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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末西方最具影响力的一种文化思潮，它揭示了人类进入后工业化社会以后精神意识方面发生的深刻变化，以批判性、丰富性和复杂性等特点冲击着人类研究的各个领域。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席卷，后现代主义思潮逐渐渗透到我国当前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人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生产生活等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作为文化产业的大众传媒，不可避免地要打上后现代主义的烙印。“20世纪西方大众传媒的发展历程，恰恰是与现代化负面影响的逐渐暴露和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以及全球化趋势的日渐盛行相辅相成的。几乎所有的传媒没有不和后现代‘联姻’的，呈现出一派后现代主义的倾向。”①也正基于这样的认识，将我国大众传媒在后现代语境的投射和影响下出现的种种特征加以审视和分析，对其批判地汲取后现代主义的合理因素，促进自身的健康良性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回归民间的写作姿态
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去中心化”，即通过对中心话语体系的消解，激活那些被隐瞒、被掩盖、原本处于边缘地位的话语环节，使“社会从所有那些作者、创造支配性话语的知识权威们的观念束缚中挣脱出来”②。它的这种观点，不仅在文学艺术领域催生着人们对深度意义、终极价值、永恒真理的重新思索，也引发了大众传媒深层次的自我反省，开始对自身“大众性”表达和“公共性”代言的深刻反思。
长期以来，我国大众传媒的最突出之处在于它强烈的政治教化意识和道德审判功能，特别是党报党刊等主流传播媒体由于其喉舌的性质，唯政治化、强调教化成为信息传播中的不二法则，政治性新闻成为主流传播话语，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社会精英是新闻中的传播主角。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以及政府对大众媒体管理的逐渐松动，当代大众传媒的话语生成机制正在发生悄然变化：在传播的语态上，开始由自上而下的灌输逐步走向作者与读者之间的相互沟通、交流和对话；在传播的内容上，长期被遮蔽的普通大众及其生活开始摆脱边缘命运，逐步走向舆论关注的焦点；在传播的影响力上，“众声喧哗”打破了“主旋律协奏”，以往仅依靠某一媒介的强势覆盖而“号令天下”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消解中心模式”淡化了大众传媒的政治情结和精英意识，使其走下高高在上的神坛，回归民间，将笔触伸向平民生活，社会草根阶层、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得以关怀。
在后现代主义消解中心话语的同时，后工业时代的技术变革进一步摘下了蒙在“作者”身上的神秘面纱。由于经济全球化、全球信息化、信息科技化的加速，作者与读者之间的界限也不再像过去那样泾渭分明，一种集制作者、销售者、消费者于一体的新型传播关系也在孕育和生成之中。世界瞬息万变，每时每刻发生的新闻事件数以万计，一个媒体的记者纵有三头六臂，所有媒体的记者加起来数量再多，也不可能将天下的新闻素材尽收眼底。相反，一个普通大众只要拥有摄像或是数码装备，甚至只要仅仅具有一定的文字表达能力，就可以成为现代信息社会中的新闻发布者。任何个体都可以在没有把关人制衡、没有“主流”压力、没有“中心”掣肘的网络视窗上，实时地记录下来自角角落落的民生百态，并实现最真实的自我袒露、最率性的心灵表达和最诚恳的交互沟通。在这里，大众传播由“自律”转向“他律”，真正达到了“我手写我口，我手写我思，我手写我感”的极为自由境地，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传媒创作回到民间，走向生活，拉近了新闻和生活之间的距离感。
