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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互联网精神
你从计算机学会到CNNIC（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再到互联网协会，我想问问，中国互联网最初有这么多部门在管，你觉得这个管理机制是怎么形成的？
使我感到骄傲的一件事，就是我们中国互联网的生长跟互联网蔓延到全球的过程，基本上是一致的，主要驱动力是自下而上、科技界自发的首创精神，我觉得真的是这样起来的，而且是Multi-Stakeholder（多方利益相关者）。到后来2003年、2005年WSIS（信息社会世界高峰会议）的时候，他们那个文件出来，就非常强调互联网的治理要靠一个多利益相关方。但是这个多利益相关方实际上在我们早期建立CNNIC工作委员会的时候，就体现了这个多利益相关方的组成；而那个工作委员会的建立，主要是我的倡议。
中国互联网最初的管理雏形是一种制度创新，虽然没有达到理想状态，但这对中国互联网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上次科学院科学伦理委员会让我谈互联网精神，我觉得很好。过去老是讲互联网故事，故事讲太多了，但那一次让我讲互联网精神。我觉得我们现在更应该要关注互联网的精神，因为互联网物质上的强大，已经是人人都承认、都认可的了，这行业太大了，而且它在经济方面的能量，是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比的，但是互联网精神还没有多少人关注这个事。
什么是互联网精神，它有它的基因，这个东西是互联网与生俱来的。我高兴的是什么呢？互联网到了中国这样一个国度，跟它的原始基因差距这么大的一个环境里，居然还保留了互联网的原始气质，我真是为这个感到骄傲。
我觉得互联网精神在“互联网名人堂”里面有所体现，例如，26岁的那个美国人，叫亚伦·斯沃茨，他是上吊自杀的。2013年6月，在德国宣布的名单里就有亚伦·斯沃茨，把他追认进世界名人堂。
可他实际上是违犯了《知识产权法》的，结果当他从律师那儿得知他有可能要被判100万美元的罚款、35年的监禁，他就上吊自杀了。这个26岁的年轻人，才华横溢，在网上做了很多贡献，可是就这样死了。“名人堂”追认了他，这是互联网精神的一种体现。并不是说，他做得都对、完美，不是的，他违法了，但是他那种追求未来、面向未来，造福于全人类的那种理想主义，即使跟现在的世界有很大冲突，但那种精神是互联网的精神，互联网是属于未来的。我认为这个精神我们应该倡导，我们中国人现在已经都忘了什么是高尚的精神了，总是金钱至上，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互联网应该独树一帜，应该把精神的问题提到一个相当的高度。上次我在科学院做报告，我就把他这个故事讲了，像这样的一个年轻人死得真可惜，但是他有一种精神。
他死了以后，紧接着，2013年的8月份，谷歌胜诉。谷歌和Authors Guild，就是著作家同盟，谷歌跟他们打官司打了8年，联邦法院终于判谷歌胜诉，因为谷歌想要扫描所有的书，它不是为了卖，是为了要实现最早设计的那个理想。互联网是为了每一个人的，那个26岁的年轻人，他也是为了这个送命的，他就认为应该把所有的书都扫描下来放到那个图书馆里头，这个图书馆是全世界每一个人都可以不花钱就看，不是说看那本书的每一个字，而是一个索引，就是能知道这本书哪儿可以找到，哪儿可以买到，哪个图书馆有。他就是想让每个人通过全世界的互联网数字图书馆找到这本书，他通过全世界的互联网数字图书馆去扫描那些有知识产权保护的东西的时候，被人抓住了，说他违犯了知识产权。
