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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阿来的系列小说“山珍三部”（《三只虫草》、《蘑菇圈》和《河上柏影》）讲述了普通植物在消费时代如何变为山珍的过程，展示了在包装、消费、追捧和崇拜山珍的过程中，人类自身在生活环境、经济状况、文化心理等方面发生的改变和面临的危机。在这些变化和危机的冲击下，“山珍三部”系列小说主要呈现了三类人的生存状况：迷茫无助者，顺势而起者和干预思考者。
关键词：阿来；“山珍三部”；文化冲击；生存状况
作者简介：祁颂冰（1992-），女，河南安阳人，武汉大学文学院硕士，专业：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09-0-02
阿来的系列小说“山珍三部”包括《三只虫草》、《蘑菇圈》和《河上柏影》。三篇小说分别以虫草、松茸和岷江柏为切入口，展示了藏区植物在无人干涉的大自然中异彩纷呈的原始生命状态，以及它们在消费时代如何从“野物”变为“山珍”的过程。当下社会，山野植物被裹胁在“山珍文化”中，和消费文化、饮食文化、旅游文化等琳琅满目的文化词条并驾齐驱，不断增值。但是经济热潮带来的只是空泛的物欲崇拜，引发的是对自然的盲目掠夺和占有式开发。在经济文化的不断冲击之下，不仅被包装、被追捧甚至被崇拜的植物面临着灭绝的危险，和它们生存在同一片土地上的人类族群，也处于无所适从、茫然无助的生存困境中。
在谈到小说家的责任时，阿来曾说，“对一个小说家来说，人是出发点，也是目的地。”[1]显然，这样的创作理念也贯穿在“山珍三部”始终。“我决定以这样特别的物产作为入口，来观察这些需求对于当地社会，对当地人群的影响。”[2]所以，从山间野物到山珍文化，“植物”实质上是借以观察“人”的一个切入点。在这个切口之中，“山珍三部”系列小说主要呈现了三类不同的人的生存状况：迷茫无助者，顺势而起者和干预思考者。
一、迷茫无助者
这是所占比例最大的一个群体：他们面对全新文化的冲击时往往无所适从，只能被迫接受，而接受之后对自身所处的境地又迷茫不解；即便其中有一部分人看清了冲击带来的伤害也无能为力，除了无奈、悲叹和哭诉之外别无他法。《三只虫草》中以桑吉父母为代表的、在牧民定居计划中集中居住在新村庄的牧人们，《河上柏影》中以王泽周母亲为代表的、因水电站立项获批而随着整座村庄集体迁移的村人们，《蘑菇圈》中的阿妈斯炯，都属于这一类群体。
經济的发展和变革可以改变人们的生活质量和居住条件，却难以撼动人们的生活习惯。正因为此，《三只虫草》中，桑吉的父亲一方面感叹在新村庄“就像住在城里一样”，另一方面却始终不明白电视剧中演绎的城里人的故事——“那些人吃得好，穿得好，也不干活，又是很操心很累很不高兴的样子，那是因为什么？”[3]同样，处在文化冲击浪潮之中的藏民们，虽然生活方式从游牧变为在小区定居，却依旧保留着往日的生活习惯——晚上睡觉时，桑吉一家还是会将各个房间床上的被褥一件件搬出来，铺在火炉边的地板上，大人孩子挤在一起，说着话，然后入睡。生存在外界文化和本民族文化夹缝中的他们，心理上承受着更多无形的压力，这是一种面对外部世界时融不进又理解不了的迷茫和困顿。力图在夹缝中寻求出路的桑吉表哥，放弃偷窃准备好好工作，于是去当背夫，却因为误帮偷猎者背藏羚羊皮而入狱。桑吉的表哥因此成为文化冲击的牺牲者。
《蘑菇圈》中的阿妈斯炯，从时代变迁中走来，在消费文化盛行的新时代，看清了世界变化的根本就是“人心变坏”，甚至下定结论“人心变好，至少我这辈子是看不到了”[4]。但是，面对因金钱欲望膨胀而不惜一切代价掠夺蘑菇圈的丹雅，她仍感迷茫：“阿妈斯炯心头溅起一点愤怒的火星，但那些火星刚刚闪出一点光亮就熄灭了。接踵而至的情绪也不是悲伤。而是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那种空洞的迷茫。她不说话，也说不出话来。”[5]阿妈斯炯即使认清了时代变化的本质，作为一个置身于滚滚时代车轮下的小人物，她仍无力改变什么。
