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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在20世纪80年代初，让-保罗·萨特（1905-1980）是中国知识界青年的热门话题。谈到萨特，我首先忆起的是他那张在街头叫卖左派报纸 “人民事业报”的照片。他老态龙钟、其貌不扬，躲在酒瓶底似的老式近视眼镜儿后面。这幅照片后来被法国文学专家柳鸣九先生收入他主编的文集《萨特研究》（1981）中。
萨特的学说和作品在中国广为传播之时正是中国青年一代从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精神废墟中艰难地走出之际。痛感受到欺骗、懊悔青春虚掷之余，他们也在如饥似渴地寻找一种可以替代往昔不容置疑的精神支柱的思想体系。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大行其道的，一时间关于“存在先于本质”“自由选择”“人生之荒诞”的谈论不绝于耳。这在今天的青年一代看来未免有些过于沉重、“活得累”。
萨特的哲学思想晦涩艰深，令人望而却步，“如果我为了逃避焦虑而成为我的焦虑，那就假设了我能就我所是的东西而言使我自己的中心偏移”（《存在与虚无》）之类的句式在他的著作中比比皆是。他意识到晦涩艰深的文字必定会阻碍自己的思想的传播，遂借助文学为媒介，文以载道——“载”刻有萨特印记的存在主义哲学之“道”。萨特、加缪等人将哲学观念融入文学或令文学承载哲学观念的试验为几十年后后现代主义小说家们的元语言写作提供了样板。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与二十多年前许多意欲寻找某种慰藉的读者的初衷相反，萨特的文学作品并不是“安魂曲”，它们并不像俄罗斯大诗人普希金的抒情诗《假如生活欺骗了你》那样乐观（“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心儿永远向往着未来”），也不像当代爱尔兰歌唱家恩雅的《牧羊人之月》那样情意缠绵。萨特发人深省地宣称“没有比存在主义更为乐观的学说了” （《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但他从不用假设条件句做类似于“假如生活欺骗了你”的表述，而情愿直言不讳地传递他冷峻的人生观：到头来生活必定会欺骗你、戏弄你，即便你想躲也躲不开。
收入《萨特读本》中的短篇小说《墙》大概是关于生活之虚妄和戏弄人的本质的最佳诠释。第一人称叙事者伊比埃塔是1937年西班牙内战中共和派的游击队员，被佛朗哥法西斯分子俘获后与两个同伴一起面临即将被处以死刑的命运。 三人在狱中度过最后一夜，面对死亡各人的心态不同，深感恐怖者（儒昂）有之，强作镇定者（汤姆）有之，对人生萌生倦意、决计从容赴死者（伊比埃塔）亦有之。此时此刻伊比埃塔想到的是，他的一生“都在为永生签发通行证了”。翌日清晨，法西斯分子枪决了两个同伴，要伊比埃塔在一刻钟后供出他的同志躲藏在何处，否则立即处死。已抱定必死信念的伊比埃塔决意戏弄敌人，便妄称那位同志藏在墓地里。不料此人为了不连累亲属真地离开表兄弟家，藏身于在墓地里，结果被前来搜捕他的敌人打死。
存在主义者不信奉上帝，但是认定人生本无意义，世界是荒诞的，没有人能逃脱被欺骗、戏弄的命运。《墙》秉承古希腊悲剧精神，像《俄底浦斯王》那样重现人不仅在肉体上也在精神上被毁灭的悲壮过程。所以罗兰·巴特认为《俄底浦斯王》是具有原型意义的叙事模式：“每一个故事不都是俄底浦斯故事的一种形式吗？所有的叙事不都旨在寻根、都表达了人与规训对抗时的心境、都反映了爱与恨的纠葛吗？” 所谓“规训”，在《俄底浦斯王》中表现为人与宿命的对抗，在《墙》中则表现为以恶的形式出现的荒诞人生对人物的钳制。伊比埃塔认为他的一生“全都是该死的谎言”，而存在主义哲学家克尔恺郭尔的表述则是：“生活是一个黑暗的格言。”
