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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德江此番视察香港，将中央对“一国两制”的态度讲清楚，将“本土”与“港独”清楚界定并加以区分，有助于化解现时香港社会的撕裂与对立，打消香港社会对“一国两制”的一些疑虑，巩固香港民众对“一国两制”的信心；并将诸如“本土”等政治话题重新拉回“一国两制”框架下来讨论，避免有关讨论在言论自由的社会气氛中“走火入魔”
5月17日中午到19日中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对香港进行了为期三天的“旋风式”视察。兼任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组长的张德江，是中共十八大后首位到访香港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总共只有约48小时的时间里，张德江在香港出席了18场活动，涉及民生、经济、政治等不同领域。曾主政与香港紧邻的广东省多年的张德江，也展现出他对于香港事务的熟悉。
张德江在抵达香港后表示，此行目的是“看、听、讲”。这有别于以往多年中央领导人来港的情况。2011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访问香港，表示要“多走走、多看看、多听听”；2012年，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到香港出席庆祝香港回归祖国15周年活动时则表示“多走一走看一看”。而张德江此番视察香港，除了“看、听”，他还多次坦诚地“讲”。
张德江所“讲”的重点，不仅有向香港讲述“一带一路”的经济发展蓝图及肯定香港在此重大国策上有独特的角色与优势，更重要的是重申中央对“一国两制”的决心坚定不移，不会有所谓“一国一制”“50年就变”抑或是香港“内地化”的做法。
此外，张德江还对“本土”与“港独”做了清楚的定义与区分。他指出，“一国两制”的一项主要内涵就是保持香港原有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这就是对香港“本土”实际情况的最好照顾。现在，有极少数人排斥一国、抗拒中央，甚至公然打出“港独”的旗号，这不是“本土”问题，而是以“本土”之名行“分离”之实。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王光亚曾说过，“香港是一本难读的书。”香港之难读，难在这里与内地分治一百多年，而过去很长时间里香港的教育里没有关于国家的教育。香港传媒享有自由，但又素质参差不齐，各种声音充斥社会，社会情绪容易发酵。
也因此，“一国两制”在香港实施了19年后，如张德江所言，“有过一些波折”。
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指出，现在香港社会的对立气氛是前所未有的激烈，且有港人及内地人士认为香港已失去经济价值，甚至已成中国的“政治包袱”，担心中央对香港的“一国两制”政策会有动摇。
如今，距离2016年9月的立法会选举、12月的选举委员会选举、2017年3月的香港特区政府行政长官选举已经不远，这样的时间点，使得张德江此次对香港的视察被赋予了更多的含义。
张德江此行除了专程视察了香港发展局外，还前往香港圣公会将军澳安老服务大楼，看望老人，实地了解特区政府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多元化安老策略，并专程到九龙观塘安翠街参观正在兴建的安达邨资助房屋项目。观塘区议会副主席洪锦铉认为，张德江选择的“看”，说明他很清楚香港面临的情况，老龄化问题以及住房问题在香港已经非常突出。而参观科技园也说明他关心香港的创新科技发展，这是关系到香港经济转型的重要一环。
张德江在香港视察民生设施时，一些香港市民自发到场迎接，并打出了“德叔，您好”的标语。
对于张德江此行的“听”，香港媒体的关注焦点放在了他与立法会议员特别是四位被认为是“反对派”的议员的会面。张德江不主张称呼四位议员为反对派，表示不分帮派，要多听不同意见。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民建联副主席陈勇认为，中央再次伸出“友谊之手”“橄榄枝”，期望经过这一次与泛民议员的会面，能够促成香港大部分比较理性、肯守护法治的温和理性泛民有更好机会同国家领导人面对面近距离沟通，虽然不能寄望一次见面就解决所有问题，但至少这是个向好的趋势。
张德江的“讲”，主要是在四个场合： 5月17日中午，张德江抵达机场时发表讲话；5月18日上午，张德江出席“一带一路”论坛并发表主旨演讲；5月18日晚，张德江在香港会展中心参加香港社会各界欢迎晚宴并发表讲话，以“勿忘初心”“保持耐心”“坚定信心”概括对“一国两制”和香港问题的看法，勉励香港社会各界坚定“一国两制”事业和香港前景的信心；5月19日上午，张德江与200多名香港各界人士见面并发表讲话。