二、顺势而起者
在经济发展的大潮中，有的人被裹挟其中无力自持，又总有另一些人顺势而起，成为时代发展的“受益者”。《蘑菇圈》中的丹雅和《河上柏影》中的王木匠可以说是这个群体中的典型代表。
在松茸价格飞涨的时期，丹雅建立起食用菌养殖基地，又利用GPS定位系统跟踪上山采蘑菇的阿妈斯炯，探测到蘑菇圈的位置，拍下影像，对外宣称成功在野外培植出了松茸，赚取投资，以此牟利。在经济大潮中，丹雅抓住了人们对山珍产生的狂热拜物冲动，那种“凡是野外的就是好的”的理念指导下的物欲心理，给丹雅这样的投机者带来了可乘之机，也将自然界最后的净土掠夺一空。在外部文化冲击的过程中，本来是受冲击群体一份子的丹雅，反而扮演了一个加速破坏者的角色——她利用自己藏民族的身份，轻松走上了致富之路，却在致富的过程中成为民族文化的破坏者。
《河上柏影》中的王木匠，更像是一个被幸运之神眷顾的暴发户——他因为一门几乎绝迹的木匠手艺而被时代的巨浪托起，从此发家致富。在家乡的旅游业发展起来之前，王木匠“总是悄无声息、自甘卑微”，而当他的手艺在修建寺院大殿过程中被充分赏识、他本人被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继而又当上了手工合作社顾问之后，他成了一个身上洋溢着自信、对工作充满激情的“扬眉吐气”的人。王木匠自身形象和气质的变化，为他个人和家庭带来了看得见的财富和清晰可感的喜悦，这当然得益于消费文化和旅游文化的兴起。但是另一方面，王木匠施展手艺的过程，也是旅游开发者为修建佛殿而砍倒一批又一批古老柏树的过程；王木匠那被人称道的手艺的用武之地，是在拜物热潮中濒临灭绝的岷江柏。从某种程度上讲，他的木匠手艺和砍伐古柏的斧头并无二致；而更为可悲的是，沉浸在致富喜悦中的他对于这一点并不自知。
归根结底，丹雅和王木匠的顺势而起，都依赖着经济发展中短暂兴起的拜物潮流。可以预见的是，这股浪潮终有一日会失去它的影响力，当这一天到来之时，丹雅们和王木匠们终将失去他们发家致富所依凭的对象，那时，他们是否还能有其他发展的途径，是否依旧能够保持这个大潮带给他们的经济自由和精神自信，或许这才是更值得关注的问题。 三、干预思考者
“山珍三部”在提出问题的同时，也在尝试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蘑菇圈》中通过当干部而走出机村的胆巴，《河上柏影》中通过考大学而进入体制内的王泽周，可以说是当地社会的精英阶层——他们都接受过高等文化教育，这样的学历必然会给他们提供一个较高的思考起点和干预平台；同时，从小成长在乡村的生活背景又多少可以保证他们对自身的文化环境有一定的认识，使其在考虑问题时不至于脱离实际。但是，二人最终都没有探索出解决人之生存与社会发展之间矛盾的出路——权力大的胆巴离故乡越来越远，因而无暇顾及家乡的资源和环境问题；在家乡工作的王泽周时时刻刻都关注着家乡的发展，却因无权无势因而心有余而力不足。有权无闲和有心无力，这两种矛盾状态折射着当下社会中某种让人心痛的现实。
《三只虫草》中十二岁的少年桑吉，似乎被作为下一代而寄予厚望。桑吉成长于藏文化的环境之中，又通过学校教育汲取外界知识，在百科全书中探索大千世界。他心地纯真善良，苦心保存挖到的第一批虫草，细心分配每一棵虫草的用途——帮姐姐买衣服，给奶奶买骨痛贴膏，给多布杰老师买剃须泡，给娜姆老师买洗发水。他热爱家乡，敬畏自然，善于思考，一个个让身边任何人都无法回答的问题常常冒出脑海：应该把一棵虫草看作一个鲜活的生命还是当成三十块钱呢？长成草之后的虫草是什么样子呢？桑吉，这个成长中的藏族少年，“他清新、明朗，预示着新的可能与希望。