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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点·2011
无论是从内部动力还是外部压力来看，2011年都无疑是我国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建设进程中的重要节点之一。在各种网络新闻搜索引擎上，“党委新闻发言人”和“7·23动车事故”成为与新闻发布高度相关的“热词”，相关的新闻或帖子达到数十万条。这两个“热词”恰如其分地体现了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在这一年所获得的“内在动力”和所面临的“外在压力”。
2011年新年伊始，国务院新闻办在北京举行了全国首届党委新闻发言人培训班，李长春等中央领导同志接见全体学员并作出重要指示，这标志着继2004年全面建立政府部门新闻发布制度以来，这一制度开始向更高层面推进。2011年适逢建党90周年，以此为契机，从中央到地方党委系统的新闻发言人频频高调亮相，与已经实行7年有余的各级政府部门的新闻发言人相得益彰，从而使得新闻发布制度与“党政一体”的中国政治制度实现了无缝对接，这对新闻发布制度在我国的推广和深化无疑构成了巨大的内在动力。
但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新闻发布制度所面临的外在压力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2011年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交媒体蓬勃发展，用户突破了2亿。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具有的“围观”习俗，加之中国特色的微博所设置的“评论”功能的放大效应(在美国twitter等类似的社交媒体则没有这个功能)，新兴的社交媒体使得“人人都是发言人、人人都有扩音器”成为了各级党政领导无法回避的“残酷现实”。
7·23温州动车事故发生无疑是微博时代新闻发布制度面临巨大挑战的一个典型例证。在微博所形成排山倒海的舆论声浪中，姗姗来迟的铁道部新闻发布会遭受了自SARS以来媒体公众对政府部门最为激烈的批评和质疑。在发布会上仓促上场的铁道部资深新闻发言人王勇平以他“高铁体”式的回答成为媒体和公众宣泄不满的对象，最终不得不结束了7年的任期而黯然离职。《人民日报》使用了“新闻发言人遭遇七年之痒”这样罕见的“煽情”标题，对自SARS之后全面建立的政府发布制度进行了深刻的内省和反思，引发了其他传统媒体以及微博等新兴媒体的纷纷跟进，使得“政府新闻发布工作”继2004年首批中央和地方政府部门新闻发言人亮相后，再度成为媒体和舆论关注的热点。
正是在这样的内在动力和外在压力的共同作用下，新闻发布工作的重要性再度赢得了领导层和决策层的认可。新闻发布工作的有效性也再度成为媒体和公众检验党和政府执政能力的重要指标。2011年10月份召开的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首次把“文化软实力建设”提上领导层的核心议程，首次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在相关的文件中根据胡锦涛总书记2008年6月20日在人民日报社的讲话精神，再次把“完善新闻发布制度、增强舆论引导能力”列入党和政府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中心工作之一。
从这个意义上说，2011年必将成为中国新闻发布制度建设进程中的一个“拐点”。中国历史上历次的制度变革和实践创新大都遵循了“内外互动+大事件驱动”的轨迹。一方面，外在的压力使得变革成为自上而下的共识，另一方面，内在的体制和机制中已经孕育出了变革的“种子”。
改革·2012
筆者以为，在2012年及今后的几年中，新闻发布制度的改革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进行：
一是提升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的媒体素养和传播能力，为新闻发布工作的全面推进打下坚实的基础。