5月19日上午让人印象非常深刻的脱稿讲话中，张德江谈到了香港社会团结问题。他指出，香港是个多元社会，文化多元、思想多元、利益多元、诉求多元，这很正常，但前提是得为香港好，要在“一国两制”、基本法的前提下。“大家是坐在一条船上的，香港好大家都好，香港乱了，大家跟着一起买单。”他还强调指出， 这不是小事，希望大家合舟共济，共同努力。
在这次约十分钟的讲话过程中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现场有年纪较长的与会人士出现身体不适，张德江几次中断讲话询问其身体“有没有问题”，请随团医生检查，并开玩笑称“怪我讲话太长”。
张德江在几次讲话中所释放的信息是，中央会坚守“一国两制”和基本法，“回归19年来，尽管有这样那样的波折，甚至说当前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实践还是证明基本法是正确的、可行的；‘一国两制’是正确的、可行的。”其讲话还被香港一些媒体认为是中央对香港事务“吹暖风”，旨在化解香港社会日益严重的撕裂气氛。
近期，香港社会因香港“二次前途谈判”（所谓“2047问题”）出现了一些急躁盲动的情绪，张德江的讲话对于抑制这些情绪将会起到效果，并对明确港人的方向感十分重要，可望推动香港社会重回原来的理性互动轨道。而对于“本土”与“港独”问题，张德江几次讲话中未见疾言厉色，却陈以利害，指出如抛弃“一国两制”与基本法，“香港必乱无疑”。他还明确表示，“港独”根本成不了事。 张德江此行将中央对“一国两制”的态度讲清楚，将“本土”与“港独”清楚界定并加以区分，有助于化解现时香港社会的撕裂与对立，打消香港社会对“一国两制”的一些疑虑，巩固香港民众对“一国两制”的信心；并将诸如“本土”等政治话题重新拉回“一国两制”框架下来讨论，免至有关讨论在言论自由的社会气氛中“走火入魔”。
张德江此番赴香港视察的另一主要任务是参加首度举行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有分析认为，这是中央给香港特区的又一份大礼。香港的经济如今走到需要转型的时期，却又未找到方向，经济大环境不振为市民的生活带来压力，也诱发出更多的社会问题。岭南大学公共管治研究部主任李彭广认为，香港的经济到了转型期，但仍未找到出路。
要解决政治问题及社会问题，必须同时解决经济问题。中国希望透过“一带一路”拓展国际市场的时候，香港仍有它不可替代的优势。针对一些人认为“一带一路”是国家的“关照”或是“讨好中央”，香港特区政府发展局长陈茂波说，这种观点是将此项议题过分简单化，这是小看了香港既有的优势，亦无助香港客观审视目前国家和世界政经形势的变化。
张德江在该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时就指出，香港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具备区位、先发、服务业专业化和人文等四个独特优势，能够发挥重要作用，更明确提出中央政府将支持香港在四个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包括：打造综合服务平台；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一带一路”投融资平台建设；促进“一带一路”沿线民心相通；深化与内地合作，共同开辟“一带一路”市场。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形容“一带一路”对香港的机遇“大过、好过内地的改革开放，因为沿带沿路有六十多个国家”，并呼吁香港要做好“超级联络人”的角色。香港通过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发挥在金融、会计、法律、咨询等方面的优势，必将在更广阔的平台上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巩固和提升香港在国际市场上影响力的同时，还能有效支持自身经济结构继续转型升级，为香港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增添新动力。
中银香港经济及政策研究主管谢国樑认为，张德江讲话表明，中央对香港的期望远不止于商业方面，希望香港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香港在国家发展中，包括“一带一路”建设方面最重要的功能还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不过，谢国樑还指出，香港和内地的合作模式，将会有一个显著的调整和转型。“新时期，香港和内地的合作，更有利于香港本土经济发展，包括创造就业机会，所以对香港经济会有实质性支持。”在新一轮的合作中，尤其在“一带一路”建设中，香港作为平台，协助内地资金和企业对外投资和发展，合作的基地主要在香港；而在过去，香港是作为平台，珠三角作为市场腹地，香港主要帮助内地引资，合作的主要基地在珠三角。