美国的法律是很厉害的。那个学术论文本来就应该是公开的。
他就是做这件事太早了，当世界还没有准备好这样一个乌托邦的时候，他是有点乌托邦了，但是这种精神绝对是要倡导的。后来美国联邦法院判谷歌胜诉，我觉得也是非常好了，非常值得我们借鉴，不要老是站在发展的对立面，你要给为了未来去努力的那些人，给他们开一条路。
我觉得我们互联网的有关的一些组织，包括互联网协会，包括互联网实验室，都应该大声地来宣传互联网精神。
互联网谁都离不了，但是这个互联网还有精神吗？我们科学院科学伦理委员会，我就说主持人很厉害，给我出这么一个题目，就迫使我来想这个互联网精神。
我觉得这个问题要作为一个好的命题，好好来做。
而且我觉得，互联网和其他的创新不一样，其他创新就是一个技术，互联网不一样，互联网是一个时代，为什么说它是一个时代？它跟精神是有关系的，信息时代的人就应该有信息时代的精神，比如你在网上去侵犯别人的隐私、暴露别人的照片，这就不符合信息时代的精神，不符合信息时代的道德标准，你得把这个道德标准相应地提高才行，因为信息时代每一个人都有了那么强大的力量，可以把一件事马上告诉全世界的人，如果你不遵守这个道德的规范，那别人受伤害是多么厉害啊。不仅能侵犯国家的安全，而且侵犯了个人的，是吧？所以这个道德和精神一定要随着技术的发展往上提升，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倡导。
互联网对中国的普通老百姓有什么用吗？
你在网络界一线亲身参与以及观察中国互联网，除了最初的时候会有很多曲折的故事，还有哪些你记忆比较深刻的事情？
我对互联网最早的印象，就是一个农民的女儿杨晓霞得了一种怪病，手指头、脚指头都烂了，发黑，然后慢慢烂，在农村不知道什么病，送到北京，也不知道什么病。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全面介入互联网，后来北大有个学生就把这件事通过电子邮件一站一站地发到了德国卡斯沃尔大学，在那个大学有一个外国朋友帮忙把这个消息传播到整个互联网，公开在互联网上说“中国求救”，很短的时间就有几千个消息过来。后来就是根据互联网提供的线索，确定是农药的金属铊中毒，这个孩子的命就保住了。后来才知道互联网能够有这么大的威力，全世界普通的人都能够沟通在一起，所以这真是个好东西，我们一定要为它摇旗呐喊，所以我就成了互联网的摇旗呐喊台。2001年，我们在上海举办了全世界的互联网大会，那次我们非常高兴，我在大会的晚宴上讲了这个故事，我说中国人最早知道互联网就是因为这个农民的孩子，这个孩子得救了，我们从那个时候就爱上了互联网。后来讲完以后，宴会过程中有一些外国朋友跑过来跟我聊天说，你说的那个故事我们国家也发生过，一个人发生灾难求助的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互联网，专家都聚拢来帮助。我觉得这是印象最深刻的，它能够给我们人民带来那么大的好处。 互联网发明人之一的温特·瑟夫，我不止一次被他所感动。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他就问我：“胡女士，请你告诉我互联网对中国的普通老百姓有什么用吗？”他诚恳得就像个孩子，我给他讲了一些故事，比如农民怎么通过互联网卖菜、卖茶叶等，他听了之后，脸上展现出的那种欣慰的笑容让我终生难忘。
互联网进入中国的见证人
1994年，包括1994年之前的早期互联网，你们学校这些人，包括钱华林，在中国互联网的发展所起到的作用，你觉得怎么评价比较好？