萨特日记体小说《恶心》（1938）仍以第一人称叙事写就，乍看起来书名有些莫名其妙。为何恶心？主人公罗冈丹多次对周围的世界或现实感到无以名状的“恶心”，从具体的海边的石子直到抽象的时间，直至他产生“庄周梦蝶”般的物化感：
“于是恶心攫住了我，我跌坐在长椅上，甚至不知身在何处。颜色在我周围慢慢旋转，我想呕吐。就这样，从此恶心不再离开我，它牢牢地抓住我。”
没过多久，罗冈丹又觉得恶心不仅牢牢地抓住他，而且将他裹挟于其中。
“……恶心并不在我身上，我感到它在那里，在墙上，在被单上，在我周围。它与咖啡馆合二为一。我在恶心中。”
《恶心》是对存在主义观念的解读，因此也不妨将它看作文学版的 《存在与虚无》。人生是虚无的，人总是在希望——失望——希望的怪圈中挣扎，如罗冈丹接到昔日女友安妮的信后时刻都在盼着与她重逢，但是两人见面时安妮并不愿同他缱绻温存一番，反倒挖苦他，使他的“全部希望破灭”。存在是一种偶然，受一定的时空限制，但是它也并非全无意义。一切全在自己，只有个体的人能决定他究竟是什么。“任何一个存在物都永远不能证明另一个存在物存在的价值。” 罗冈丹最终决定去巴黎从事写作生涯，在行动中找到、形成自我。此书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夜，连绵细雨，罗冈丹的黑衣，尤其是黑胶木唱片上播出的多愁善感的怀旧英文歌（Some of these days/You’ll miss me honey.）均预示着战争即将到来。
独幕剧《隔离审讯》（另有译作《间隔》的译本）因其中一句台词“他人即是地狱”出名。 “地狱”在西方人心目中的形象多来自基督教经典和但丁在《神曲》中的描写，那里为罪人预备好了种种毒刑，阴森可怖，令人胆寒。萨特对地狱的描述是惊世骇俗的。“他人即是地狱”的本意似乎是说：人生性向往自由，因此注定会拒绝他人对自己心灵的探访、对自己行动有意无意的干预，将其视为难以接受的精神上的酷刑。同时，自由是可贵的，一个人根本不应在意他人的论断，一旦做出选择后便应义无反顾、我行我素地坚持到底。萨特在他的生活中始终摆出一头无畏的西班牙公牛的姿态，虽然他认为自己一生只是做过读书和写作这两件事。这个特立独行的思想家肆无忌惮地用脏活谈论女人，访问苏联归来后全然不顾现实地粉饰斯大林的政权，多年以后又坦诚承认自己当时在说谎。他先是共产党的同路人，以后又在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走上街头抗议，甘愿被政敌指为没有原则、反复无常。
或许是一种遗憾，《萨特读本》没有收入《肮脏的手》。那是一部揭露政治之肮脏的名剧，萨特虽然一生积极“介入”政治，始终拥有甜蜜的爱情生活，却坦诚地承认政治即是欺骗、爱情荒谬绝伦。
毋庸讳言，作为文学家的萨特并不是一流的，虽然他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他以“不接受来自官方的一切荣誉”为理由，拒绝领奖。）由于他信奉文学为哲学服务的准则，他的作品，即使是写得很有水准的戏剧，也有概念先行、说教性过于显露的毛病。然而对于习惯于 “文以载道”的中国读者，这倒也不是不可饶恕的罪过。况且，古往今来西方的文学以及评判文学之优劣的标准也不排斥某些非文学的因素，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高行健的获奖大概便不能完全排除非文学的因素。
除了美国评论家认为“写得不算太好”（ 见徐贲：《萨特与加缪的美国之旅》，《读书》，2005年第7期）的作品，萨特逝世后被人揭发蔑视女性、诱奸敬重他的女弟子，甚至要温情脉脉的终生伴侣波伏瓦替他“拉皮条”。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萨特的存在主义认为人必须对自己的言行负责，必须不断地选择、行动并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认为生命完结之时才是人最终造成自己之日。但是关于萨特私生活的传言却颠覆了他自己的理论。正是盖棺论不定，死者只能受生者摆布。孰人无过？而对萨特的众多溢美之词中仅仅一句便足以论定他在思想史上的地位，那就是“20世纪人类的良心”。