当然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虽然“回归民间”的创作姿态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大众传媒的表现领域，作者与读者之间界限的模糊也使得新闻自由在当下社会达到无以复加的境地，但是这些都并不必然地带来大众传媒前行发展的福音。一些所谓民生新闻节目的肤浅以及文字和镜头组接以后假新闻的频频爆出无不在反复警示：无论是作为传播中介的大众传媒还是作为新媒体环境中的作者或读者，都需要不断加强警觉意识，在积极吸纳后现代思潮合理元素的同时，审慎地把握这把双刃剑。唯有如此，当下的民生话语才能得以健康的构建和长足的发展，大众传媒才能在民生话语的言说中不断获得受众的理解与支持，不断深化节目的内涵与质量，充分发挥好媒体的舆论引导和环境监测功能。
娱乐至上的文化倚重
后现代主义者詹姆逊认为，后现代主义的出现与晚期的、消费的或跨国的资本主义这个新动向息息相关，欲望生产与消费主义是后现代社会的典型特征。③而消费主义盛行的社会染缸里浸透着市场的逻辑，当下的大众传媒在被迫放弃长期以来“化大众”的精英意识之后，进一步与大众文化合流、走向大众化，并自觉地把受众的消费胃口作为自身的揣摩对象，以娱乐至上的消费主义倾向来迎合大众的兴趣、片面化的思维观念以及后现代的生活方式，最大限度地谋求激烈竞争中的市场份额。
大众传媒娱乐至上的表征之一是，当代大众传媒在内容上报道重点从生产方式向生活方式、从“生产英雄”向“消费偶像”迁移。娱乐直接介入新闻生产，“作为娱乐的新闻”不断增长，娱乐现场、海外娱乐现场、娱乐周刊等应运而生，大众传媒的娱乐节目、娱乐版面激增，类型呈现多样化趋势，并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从娱乐性最高的新闻门类开始，逐步向娱乐性最低的政经新闻过渡，不少报纸、期刊和广播电视等将名人逸事、生活谈资以及“非消息性”报道作为重头戏，花大力气制造文娱、体育、危机、暴力等煽情性、趣味性新闻，并竭力从政治、经济变动中挖掘和提炼出新闻的娱乐价值，新闻与娱乐之间的界限变得日益模糊。大众传媒娱乐至上的表征之二是，在形式上强调直观视觉冲击，致力于感性欲望叙事。以醒目的标题吸引受众的眼球，以各种技术手段下的虚拟、完美的平面形象和足以乱真的声音不断魅惑着人们的视听与冲动，大力倡导不加解释、感性、娱乐式的文化体验，用快乐、享受的娱乐信息接收模式取代思维式的信息接收模式，从而使受众在不假思索的笑与乐中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大众传媒娱乐至上的表征之三是，在观念上无限扩张商品的符号价值，缔造消费主义的神话。当消费主义成为一种价值观念和社会时尚时，大众传媒便开始以各种方式竭力捕捉、营造新闻“卖点”，通过新闻炒作、新闻策划等手段，强化媒介内容的“可售性”。走出精英文化包围圈的大众文化为大众传媒提供了廉价的传播资源，经过大众传媒的散播和推销，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消费品。
应该说，大众传媒的娱乐功能从幕后走向台前，从边缘走向中心，自有它的存在合理性。娱乐功能是大众传媒与生俱来的重要属性之一，人们在紧张的工作生活之余也渴望得到心灵的慰藉和栖息。大众传媒娱乐至上的消费主义倾向，在一定程度上释放了人的本能欲望和心理压抑，缓解了社会转型期带来的阵痛，体现了大众传媒对世俗人生和当下生存状态的关注，是对此前物质匮乏、精神扭曲时代的一种纠偏。但是，以娱乐至上的信条作为市场经济中的生存与竞争法则，进而以沉重的肉体反抗沉重的精神，很容易坠入庸俗化、媚俗化的泥潭。④毕竟，娱乐至上的消费主义倾向是以商业逻辑为根本驱动力，而一旦商业逻辑主宰了大众传媒，就很有可能把人的情感、精神、意志包括本能当做可利用的商业资源来无限挥霍。如此下去，就必然地引发大众传媒的自律性危机，使其丧失本该有的公共性和公益性，形成过度的文化商业化浪潮，造成现代社会人的物质丰富与精神贫乏的极度反差，最终或将导致相互之间在争夺受众的残酷竞争中异化媒介行为、损害自身声誉、破坏大众传媒固有的生态平衡。