从过去七年来成功和失败的案例来看，新闻发布工作是否能够发挥其应有的效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导层和决策层对新闻传播规律的把握和认识。换言之，在以“全球、全民、全媒”为特征的传播时代，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的媒体素养和传播能力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的执政水平和决策效果。习近平副主席在2009年3月中央党校春季开学典礼的讲话中，把“与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列为新世纪领导干部应当具备的六种基本能力之一。这充分说明，新闻发布工作应当成为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必须关注、支持和参与的中心工作之一，是一项协同作战的“系统工程”，而不仅仅是宣传部门和新闻发言人的“孤军奋战”。
从中国的国情来说，党委和政府新闻发言人不可能由掌握全面情况的“一把手”来担任，而通常是由年龄较轻、资历较浅、官阶较低的领导干部担任，这就决定了现阶段我国政府部门还不可能出现国外那种“全知全能”型的专业新闻发言人。后者往往会获得特别的授权列席最高层级的会议，掌握全面信息；同时，他们往往是从新闻界直接招聘而来，因此也熟悉如何将政府特有的“公文语言”转化为媒体和公众喜闻乐见的“新闻语言”。
在我国现有的“官职”型新闻发言人的制度设计下，一方面，我们要借鉴国外的经验，为官阶较低的新闻发言人“赋权”，为他们创造全面把握信息的机会，同时也要让他们通过参加培训和到媒体实习等方式，熟悉和掌握“新闻语言”和新闻传播的规律。另一方面，要让各级党政部门的“一把手”关注、支持、参与新闻发布工作，成为新闻发言人的坚强后盾。在舆论高度关注的重大热点事件发生时，各级“一把手”应该主动面对媒体，为公众解疑释惑，化解内外矛盾。
二是充分利用新兴媒体进行新闻发布，拓宽信息传输的渠道，从内容和形式上坚持“受众第一”的原则，为提升新闻发布的有效性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新的一年，微博等新兴社交媒体的舆论引导作用还会更加凸显。传播中的“内容层面”和“关系层面”之间的结合将会进一步加强。换言之，新闻发布的有效性不仅取决于“说了什么”，还取决于“谁用什么方式来说”。
2011年先后发生了“阿拉伯之春”、“不列颠之夏”、“美国之秋”等一系列骚乱事件，这些群体性抗议大多由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失去工作和生活保障的“愤怒的青年人”通过社交媒体来发动和组织，这也使得世界各国领导人看到了“微博执政”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我国各级政府部门的新闻发布基本上沿用了借助传统媒体发布的方式，其时效性和针对性在社交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受到了一定的局限。应该说，我国相关政府部门的新闻发布还算及时，但由于未能有效利用微博发布，在信息更新速度以秒来计算的时代，谣言仍然跑在了政府新闻发布的前面，影响了社会的稳定，甚至破坏了我国的国家形象，这个教训是非常深刻的。
2011年各级政府部门的微博发布得到了进一步的推广和利用。这个趋势在2012年还将继续下去。除了政府部门和各级领导开通微博形成与公众进行常态互动的机制外，在新的一年，我们还要探索如何将这些“政府微博”和“官员微博”进行整合，与传统新闻发布相辅相成，打造政府新闻发布的全媒体发布平台，强化政府新闻发布的“媒体聚合效应”，加强政府新闻发布的有效性和针对性。2011年11月17日正式上线的全国首个省级政务微博发布群——“北京微博发布厅”就是在这方面作出的可贵尝试。正如北京市新闻办主任王惠所言，这个微博发布平台会分期分批将北京市各级政府部门纳入信息发布平台，“不作僵尸不作秀”，将即时发布和定期发布相结合，满足不同媒体受众群体的需求。在新的一年，相信会有更多省市的政府部门会借鉴北京的经验，在微博发布方面做出更为大胆的尝试和探索。
应该指出的是，上述两个方面的工作是长效性的，也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同时也缺乏国外可资借鉴的现成经验，需要我们进行更为大胆的尝试和探索。2012年秋季即将召开的“十八大”将是举世瞩目的“媒体事件”。与此同时，各地党委和政府也将进行换届。在这种“大事件驱动”的效应之下，可以预见的是，中国“党政一体”的政治模式和有关党委系统会成为海内外媒体和公众关注的议题。如何充分利用党委新闻发言人提升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如何进一步开掘中央党务部门的新闻发布空间?如何协调地方党委和政府新闻发布机制?以上这些都是2012年改进政府新闻发布工作中尤其需要加以关注和思考的问题。我们可以相信，只要我们沿着“内外互动+大事件驱动”的发展轨迹，2012年的新闻发布工作一定会在广度、深度、信度、效度等诸方面获得更大的发展。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政部门将会在建立新闻发布制度的“中国模式”方面迈出实质性的一步。