他走出家园，接受现代知识的哺育，但不以拥有知识而自傲，他是生于藏族民间世界的‘地之子’，对藏民族的民间世界充满了热爱；他迷恋于知识构建的世界，对‘百科全书’式的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向往，对现代的智识世界满怀了渴望，他有力量走向可能的未来。”[6]除了桑吉自身的美好品质之外，他被寄予厚望的原因，恐怕还在于这是一个尚在成长中的少年，在这个纯良的少年身上，还潜藏着无限的可塑性和发展的可能性。他对家乡的热忱感情，对族群的宽厚态度，对外面世界的向往和探索，对未知事物的独特思考方式，对自己理想的坚定持守，都让人们坚信，尽管这个干预思考者还处在奔跑在成长的道路上，但当桑吉成长为可以引领时代潮流的青年时，他能带给我们的，会是一个充满美好希望的全新未来。
四、小结
“山珍三部”的着眼点虽然是藏区，但它所涉及的问题却不单是以藏区某一类濒临灭绝的物种为代表的生态危机，也不是单纯地写少数民族在外界文化冲击下的文化危机，而是对处于全球化进程中弱势文化在面临被强势文化所同化的威胁时该何去何从的思考，并且透过对此文化现象的分析考察，进一步关注处于时代剧变中的普通人的生存状态。被经济大潮冲刷之后的人们，就像是一群失去根基的蓬草，在没有根的情况下，他们该如何重新认识世界，在新的生活中该如何依凭现有条件得以立足并且寻得长远的发展，如何重新枝繁叶茂、展露生机，以及如何和这个世界和睦相处？这一系列问题的希望在哪里，难道真的只能寄托在下一代的身上吗？
对于这些问题，阿来在“山珍三部”中并没有给出确切的答案，只是将希望留给了我们：“我愿意写出生命所经历的磨难、罪过、悲苦，但我更愿意写出经历过这一切后，人性的温暖。即便看起来，这个世界还在向着贪婪与罪过滑行，但我还是愿意对人性保持温暖的向往。就像我的主人公所护持的生生不息的蘑菇圈。”[7]
注释：
[1]阿来：《人是出发点，也是目的地》，《黄河文学》，2009年第5期，第17页。
[2]阿来：《河上柏影·序：文学更重要之点在人生况味》，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第2页。
[3]阿来：《蘑菇圈》，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7，第128页。
[4]阿来：《蘑菇圈》，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7，第99页。
[5]阿来：《蘑菇圈》，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7，第115页。
[6]吴雪丽：《敞开、对话与新的可能性——<三只虫草>阅读札記》，《阿来研究（第3辑）》，第94页。
[7]阿来：《河上柏影·序：文学更重要之点在人生况味》，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第2页。
参考文献：
[1]阿来.河上柏影[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2]阿来.蘑菇圈[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7.
[3]阿来.阿来散文[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
[4]阿来.落不定的尘埃：阿来藏地随笔[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6.
[5]陈思广主编.阿来研究（第3辑）[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5.11.
[6]傅小平.当代文学对话录：四分之三的沉默[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8.
[7]阿来.人是出发点，也是目的地[J].黄河文学.2009（5）.
