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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长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戴木才同志的专著《中国特色政治伦理——中国共产党对执政正当性的探索》，作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研究中心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的政治伦理研究”的研究成果，以政治伦理学的视角，对中国共产党执政正当性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和深入创新的研究，为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提供了理论论证和学术支撑，对于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规律、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坚持和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阐述了政治正当性的基本理论
在现代政治学和法理学的意义上，执政正当性与政治正当性在内涵上是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正当性就是执政正当性。在当代，政治正当性应该具备三个条件：要有一套明确一致的政治体系的运作规则，要有一套统治者与民众都拥护的价值共识，民众深信既定的运作程序能够实现社会价值共识的理念追求。尤尔根·哈贝马斯将政治正当性理论分为经验主义和规范主义两类。所谓经验主义正当性，是依据被统治者是否相信、是否赞同某种统治来确立政治的正当性，凡是被大众所相信或赞同的、能保持大众对它忠诚和支持的，就具有正当性；所谓规范主义正当性，是把某种永恒的美德、正义作为政治正当性的基础，认为一种政治统治是否正当，不依赖于大眾对它是否相信、赞同或忠诚，只要它符合永恒的美德和正义，即使得不到大众的赞同和支持，也具有正当性。从共时性看，政治正当性与人民的“赞同”、政治规范、法律、规则、有效性以及意识形态等要素密切相关。政治正当性的前提，是“统治权力”获得人民的“赞同”和承认；政治规范是政治权力、政治统治获得正当性、获得“统治权利”的核心内容；法律是政治规范制度化最主要的形式，政治规范通过赞同——制度化——法律的过程，获得统治权力，制度化的法律最终成为政治正当性和“统治权力”的象征；任何一种政治正当性，都以政治统治的有效性为前提和基础；在近现代民主政治中，政治权力的产生及运作，被置于既定规则的严格控制和监督之下，政治正当性主要建立在政治权力对规则即宪法和法律的遵从基础上；为促进社会成员对其政治正当性的信仰，除了提高政治绩效、提升政治有效性等物质方面的努力外，还必须为统治系统构建意识形态等精神方面的努力。
论证了中国共产党执政正当性的特殊基础
任何一个政权，不管其创建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性质如何，都必须说明和论证自己执政的正当性，都必须拥有一定的正当性、合法性资源，这是进行政治统治和保障政权稳定的重要基础。该书认为，就现代国家的政治形态而言，中国共产党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执政党，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执政党相比，两者执政的正当性资源的获得存在着巨大差异，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中国执政，有着自己的一套与社会主义国家相联系的执政伦理、执政逻辑和执政正当性理论，有着执政正当性的特殊基础：
一是旧社会和旧制度的负面正当性。面对国民党政治统治的腐败无能、经济凋敝、民不聊生、民怨沸腾，中国共产党高举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这面理想社会的旗帜，能够获得广泛的人心和旧社会的“负面正当性”。用恩格斯的话说，这一过程和结果，是“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力量的产物”，是历史的选择。
二是唯物史观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马克思通过创立唯物史观，确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取代和战胜资本主义的必然性，从而使唯物史观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具有历史正当性的理论基础。
三是革命的正当性和绩效的正当性。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正当性，前三十年主要来自于革命，即革命的正当性，革除“旧中国”之黑暗，建造“新中国”之光明。新中国成立7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正当性，主要来自于执政绩效的正当性。
四是从革命伦理转向执政伦理。从“革命伦理”转向“执政伦理”，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70年最显著也是最重要的特征。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地领导了中国革命，建立了成功的革命伦理。今天作为执政党，执政伦理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正当性必须面对的问题。执政伦理的正当性，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人民支持不支持、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答不答应”。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靠经济发展换取人民群众的赞成、支持和拥护，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正当性，主要通过经济绩效来支撑。在一定程度上，经济绩效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正当性提供了强大基础。
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对执政正当性的艰巨探求
该书认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一直非常重视民主政治建设，明确地把争取民主，建立民主政治作为中国的头等大事和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的首要任务，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了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并以此为指导，在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成功地确立了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正当性进行了初步的、开创性的探索。该书系统地分析了这些开创性探索的丰富内容：一是强调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正确价值理念是人民主权，确立中国的国体是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社会主义民主是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相结合的民主，提出民主与专政相结合的思想。二是坚持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实质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私利，它是人民利益的代表，是人民意志的代表，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唯一的领导核心力量。三是设计和创建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制度形式，首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四是采用了“共和国”的国家形式，把新成立的中国社会主义国家定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执政，是在具有几千年封建传统专制统治的历史基础上而建立的，是从革命战争年代解放区的体制架构演变而来的，并主要是参照了苏联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执政政治正当性资源的创新和恢复，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和新的实践。该书系统地分析了这些新的实践的丰富内容：一是始终坚持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强有力作用，中国共产党始终强调，我国的改革开放必须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对毛泽东及其思想做出重新肯定；坚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大力开展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决反对指导思想的多样化，反对“普世价值”、历史虚无主义等。二是通过政绩有效性恢复和重建执政正当性，中国共产党始终强调，在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中，发展是硬道理，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表述，表明我们党对政治有效性的高度重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始终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从计划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贯穿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整个历史。三是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对执政正当性进行创制，1980年邓小平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可谓具有开创性意义。