立体互动的传播路径
后现代社会不仅仅活跃着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资本的身影与力量，还焕发着信息全球化进程中技术的荣光与魅力。数字技术孕育了互联网和以手机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诞生，数字技术带来的图像与文字融合、虚拟与现实共存、表象与生活无间大大改变了大众传媒的生态环境和内部结构，传统意义上的传媒被优化整合后的媒介集团所取代，平面单向的线性传播结构被立体互动的网状传播结构所置换，真正意义上的大众化传播时代已经到来。
在信息化背景下，大众传媒以超文本的形式存在，文体特征日益立体模糊：“构成超文本的基本单位是节点。节点可包括文本、图表、音频、视频、动画和图像等因素，它们通过广泛的链接建立相互联系。”⑤超文本的存在方式导致大众传媒的文本有了向综合艺术发展的趋势，多媒体、三维动画、数字化制作、环绕立体声以及各种先进的摄影、录音编辑、播映设备的不断更新换代，将抽象变为具象，将不可能变为可能，把幻想、幻觉，对人的内心世界的分析，统统都搬至荧屏上，熔高清晰度画面、强刺激的视觉冲击和完美的音响于一炉，不断提升并满足人们的审美期待和视觉要求。多种媒体介质的融合互动，有效突破了传播介质的扁平化，规避了平面媒体时效性相对落后的弱点，通过音频、视频、图片的嫁接，产生出生动、丰富、立体化的信息传播效果。单纯、独立的传媒运作模式成为历史，在相互融合中实现更为便捷、更加人性化的信息传播，是大众传媒在信息技术条件下的主动和必然选择。
除了在信息发布上从图文报道到声像具备的立体式跨越之外，传媒企业在技术和政策的合力下转而寻求更为广泛的发展空间和更为多元的合作伙伴，不少报刊、广播、电视等传媒机构利用自身的信息生产优势，纷纷开发门户网站、手机彩信报、电子报和公共新闻视频等，并不断加强信息内容的专题归类和层次化梳理。有些传统媒体进一步开拓新的传播领域，通过与强势新兴媒体建立合作关系，不断提升自身品牌节目的影响力，不断增强与受众的沟通、交流与互动。如新浪网为东方卫视提供网络展示、信息支持和网络互动等强大的网络平台和信息资源，成为东方卫视下属栏目及所有时尚娱乐类活动的独家门户网站。山东卫视在建立门户网站的基础上，与齐鲁网进行合作，借助齐鲁网的广泛地域性影响扩大有关娱乐互动节目的受众面，并经常联合举办公益性社会活动。
大众传媒的这种互动性还体现在读者与作者的共谋文本上。当代大众传媒为了顺应娱乐化趋势的要求，在文本的构建上逐渐向故事化、文学化道路挺进，不断增强故事性和情节性，文本留下的意义空白为充分发挥读者的接受主体地位，形成读者与作者之间的互动提供了可能。特别是当传媒作品发布上网以后，无数读者以极近又极远的距离、或真或假的身份自由阅读，把自己阅读以后的看法以及与此相关的见闻接续发送到网上，成为传媒作品的延伸部分。在无数在线读者的接续中，传媒作品的原发点可能会被淡化，而边读边评边讨论的过程成为重头戏，从而形成了一个自由开放、立体互动式的文本存在。在这个开放的文本空间里，各种信息多向流动，多元价值观相互碰撞，宽容代替狭隘，民主超越独断，不再有先验性的思想框架，对话的过程是产生文本意义的主渠道。当然，这种开放、平等的群体对话机制，也有可能形成波德里亚所说的“狂欢节式”的众语喧哗，使大众传媒充斥着语无伦次、互相矛盾的话语碎片。不过，无论时代如何发展，人类都会渴望从对话中实现沟通，达成共识，引起共鸣，获得愉悦，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取得共识可能比陈列差异更有意义，关键在于大众传媒如何通过互动机制来有效传递民主意识，引导社会舆论的良性发展。
注 释：
①赵晶晶：《当代大众传媒的后现代倾向》，《新闻前哨》，2007（2～3）。
②乔治·瑞泽尔：《后现代社会理论》，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174页。
③詹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46页。