无论是从内部动力还是外部压力来看，2011年都无疑是我国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建设进程中的重要节点之一。在各种网络新闻搜索引擎上，“党委新闻发言人”和“7·23动车事故”成为与新闻发布高度相关的“热词”，相关的新闻或帖子达到数十万条。这两个“热词”恰如其分地体现了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在这一年所获得的“内在动力”和所面临的“外在压力”。
2011年新年伊始，国务院新闻办在北京举行了全国首届党委新闻发言人培训班，李长春等中央领导同志接见全体学员并作出重要指示，这标志着继2004年全面建立政府部门新闻发布制度以来，这一制度开始向更高层面推进。2011年适逢建党90周年，以此为契机，从中央到地方党委系统的新闻发言人频频高调亮相，与已经实行7年有余的各级政府部门的新闻发言人相得益彰，从而使得新闻发布制度与“党政一体”的中国政治制度实现了无缝对接，这对新闻发布制度在我国的推广和深化无疑构成了巨大的内在动力。
但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新闻发布制度所面临的外在压力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2011年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交媒体蓬勃发展，用户突破了2亿。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具有的“围观”习俗，加之中国特色的微博所设置的“评论”功能的放大效应(在美国twitter等类似的社交媒体则没有这个功能)，新兴的社交媒体使得“人人都是发言人、人人都有扩音器”成为了各级党政领导无法回避的“残酷现实”。
7·23温州动车事故发生无疑是微博时代新闻发布制度面临巨大挑战的一个典型例证。在微博所形成排山倒海的舆论声浪中，姗姗来迟的铁道部新闻发布会遭受了自SARS以来媒体公众对政府部门最为激烈的批评和质疑。在发布会上仓促上场的铁道部资深新闻发言人王勇平以他“高铁体”式的回答成为媒体和公众宣泄不满的对象，最终不得不结束了7年的任期而黯然离职。《人民日报》使用了“新闻发言人遭遇七年之痒”这样罕见的“煽情”标题，对自SARS之后全面建立的政府发布制度进行了深刻的内省和反思，引发了其他传统媒体以及微博等新兴媒体的纷纷跟进，使得“政府新闻发布工作”继2004年首批中央和地方政府部门新闻发言人亮相后，再度成为媒体和舆论关注的热点。
正是在这样的内在动力和外在压力的共同作用下，新闻发布工作的重要性再度赢得了领导层和决策层的认可。新闻发布工作的有效性也再度成为媒体和公众检验党和政府执政能力的重要指标。2011年10月份召开的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首次把“文化软实力建设”提上领导层的核心议程，首次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在相关的文件中根据胡锦涛总书记2008年6月20日在人民日报社的讲话精神，再次把“完善新闻发布制度、增强舆论引导能力”列入党和政府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中心工作之一。
从这个意义上说，2011年必将成为中国新闻发布制度建设进程中的一个“拐点”。中国历史上历次的制度变革和实践创新大都遵循了“内外互动+大事件驱动”的轨迹。一方面，外在的压力使得变革成为自上而下的共识，另一方面，内在的体制和机制中已经孕育出了变革的“种子”。
改革·2012
筆者以为，在2012年及今后的几年中，新闻发布制度的改革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进行：
一是提升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的媒体素养和传播能力，为新闻发布工作的全面推进打下坚实的基础。
从过去七年来成功和失败的案例来看，新闻发布工作是否能够发挥其应有的效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导层和决策层对新闻传播规律的把握和认识。换言之，在以“全球、全民、全媒”为特征的传播时代，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的媒体素养和传播能力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的执政水平和决策效果。习近平副主席在2009年3月中央党校春季开学典礼的讲话中，把“与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列为新世纪领导干部应当具备的六种基本能力之一。这充分说明，新闻发布工作应当成为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必须关注、支持和参与的中心工作之一，是一项协同作战的“系统工程”，而不仅仅是宣传部门和新闻发言人的“孤军奋战”。