萨特的学说和作品在中国广为传播之时正是中国青年一代从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精神废墟中艰难地走出之际。痛感受到欺骗、懊悔青春虚掷之余，他们也在如饥似渴地寻找一种可以替代往昔不容置疑的精神支柱的思想体系。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大行其道的，一时间关于“存在先于本质”“自由选择”“人生之荒诞”的谈论不绝于耳。这在今天的青年一代看来未免有些过于沉重、“活得累”。
萨特的哲学思想晦涩艰深，令人望而却步，“如果我为了逃避焦虑而成为我的焦虑，那就假设了我能就我所是的东西而言使我自己的中心偏移”（《存在与虚无》）之类的句式在他的著作中比比皆是。他意识到晦涩艰深的文字必定会阻碍自己的思想的传播，遂借助文学为媒介，文以载道——“载”刻有萨特印记的存在主义哲学之“道”。萨特、加缪等人将哲学观念融入文学或令文学承载哲学观念的试验为几十年后后现代主义小说家们的元语言写作提供了样板。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与二十多年前许多意欲寻找某种慰藉的读者的初衷相反，萨特的文学作品并不是“安魂曲”，它们并不像俄罗斯大诗人普希金的抒情诗《假如生活欺骗了你》那样乐观（“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心儿永远向往着未来”），也不像当代爱尔兰歌唱家恩雅的《牧羊人之月》那样情意缠绵。萨特发人深省地宣称“没有比存在主义更为乐观的学说了” （《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但他从不用假设条件句做类似于“假如生活欺骗了你”的表述，而情愿直言不讳地传递他冷峻的人生观：到头来生活必定会欺骗你、戏弄你，即便你想躲也躲不开。
收入《萨特读本》中的短篇小说《墙》大概是关于生活之虚妄和戏弄人的本质的最佳诠释。第一人称叙事者伊比埃塔是1937年西班牙内战中共和派的游击队员，被佛朗哥法西斯分子俘获后与两个同伴一起面临即将被处以死刑的命运。 三人在狱中度过最后一夜，面对死亡各人的心态不同，深感恐怖者（儒昂）有之，强作镇定者（汤姆）有之，对人生萌生倦意、决计从容赴死者（伊比埃塔）亦有之。此时此刻伊比埃塔想到的是，他的一生“都在为永生签发通行证了”。翌日清晨，法西斯分子枪决了两个同伴，要伊比埃塔在一刻钟后供出他的同志躲藏在何处，否则立即处死。已抱定必死信念的伊比埃塔决意戏弄敌人，便妄称那位同志藏在墓地里。不料此人为了不连累亲属真地离开表兄弟家，藏身于在墓地里，结果被前来搜捕他的敌人打死。
存在主义者不信奉上帝，但是认定人生本无意义，世界是荒诞的，没有人能逃脱被欺骗、戏弄的命运。《墙》秉承古希腊悲剧精神，像《俄底浦斯王》那样重现人不仅在肉体上也在精神上被毁灭的悲壮过程。所以罗兰·巴特认为《俄底浦斯王》是具有原型意义的叙事模式：“每一个故事不都是俄底浦斯故事的一种形式吗？所有的叙事不都旨在寻根、都表达了人与规训对抗时的心境、都反映了爱与恨的纠葛吗？” 所谓“规训”，在《俄底浦斯王》中表现为人与宿命的对抗，在《墙》中则表现为以恶的形式出现的荒诞人生对人物的钳制。伊比埃塔认为他的一生“全都是该死的谎言”，而存在主义哲学家克尔恺郭尔的表述则是：“生活是一个黑暗的格言。”
萨特日记体小说《恶心》（1938）仍以第一人称叙事写就，乍看起来书名有些莫名其妙。为何恶心？主人公罗冈丹多次对周围的世界或现实感到无以名状的“恶心”，从具体的海边的石子直到抽象的时间，直至他产生“庄周梦蝶”般的物化感：
“于是恶心攫住了我，我跌坐在长椅上，甚至不知身在何处。颜色在我周围慢慢旋转，我想呕吐。就这样，从此恶心不再离开我，它牢牢地抓住我。”