④张放：《传媒文化的感性欲望叙事》，《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3）。
⑤黄奋鸣：《超文本诗学》，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82页。
（作者单位：青岛理工大学党委宣传部）
编校：郑 艳
作为文化产业的大众传媒，不可避免地要打上后现代主义的烙印。“20世纪西方大众传媒的发展历程，恰恰是与现代化负面影响的逐渐暴露和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以及全球化趋势的日渐盛行相辅相成的。几乎所有的传媒没有不和后现代‘联姻’的，呈现出一派后现代主义的倾向。”①也正基于这样的认识，将我国大众传媒在后现代语境的投射和影响下出现的种种特征加以审视和分析，对其批判地汲取后现代主义的合理因素，促进自身的健康良性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回归民间的写作姿态
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去中心化”，即通过对中心话语体系的消解，激活那些被隐瞒、被掩盖、原本处于边缘地位的话语环节，使“社会从所有那些作者、创造支配性话语的知识权威们的观念束缚中挣脱出来”②。它的这种观点，不仅在文学艺术领域催生着人们对深度意义、终极价值、永恒真理的重新思索，也引发了大众传媒深层次的自我反省，开始对自身“大众性”表达和“公共性”代言的深刻反思。
长期以来，我国大众传媒的最突出之处在于它强烈的政治教化意识和道德审判功能，特别是党报党刊等主流传播媒体由于其喉舌的性质，唯政治化、强调教化成为信息传播中的不二法则，政治性新闻成为主流传播话语，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社会精英是新闻中的传播主角。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以及政府对大众媒体管理的逐渐松动，当代大众传媒的话语生成机制正在发生悄然变化：在传播的语态上，开始由自上而下的灌输逐步走向作者与读者之间的相互沟通、交流和对话；在传播的内容上，长期被遮蔽的普通大众及其生活开始摆脱边缘命运，逐步走向舆论关注的焦点；在传播的影响力上，“众声喧哗”打破了“主旋律协奏”，以往仅依靠某一媒介的强势覆盖而“号令天下”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消解中心模式”淡化了大众传媒的政治情结和精英意识，使其走下高高在上的神坛，回归民间，将笔触伸向平民生活，社会草根阶层、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得以关怀。
在后现代主义消解中心话语的同时，后工业时代的技术变革进一步摘下了蒙在“作者”身上的神秘面纱。由于经济全球化、全球信息化、信息科技化的加速，作者与读者之间的界限也不再像过去那样泾渭分明，一种集制作者、销售者、消费者于一体的新型传播关系也在孕育和生成之中。世界瞬息万变，每时每刻发生的新闻事件数以万计，一个媒体的记者纵有三头六臂，所有媒体的记者加起来数量再多，也不可能将天下的新闻素材尽收眼底。相反，一个普通大众只要拥有摄像或是数码装备，甚至只要仅仅具有一定的文字表达能力，就可以成为现代信息社会中的新闻发布者。任何个体都可以在没有把关人制衡、没有“主流”压力、没有“中心”掣肘的网络视窗上，实时地记录下来自角角落落的民生百态，并实现最真实的自我袒露、最率性的心灵表达和最诚恳的交互沟通。在这里，大众传播由“自律”转向“他律”，真正达到了“我手写我口，我手写我思，我手写我感”的极为自由境地，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传媒创作回到民间，走向生活，拉近了新闻和生活之间的距离感。