此后，我们党开始了一系列有关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如建设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等。四是通过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执政正当性，从执政正当性的创造性建设而言，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这次大会专门阐述了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立场和思路，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针，提出到2010年要形成一整套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大会首次把“民主”与“法治”联系在一起，并且把“依法治国”提到基本治国方略的高度来加以强调，从而开始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新征程。党的十五大报告从理论上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一系列政治制度进行了重大制度创新，确认“法治”概念，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的目标；确认“人权”概念，提出“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任务；确认“人民主权”概念，提出“我们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把监督和民主直接联系起来。之后，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系统地提出了政治文明的理论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目标，开始全面建设中国共产党执政正当性的系统工程，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通过制度创新建设和强化执政正当性所做的努力。
阐释了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执政正当性探索的新进展
该书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进一步推进中国共产党执政正当性建设，使执政正当性建设走上了制度化、法治化、程序化的轨道。该书系统地分析了这些执政正当性探索的新进展：
一是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凝魂聚气。“中国梦”这个概念，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丰富的思想内容和浓烈的情感色彩，准确表达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共同追求，鲜明揭示了当今中国的时代主题，在我们今天进行的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能够达成最大共识，凝聚最大力量。当前中国14亿多人的一切奋斗，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实现这一伟大目标。
二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可以说，这既是完善和发展这一目标，深刻反映了我国改革发展的趋势和要求，综合考虑了国际国内的形势和条件，也回应了人民群众的期盼和关切，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指明了總的方向，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提升执政能力和政治正当性的自觉和努力方向。
三是重构经济社会发展“新常态”。提出重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常态”，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对现实问题和未来挑战的清醒认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对现实机遇的从容把握和对未来发展的强大信心，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对自身使命的担当精神，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治国理政的高度智慧和坚强意志。
四是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党的十八大报告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确立为推进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对“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做出了重要部署，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全力推进依法治国的坚强决心，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对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与此同时，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必须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把法治建设和德治建设更加紧密结合起来，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不断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五是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任务，十八大提出“积极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重大课题和战略任务，将核心价值观建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价值共识和塑造社会同一性的共同思想基础，有利于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汇集强大力量。
六是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把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强调在党的领导下，以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为内容，在全社会开展广泛协商，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
七是建立反腐败执政伦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性质，决定了其同腐败是水火不相容的，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在过去坚决反对腐败，在现在更需要坚决反对腐败，绝不能让腐败危及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正当性。只要中国共产党一如既往地坚决反对腐败，真正做到“反腐败零容忍”，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执政正当性的认同，也会不断提升。
构建了中国共产党执政正当性谱系
该书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对执政正当性的艰辛探索中，经历了一个从创立到逐渐丰富、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国共产党执政70年来，不仅确立了执政正当性的核心概念和基本范畴，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框架结构和逻辑体系，而且使执政正当性谱系初具规模。该书认为，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同人民群众关系的形成、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就是中国共产党建构执政历史正当性、绩效正当性、规范正当性和程序正当性的过程，从而形成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正当性谱系。该书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创造性地建构和分析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这些正当性谱系：
历史正当性，积累了党群关系经验与传统的传承性、延续性与进步性；
绩效正当性，证明了党群关系实践的实际成效和意义；
规范正当性，论证了党群关系理论与逻辑上的价值性、目的性和合理性；
程序正当性，保障了党群关系形式的民主化、制度化和程序化。
该书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正当性是建立在这四个方面正当性的综合基础之上的。在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正当性谱系中，不同的正当性相互印证、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辅相成、辩证统一，共同构成一个系统、一个体系，共同促进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维护、巩固和提升中国共产党执政正当性的基础。
提出了“执政正当性建设没有完成时”的观点
一个政权的执政正当性，直接关系到政权的兴亡更替。每一种政治秩序的建立，都离不开政治正当性的论证与维护。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高度重视执政正当性建设，并且卓有成效。审视新中国的政治变迁，我们会发现，正是基于强大的政治正当性，中国共产党才能够领导人民战胜无数困难。作者在全书最后，提出了中国共产党“执政正当性建设，水远在路上，没有完成时”的学术观点。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中国共产党要承担起人民和历史赋予的重大使命，必须认真研究自身建设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在领导全面深化改革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面发展中不断认识自己、加强自己、提高自己，持续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不断增强中国共产党执政正当性建设的活力和动力。
