走了。
“我很抱歉翻阅了你的日记本。”那封信这样起笔， “很有缘知道了你的名字、电话和地址。本想打电话给你，想想还是有些冒昧。不过，我也喜欢黄和蓝交织的感觉。祝你艺考顺利。”
脑海里奠名闪过一种光焰的形状，转瞬即逝。
当我把信纸对折轻放进信封里时，信封胶口处的一行细小的字迹浮上眼睛：
日记本也会有自己的生命，或许主人也无权问责。
如果说来自男孩的消息曾是如约而至的礼物，她的信更像是不速之客从天而降。至少，我没打算它出现。
“为什么—带走我的日记本？”
我拨通信上留的电话，语气直落。
“嗯？”
回应的是一个很婉转的鼻音，紧接着的是那种被捂藏在嘴里的笑声。
“或许……”我竟然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语去表述自己，“我想，或许我做错了……不过它应该还是属于我的。”
“对吧。”我听清楚了这是一个偏中性的女生声音， “它是属于你的，不过你解决它的方式太粗暴了……本质上说，你和自己相处的方式也很粗暴。”
“粗暴”这个词语让我咽了一口口水，我听见自己用鼻子说： “嗯……”
“我是这个城市的本地人，放假回家时正巧捡到你的日记本。”她稍硬的口气放得平和了几分，酝酿几分后说， “对不起，我想我刚刚有些交浅言深，不过……”
“没关系。”我吸了一口气，语气轻快、冷淡。
“我也是女生，刚上大学，或许……我们可以凭借这种方式认识……我没有恶意，只是……”
“你是男生我也不会介意，我不太介意别人。”我淡淡地说。
“你太自我了，不过你更需要一个朋友。” 沉默。
“真不介意的话，你可以给我回信。”她挂了电话。
对话毫无设计。请原谅我此刻提笔仍想把它，或者她，视作我的个人秘密，而不愿提及她的名字。在我这里，名字在叙述秘密的过程中似乎也无足轻重。
我鬼使神差地采取了回信行为。
她是一个喜欢弹吉他的短发女孩，和我隔着两个省。
我第一次对一个陌生人描述了自己：家庭、艺考、他、黃蓝色日记本的存在，或许还有……理想。我似乎还是需要以握笔的姿态去倾诉什么。
“我想取回我的日记本。”我在最近的信件里说， “不过，我是正巧要到你的城市艺考啊。”
“嗯？这座城市和我都欢迎你。”她以电话回复。
一年前的元月一日，我给父母打过电话后，只身一人奔赴一个我从未驻足的城市。
高铁站、地铁、人流、斑马线……当你落脚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时，连红绿灯前显示的时间也走得不对劲。人头、监考官、画纸、支架、颜料味儿……我脱下围巾，手拂过空白的纸面——你可以把画本身当作你的听众，你在心里说一句，画笔就会在纸上回应你一笔——我的那个笔友曾经这样述说。如果一定要恰如其分地界定我们之间的关系，我想我们大概就是笔友吧。
走出考场，我拎着箱子、拖着步子，心里组织着相遇的字句。
“喂！”一个几分熟悉的声音打到了我的帽子。 我抬起头，她正巧拉开玻璃门，走了进来。
“箱子太重了。”我定在原地，莫名其妙地说出一句话。
“别说啦。”她像是对箱子说，又一把握住箱杆。
我们尾随着箱子的滚轮声一前一后走着，像是一对再会的朋友。
“等一会。”她让我站在她学校的一棵树前。回来的时候，她的背上多了一把吉他。
“这是我的儿子！”她往后一扭脖子，抖了抖额前的短发， “走吧，先从我们学校开始逛。”
我们穿过教学区，走过与当地小镇相接的热闹街道。色彩轻盈的灯盏点亮了两旁的小旅馆。旅馆门口的摊位上，滋着热气的烤肉在架子上翻滚着。小猫儿从咖啡馆的窗口跳下来，蹭着凳脚和人腿。穿梭在和我年龄相仿的男孩和女孩中间，他们的脸
我跟在她身后，混进夜风，不辨方向地跑过几条横竖交叉的街道，停在了开阔处。
城市广场，雕像、城标，对面靠湖，湖心中央是一处喷泉。
“倒计时哦。”她上扬了一下左手臂，瞥了一眼方形表盘，拉着我坐到了湖边。一行人也坐在旁边。
八时整，一道从喷泉中心喷涌而上的水流游龙似的窜入眼睛。她很自然地靠在我的肩头，我无需再去构思任何的色彩，静静地数着喷泉的颜色。
“神奇。”她一直在重复这个词，手指拨动着吉他的几根弦， “一个人来见我，还是有点不安全的。”
“我好像一直都是一个人，不过……”
“记得我们第一次通话你也是这样说的。”她睁开眼，眼里的亮色让人无法回避，“一开始，大家都是一个人的。”
“嗯……就像我在信里提到的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努力。”
“你会知道的，因为你想知道，至少现在，”她一顿， “就像我和你现在都知道自己为什么喜欢黄和蓝。”
我们没有再继续交流下去，似乎彼此都习惯了信件里的那个人和那个人所表述的青春。后来唯一黏合这段记忆的是一段静的吉他声，不过它更像是溪流，安安稳稳地流过我们身边。
我总是无法计算那些流过信件的时间，也觉得和她真正相处的时刻无法被描述。那一行一行的笔迹，深埋在日和夜的缝隙间，而我在缝隙里，收纳着一些关于青春的极为零碎而生动的秘密。
直到后来，它不再成为一个秘密，她变成了我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