[8]阿来.文学和社会进步与发展——在中意文学论坛上的演讲[J].时代文学.2011（21）.
[9]陈思广，张莹.阿来小说接受向度研究的现状、问题与思考[J].民族文学研究.2016（6）.
关键词：阿来；“山珍三部”；文化冲击；生存状况
作者简介：祁颂冰（1992-），女，河南安阳人，武汉大学文学院硕士，专业：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09-0-02
阿来的系列小说“山珍三部”包括《三只虫草》、《蘑菇圈》和《河上柏影》。三篇小说分别以虫草、松茸和岷江柏为切入口，展示了藏区植物在无人干涉的大自然中异彩纷呈的原始生命状态，以及它们在消费时代如何从“野物”变为“山珍”的过程。当下社会，山野植物被裹胁在“山珍文化”中，和消费文化、饮食文化、旅游文化等琳琅满目的文化词条并驾齐驱，不断增值。但是经济热潮带来的只是空泛的物欲崇拜，引发的是对自然的盲目掠夺和占有式开发。在经济文化的不断冲击之下，不仅被包装、被追捧甚至被崇拜的植物面临着灭绝的危险，和它们生存在同一片土地上的人类族群，也处于无所适从、茫然无助的生存困境中。
在谈到小说家的责任时，阿来曾说，“对一个小说家来说，人是出发点，也是目的地。”[1]显然，这样的创作理念也贯穿在“山珍三部”始终。“我决定以这样特别的物产作为入口，来观察这些需求对于当地社会，对当地人群的影响。”[2]所以，从山间野物到山珍文化，“植物”实质上是借以观察“人”的一个切入点。在这个切口之中，“山珍三部”系列小说主要呈现了三类不同的人的生存状况：迷茫无助者，顺势而起者和干预思考者。
一、迷茫无助者
这是所占比例最大的一个群体：他们面对全新文化的冲击时往往无所适从，只能被迫接受，而接受之后对自身所处的境地又迷茫不解；即便其中有一部分人看清了冲击带来的伤害也无能为力，除了无奈、悲叹和哭诉之外别无他法。《三只虫草》中以桑吉父母为代表的、在牧民定居计划中集中居住在新村庄的牧人们，《河上柏影》中以王泽周母亲为代表的、因水电站立项获批而随着整座村庄集体迁移的村人们，《蘑菇圈》中的阿妈斯炯，都属于这一类群体。
經济的发展和变革可以改变人们的生活质量和居住条件，却难以撼动人们的生活习惯。正因为此，《三只虫草》中，桑吉的父亲一方面感叹在新村庄“就像住在城里一样”，另一方面却始终不明白电视剧中演绎的城里人的故事——“那些人吃得好，穿得好，也不干活，又是很操心很累很不高兴的样子，那是因为什么？”[3]同样，处在文化冲击浪潮之中的藏民们，虽然生活方式从游牧变为在小区定居，却依旧保留着往日的生活习惯——晚上睡觉时，桑吉一家还是会将各个房间床上的被褥一件件搬出来，铺在火炉边的地板上，大人孩子挤在一起，说着话，然后入睡。生存在外界文化和本民族文化夹缝中的他们，心理上承受着更多无形的压力，这是一种面对外部世界时融不进又理解不了的迷茫和困顿。力图在夹缝中寻求出路的桑吉表哥，放弃偷窃准备好好工作，于是去当背夫，却因为误帮偷猎者背藏羚羊皮而入狱。桑吉的表哥因此成为文化冲击的牺牲者。
《蘑菇圈》中的阿妈斯炯，从时代变迁中走来，在消费文化盛行的新时代，看清了世界变化的根本就是“人心变坏”，甚至下定结论“人心变好，至少我这辈子是看不到了”[4]。但是，面对因金钱欲望膨胀而不惜一切代价掠夺蘑菇圈的丹雅，她仍感迷茫：“阿妈斯炯心头溅起一点愤怒的火星，但那些火星刚刚闪出一点光亮就熄灭了。接踵而至的情绪也不是悲伤。而是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那种空洞的迷茫。她不说话，也说不出话来。”[5]阿妈斯炯即使认清了时代变化的本质，作为一个置身于滚滚时代车轮下的小人物，她仍无力改变什么。
二、顺势而起者
在经济发展的大潮中，有的人被裹挟其中无力自持，又总有另一些人顺势而起，成为时代发展的“受益者”。《蘑菇圈》中的丹雅和《河上柏影》中的王木匠可以说是这个群体中的典型代表。
