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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是去机关采访,你怎么穿这身衣服?”
这 是2010年7月底,入职不到一个月,我第一次外出采访时发生的“插曲”。在火车站与当时的杂志社记者潘则福见面时,我穿了一件大学时期的红色T恤,咖啡色短裤,一副学生模样,让对方哭笑不得。
这一个月,刚从大学毕业、非新闻专业出身的我进入廉政瞭望,迄今已在采编岗位上度过了9年时光。在这些青春年华奋斗的日子里,我感受着血脉偾张的力量。
那一次,我们去重庆南川的采访长达一周,关注一个重大选题——时任区委书记王永康主导的分权新政。我们确定了操作模式——一般由我根据提纲先问,之后再由潘则福从谈的细节入手补充提问,每晚总结工作得失。记得第一天采访完区卫生局负责人,我们还认真讨论起我请采访对象为新政打分为何不合适;对方讲到哪些关键处,我错过了追问;为一件事谈了三小时,到底值不值得?
这次采访,加深了对官场运作方式的认识,锤炼了踏实的采访作风。
一天晚饭时分,区纪委干部告诉我们,很快有望采访到区委书记。其时,我们已见了不少部门及乡镇一把手、副职及干部,对新政有了更深认识。我们赶紧放下碗筷回到机关,一直等到深夜十一点。我们再三向对方表示,无论多晚,只要书记有空,我们随叫随到。![](https://www.soolun.com/img/pic.php?url=http://img.resource.qikan.cn/qkimages/lzlw/lzlw201905/lzlw20190535-1-l.jpg)
尽管我们几经努力,最终也没能采访到区委书记,但那几天的风尘仆仆,随时处于待命状态的兴奋;面对拒绝绝不放弃的磨砺;成熟记者的传帮带,对于我,都是扎实的开端。我相信只要努力,就有所获。
2011年6月,我到南充采访纪念朱德元帅的活动时,第一次采访到名人——朱德之孙朱和平少将。采访的经历也有点波折——先向当地工作人员提出采访请求未果,又听说他次日活动后即将回京,我急中生智,在与接待人员闲聊中获知了其房号,并带上有关证件,直接去敲了他的门。得知我来自家乡的反腐杂志,或许是看出了我的年轻与紧张,对方很热情招呼我坐下,不仅讲了朱德严格要求子孙的故事,还谈了自己对反腐败的思考。
2012年9月,广东一项反腐败创新工作在网络上“刷屏”,杂志社决定派我立即飞赴广东采访。这是我第一次独立出省采访。但当晚到了广州再联系,之前热心的内部人士却以“这项工作刚开始搞,还不成熟”为由,拒绝采访及引见。次日一早,我只好来到其工作的省委机关门前碰运气,但门口警卫森严,对方电话挂断,采访陷入僵局。
“先采访当地专家。”杂志社领导的指令点醒了我。我立马尝试联系。“廉政瞭望我常看,你过来吧。”在校园的湖边,熟悉该项工作的中山大学张紧跟教授向我详细介绍了创新的缘起、一把手的思路,并介绍我认识了市、区相关人士,一切似乎峰回路转。
但没想到,当我第二天到推出这项创新的新区采访时,出现了与之前相似的一幕,昨天认识的新区人士以“不方便,要出差”为由拒绝引荐及接受采访!
“不能放过他。”这次我表现得更为沉着,一边打电话给专家“求援”,一边打听到其办公室房间号,“杀”到其办公室,送出杂志请他“品鉴”,并与他聊起“创新的可持续性问题”。最后,他翻完杂志,被刊物的专业性和记者远道而来的诚意打动,带我到新区有关部门采访,还开车带我在新区转了半小时,如数家珍地介绍了情况……
“你们来报道这个,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专揭我们的短吗?”2013年夏,我到四川某县纪委刚采访,说明来意后,对面的部门负责人很激动,差点拂袖而去。而要理清楚这事,得从两年前说起。
2011年起,四川在全省开展了党风廉政建设社会评价工作,以统计民调的形式,让群众对当地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打分。
该项工作启动后,即受到我们杂志的持续关注。“民评官”的形式与两年试点的成绩,让我们感到,做封面报道的时机已经成熟。我们选定排名前、中、后的三个地点,事先简单沟通后,就直接赶 到当地。上文所提的县,在两次社会评价中均排名靠后。
“不瞒你说,我们这次就是来揭短的。”我们的话把对方“镇住”了。“我们就是带着问题来,这里为什么会排名靠后,老百姓、各级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怎么看,有哪些诉求没有满足,又有哪些‘委屈’?”
