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55年十一月初九，一场改变盛唐命运的内战拉开了序幕，当时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节度使的安禄山与史思明联合同罗、突厥、契丹等民族集结15万人马，借“讨伐杨国忠”之名，在范阳起兵反唐，自此安史之乱开始，盛唐由鼎盛走向衰落。
　　次年初夏，叛军攻破洛阳，六月又攻入潼关，长安城的最后一道防线失守。在长安沦陷之前，城内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唐玄宗李隆基带领着一众皇族贵胄仓皇出逃。就在队伍行至马嵬坡时，士兵哗变，要求处死杨氏一门，眼见着局面无法控制，无奈之下，李隆基只能下旨处死了杨玉环。经过这一系列的打击，李隆基再无昔日的意气风发，一夕之间老态毕现。
　　心灰意冷的李隆基将帝位传给随行的太子李亨后，在马嵬坡与太子分别，太子收拾残兵，向北而行讨伐叛军，李隆基向南奔赴四川，也就是众人口中的“幸蜀”。
　　早在李隆基出逃之前，咸阳、金城等地的官员和百姓就已提前出逃以躲避战乱，所以他们沿途所经的城镇街巷空无一人，一片萧索。李隆基所到之处也没了以往天子出巡的隆重仪式，既无官员接驾，也无百姓恭迎，甚至一路的饮食都无法保证，只得杀御马充饥，可谓狼狈至极。
　　就在这次随行的皇族贵胄中，有一位李氏宗亲李昭道，他的父亲就是被称为“国朝山水第一”的李思训，他承袭了父亲独创的金碧青绿山水画法，又加以拓展变化，形成了独特的“二李”画派。李隆基这一个半月的艰难跋涉，后来在李昭道笔下展现出了另一番面貌，就是现存于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藏品《明皇幸蜀图》。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是李白诗里的蜀道，李昭道画笔下的蜀道也是如此。画面上部是白云缭绕的巉岩峭壁，直插入云的山峰，画面下部是迂回盘绕的山路，危临绝壑的栈道，一队人马正在山路上行进。中间一队负责掌管行李的侍从行走到山问溪水旁的平坡时，卸下行李准备稍事休息，右侧溪桥前缓行而来的一队人马则是唐明皇与嫔妃等行旅队伍的中心。
　　画中的李隆基身穿绯衣，胯下乘一匹赤骠馬正要打马过桥，画中的他看起来四十多岁，正值壮年，神态中也无疲惫颓废之色，他的身后有几名佩弓的男子，之后是数位头戴帷帽的女子。整个画面以青绿色渲染着春天的氛围，色彩艳丽的人马贯穿其中，画面充满着愉悦和轻松，就如图的名字一样，是一次远足踏青。
　　而事实上这一年李隆基已经71岁，经历了叛乱、退位以及与杨贵妃的生离死别，早已身心俱疲，绝非画中呈现出的姿态。这幅画可以说为李隆基开了一个十级的美颜，为逃亡加了一个特效滤镜，将一位迟暮的失败帝王美化成了盛世巡幸。这样一幅作品究竟是在什么情况下被完成的，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
　　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下什么是金碧青绿山水。凡画中以泥金、石青、石绿三种颜料为主色的山水画，皆可称为金碧青绿山水。泥金以金粉制成，石青以蓝铜矿制成，石青以孔雀石制成，简单讲就是颜料非常贵重，每画一幅简直就是在烧钱。而且，《明皇幸蜀图》是“二李”画派的典型风格，有明显的唐代特征，画面布局严谨，笔触细腻，画风巧赡精致，创作一幅这样的作品至少需要数月时间。
　　那么李昭道出于什么心态要画这样一幅费时费力又费钱，而且题材也容易遭到皇帝猜忌的画呢？真相如何，不得而知，只是事实上李昭道不仅画了，而且让这幅画流传了下来。
　　据宋人记载，在宋代就有这幅画的多种藏本和摹本。宋时这幅画还有两个名字《明皇幸蜀图》和《摘瓜图》，有的版本中有宫女摘瓜的部分，为了避帝王名讳，也称作《摘瓜图》。苏东坡也曾看过此画，还描述过画中的情景：“帝乘赤缥起三骏，于诸王及嫔御十数骑，出飞仙岭下，初见平陆，马皆若驾，而帝马见小桥，作徘徊不进状。”可以想见这幅画在当时及其后不久一直都流传广泛。
　　清内府也曾收藏过这幅画，当时乾隆曾在画上题诗：“青绿关山迥，崎岖道路长。客人各结束，行李自周详，总为名和利，那辞劳与忙，年陈失姓氏，北宋近乎唐。”从诗的内容看，乾隆对这幅画进行过考证，看出这幅画是宋人临摹唐人的作品，提到了关山与名利，却并未提及帝王出逃的事情，也许这是他有所忌讳，也许是他同为帝王芝焚蕙叹的体恤。
　　如今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明皇幸蜀图》并非李昭道的亲笔，据考证为宋初摹本。真迹不在，真相也不在了，不过顺着历史的脉络回溯，可以看出李昭道这幅加了滤镜与美颜的《明皇幸蜀图》很有可能是在皇帝授意下完成的一幅粉饰太平的作品。
　　岁华年年，日月流转，唐明皇李隆基的功过得失早已尘埃落定，所有的粉饰都变成了掩饰，这幅画却得以流传下来，让我们得以窥见唐代山水的面貌，看到金碧青绿山水笔法单纯古朴，设色浓丽辉煌的美。
　　编辑/羽川
　　图说
　　头戴搞怪帽子的毕加索（右）和摄影师站在一起，这表情也是亮了。
　　1898年，就读于苏黎世理工学院的爱因斯坦，与大家印象中那个满头白发、不修边幅的他完全不一样。
　　19岁的英国首相丘吉尔，这张是他在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骑兵专业学习时所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