我觉得我们是一个团队，各人干好各人的事，我是干的这种上层的关系协调，像保证NCFC几个单位和平共处、什么时候需要去找美国，这是该我考虑的。所以后来有人对我说，你做得真不错，我说我也不过就是在其位、谋其政，该我做的事我都好好做了，该我去做的事我就不失时机地做，没有因为我的糊涂而丧失时机，我该推的时候推了一把。他们呢，也是各司其职，因为钱华林是我们NCFC的，反正在主要的设计队伍里，他当时也是一个带头的，所以这也是他该做的。他们是互联网进入中国的第一批见证人，亲自的参与者，我觉得这样说是比较客观，而且不张扬，也可以说他们是创始人。
在其位，谋其政
所以你的作用很重要，你要上面能够协调好，下边又能够协调好？
最怕是互相争斗，如果互相争斗，什么事也干不成。但是我特别感谢当时NCFC管委会的那些人，我觉得他们真是太好了，都非常地支持我，一起合作、共事；都是想做事的，非常好。
做这些事，没有什么特殊的，我就是在其位，谋其政，是我该做的。但是怎么做，那就跟我的本人的认识有关系了。我的观念就是主张团结合作，没有老想压别人一头，没有想控制所有的人，我没这种想法。
我是比较容易跟人合作的，我这个人因为不太计较自己的地位，不太计较是不是大家都得听我的。我觉得那太可怕了，如果大家都听我的，那万一我没想出什么好主意，那怎么办。最好是大家都说话，大家都出主意，那时候事情就好办了。所以跟互联网的发展史上的这些人很谈得来，我跟他们在一块儿谈话，虽然他们是老外，但是我觉得好像没什么隔阂。
反正就是他们这些科学家，在当时也都是非常希望中国能进来；中国毕竟还是那么大一个国家，而且我们在科技界形象还不错，人家觉得我们，至少像中国科学院还是一帮真正认真在那儿做学问的人，所以国际上的好朋友很多。我一个是联络这些学校，我们团结共事；还有一个，就是在1994年引进来以后，底下接着面临的问题就是.cn设在什么地方。
组建了很年轻的一个队伍，然后我记得我跟他们讲的最主要的一条，就是你们一定要知道，你们不是科学院的一个随便的研究所，因为科学院所有的研究所都是以研究为核心的，他要研究一些问题；但是你们这个所是不一样的，你是以服务为核心的，而你服务的对象就是这个网络，这个网络就是互联网。然后，这个队伍已经建好，他们做了很多的准备，为.cn的管理做了很多准备，所以我当时一想这个事，还必须得到我们中国的authority（权威）的认可，那么我就把中国科学院网络信息中心的准备情况，它的人员队伍，它为.cn这个服务器所做的技术上的准备等，打了报告。
垃圾堆旁的网络管理中心
我们这个网络信息中心成立时周边环境是非常差的，它在一个小胡同里面，周围都是垃圾堆，我现在还记得，当时我每次走过，心里难受啊，因为它是一个网络信息中心，有很多外国朋友都会来，有些合作的伙伴会来看。
在北四环的南面，翠宫饭店北面，过了知春路再往北，一个小胡同。可是那个地方，我当时跟我的司机说，我说你看这个地方多么重要，它要连接全世界的。可是我请了那么多外国人来，一来先看见这垃圾堆。后来我就跟我的秘书，那时我当副院长，我说你们能不能够想想办法，后来他们就跟科学院的机关去说。
科学院机关也没有办法影响那垃圾堆，因为那是市政管的，只好让中关村有一个局，它管中关村的后勤，让那个局临时出动一些人，把垃圾给临时运走；比如说今天有很多外国客人来，垃圾堆就在我们网络中心的门外，我们就得清一遍，就是由我们科学院出人，当时就这样的环境。现在那地方好多了，没有那么臭的垃圾堆了，吕新奎副部长亲自来看了，看了以后，又加上对科学院的信任，他觉得可以，他后来有个批复，说同意科学院意见。
吕新奎批了同意，这.cn就科学院管了。为什么我愿意科学院管？也不完全是我的本位，因为我是觉得互联网这个东西，在世界上它标榜的就是一种民主的精神，自下而上的积极性，我现在还这么觉得，就是由科学院来管，对中国比较好，得益者是中国，我们在国际上的形象会比较好，就是我们这种做法跟国际上通常的做法是一致的，是一个科学院，它不是一个政府机关。