没过多久，罗冈丹又觉得恶心不仅牢牢地抓住他，而且将他裹挟于其中。
“……恶心并不在我身上，我感到它在那里，在墙上，在被单上，在我周围。它与咖啡馆合二为一。我在恶心中。”
《恶心》是对存在主义观念的解读，因此也不妨将它看作文学版的 《存在与虚无》。人生是虚无的，人总是在希望——失望——希望的怪圈中挣扎，如罗冈丹接到昔日女友安妮的信后时刻都在盼着与她重逢，但是两人见面时安妮并不愿同他缱绻温存一番，反倒挖苦他，使他的“全部希望破灭”。存在是一种偶然，受一定的时空限制，但是它也并非全无意义。一切全在自己，只有个体的人能决定他究竟是什么。“任何一个存在物都永远不能证明另一个存在物存在的价值。” 罗冈丹最终决定去巴黎从事写作生涯，在行动中找到、形成自我。此书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夜，连绵细雨，罗冈丹的黑衣，尤其是黑胶木唱片上播出的多愁善感的怀旧英文歌（Some of these days/You’ll miss me honey.）均预示着战争即将到来。
独幕剧《隔离审讯》（另有译作《间隔》的译本）因其中一句台词“他人即是地狱”出名。 “地狱”在西方人心目中的形象多来自基督教经典和但丁在《神曲》中的描写，那里为罪人预备好了种种毒刑，阴森可怖，令人胆寒。萨特对地狱的描述是惊世骇俗的。“他人即是地狱”的本意似乎是说：人生性向往自由，因此注定会拒绝他人对自己心灵的探访、对自己行动有意无意的干预，将其视为难以接受的精神上的酷刑。同时，自由是可贵的，一个人根本不应在意他人的论断，一旦做出选择后便应义无反顾、我行我素地坚持到底。萨特在他的生活中始终摆出一头无畏的西班牙公牛的姿态，虽然他认为自己一生只是做过读书和写作这两件事。这个特立独行的思想家肆无忌惮地用脏活谈论女人，访问苏联归来后全然不顾现实地粉饰斯大林的政权，多年以后又坦诚承认自己当时在说谎。他先是共产党的同路人，以后又在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走上街头抗议，甘愿被政敌指为没有原则、反复无常。
或许是一种遗憾，《萨特读本》没有收入《肮脏的手》。那是一部揭露政治之肮脏的名剧，萨特虽然一生积极“介入”政治，始终拥有甜蜜的爱情生活，却坦诚地承认政治即是欺骗、爱情荒谬绝伦。
毋庸讳言，作为文学家的萨特并不是一流的，虽然他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他以“不接受来自官方的一切荣誉”为理由，拒绝领奖。）由于他信奉文学为哲学服务的准则，他的作品，即使是写得很有水准的戏剧，也有概念先行、说教性过于显露的毛病。然而对于习惯于 “文以载道”的中国读者，这倒也不是不可饶恕的罪过。况且，古往今来西方的文学以及评判文学之优劣的标准也不排斥某些非文学的因素，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高行健的获奖大概便不能完全排除非文学的因素。
除了美国评论家认为“写得不算太好”（ 见徐贲：《萨特与加缪的美国之旅》，《读书》，2005年第7期）的作品，萨特逝世后被人揭发蔑视女性、诱奸敬重他的女弟子，甚至要温情脉脉的终生伴侣波伏瓦替他“拉皮条”。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萨特的存在主义认为人必须对自己的言行负责，必须不断地选择、行动并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认为生命完结之时才是人最终造成自己之日。但是关于萨特私生活的传言却颠覆了他自己的理论。正是盖棺论不定，死者只能受生者摆布。孰人无过？而对萨特的众多溢美之词中仅仅一句便足以论定他在思想史上的地位，那就是“20世纪人类的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