对方让我们等回音。趁这个时间,我们自行来到几个乡镇,利用各种机会,向乡镇干部询问社会评价排名靠后的事。“遇上了旱灾,有的群众受灾了心情不好。”“测评前出了一次严重交通事故,都上了新闻了,对大家打分有影响。”“收入不高,我作为一个普通公务员,幸福感不强。”干部们道出各自心中的原因。但当我们和几名乡镇党委书记聊起此事时,他们却显得谨慎,欲言又止。
第二天,我们又来到县直部门采访,并随机走访了许多群众,获得了很多鲜活线索。
到该县采访的第三天,县纪委书记终于露面:“听说你们来帮忙找问题,找得如何,我想听听。”我们介绍采访情况并梳理出大家反映的五方面问题后,他直陈,排名靠后虽有偶然因素,但根本原因还在于,当地的民生、宣传和反腐败基础工作较为薄弱。他从更全面的视角分析了原因,提出了目标。并表示,感谢你们的“舆论监督”。
此后,经过扎实工作,该县党风廉政建设社会评价排名不断提升。而我们的报道《民评官的四川实践》也获得了当年四川新闻奖二等奖。
自2013年起,我连续报道这项创新工作。2018年,这项创新获得首届“中国廉洁创新奖”。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当年我们提出的“扩大样本数量”“完善测评指标”等建议已成现实:“工作成效如何,群众来评判”的理念在不少地方已深入人心。
如今的新媒体时代,变的是传播方式,不变的是对优质内容的需求。作为以反腐败为主要内容的时政刊物记者,除了要有理想、有情怀外,还必须下“苦功夫”和“准功夫”。比如,必须根据采访内容,短时间内大致熟悉各领域情况。
2013年4月,我们到某市采访主要领导,本是以党风廉政建设与反腐败为主题,问题提纲早已拟好。但到当地沟通后,带队领导认为可以改由他提出的发展战略入手,于是我们熬了通宵,搜集各级党报上近半年宣传当地及专访他本人的内容,拟定了更具针对性的提纲。次日一早采访时,先从城市产业发展、功能布局、科技支撑等入手,最后再引入反腐败工作,那次与其说是采访,不如说是与其探讨辩论,说到激动处,双方都手舞足蹈,恨不得说服对方。最后呈现的文章,也体现了杂志对中心工作的思考。这也许就是下苦功夫练就专业性的体现吧。
如今,杂志社加入了不少新记者,到基层采访时,我们都会告之,对采访内容的期待,稍许的紧张,都是做好工作的动力。记得2011年3月,我到郫县采访该县干部“三圈联考”,三天采访结束后释放了压力,稿件3小时一气呵成,写完时感到“血脉偾张”,久久不能平静。扪心自问,今天的我,在面对同样题材时,是否还能有昔日似火的激情?
可以肯定的是,未來,我还将一直在路上。
这 是2010年7月底,入职不到一个月,我第一次外出采访时发生的“插曲”。在火车站与当时的杂志社记者潘则福见面时,我穿了一件大学时期的红色T恤,咖啡色短裤,一副学生模样,让对方哭笑不得。
这一个月,刚从大学毕业、非新闻专业出身的我进入廉政瞭望,迄今已在采编岗位上度过了9年时光。在这些青春年华奋斗的日子里,我感受着血脉偾张的力量。
那些让我挠头的“第一次”
那一次,我们去重庆南川的采访长达一周,关注一个重大选题——时任区委书记王永康主导的分权新政。我们确定了操作模式——一般由我根据提纲先问,之后再由潘则福从谈的细节入手补充提问,每晚总结工作得失。记得第一天采访完区卫生局负责人,我们还认真讨论起我请采访对象为新政打分为何不合适;对方讲到哪些关键处,我错过了追问;为一件事谈了三小时,到底值不值得?
这次采访,加深了对官场运作方式的认识,锤炼了踏实的采访作风。
一天晚饭时分,区纪委干部告诉我们,很快有望采访到区委书记。其时,我们已见了不少部门及乡镇一把手、副职及干部,对新政有了更深认识。我们赶紧放下碗筷回到机关,一直等到深夜十一点。我们再三向对方表示,无论多晚,只要书记有空,我们随叫随到。
![](https://www.soolun.com/img/pic.php?url=http://img.resource.qikan.cn/qkimages/lzlw/lzlw201905/lzlw20190535-1-l.jpg)
尽管我们几经努力,最终也没能采访到区委书记,但那几天的风尘仆仆,随时处于待命状态的兴奋;面对拒绝绝不放弃的磨砺;成熟记者的传帮带,对于我,都是扎实的开端。我相信只要努力,就有所获。
2011年6月,我到南充采访纪念朱德元帅的活动时,第一次采访到名人——朱德之孙朱和平少将。采访的经历也有点波折——先向当地工作人员提出采访请求未果,又听说他次日活动后即将回京,我急中生智,在与接待人员闲聊中获知了其房号,并带上有关证件,直接去敲了他的门。得知我来自家乡的反腐杂志,或许是看出了我的年轻与紧张,对方很热情招呼我坐下,不仅讲了朱德严格要求子孙的故事,还谈了自己对反腐败的思考。
2012年9月,广东一项反腐败创新工作在网络上“刷屏”,杂志社决定派我立即飞赴广东采访。这是我第一次独立出省采访。但当晚到了广州再联系,之前热心的内部人士却以“这项工作刚开始搞,还不成熟”为由,拒绝采访及引见。次日一早,我只好来到其工作的省委机关门前碰运气,但门口警卫森严,对方电话挂断,采访陷入僵局。
“先采访当地专家。”杂志社领导的指令点醒了我。我立马尝试联系。“廉政瞭望我常看,你过来吧。”在校园的湖边,熟悉该项工作的中山大学张紧跟教授向我详细介绍了创新的缘起、一把手的思路,并介绍我认识了市、区相关人士,一切似乎峰回路转。
但没想到,当我第二天到推出这项创新的新区采访时,出现了与之前相似的一幕,昨天认识的新区人士以“不方便,要出差”为由拒绝引荐及接受采访!