香港商界也普遍对香港在“一带一路”中的角色抱有期望。不久前带团考察了“一带一路”多个沿线国家的中华厂商会会长李秀恒表示，沿线的中亚国家在各方面的条件极像当年内地未开发时的珠三角，故预期港商将聚焦投资该地。如吉尔吉斯斯坦就很想搞金融中心，香港可以提供人才；同时，香港是以美元作贸易结算，亦有助对方加强国际贸易等等。
在李秀恒看来，对于港商而言，改革开放之初的投资珠三角的经验可以用来投资中亚国家；此外，最近不少中亚国家加入欧亚经济联盟，这也提供了很多商机，比如在这些地方设立组装公司，可免去关税，将货品转销到欧洲。
但对于港商来说，“一带一路”中虽然商机无限，却也存在挑战和风险。“港商可以说是一张白纸，亦缺乏单独与对方谈判的实力。”李秀恒以中亚国家为例解释说，港商若要探索该地区商机，就不免要背靠祖国，在中国国力与整体蓝图的支持下，香港政府便可与这些中亚国家谈条件，助港商拓展商机，乃至争取到优惠。
虽然百余年来香港擅长于做西方世界与中国的“超级联络人”，但面对着文化背景、商业习惯完全不同且局势时常动荡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香港并不能只是照搬曾经的成功经验。这也是自2013年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构想后，香港对这个概念的态度呈现“冰火两重天”态势的原因之一。香港特区政府很早就积极呼应，行政长官梁振英曾在其施政报告中提到“一带一路”超过40次，并成立了由他亲自挂帅的“一带一路办公室”。但商界和民间反应相对冷静和谨慎，也有一些人认为，特区政府在宣传“一带一路”构想时，过多地讲宏大的目标和方向，而比较少地解释具体的政策和措施，导致这一概念不够接地气。
香港《信报》评论认为，“一带一路”是一个由国家发起的经济政策，当香港参与其中时，需要让730万市民都利益均沾，共同参与其中，否则会容易引起误会，认为这又只是中央送给香港商界的大礼。如何能够具体而细微地联系上香港的实际情况，让平民百姓都明白自己有机会分享成果，这是需要中央政府与特区政府未来一同努力的方向。
不过，香港在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回归祖国19年来所累积的诸多问题，不可能指望在一夜之间得到解决。5月20日，香港《明报》在张德江返程后发表社论认为，香港社会近年沉湎于政治内耗，若能借“一带一路”的机会重新聚焦经济议题，在协助国家走出去的同时，积极参与并充分发挥，香港本身也会得到极其可观的经济利益。
5月17日中午到19日中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对香港进行了为期三天的“旋风式”视察。兼任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组长的张德江，是中共十八大后首位到访香港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总共只有约48小时的时间里，张德江在香港出席了18场活动，涉及民生、经济、政治等不同领域。曾主政与香港紧邻的广东省多年的张德江，也展现出他对于香港事务的熟悉。
张德江在抵达香港后表示，此行目的是“看、听、讲”。这有别于以往多年中央领导人来港的情况。2011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访问香港，表示要“多走走、多看看、多听听”；2012年，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到香港出席庆祝香港回归祖国15周年活动时则表示“多走一走看一看”。而张德江此番视察香港，除了“看、听”，他还多次坦诚地“讲”。
张德江所“讲”的重点，不仅有向香港讲述“一带一路”的经济发展蓝图及肯定香港在此重大国策上有独特的角色与优势，更重要的是重申中央对“一国两制”的决心坚定不移，不会有所谓“一国一制”“50年就变”抑或是香港“内地化”的做法。
此外，张德江还对“本土”与“港独”做了清楚的定义与区分。他指出，“一国两制”的一项主要内涵就是保持香港原有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这就是对香港“本土”实际情况的最好照顾。现在，有极少数人排斥一国、抗拒中央，甚至公然打出“港独”的旗号，这不是“本土”问题，而是以“本土”之名行“分离”之实。
“看、听、讲”推动香港回到理性轨道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王光亚曾说过，“香港是一本难读的书。”香港之难读，难在这里与内地分治一百多年，而过去很长时间里香港的教育里没有关于国家的教育。香港传媒享有自由，但又素质参差不齐，各种声音充斥社会，社会情绪容易发酵。