当然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虽然“回归民间”的创作姿态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大众传媒的表现领域，作者与读者之间界限的模糊也使得新闻自由在当下社会达到无以复加的境地，但是这些都并不必然地带来大众传媒前行发展的福音。一些所谓民生新闻节目的肤浅以及文字和镜头组接以后假新闻的频频爆出无不在反复警示：无论是作为传播中介的大众传媒还是作为新媒体环境中的作者或读者，都需要不断加强警觉意识，在积极吸纳后现代思潮合理元素的同时，审慎地把握这把双刃剑。唯有如此，当下的民生话语才能得以健康的构建和长足的发展，大众传媒才能在民生话语的言说中不断获得受众的理解与支持，不断深化节目的内涵与质量，充分发挥好媒体的舆论引导和环境监测功能。
娱乐至上的文化倚重
后现代主义者詹姆逊认为，后现代主义的出现与晚期的、消费的或跨国的资本主义这个新动向息息相关，欲望生产与消费主义是后现代社会的典型特征。③而消费主义盛行的社会染缸里浸透着市场的逻辑，当下的大众传媒在被迫放弃长期以来“化大众”的精英意识之后，进一步与大众文化合流、走向大众化，并自觉地把受众的消费胃口作为自身的揣摩对象，以娱乐至上的消费主义倾向来迎合大众的兴趣、片面化的思维观念以及后现代的生活方式，最大限度地谋求激烈竞争中的市场份额。
大众传媒娱乐至上的表征之一是，当代大众传媒在内容上报道重点从生产方式向生活方式、从“生产英雄”向“消费偶像”迁移。娱乐直接介入新闻生产，“作为娱乐的新闻”不断增长，娱乐现场、海外娱乐现场、娱乐周刊等应运而生，大众传媒的娱乐节目、娱乐版面激增，类型呈现多样化趋势，并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从娱乐性最高的新闻门类开始，逐步向娱乐性最低的政经新闻过渡，不少报纸、期刊和广播电视等将名人逸事、生活谈资以及“非消息性”报道作为重头戏，花大力气制造文娱、体育、危机、暴力等煽情性、趣味性新闻，并竭力从政治、经济变动中挖掘和提炼出新闻的娱乐价值，新闻与娱乐之间的界限变得日益模糊。大众传媒娱乐至上的表征之二是，在形式上强调直观视觉冲击，致力于感性欲望叙事。以醒目的标题吸引受众的眼球，以各种技术手段下的虚拟、完美的平面形象和足以乱真的声音不断魅惑着人们的视听与冲动，大力倡导不加解释、感性、娱乐式的文化体验，用快乐、享受的娱乐信息接收模式取代思维式的信息接收模式，从而使受众在不假思索的笑与乐中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大众传媒娱乐至上的表征之三是，在观念上无限扩张商品的符号价值，缔造消费主义的神话。当消费主义成为一种价值观念和社会时尚时，大众传媒便开始以各种方式竭力捕捉、营造新闻“卖点”，通过新闻炒作、新闻策划等手段，强化媒介内容的“可售性”。走出精英文化包围圈的大众文化为大众传媒提供了廉价的传播资源，经过大众传媒的散播和推销，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消费品。
应该说，大众传媒的娱乐功能从幕后走向台前，从边缘走向中心，自有它的存在合理性。娱乐功能是大众传媒与生俱来的重要属性之一，人们在紧张的工作生活之余也渴望得到心灵的慰藉和栖息。大众传媒娱乐至上的消费主义倾向，在一定程度上释放了人的本能欲望和心理压抑，缓解了社会转型期带来的阵痛，体现了大众传媒对世俗人生和当下生存状态的关注，是对此前物质匮乏、精神扭曲时代的一种纠偏。但是，以娱乐至上的信条作为市场经济中的生存与竞争法则，进而以沉重的肉体反抗沉重的精神，很容易坠入庸俗化、媚俗化的泥潭。④毕竟，娱乐至上的消费主义倾向是以商业逻辑为根本驱动力，而一旦商业逻辑主宰了大众传媒，就很有可能把人的情感、精神、意志包括本能当做可利用的商业资源来无限挥霍。如此下去，就必然地引发大众传媒的自律性危机，使其丧失本该有的公共性和公益性，形成过度的文化商业化浪潮，造成现代社会人的物质丰富与精神贫乏的极度反差，最终或将导致相互之间在争夺受众的残酷竞争中异化媒介行为、损害自身声誉、破坏大众传媒固有的生态平衡。
立体互动的传播路径