我当时就想，只是由这几个年轻人来管这个域名，如果这些个领导机关、部委都不懂，他们怎么管；而且还需要及时地给他们提供帮助和支持，因为你这个CNNIC要替全国管好这个.cn，一定会有很多的行政上的事情，协调障碍，如果没有这个有关的部委来参与，他们到时候找谁去啊，这些年轻人找谁去啊。所以我就出主意，我说我们还要建立一个工作委员会，这个工作委员会呢，邀请了主要的是一些企业，当时的企业主要是电信，也没有什么互联网企业，所以主要就是电信。
然后邀请了政府主管部门，就请邮电部来当我们的管委会的副主任。这个主任当时就是由我来做了。
反正我当时的想法，就是要有企业，要有科技界，懂得、知道互联网是怎么回事的，还有就是要一些学者，当时有何德全，还有曲成义等。有企业，政府，科技界，专家学者，工作委员会的作用主要是沟通情况，大家了解什么是互联网，域名；再就是协调关系共同支持这个新产生的机构CNNIC，让它为全国互联网管好域名。
仲裁委员会成立
总的来说，我觉得还算好，政府长期以来实行电信超前发展的政策，给互联网的普及扩展提供了先决条件，政府对互联网的政策在经济领域还是很宽松的，所以那么多民营企业就起来了。说到这20年，我觉得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政府给了这样一个宽松的环境，这很重要；然后有这些个创业的年轻人，他们是我最喜欢的、最敬佩的一群人。我那毕竟只是一个铺垫，真正来舞台上唱戏的是他们，如果没有他们在舞台上演这么精彩的戏，你这个舞台搭得再好，又有什么用啊，谁知道你这个舞台有什么用；能够把互联网搞到中国这样火的，不就是这些企业家吗。 后来我们跟信息产业部关系搞得非常近，后来信息产业部调整以后，成了我们的，就是CNNIC的领导，我就跟毛伟说，我说你一定要主动去争取领导，去跟他们汇报，让他们来看你，结果后来他们就搞得很好，就是毛伟直接跟信息产业部去汇报，不通过科学院。然后他们直接派人来看，看了以后就指出你这个不行、那个不行，你按照科学院的机房，你这标准够了，但是按照邮电管全国的电信那个网络，那样一个跟安全攸关的事情，你这个机房的安全措施不够，你这个供电没有两路供电，没有什么应急措施，这都不行，重新给我改造。结果毛伟完全听了信息产业部的指导意见，按照他们的标准重新改装，然后请这些司长、处长来看，他们也挺好，就是处得这个关系都很融洽，这是我感到最快乐的。
他们都做了开创性贡献
你觉得哪些学者真正有这种开创性的贡献？除了我们知道的钱天白、钱华林、王运丰，大概还有哪些人？
我相信在他们做这些事的过程中，都有或大或小的创造，因为有很多问题你要不创造，就解决不了。一个很具体的例子，你要是看当时德国教授Zorn那个视频，还有他当时的一些记录，解决了一个很小很小的技术问题，就是一个东西适配器插不上，这个东西跟它不响应，里头缺一个什么东西，就为这个，他就得费半天的事，想办法去解决。
那份邮件不是说14号发的，到20号才真正发出去。所以这类事情我相信他们都做了很多，但是我不能够评价，因为我不是很了解，只有他们亲临其境，真正在做这个事的人他们最清楚。许榕生在高能所联网当中的作用，我并不很清楚，我认识许榕生是因为他办了一个 “中国之窗”，是互联网上的一个应用，这方面我觉得他是一个先行者，当时在我们的新闻界还没有新闻网站，他们都说你没得到我批准，你是非法，没有这个规定之前，他已经办了一个中国的新闻网站。北京之窗，紧接着各地都办起来，所以在国外可能有一定的影响，他要了解中国的事务，新浪、搜狐，那时候都还没有，就只有这个中国之窗。这个我觉得确实是他最早办的，应该承认他是有创造性，而且有贡献的。