“不能放过他。”这次我表现得更为沉着,一边打电话给专家“求援”,一边打听到其办公室房间号,“杀”到其办公室,送出杂志请他“品鉴”,并与他聊起“创新的可持续性问题”。最后,他翻完杂志,被刊物的专业性和记者远道而来的诚意打动,带我到新区有关部门采访,还开车带我在新区转了半小时,如数家珍地介绍了情况……
如今的新媒体时代,变的是传播方式,不变的是对优质内容的需求。作为以反腐败为主要内容的时政刊物记者,除了要有理想、有情怀外,还必须下“苦功夫”和“准功夫”。
六年跟踪采访一项廉洁创新:“我们就是来‘揭短’的”
“你们来报道这个,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专揭我们的短吗?”2013年夏,我到四川某县纪委刚采访,说明来意后,对面的部门负责人很激动,差点拂袖而去。而要理清楚这事,得从两年前说起。
2011年起,四川在全省开展了党风廉政建设社会评价工作,以统计民调的形式,让群众对当地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打分。
该项工作启动后,即受到我们杂志的持续关注。“民评官”的形式与两年试点的成绩,让我们感到,做封面报道的时机已经成熟。我们选定排名前、中、后的三个地点,事先简单沟通后,就直接赶 到当地。上文所提的县,在两次社会评价中均排名靠后。
“不瞒你说,我们这次就是来揭短的。”我们的话把对方“镇住”了。“我们就是带着问题来,这里为什么会排名靠后,老百姓、各级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怎么看,有哪些诉求没有满足,又有哪些‘委屈’?”
对方让我们等回音。趁这个时间,我们自行来到几个乡镇,利用各种机会,向乡镇干部询问社会评价排名靠后的事。“遇上了旱灾,有的群众受灾了心情不好。”“测评前出了一次严重交通事故,都上了新闻了,对大家打分有影响。”“收入不高,我作为一个普通公务员,幸福感不强。”干部们道出各自心中的原因。但当我们和几名乡镇党委书记聊起此事时,他们却显得谨慎,欲言又止。
第二天,我们又来到县直部门采访,并随机走访了许多群众,获得了很多鲜活线索。
到该县采访的第三天,县纪委书记终于露面:“听说你们来帮忙找问题,找得如何,我想听听。”我们介绍采访情况并梳理出大家反映的五方面问题后,他直陈,排名靠后虽有偶然因素,但根本原因还在于,当地的民生、宣传和反腐败基础工作较为薄弱。他从更全面的视角分析了原因,提出了目标。并表示,感谢你们的“舆论监督”。
此后,经过扎实工作,该县党风廉政建设社会评价排名不断提升。而我们的报道《民评官的四川实践》也获得了当年四川新闻奖二等奖。
自2013年起,我连续报道这项创新工作。2018年,这项创新获得首届“中国廉洁创新奖”。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当年我们提出的“扩大样本数量”“完善测评指标”等建议已成现实:“工作成效如何,群众来评判”的理念在不少地方已深入人心。
苦功夫与准功夫
如今的新媒体时代,变的是传播方式,不变的是对优质内容的需求。作为以反腐败为主要内容的时政刊物记者,除了要有理想、有情怀外,还必须下“苦功夫”和“准功夫”。比如,必须根据采访内容,短时间内大致熟悉各领域情况。
2013年4月,我们到某市采访主要领导,本是以党风廉政建设与反腐败为主题,问题提纲早已拟好。但到当地沟通后,带队领导认为可以改由他提出的发展战略入手,于是我们熬了通宵,搜集各级党报上近半年宣传当地及专访他本人的内容,拟定了更具针对性的提纲。次日一早采访时,先从城市产业发展、功能布局、科技支撑等入手,最后再引入反腐败工作,那次与其说是采访,不如说是与其探讨辩论,说到激动处,双方都手舞足蹈,恨不得说服对方。最后呈现的文章,也体现了杂志对中心工作的思考。这也许就是下苦功夫练就专业性的体现吧。
如今,杂志社加入了不少新记者,到基层采访时,我们都会告之,对采访内容的期待,稍许的紧张,都是做好工作的动力。记得2011年3月,我到郫县采访该县干部“三圈联考”,三天采访结束后释放了压力,稿件3小时一气呵成,写完时感到“血脉偾张”,久久不能平静。扪心自问,今天的我,在面对同样题材时,是否还能有昔日似火的激情?
可以肯定的是,未來,我还将一直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