从中国的国情来说，党委和政府新闻发言人不可能由掌握全面情况的“一把手”来担任，而通常是由年龄较轻、资历较浅、官阶较低的领导干部担任，这就决定了现阶段我国政府部门还不可能出现国外那种“全知全能”型的专业新闻发言人。后者往往会获得特别的授权列席最高层级的会议，掌握全面信息；同时，他们往往是从新闻界直接招聘而来，因此也熟悉如何将政府特有的“公文语言”转化为媒体和公众喜闻乐见的“新闻语言”。
在我国现有的“官职”型新闻发言人的制度设计下，一方面，我们要借鉴国外的经验，为官阶较低的新闻发言人“赋权”，为他们创造全面把握信息的机会，同时也要让他们通过参加培训和到媒体实习等方式，熟悉和掌握“新闻语言”和新闻传播的规律。另一方面，要让各级党政部门的“一把手”关注、支持、参与新闻发布工作，成为新闻发言人的坚强后盾。在舆论高度关注的重大热点事件发生时，各级“一把手”应该主动面对媒体，为公众解疑释惑，化解内外矛盾。
二是充分利用新兴媒体进行新闻发布，拓宽信息传输的渠道，从内容和形式上坚持“受众第一”的原则，为提升新闻发布的有效性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新的一年，微博等新兴社交媒体的舆论引导作用还会更加凸显。传播中的“内容层面”和“关系层面”之间的结合将会进一步加强。换言之，新闻发布的有效性不仅取决于“说了什么”，还取决于“谁用什么方式来说”。
2011年先后发生了“阿拉伯之春”、“不列颠之夏”、“美国之秋”等一系列骚乱事件，这些群体性抗议大多由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失去工作和生活保障的“愤怒的青年人”通过社交媒体来发动和组织，这也使得世界各国领导人看到了“微博执政”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我国各级政府部门的新闻发布基本上沿用了借助传统媒体发布的方式，其时效性和针对性在社交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受到了一定的局限。应该说，我国相关政府部门的新闻发布还算及时，但由于未能有效利用微博发布，在信息更新速度以秒来计算的时代，谣言仍然跑在了政府新闻发布的前面，影响了社会的稳定，甚至破坏了我国的国家形象，这个教训是非常深刻的。
2011年各级政府部门的微博发布得到了进一步的推广和利用。这个趋势在2012年还将继续下去。除了政府部门和各级领导开通微博形成与公众进行常态互动的机制外，在新的一年，我们还要探索如何将这些“政府微博”和“官员微博”进行整合，与传统新闻发布相辅相成，打造政府新闻发布的全媒体发布平台，强化政府新闻发布的“媒体聚合效应”，加强政府新闻发布的有效性和针对性。2011年11月17日正式上线的全国首个省级政务微博发布群——“北京微博发布厅”就是在这方面作出的可贵尝试。正如北京市新闻办主任王惠所言，这个微博发布平台会分期分批将北京市各级政府部门纳入信息发布平台，“不作僵尸不作秀”，将即时发布和定期发布相结合，满足不同媒体受众群体的需求。在新的一年，相信会有更多省市的政府部门会借鉴北京的经验，在微博发布方面做出更为大胆的尝试和探索。
应该指出的是，上述两个方面的工作是长效性的，也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同时也缺乏国外可资借鉴的现成经验，需要我们进行更为大胆的尝试和探索。2012年秋季即将召开的“十八大”将是举世瞩目的“媒体事件”。与此同时，各地党委和政府也将进行换届。在这种“大事件驱动”的效应之下，可以预见的是，中国“党政一体”的政治模式和有关党委系统会成为海内外媒体和公众关注的议题。如何充分利用党委新闻发言人提升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如何进一步开掘中央党务部门的新闻发布空间?如何协调地方党委和政府新闻发布机制?以上这些都是2012年改进政府新闻发布工作中尤其需要加以关注和思考的问题。我们可以相信，只要我们沿着“内外互动+大事件驱动”的发展轨迹，2012年的新闻发布工作一定会在广度、深度、信度、效度等诸方面获得更大的发展。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政部门将会在建立新闻发布制度的“中国模式”方面迈出实质性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