我想张树新和她的瀛海威是不应该被忘记的。当年中关村路口有一幅巨大的广告牌：“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有多远？向前一公里！”直到今天还有不少人记得这句广告语。互联网由科技领域延伸到商业领域，她是第一人。她让人看到了互联网不只是科技人员的专利，普通人也能玩儿。很多人买了瀛海威的卡，这就为互联网大众化开了先河。再后来互联网的创业者越来越多，比如张朝阳，我曾经去过他在美国的实验室，还跟他交谈过，他当时在美国干得很好，后来回国了，他认为在中国创业是最好的时候。还有田溯宁，他和一帮年轻人在美国加州有一个网络公司，做互联网工程，当时他们说：“我们把互联网带回家吧。”于是就举着这面旗帜回到了中国。这些人后来在中国早期许多互联网工程的建设中立下了汗马功劳。还有李彦宏、丁磊、马云、马化腾这些年轻人，是他们将互联网的商业化推向了高潮，比如说百度，在搜索上能与世界巨头平起平坐地竞争。随着一个又一个互联网公司在美国上市，中国这个名字在华尔街也变得越来越响亮。这些创业者的名字都应该载入中国互联网发展的史册。
当时互联网发展，特别是1994年到2000年之间，你觉得哪些政府部门人在这个事情上有比较大的贡献？
在这一阶段，我觉得跟我们有来往、有汇报关系的，就是吕新奎，也就是国家国民经济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吕新奎是有汇报的关系，没有向邹家华直接汇报过。就是那个批文，当时宋健转给了邹家华，邹家华主要批示，后来没有再找过他；但是后来当我们CNNIC建立10周年的时候，2007年吧，我们好像请家华同志到CNNIC看了一下。家华同志来看，挺高兴。对网络的事情，他关心、他看，但是他不自己直接上，他家里好像有一个年轻人会替他做这件事，但他还是关心的，至少在2007年。
我觉得当年的电子部各方面很多东西，还是跟胡启立有关系的。他是把通信业独家垄断给打破了，我是这么想的。后来才能有信息产业部，是吧。你要是电子部是电子部，通信部是通信部，这个是我们国家的体制上的一个缺点，就是分得太细。
还有吴基传部长的贡献很大，因为我们电信的超前发展是给互联网创造了物质基础，这个绝对不能够忘了他。他的确功不可没。因为互联网能够进中国，首先，邓小平，要没有改革开放，我们根本就不能知道国外有个互联网；再一个就是我们电信的超前发展，给互联网进来以后迅速扩展做了物质基础、前提，当时的互联网都是附着在这个通信网上。强大的电信系统，吴基传绝对是领导人。
互联网协会是在什么情况下成立的？
互联网协会，之所以当时有这个想法，主要是因为在国际上，我感到我们真是需要有人代表中国去说话，因为国际上已经组织起来了很多的互联网组织了。首先就是那个ICANN（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是一个非营利性的国际组织），那是一个最大的说话的地方，每年开那么大会，可是我们中国是一盘散沙，我们师出无名。约我们去，我去说话，我代表谁？我代表我们科技网，科技网用的人很少；那个企业界跟我也没有直接的关系，我们的企业有什么要求，我也不知道。当然有一些，比如说地址的分配这些，还有他们审批国际通用域名的时候，开放度不够啊，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应该去发表意见的，但是总是感到在那样一个国际场合，我们要去说话，很单薄。觉得我们要有一个全国的协会，代表我们中国的互联网的企业界、科技界去说话。
所以后来我就跟一些人商量这个事，他们都很赞成，当时我记得跟清华的吴建平商量这个事，我说咱们是不是该成立协会？他说赞成，他说胡院长，你牵头。他主动说让我牵头，因为当时我是科协的副主席，我就跟科协讲了这个事，我说科协不是主管全国所有的协会吗，可是科协说我们主管的是学会，不是企业协会，企业协会必须是产业部门的。