后现代社会不仅仅活跃着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资本的身影与力量，还焕发着信息全球化进程中技术的荣光与魅力。数字技术孕育了互联网和以手机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诞生，数字技术带来的图像与文字融合、虚拟与现实共存、表象与生活无间大大改变了大众传媒的生态环境和内部结构，传统意义上的传媒被优化整合后的媒介集团所取代，平面单向的线性传播结构被立体互动的网状传播结构所置换，真正意义上的大众化传播时代已经到来。
在信息化背景下，大众传媒以超文本的形式存在，文体特征日益立体模糊：“构成超文本的基本单位是节点。节点可包括文本、图表、音频、视频、动画和图像等因素，它们通过广泛的链接建立相互联系。”⑤超文本的存在方式导致大众传媒的文本有了向综合艺术发展的趋势，多媒体、三维动画、数字化制作、环绕立体声以及各种先进的摄影、录音编辑、播映设备的不断更新换代，将抽象变为具象，将不可能变为可能，把幻想、幻觉，对人的内心世界的分析，统统都搬至荧屏上，熔高清晰度画面、强刺激的视觉冲击和完美的音响于一炉，不断提升并满足人们的审美期待和视觉要求。多种媒体介质的融合互动，有效突破了传播介质的扁平化，规避了平面媒体时效性相对落后的弱点，通过音频、视频、图片的嫁接，产生出生动、丰富、立体化的信息传播效果。单纯、独立的传媒运作模式成为历史，在相互融合中实现更为便捷、更加人性化的信息传播，是大众传媒在信息技术条件下的主动和必然选择。
除了在信息发布上从图文报道到声像具备的立体式跨越之外，传媒企业在技术和政策的合力下转而寻求更为广泛的发展空间和更为多元的合作伙伴，不少报刊、广播、电视等传媒机构利用自身的信息生产优势，纷纷开发门户网站、手机彩信报、电子报和公共新闻视频等，并不断加强信息内容的专题归类和层次化梳理。有些传统媒体进一步开拓新的传播领域，通过与强势新兴媒体建立合作关系，不断提升自身品牌节目的影响力，不断增强与受众的沟通、交流与互动。如新浪网为东方卫视提供网络展示、信息支持和网络互动等强大的网络平台和信息资源，成为东方卫视下属栏目及所有时尚娱乐类活动的独家门户网站。山东卫视在建立门户网站的基础上，与齐鲁网进行合作，借助齐鲁网的广泛地域性影响扩大有关娱乐互动节目的受众面，并经常联合举办公益性社会活动。
大众传媒的这种互动性还体现在读者与作者的共谋文本上。当代大众传媒为了顺应娱乐化趋势的要求，在文本的构建上逐渐向故事化、文学化道路挺进，不断增强故事性和情节性，文本留下的意义空白为充分发挥读者的接受主体地位，形成读者与作者之间的互动提供了可能。特别是当传媒作品发布上网以后，无数读者以极近又极远的距离、或真或假的身份自由阅读，把自己阅读以后的看法以及与此相关的见闻接续发送到网上，成为传媒作品的延伸部分。在无数在线读者的接续中，传媒作品的原发点可能会被淡化，而边读边评边讨论的过程成为重头戏，从而形成了一个自由开放、立体互动式的文本存在。在这个开放的文本空间里，各种信息多向流动，多元价值观相互碰撞，宽容代替狭隘，民主超越独断，不再有先验性的思想框架，对话的过程是产生文本意义的主渠道。当然，这种开放、平等的群体对话机制，也有可能形成波德里亚所说的“狂欢节式”的众语喧哗，使大众传媒充斥着语无伦次、互相矛盾的话语碎片。不过，无论时代如何发展，人类都会渴望从对话中实现沟通，达成共识，引起共鸣，获得愉悦，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取得共识可能比陈列差异更有意义，关键在于大众传媒如何通过互动机制来有效传递民主意识，引导社会舆论的良性发展。
注 释：
①赵晶晶：《当代大众传媒的后现代倾向》，《新闻前哨》，2007（2～3）。
②乔治·瑞泽尔：《后现代社会理论》，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174页。
③詹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46页。
④张放：《传媒文化的感性欲望叙事》，《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3）。
⑤黄奋鸣：《超文本诗学》，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82页。
（作者单位：青岛理工大学党委宣传部）
编校：郑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