在松茸价格飞涨的时期，丹雅建立起食用菌养殖基地，又利用GPS定位系统跟踪上山采蘑菇的阿妈斯炯，探测到蘑菇圈的位置，拍下影像，对外宣称成功在野外培植出了松茸，赚取投资，以此牟利。在经济大潮中，丹雅抓住了人们对山珍产生的狂热拜物冲动，那种“凡是野外的就是好的”的理念指导下的物欲心理，给丹雅这样的投机者带来了可乘之机，也将自然界最后的净土掠夺一空。在外部文化冲击的过程中，本来是受冲击群体一份子的丹雅，反而扮演了一个加速破坏者的角色——她利用自己藏民族的身份，轻松走上了致富之路，却在致富的过程中成为民族文化的破坏者。
《河上柏影》中的王木匠，更像是一个被幸运之神眷顾的暴发户——他因为一门几乎绝迹的木匠手艺而被时代的巨浪托起，从此发家致富。在家乡的旅游业发展起来之前，王木匠“总是悄无声息、自甘卑微”，而当他的手艺在修建寺院大殿过程中被充分赏识、他本人被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继而又当上了手工合作社顾问之后，他成了一个身上洋溢着自信、对工作充满激情的“扬眉吐气”的人。王木匠自身形象和气质的变化，为他个人和家庭带来了看得见的财富和清晰可感的喜悦，这当然得益于消费文化和旅游文化的兴起。但是另一方面，王木匠施展手艺的过程，也是旅游开发者为修建佛殿而砍倒一批又一批古老柏树的过程；王木匠那被人称道的手艺的用武之地，是在拜物热潮中濒临灭绝的岷江柏。从某种程度上讲，他的木匠手艺和砍伐古柏的斧头并无二致；而更为可悲的是，沉浸在致富喜悦中的他对于这一点并不自知。
归根结底，丹雅和王木匠的顺势而起，都依赖着经济发展中短暂兴起的拜物潮流。可以预见的是，这股浪潮终有一日会失去它的影响力，当这一天到来之时，丹雅们和王木匠们终将失去他们发家致富所依凭的对象，那时，他们是否还能有其他发展的途径，是否依旧能够保持这个大潮带给他们的经济自由和精神自信，或许这才是更值得关注的问题。 三、干预思考者
“山珍三部”在提出问题的同时，也在尝试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蘑菇圈》中通过当干部而走出机村的胆巴，《河上柏影》中通过考大学而进入体制内的王泽周，可以说是当地社会的精英阶层——他们都接受过高等文化教育，这样的学历必然会给他们提供一个较高的思考起点和干预平台；同时，从小成长在乡村的生活背景又多少可以保证他们对自身的文化环境有一定的认识，使其在考虑问题时不至于脱离实际。但是，二人最终都没有探索出解决人之生存与社会发展之间矛盾的出路——权力大的胆巴离故乡越来越远，因而无暇顾及家乡的资源和环境问题；在家乡工作的王泽周时时刻刻都关注着家乡的发展，却因无权无势因而心有余而力不足。有权无闲和有心无力，这两种矛盾状态折射着当下社会中某种让人心痛的现实。
《三只虫草》中十二岁的少年桑吉，似乎被作为下一代而寄予厚望。桑吉成长于藏文化的环境之中，又通过学校教育汲取外界知识，在百科全书中探索大千世界。他心地纯真善良，苦心保存挖到的第一批虫草，细心分配每一棵虫草的用途——帮姐姐买衣服，给奶奶买骨痛贴膏，给多布杰老师买剃须泡，给娜姆老师买洗发水。他热爱家乡，敬畏自然，善于思考，一个个让身边任何人都无法回答的问题常常冒出脑海：应该把一棵虫草看作一个鲜活的生命还是当成三十块钱呢？长成草之后的虫草是什么样子呢？桑吉，这个成长中的藏族少年，“他清新、明朗，预示着新的可能与希望。他走出家园，接受现代知识的哺育，但不以拥有知识而自傲，他是生于藏族民间世界的‘地之子’，对藏民族的民间世界充满了热爱；他迷恋于知识构建的世界，对‘百科全书’式的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向往，对现代的智识世界满怀了渴望，他有力量走向可能的未来。”[6]除了桑吉自身的美好品质之外，他被寄予厚望的原因，恐怕还在于这是一个尚在成长中的少年，在这个纯良的少年身上，还潜藏着无限的可塑性和发展的可能性。他对家乡的热忱感情，对族群的宽厚态度，对外面世界的向往和探索，对未知事物的独特思考方式，对自己理想的坚定持守，都让人们坚信，尽管这个干预思考者还处在奔跑在成长的道路上，但当桑吉成长为可以引领时代潮流的青年时，他能带给我们的，会是一个充满美好希望的全新未来。
