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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南方周末》（2009年2月12日与2月19日）刊载的《重温改革初衷恢复历史真相》一文——副题为“《重温叶剑英三十年前讲话》、《叶帅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座谈会摘要”，前者系胡德平的文章，原载《南方周末》2008年10月2日；后者是叶选基的文章，原载《南方周末》2008年10月29日——读后颇有感慨。“改革初衷”需要“重温”，可见有人淡忘；“历史真相”需要“恢复”，因为已被歪曲。文章说的是从粉碎“四人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段历史，比照着胡文和叶文细读，“恢复真相”者大致有以下几点：
关于“两个凡是”。华国锋在“两个凡是”的问题上有错，胡德平与叶选基对此都有比较客观的分析。胡德平着重说的是华国锋对于真理标准讨论的宽容与克制，叶选基则“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澄清了一些事实”。以前总是说，发表“两个凡是”的社论的重要目的之一，是阻碍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然而，叶选基的文章说：“那时中央政治局已同意邓小平在适当时候出来工作了，不存在发表该社论是为了阻挠邓小平复出的问题”，所谓“适当时候”，也就是华国锋说的“水到渠成”；至于以“两个凡是”阻挠“天安门事件”平反云云，不久前还有文章说，是北京市委的平反决定迫使中央政治局常委对此事表态。然而，叶选基的文章也说了，北京市委的平反决定，正是华国锋直接向林乎加(时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同志布置进行的。当然，在此过程中，叶剑英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两件大事都是叶剑英向华国锋提出的。叶选基的文章还更重在探究“两个凡是”的“思想根源和历史根源”，认为“‘凡是’问题，在党的历史上可以说是由来已久”。
关于两年“徘徊“。从粉碎“四人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两年的历史定位，似乎已成定论，即“徘徊中前进”的两年。说是“前进”，重点却在“徘徊”，直到1978年底才实现“伟大的历史性转折”。然而，胡文和叶文都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这两年间，“在叶帅、华国锋、邓小平的支持下”，包括胡耀邦在内的很多同志做了大量平反冤假错案和拨乱反正的工作，真理标准的讨论也是在这两年间进行的。胡耀邦多次讲到这两年“是拨乱反正的两年，是扭转乾坤的两年”。恢复国民经济等工作也取得了重大成就，说华国锋搞洋跃进并不实事求是。叶文说：“历史没有在这里徘徊，更不可能倒退”，这两年的工作应当充分肯定，粉碎“四人帮”的历史意义更应该如实评价。“粉碎‘四人帮’和三中全会，是改革开放这篇大文章的上下篇”，没有粉碎“四人帮”这个“上篇”，哪有“三中全会”这个“下篇”？说“伟大的转折”，只讲“下篇”而淡化“上篇”，显然很不公正。
关于党的领导集体与个人的作用。胡文和叶文都强调指出，30年前开始的这场改革是由一系列的事件组成的，是由党的领导集体顺应时代趋势和人民群众的要求，共同发起和推动的；是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创造的，不是哪一个人的力量。“在党中央领导集体中，有邓小平、叶剑英等人的功绩，不应忽视的是，也有华国锋的贡献”。从“完整、准确”到真理标准大讨论，“也是认识的发展和深化的过程，世上没有先知先觉的圣人”。这一条非常重要。说谁谁谁改变了中国，这种说法既不符合唯物史观，也不符合历史事实。最早把“四人帮”定性为封建法西斯，提出反封建的是叶剑英。1980年7月5日，胡耀邦指导和修改定稿的《封建主义遗毒应该肃清》一文发表，也比邓小平8月18日的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早了一个多月。尤其不能忽略的是人心的向背和群众的作用，因为有这样的基础，才能粉碎“四人帮”，才能实现历史性的转折。
历史，方才过去30余年。真相，已被弄得需要“恢复”。个中原因相当复杂，有的是当事人记忆有误，有的是圈内人情感有偏，有的是知情人不便说不敢说或不愿说。然而，在此后面，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于是就想到“恢复历史真相”前面的那一句话：“重温改革的初衷”——这“改革的初衷”到底是什么，不就是叶剑英在30年前的讲话中提出的“倡导民主法制，反对封建主义”吗？邓小平后来提出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的改革”，不就是鉴于“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主义以及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要防止封建主义的残余的死灰复燃吗？所以，当时提出反对突出宣传个人，反对家长制与一言堂，反对权力过分集中，强调集体领导、党内民主以及民主与法制的建设。然而，人们往往难以摆脱这样的怪圈：无权无势之时，以民主作为武器，去为自己争取某种话语权力，一旦有了某种权势和某种话语权力，又希望别人都能与自己保持一致，这“民主”二字，就不再那么可爱了。政治体制的改革之滞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的改革”之步履维艰，恐怕就与此不无关联。
叶选基说：“我们党迄今所战胜的各种困难、取得的所有的成绩、改革开放30年赢得的成果，都是在我们党的领导集体共同努力之下取得的，而离开这个原则，搞一言堂，没有正常的党内民主，就会出现失误，就会付出惨重代价。”胡德平说：“我觉得今天的民主比‘四人帮’时期进步多了，但是，党内民主建设和国家民主政治建设还很不够。改革以来，百姓是不是就欢欣鼓舞了呢？我的心情，一是高兴，一是忧虑，处于矛盾中。关键的问题是，在可以用民主法治保护社会进步的时候，我们是否敢坚持下去？”我想，他们说这些话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绝非信口开河。值得人们深思。□
