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咱们是去机关采访，你怎么穿这身衣服？”
这 是2010年7月底，入职不到一个月，我第一次外出采访时发生的“插曲”。在火车站与当时的杂志社记者潘则福见面时，我穿了一件大学时期的红色T恤，咖啡色短裤，一副学生模样，让对方哭笑不得。
这一个月，刚从大学毕业、非新闻专业出身的我进入廉政瞭望，迄今已在采编岗位上度过了9年时光。在这些青春年华奋斗的日子里，我感受着血脉偾张的力量。
那一次，我们去重庆南川的采访长达一周，关注一个重大选题——时任区委书记王永康主导的分权新政。我们确定了操作模式——一般由我根据提纲先问，之后再由潘则福从谈的细节入手补充提问，每晚总结工作得失。记得第一天采访完区卫生局负责人，我们还认真讨论起我请采访对象为新政打分为何不合适;对方讲到哪些关键处，我错过了追问;为一件事谈了三小时，到底值不值得？
这次采访，加深了对官场运作方式的认识，锤炼了踏实的采访作风。
一天晚饭时分，区纪委干部告诉我们，很快有望采访到区委书记。其时，我们已见了不少部门及乡镇一把手、副职及干部，对新政有了更深认识。我们赶紧放下碗筷回到机关，一直等到深夜十一点。我们再三向对方表示，无论多晚，只要书记有空，我们随叫随到。
尽管我们几经努力，最终也没能采访到区委书记，但那几天的风尘仆仆，随时处于待命状态的兴奋;面对拒绝绝不放弃的磨砺;成熟记者的传帮带，对于我，都是扎实的开端。我相信只要努力，就有所获。
2011年6月，我到南充采访纪念朱德元帅的活动时，第一次采访到名人——朱德之孙朱和平少将。采访的经历也有点波折——先向当地工作人员提出采访请求未果，又听说他次日活动后即将回京，我急中生智，在与接待人员闲聊中获知了其房号，并带上有关证件，直接去敲了他的门。得知我来自家乡的反腐杂志，或许是看出了我的年轻与紧张，对方很热情招呼我坐下，不仅讲了朱德严格要求子孙的故事，还谈了自己对反腐败的思考。
2012年9月，广东一项反腐败创新工作在网络上“刷屏”，杂志社决定派我立即飞赴广东采访。这是我第一次独立出省采访。但当晚到了广州再联系，之前热心的内部人士却以“这项工作刚开始搞，还不成熟”为由，拒绝采访及引见。次日一早，我只好来到其工作的省委机关门前碰运气，但门口警卫森严，对方电话挂断，采访陷入僵局。
“先采访当地专家。”杂志社领导的指令点醒了我。我立马尝试联系。“廉政瞭望我常看，你过来吧。”在校园的湖边，熟悉该项工作的中山大学张紧跟教授向我详细介绍了创新的缘起、一把手的思路，并介绍我认识了市、区相关人士，一切似乎峰回路转。
但没想到，当我第二天到推出这项创新的新区采访时，出现了与之前相似的一幕，昨天认识的新区人士以“不方便，要出差”为由拒绝引荐及接受采访！
“不能放过他。”这次我表现得更为沉着，一边打电话给专家“求援”，一边打听到其办公室房间号，“杀”到其办公室，送出杂志请他“品鉴”，并与他聊起“创新的可持续性问题”。最后，他翻完杂志，被刊物的专业性和记者远道而来的诚意打动，带我到新区有关部门采访，还开车带我在新区转了半小时，如数家珍地介绍了情况……
“你们来报道这个，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专揭我们的短吗？”2013年夏，我到四川某县纪委刚采访，说明来意后，对面的部门负责人很激动，差点拂袖而去。而要理清楚这事，得从两年前说起。
2011年起，四川在全省开展了党风廉政建设社会评价工作，以统计民调的形式，让群众对当地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打分。
该项工作启动后，即受到我们杂志的持续关注。“民评官”的形式与两年试点的成绩，让我们感到，做封面报道的时机已经成熟。我们选定排名前、中、后的三个地点，事先简单沟通后，就直接赶 到当地。上文所提的县，在两次社会评价中均排名靠后。
“不瞒你说，我们这次就是来揭短的。”我们的话把对方“镇住”了。“我们就是带着问题来，这里为什么会排名靠后，老百姓、各级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怎么看，有哪些诉求没有满足，又有哪些‘委屈’？”
对方让我们等回音。趁这个时间，我们自行来到几个乡镇，利用各种机会，向乡镇干部询问社会评价排名靠后的事。“遇上了旱灾，有的群众受灾了心情不好。”“测评前出了一次严重交通事故，都上了新闻了，对大家打分有影响。”“收入不高，我作为一个普通公务员，幸福感不强。”干部们道出各自心中的原因。但当我们和几名乡镇党委书记聊起此事时，他们却显得谨慎，欲言又止。