也因此，“一国两制”在香港实施了19年后，如张德江所言，“有过一些波折”。
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指出，现在香港社会的对立气氛是前所未有的激烈，且有港人及内地人士认为香港已失去经济价值，甚至已成中国的“政治包袱”，担心中央对香港的“一国两制”政策会有动摇。
如今，距离2016年9月的立法会选举、12月的选举委员会选举、2017年3月的香港特区政府行政长官选举已经不远，这样的时间点，使得张德江此次对香港的视察被赋予了更多的含义。
张德江此行除了专程视察了香港发展局外，还前往香港圣公会将军澳安老服务大楼，看望老人，实地了解特区政府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多元化安老策略，并专程到九龙观塘安翠街参观正在兴建的安达邨资助房屋项目。观塘区议会副主席洪锦铉认为，张德江选择的“看”，说明他很清楚香港面临的情况，老龄化问题以及住房问题在香港已经非常突出。而参观科技园也说明他关心香港的创新科技发展，这是关系到香港经济转型的重要一环。
张德江在香港视察民生设施时，一些香港市民自发到场迎接，并打出了“德叔，您好”的标语。
对于张德江此行的“听”，香港媒体的关注焦点放在了他与立法会议员特别是四位被认为是“反对派”的议员的会面。张德江不主张称呼四位议员为反对派，表示不分帮派，要多听不同意见。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民建联副主席陈勇认为，中央再次伸出“友谊之手”“橄榄枝”，期望经过这一次与泛民议员的会面，能够促成香港大部分比较理性、肯守护法治的温和理性泛民有更好机会同国家领导人面对面近距离沟通，虽然不能寄望一次见面就解决所有问题，但至少这是个向好的趋势。
张德江的“讲”，主要是在四个场合： 5月17日中午，张德江抵达机场时发表讲话；5月18日上午，张德江出席“一带一路”论坛并发表主旨演讲；5月18日晚，张德江在香港会展中心参加香港社会各界欢迎晚宴并发表讲话，以“勿忘初心”“保持耐心”“坚定信心”概括对“一国两制”和香港问题的看法，勉励香港社会各界坚定“一国两制”事业和香港前景的信心；5月19日上午，张德江与200多名香港各界人士见面并发表讲话。
5月19日上午让人印象非常深刻的脱稿讲话中，张德江谈到了香港社会团结问题。他指出，香港是个多元社会，文化多元、思想多元、利益多元、诉求多元，这很正常，但前提是得为香港好，要在“一国两制”、基本法的前提下。“大家是坐在一条船上的，香港好大家都好，香港乱了，大家跟着一起买单。”他还强调指出， 这不是小事，希望大家合舟共济，共同努力。
在这次约十分钟的讲话过程中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现场有年纪较长的与会人士出现身体不适，张德江几次中断讲话询问其身体“有没有问题”，请随团医生检查，并开玩笑称“怪我讲话太长”。
张德江在几次讲话中所释放的信息是，中央会坚守“一国两制”和基本法，“回归19年来，尽管有这样那样的波折，甚至说当前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实践还是证明基本法是正确的、可行的；‘一国两制’是正确的、可行的。”其讲话还被香港一些媒体认为是中央对香港事务“吹暖风”，旨在化解香港社会日益严重的撕裂气氛。
近期，香港社会因香港“二次前途谈判”（所谓“2047问题”）出现了一些急躁盲动的情绪，张德江的讲话对于抑制这些情绪将会起到效果，并对明确港人的方向感十分重要，可望推动香港社会重回原来的理性互动轨道。而对于“本土”与“港独”问题，张德江几次讲话中未见疾言厉色，却陈以利害，指出如抛弃“一国两制”与基本法，“香港必乱无疑”。他还明确表示，“港独”根本成不了事。 张德江此行将中央对“一国两制”的态度讲清楚，将“本土”与“港独”清楚界定并加以区分，有助于化解现时香港社会的撕裂与对立，打消香港社会对“一国两制”的一些疑虑，巩固香港民众对“一国两制”的信心；并将诸如“本土”等政治话题重新拉回“一国两制”框架下来讨论，免至有关讨论在言论自由的社会气氛中“走火入魔”。
借“一带一路”机会，重新聚焦经济议题
张德江此番赴香港视察的另一主要任务是参加首度举行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有分析认为，这是中央给香港特区的又一份大礼。香港的经济如今走到需要转型的时期，却又未找到方向，经济大环境不振为市民的生活带来压力，也诱发出更多的社会问题。岭南大学公共管治研究部主任李彭广认为，香港的经济到了转型期，但仍未找到出路。
要解决政治问题及社会问题，必须同时解决经济问题。中国希望透过“一带一路”拓展国际市场的时候，香港仍有它不可替代的优势。针对一些人认为“一带一路”是国家的“关照”或是“讨好中央”，香港特区政府发展局长陈茂波说，这种观点是将此项议题过分简单化，这是小看了香港既有的优势，亦无助香港客观审视目前国家和世界政经形势的变化。