（作者系南昌工程学院副院长、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阐述了政治正当性的基本理论
在现代政治学和法理学的意义上，执政正当性与政治正当性在内涵上是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正当性就是执政正当性。在当代，政治正当性应该具备三个条件：要有一套明确一致的政治体系的运作规则，要有一套统治者与民众都拥护的价值共识，民众深信既定的运作程序能够实现社会价值共识的理念追求。尤尔根·哈贝马斯将政治正当性理论分为经验主义和规范主义两类。所谓经验主义正当性，是依据被统治者是否相信、是否赞同某种统治来确立政治的正当性，凡是被大众所相信或赞同的、能保持大众对它忠诚和支持的，就具有正当性；所谓规范主义正当性，是把某种永恒的美德、正义作为政治正当性的基础，认为一种政治统治是否正当，不依赖于大眾对它是否相信、赞同或忠诚，只要它符合永恒的美德和正义，即使得不到大众的赞同和支持，也具有正当性。从共时性看，政治正当性与人民的“赞同”、政治规范、法律、规则、有效性以及意识形态等要素密切相关。政治正当性的前提，是“统治权力”获得人民的“赞同”和承认；政治规范是政治权力、政治统治获得正当性、获得“统治权利”的核心内容；法律是政治规范制度化最主要的形式，政治规范通过赞同——制度化——法律的过程，获得统治权力，制度化的法律最终成为政治正当性和“统治权力”的象征；任何一种政治正当性，都以政治统治的有效性为前提和基础；在近现代民主政治中，政治权力的产生及运作，被置于既定规则的严格控制和监督之下，政治正当性主要建立在政治权力对规则即宪法和法律的遵从基础上；为促进社会成员对其政治正当性的信仰，除了提高政治绩效、提升政治有效性等物质方面的努力外，还必须为统治系统构建意识形态等精神方面的努力。
论证了中国共产党执政正当性的特殊基础
任何一个政权，不管其创建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性质如何，都必须说明和论证自己执政的正当性，都必须拥有一定的正当性、合法性资源，这是进行政治统治和保障政权稳定的重要基础。该书认为，就现代国家的政治形态而言，中国共产党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执政党，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执政党相比，两者执政的正当性资源的获得存在着巨大差异，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中国执政，有着自己的一套与社会主义国家相联系的执政伦理、执政逻辑和执政正当性理论，有着执政正当性的特殊基础：
一是旧社会和旧制度的负面正当性。面对国民党政治统治的腐败无能、经济凋敝、民不聊生、民怨沸腾，中国共产党高举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这面理想社会的旗帜，能够获得广泛的人心和旧社会的“负面正当性”。用恩格斯的话说，这一过程和结果，是“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力量的产物”，是历史的选择。
二是唯物史观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马克思通过创立唯物史观，确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取代和战胜资本主义的必然性，从而使唯物史观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具有历史正当性的理论基础。
三是革命的正当性和绩效的正当性。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正当性，前三十年主要来自于革命，即革命的正当性，革除“旧中国”之黑暗，建造“新中国”之光明。新中国成立7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正当性，主要来自于执政绩效的正当性。
四是从革命伦理转向执政伦理。从“革命伦理”转向“执政伦理”，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70年最显著也是最重要的特征。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地领导了中国革命，建立了成功的革命伦理。今天作为执政党，执政伦理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正当性必须面对的问题。执政伦理的正当性，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人民支持不支持、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答不答应”。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靠经济发展换取人民群众的赞成、支持和拥护，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正当性，主要通过经济绩效来支撑。在一定程度上，经济绩效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正当性提供了强大基础。
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对执政正当性的艰巨探求
该书认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一直非常重视民主政治建设，明确地把争取民主，建立民主政治作为中国的头等大事和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的首要任务，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了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并以此为指导，在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成功地确立了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正当性进行了初步的、开创性的探索。该书系统地分析了这些开创性探索的丰富内容：一是强调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正确价值理念是人民主权，确立中国的国体是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社会主义民主是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相结合的民主，提出民主与专政相结合的思想。二是坚持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实质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私利，它是人民利益的代表，是人民意志的代表，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唯一的领导核心力量。三是设计和创建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制度形式，首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四是采用了“共和国”的国家形式，把新成立的中国社会主义国家定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执政，是在具有几千年封建传统专制统治的历史基础上而建立的，是从革命战争年代解放区的体制架构演变而来的，并主要是参照了苏联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执政政治正当性资源的创新和恢复，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和新的实践。该书系统地分析了这些新的实践的丰富内容：一是始终坚持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强有力作用，中国共产党始终强调，我国的改革开放必须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对毛泽东及其思想做出重新肯定；坚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大力开展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决反对指导思想的多样化，反对“普世价值”、历史虚无主义等。二是通过政绩有效性恢复和重建执政正当性，中国共产党始终强调，在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中，发展是硬道理，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表述，表明我们党对政治有效性的高度重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始终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从计划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贯穿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整个历史。三是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对执政正当性进行创制，1980年邓小平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可谓具有开创性意义。此后，我们党开始了一系列有关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如建设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等。