第二天，我们又来到县直部门采访，并随机走访了许多群众，获得了很多鲜活线索。
到该县采访的第三天，县纪委书记终于露面：“听说你们来帮忙找问题，找得如何，我想听听。”我们介绍采访情况并梳理出大家反映的五方面问题后，他直陈，排名靠后虽有偶然因素，但根本原因还在于，当地的民生、宣传和反腐败基础工作较为薄弱。他从更全面的视角分析了原因，提出了目标。并表示，感谢你们的“舆论监督”。
此后，经过扎实工作，该县党风廉政建设社会评价排名不断提升。而我们的报道《民评官的四川实践》也获得了当年四川新闻奖二等奖。
自2013年起，我连续报道这项创新工作。2018年，这项创新获得首届“中国廉洁创新奖”。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当年我们提出的“扩大样本数量”“完善测评指标”等建议已成现实：“工作成效如何，群众来评判”的理念在不少地方已深入人心。
如今的新媒体时代，变的是传播方式，不变的是对优质内容的需求。作为以反腐败为主要内容的时政刊物记者，除了要有理想、有情怀外，还必须下“苦功夫”和“准功夫”。比如，必须根据采访内容，短时间内大致熟悉各领域情况。
2013年4月，我们到某市采访主要领导，本是以党风廉政建设与反腐败为主题，问题提纲早已拟好。但到当地沟通后，带队领导认为可以改由他提出的发展战略入手，于是我们熬了通宵，搜集各级党报上近半年宣传当地及专访他本人的内容，拟定了更具针对性的提纲。次日一早采访时，先从城市产业发展、功能布局、科技支撑等入手，最后再引入反腐败工作，那次与其说是采访，不如说是与其探讨辩论，说到激动处，双方都手舞足蹈，恨不得说服对方。最后呈现的文章，也体现了杂志对中心工作的思考。这也许就是下苦功夫练就专业性的体现吧。
如今，杂志社加入了不少新记者，到基层采访时，我们都会告之，对采访内容的期待，稍许的紧张，都是做好工作的动力。记得2011年3月，我到郫县采访该县干部“三圈联考”，三天采访结束后释放了压力，稿件3小时一气呵成，写完时感到“血脉偾张”，久久不能平静。扪心自问，今天的我，在面对同样题材时，是否还能有昔日似火的激情？
可以肯定的是，未來，我还将一直在路上。
这 是2010年7月底，入职不到一个月，我第一次外出采访时发生的“插曲”。在火车站与当时的杂志社记者潘则福见面时，我穿了一件大学时期的红色T恤，咖啡色短裤，一副学生模样，让对方哭笑不得。
这一个月，刚从大学毕业、非新闻专业出身的我进入廉政瞭望，迄今已在采编岗位上度过了9年时光。在这些青春年华奋斗的日子里，我感受着血脉偾张的力量。
那些让我挠头的“第一次”
那一次，我们去重庆南川的采访长达一周，关注一个重大选题——时任区委书记王永康主导的分权新政。我们确定了操作模式——一般由我根据提纲先问，之后再由潘则福从谈的细节入手补充提问，每晚总结工作得失。记得第一天采访完区卫生局负责人，我们还认真讨论起我请采访对象为新政打分为何不合适;对方讲到哪些关键处，我错过了追问;为一件事谈了三小时，到底值不值得？
这次采访，加深了对官场运作方式的认识，锤炼了踏实的采访作风。
一天晚饭时分，区纪委干部告诉我们，很快有望采访到区委书记。其时，我们已见了不少部门及乡镇一把手、副职及干部，对新政有了更深认识。我们赶紧放下碗筷回到机关，一直等到深夜十一点。我们再三向对方表示，无论多晚，只要书记有空，我们随叫随到。
尽管我们几经努力，最终也没能采访到区委书记，但那几天的风尘仆仆，随时处于待命状态的兴奋;面对拒绝绝不放弃的磨砺;成熟记者的传帮带，对于我，都是扎实的开端。我相信只要努力，就有所获。
2011年6月，我到南充采访纪念朱德元帅的活动时，第一次采访到名人——朱德之孙朱和平少将。采访的经历也有点波折——先向当地工作人员提出采访请求未果，又听说他次日活动后即将回京，我急中生智，在与接待人员闲聊中获知了其房号，并带上有关证件，直接去敲了他的门。得知我来自家乡的反腐杂志，或许是看出了我的年轻与紧张，对方很热情招呼我坐下，不仅讲了朱德严格要求子孙的故事，还谈了自己对反腐败的思考。
2012年9月，广东一项反腐败创新工作在网络上“刷屏”，杂志社决定派我立即飞赴广东采访。这是我第一次独立出省采访。但当晚到了广州再联系，之前热心的内部人士却以“这项工作刚开始搞，还不成熟”为由，拒绝采访及引见。次日一早，我只好来到其工作的省委机关门前碰运气，但门口警卫森严，对方电话挂断，采访陷入僵局。
“先采访当地专家。”杂志社领导的指令点醒了我。我立马尝试联系。“廉政瞭望我常看，你过来吧。”在校园的湖边，熟悉该项工作的中山大学张紧跟教授向我详细介绍了创新的缘起、一把手的思路，并介绍我认识了市、区相关人士，一切似乎峰回路转。