张德江在该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时就指出，香港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具备区位、先发、服务业专业化和人文等四个独特优势，能够发挥重要作用，更明确提出中央政府将支持香港在四个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包括：打造综合服务平台；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一带一路”投融资平台建设；促进“一带一路”沿线民心相通；深化与内地合作，共同开辟“一带一路”市场。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形容“一带一路”对香港的机遇“大过、好过内地的改革开放，因为沿带沿路有六十多个国家”，并呼吁香港要做好“超级联络人”的角色。香港通过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发挥在金融、会计、法律、咨询等方面的优势，必将在更广阔的平台上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巩固和提升香港在国际市场上影响力的同时，还能有效支持自身经济结构继续转型升级，为香港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增添新动力。
中银香港经济及政策研究主管谢国樑认为，张德江讲话表明，中央对香港的期望远不止于商业方面，希望香港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香港在国家发展中，包括“一带一路”建设方面最重要的功能还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不过，谢国樑还指出，香港和内地的合作模式，将会有一个显著的调整和转型。“新时期，香港和内地的合作，更有利于香港本土经济发展，包括创造就业机会，所以对香港经济会有实质性支持。”在新一轮的合作中，尤其在“一带一路”建设中，香港作为平台，协助内地资金和企业对外投资和发展，合作的基地主要在香港；而在过去，香港是作为平台，珠三角作为市场腹地，香港主要帮助内地引资，合作的主要基地在珠三角。
香港商界也普遍对香港在“一带一路”中的角色抱有期望。不久前带团考察了“一带一路”多个沿线国家的中华厂商会会长李秀恒表示，沿线的中亚国家在各方面的条件极像当年内地未开发时的珠三角，故预期港商将聚焦投资该地。如吉尔吉斯斯坦就很想搞金融中心，香港可以提供人才；同时，香港是以美元作贸易结算，亦有助对方加强国际贸易等等。
在李秀恒看来，对于港商而言，改革开放之初的投资珠三角的经验可以用来投资中亚国家；此外，最近不少中亚国家加入欧亚经济联盟，这也提供了很多商机，比如在这些地方设立组装公司，可免去关税，将货品转销到欧洲。
但对于港商来说，“一带一路”中虽然商机无限，却也存在挑战和风险。“港商可以说是一张白纸，亦缺乏单独与对方谈判的实力。”李秀恒以中亚国家为例解释说，港商若要探索该地区商机，就不免要背靠祖国，在中国国力与整体蓝图的支持下，香港政府便可与这些中亚国家谈条件，助港商拓展商机，乃至争取到优惠。
虽然百余年来香港擅长于做西方世界与中国的“超级联络人”，但面对着文化背景、商业习惯完全不同且局势时常动荡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香港并不能只是照搬曾经的成功经验。这也是自2013年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构想后，香港对这个概念的态度呈现“冰火两重天”态势的原因之一。香港特区政府很早就积极呼应，行政长官梁振英曾在其施政报告中提到“一带一路”超过40次，并成立了由他亲自挂帅的“一带一路办公室”。但商界和民间反应相对冷静和谨慎，也有一些人认为，特区政府在宣传“一带一路”构想时，过多地讲宏大的目标和方向，而比较少地解释具体的政策和措施，导致这一概念不够接地气。
香港《信报》评论认为，“一带一路”是一个由国家发起的经济政策，当香港参与其中时，需要让730万市民都利益均沾，共同参与其中，否则会容易引起误会，认为这又只是中央送给香港商界的大礼。如何能够具体而细微地联系上香港的实际情况，让平民百姓都明白自己有机会分享成果，这是需要中央政府与特区政府未来一同努力的方向。
不过，香港在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回归祖国19年来所累积的诸多问题，不可能指望在一夜之间得到解决。5月20日，香港《明报》在张德江返程后发表社论认为，香港社会近年沉湎于政治内耗，若能借“一带一路”的机会重新聚焦经济议题，在协助国家走出去的同时，积极参与并充分发挥，香港本身也会得到极其可观的经济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