（作者单位：福建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功杭
关于“两个凡是”。华国锋在“两个凡是”的问题上有错，胡德平与叶选基对此都有比较客观的分析。胡德平着重说的是华国锋对于真理标准讨论的宽容与克制，叶选基则“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澄清了一些事实”。以前总是说，发表“两个凡是”的社论的重要目的之一，是阻碍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然而，叶选基的文章说：“那时中央政治局已同意邓小平在适当时候出来工作了，不存在发表该社论是为了阻挠邓小平复出的问题”，所谓“适当时候”，也就是华国锋说的“水到渠成”；至于以“两个凡是”阻挠“天安门事件”平反云云，不久前还有文章说，是北京市委的平反决定迫使中央政治局常委对此事表态。然而，叶选基的文章也说了，北京市委的平反决定，正是华国锋直接向林乎加(时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同志布置进行的。当然，在此过程中，叶剑英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两件大事都是叶剑英向华国锋提出的。叶选基的文章还更重在探究“两个凡是”的“思想根源和历史根源”，认为“‘凡是’问题，在党的历史上可以说是由来已久”。
关于两年“徘徊“。从粉碎“四人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两年的历史定位，似乎已成定论，即“徘徊中前进”的两年。说是“前进”，重点却在“徘徊”，直到1978年底才实现“伟大的历史性转折”。然而，胡文和叶文都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这两年间，“在叶帅、华国锋、邓小平的支持下”，包括胡耀邦在内的很多同志做了大量平反冤假错案和拨乱反正的工作，真理标准的讨论也是在这两年间进行的。胡耀邦多次讲到这两年“是拨乱反正的两年，是扭转乾坤的两年”。恢复国民经济等工作也取得了重大成就，说华国锋搞洋跃进并不实事求是。叶文说：“历史没有在这里徘徊，更不可能倒退”，这两年的工作应当充分肯定，粉碎“四人帮”的历史意义更应该如实评价。“粉碎‘四人帮’和三中全会，是改革开放这篇大文章的上下篇”，没有粉碎“四人帮”这个“上篇”，哪有“三中全会”这个“下篇”？说“伟大的转折”，只讲“下篇”而淡化“上篇”，显然很不公正。
关于党的领导集体与个人的作用。胡文和叶文都强调指出，30年前开始的这场改革是由一系列的事件组成的，是由党的领导集体顺应时代趋势和人民群众的要求，共同发起和推动的；是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创造的，不是哪一个人的力量。“在党中央领导集体中，有邓小平、叶剑英等人的功绩，不应忽视的是，也有华国锋的贡献”。从“完整、准确”到真理标准大讨论，“也是认识的发展和深化的过程，世上没有先知先觉的圣人”。这一条非常重要。说谁谁谁改变了中国，这种说法既不符合唯物史观，也不符合历史事实。最早把“四人帮”定性为封建法西斯，提出反封建的是叶剑英。1980年7月5日，胡耀邦指导和修改定稿的《封建主义遗毒应该肃清》一文发表，也比邓小平8月18日的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早了一个多月。尤其不能忽略的是人心的向背和群众的作用，因为有这样的基础，才能粉碎“四人帮”，才能实现历史性的转折。
历史，方才过去30余年。真相，已被弄得需要“恢复”。个中原因相当复杂，有的是当事人记忆有误，有的是圈内人情感有偏，有的是知情人不便说不敢说或不愿说。然而，在此后面，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于是就想到“恢复历史真相”前面的那一句话：“重温改革的初衷”——这“改革的初衷”到底是什么，不就是叶剑英在30年前的讲话中提出的“倡导民主法制，反对封建主义”吗？邓小平后来提出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的改革”，不就是鉴于“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主义以及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要防止封建主义的残余的死灰复燃吗？所以，当时提出反对突出宣传个人，反对家长制与一言堂，反对权力过分集中，强调集体领导、党内民主以及民主与法制的建设。然而，人们往往难以摆脱这样的怪圈：无权无势之时，以民主作为武器，去为自己争取某种话语权力，一旦有了某种权势和某种话语权力，又希望别人都能与自己保持一致，这“民主”二字，就不再那么可爱了。政治体制的改革之滞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的改革”之步履维艰，恐怕就与此不无关联。
叶选基说：“我们党迄今所战胜的各种困难、取得的所有的成绩、改革开放30年赢得的成果，都是在我们党的领导集体共同努力之下取得的，而离开这个原则，搞一言堂，没有正常的党内民主，就会出现失误，就会付出惨重代价。”胡德平说：“我觉得今天的民主比‘四人帮’时期进步多了，但是，党内民主建设和国家民主政治建设还很不够。改革以来，百姓是不是就欢欣鼓舞了呢？我的心情，一是高兴，一是忧虑，处于矛盾中。关键的问题是，在可以用民主法治保护社会进步的时候，我们是否敢坚持下去？”我想，他们说这些话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绝非信口开河。值得人们深思。□
（作者单位：福建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功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