但没想到，当我第二天到推出这项创新的新区采访时，出现了与之前相似的一幕，昨天认识的新区人士以“不方便，要出差”为由拒绝引荐及接受采访！
“不能放过他。”这次我表现得更为沉着，一边打电话给专家“求援”，一边打听到其办公室房间号，“杀”到其办公室，送出杂志请他“品鉴”，并与他聊起“创新的可持续性问题”。最后，他翻完杂志，被刊物的专业性和记者远道而来的诚意打动，带我到新区有关部门采访，还开车带我在新区转了半小时，如数家珍地介绍了情况……
如今的新媒体时代，变的是传播方式，不变的是对优质内容的需求。作为以反腐败为主要内容的时政刊物记者，除了要有理想、有情怀外，还必须下“苦功夫”和“准功夫”。
六年跟踪采访一项廉洁创新：“我们就是来‘揭短’的”
“你们来报道这个，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专揭我们的短吗？”2013年夏，我到四川某县纪委刚采访，说明来意后，对面的部门负责人很激动，差点拂袖而去。而要理清楚这事，得从两年前说起。
2011年起，四川在全省开展了党风廉政建设社会评价工作，以统计民调的形式，让群众对当地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打分。
该项工作启动后，即受到我们杂志的持续关注。“民评官”的形式与两年试点的成绩，让我们感到，做封面报道的时机已经成熟。我们选定排名前、中、后的三个地点，事先简单沟通后，就直接赶 到当地。上文所提的县，在两次社会评价中均排名靠后。
“不瞒你说，我们这次就是来揭短的。”我们的话把对方“镇住”了。“我们就是带着问题来，这里为什么会排名靠后，老百姓、各级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怎么看，有哪些诉求没有满足，又有哪些‘委屈’？”
对方让我们等回音。趁这个时间，我们自行来到几个乡镇，利用各种机会，向乡镇干部询问社会评价排名靠后的事。“遇上了旱灾，有的群众受灾了心情不好。”“测评前出了一次严重交通事故，都上了新闻了，对大家打分有影响。”“收入不高，我作为一个普通公务员，幸福感不强。”干部们道出各自心中的原因。但当我们和几名乡镇党委书记聊起此事时，他们却显得谨慎，欲言又止。
第二天，我们又来到县直部门采访，并随机走访了许多群众，获得了很多鲜活线索。
到该县采访的第三天，县纪委书记终于露面：“听说你们来帮忙找问题，找得如何，我想听听。”我们介绍采访情况并梳理出大家反映的五方面问题后，他直陈，排名靠后虽有偶然因素，但根本原因还在于，当地的民生、宣传和反腐败基础工作较为薄弱。他从更全面的视角分析了原因，提出了目标。并表示，感谢你们的“舆论监督”。
此后，经过扎实工作，该县党风廉政建设社会评价排名不断提升。而我们的报道《民评官的四川实践》也获得了当年四川新闻奖二等奖。
自2013年起，我连续报道这项创新工作。2018年，这项创新获得首届“中国廉洁创新奖”。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当年我们提出的“扩大样本数量”“完善测评指标”等建议已成现实：“工作成效如何，群众来评判”的理念在不少地方已深入人心。
苦功夫与准功夫
如今的新媒体时代，变的是传播方式，不变的是对优质内容的需求。作为以反腐败为主要内容的时政刊物记者，除了要有理想、有情怀外，还必须下“苦功夫”和“准功夫”。比如，必须根据采访内容，短时间内大致熟悉各领域情况。
2013年4月，我们到某市采访主要领导，本是以党风廉政建设与反腐败为主题，问题提纲早已拟好。但到当地沟通后，带队领导认为可以改由他提出的发展战略入手，于是我们熬了通宵，搜集各级党报上近半年宣传当地及专访他本人的内容，拟定了更具针对性的提纲。次日一早采访时，先从城市产业发展、功能布局、科技支撑等入手，最后再引入反腐败工作，那次与其说是采访，不如说是与其探讨辩论，说到激动处，双方都手舞足蹈，恨不得说服对方。最后呈现的文章，也体现了杂志对中心工作的思考。这也许就是下苦功夫练就专业性的体现吧。
如今，杂志社加入了不少新记者，到基层采访时，我们都会告之，对采访内容的期待，稍许的紧张，都是做好工作的动力。记得2011年3月，我到郫县采访该县干部“三圈联考”，三天采访结束后释放了压力，稿件3小时一气呵成，写完时感到“血脉偾张”，久久不能平静。扪心自问，今天的我，在面对同样题材时，是否还能有昔日似火的激情？
可以肯定的是，未來，我还将一直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