四、小结
“山珍三部”的着眼点虽然是藏区，但它所涉及的问题却不单是以藏区某一类濒临灭绝的物种为代表的生态危机，也不是单纯地写少数民族在外界文化冲击下的文化危机，而是对处于全球化进程中弱势文化在面临被强势文化所同化的威胁时该何去何从的思考，并且透过对此文化现象的分析考察，进一步关注处于时代剧变中的普通人的生存状态。被经济大潮冲刷之后的人们，就像是一群失去根基的蓬草，在没有根的情况下，他们该如何重新认识世界，在新的生活中该如何依凭现有条件得以立足并且寻得长远的发展，如何重新枝繁叶茂、展露生机，以及如何和这个世界和睦相处？这一系列问题的希望在哪里，难道真的只能寄托在下一代的身上吗？
对于这些问题，阿来在“山珍三部”中并没有给出确切的答案，只是将希望留给了我们：“我愿意写出生命所经历的磨难、罪过、悲苦，但我更愿意写出经历过这一切后，人性的温暖。即便看起来，这个世界还在向着贪婪与罪过滑行，但我还是愿意对人性保持温暖的向往。就像我的主人公所护持的生生不息的蘑菇圈。”[7]
注释：
[1]阿来：《人是出发点，也是目的地》，《黄河文学》，2009年第5期，第17页。
[2]阿来：《河上柏影·序：文学更重要之点在人生况味》，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第2页。
[3]阿来：《蘑菇圈》，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7，第128页。
[4]阿来：《蘑菇圈》，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7，第99页。
[5]阿来：《蘑菇圈》，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7，第115页。
[6]吴雪丽：《敞开、对话与新的可能性——<三只虫草>阅读札記》，《阿来研究（第3辑）》，第94页。
[7]阿来：《河上柏影·序：文学更重要之点在人生况味》，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第2页。
参考文献：
[1]阿来.河上柏影[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2]阿来.蘑菇圈[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7.
[3]阿来.阿来散文[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
[4]阿来.落不定的尘埃：阿来藏地随笔[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6.
[5]陈思广主编.阿来研究（第3辑）[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5.11.
[6]傅小平.当代文学对话录：四分之三的沉默[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8.
[7]阿来.人是出发点，也是目的地[J].黄河文学.2009（5）.
[8]阿来.文学和社会进步与发展——在中意文学论坛上的演讲[J].时代文学.2011（21）.
[9]陈思广，张莹.阿来小说接受向度研究的现状、问题与思考[J].民族文学研究.201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