四是通过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执政正当性，从执政正当性的创造性建设而言，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这次大会专门阐述了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立场和思路，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针，提出到2010年要形成一整套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大会首次把“民主”与“法治”联系在一起，并且把“依法治国”提到基本治国方略的高度来加以强调，从而开始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新征程。党的十五大报告从理论上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一系列政治制度进行了重大制度创新，确认“法治”概念，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的目标；确认“人权”概念，提出“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任务；确认“人民主权”概念，提出“我们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把监督和民主直接联系起来。之后，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系统地提出了政治文明的理论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目标，开始全面建设中国共产党执政正当性的系统工程，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通过制度创新建设和强化执政正当性所做的努力。
阐释了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执政正当性探索的新进展
该书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进一步推进中国共产党执政正当性建设，使执政正当性建设走上了制度化、法治化、程序化的轨道。该书系统地分析了这些执政正当性探索的新进展：
一是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凝魂聚气。“中国梦”这个概念，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丰富的思想内容和浓烈的情感色彩，准确表达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共同追求，鲜明揭示了当今中国的时代主题，在我们今天进行的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能够达成最大共识，凝聚最大力量。当前中国14亿多人的一切奋斗，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实现这一伟大目标。
二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可以说，这既是完善和发展这一目标，深刻反映了我国改革发展的趋势和要求，综合考虑了国际国内的形势和条件，也回应了人民群众的期盼和关切，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指明了總的方向，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提升执政能力和政治正当性的自觉和努力方向。
三是重构经济社会发展“新常态”。提出重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常态”，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对现实问题和未来挑战的清醒认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对现实机遇的从容把握和对未来发展的强大信心，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对自身使命的担当精神，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治国理政的高度智慧和坚强意志。
四是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党的十八大报告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确立为推进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对“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做出了重要部署，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全力推进依法治国的坚强决心，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对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与此同时，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必须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把法治建设和德治建设更加紧密结合起来，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不断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五是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任务，十八大提出“积极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重大课题和战略任务，将核心价值观建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价值共识和塑造社会同一性的共同思想基础，有利于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汇集强大力量。
六是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把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强调在党的领导下，以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为内容，在全社会开展广泛协商，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
七是建立反腐败执政伦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性质，决定了其同腐败是水火不相容的，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在过去坚决反对腐败，在现在更需要坚决反对腐败，绝不能让腐败危及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正当性。只要中国共产党一如既往地坚决反对腐败，真正做到“反腐败零容忍”，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执政正当性的认同，也会不断提升。
构建了中国共产党执政正当性谱系
该书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对执政正当性的艰辛探索中，经历了一个从创立到逐渐丰富、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国共产党执政70年来，不仅确立了执政正当性的核心概念和基本范畴，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框架结构和逻辑体系，而且使执政正当性谱系初具规模。该书认为，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同人民群众关系的形成、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就是中国共产党建构执政历史正当性、绩效正当性、规范正当性和程序正当性的过程，从而形成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正当性谱系。该书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创造性地建构和分析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这些正当性谱系：
历史正当性，积累了党群关系经验与传统的传承性、延续性与进步性；
绩效正当性，证明了党群关系实践的实际成效和意义；
规范正当性，论证了党群关系理论与逻辑上的价值性、目的性和合理性；
程序正当性，保障了党群关系形式的民主化、制度化和程序化。
该书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正当性是建立在这四个方面正当性的综合基础之上的。在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正当性谱系中，不同的正当性相互印证、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辅相成、辩证统一，共同构成一个系统、一个体系，共同促进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维护、巩固和提升中国共产党执政正当性的基础。
提出了“执政正当性建设没有完成时”的观点
一个政权的执政正当性，直接关系到政权的兴亡更替。每一种政治秩序的建立，都离不开政治正当性的论证与维护。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高度重视执政正当性建设，并且卓有成效。审视新中国的政治变迁，我们会发现，正是基于强大的政治正当性，中国共产党才能够领导人民战胜无数困难。作者在全书最后，提出了中国共产党“执政正当性建设，水远在路上，没有完成时”的学术观点。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中国共产党要承担起人民和历史赋予的重大使命，必须认真研究自身建设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在领导全面深化改革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面发展中不断认识自己、加强自己、提高自己，持续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不断增强中国共产党执政正当性建设的活力和动力。
（作者系南昌工程学院副院长、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