所以后来我写了一个报告，我找了几个工程院院士，我跟他们商量，我说咱们能不能够为咱们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发起成立一个协会，他们都表示支持。我就以我们这几个院士的名义，写了一封信给这个科协，科协就支持了，然后科协就出了一个文，跟信息产业部沟通，说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们科协愿意跟你们联合发起，做倡议人，倡议成立中国互联网协会。 那个时候，信息产业部也有这个想法，张春江当时是副部长，他跑来找我，他说我们这个协会要成立，要请你来做理事长。我说我不能干这个理事长，要做这个企业协会，还是找一个企业家吧，我们根本就不懂，我们是科技界，我们不懂这个，我说我牵头发起，我已经做了这个，现在你们既然都来了，那你们找一个企业家来做这个企业协会的会长，就比较名正言顺了，我这个发起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可是后来他很坚持，谈了好几次。后来我就跟一些人商量，我说怎么办，他们让我做这个理事长，我当时问我们院长周光召，当时我已经不做副院长了，他好像也不做院长了，他当时是科协的主席，我就问他；后来周光召说，要是他们主管部委真的让你干，你就干吧。后来我就说，那我就干。当时科协的党组书记是张玉台，他说启恒，你就应该干，你干比来一个企业家好，企业家干了，人家认为他不公正。后来我一想，也是啊。后来我就接受了，这理事长一做就做了12年。
我当时愿意干，还有一个原因，我不能忘记两个人，我是非常感谢他们的。为什么？因为在2001年，我有一次在国外开会的时候，外国朋友提出来说希望那个ICANN大会要在中国开一次才好，我当时马上就接受了，我说太好了，我们很愿意做一次东道主，开全球的互联网大会。我马上就把这个接受下来。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科学院我们开国际的学术会议，是没有什么障碍的，所以我认为我同意了，肯定这会就能开。结果没想到，回来以后才知道，这个会不属于科学院的范畴，它是在信息产业部的下面开，信息产业部要开这么大的国际会议，必须得部党组讨论，然后还得报外交部什么的，然后才能开，跟我们科学院开一个国际会议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说哎呀，这可糟糕了，我已经接受了。
后来，黄澄清这个人功劳太大了。他是我敬佩的一个年轻人。与我搭档得非常非常好，没有任何私利的，就是为了这个互联网。黄澄清是信息产业部派来的。我不愿意干这个理事长的时候，黄澄清也来游说，说你还是要干。我后来一想，当时为了开成这个世界互联网大会，黄澄清和当时的信息产业部副部长张春江都出了很大的力，才把这个会开成了。
规模很大，当时那次上海的会，超过千人。2001年，那个时候这样的会就算大会了。回头一想，我觉得我很幸运，一路上碰到这些人都特别友好，特别支持我，所以能够很顺利地，眼看着互联网长大。在最开始的时候，互联网的名声很不好，在电视上老是骂互联网，而且是专家。到现在我还记得中央电视台请的专家出来说，家长们啊，你们可要注意，让你们孩子远离网络。在我看来，如果真让我们的下一代都远离网络，我们中国就会跟世界拉开更大的距离，我们肯定会落后。现在世界上的孩子们都是跟着网络长大的，如果中国的孩子们被教育说，网络是洪水猛兽，那我们就得落后更多了，我们的下一代跟他们的同龄人就拉开了更大的差距。
可是后来，我就觉得，要感谢咱们那些企业家，慢慢地，他们起来了！你看中央电视台对网络的态度就知道了，慢慢在转变，后来电视台就老说，网络上的评论怎么怎么，你们大家可以去看网络上的什么什么。友好，变成一种合作的关系，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就是这样的一种关系，这是慢慢的转变；这种转变都得力于我们的那些门户网站，那些新闻网站，那些博客，特别是搜索引擎，能够使得我们主流的媒体和我们的主管媒体的部门认识到互联网是要好好用的一个好东西，而不是简单地排斥它。
给互联网一个健康的生态
不当理事长以后，你现在的生活是什么状态？
我很快乐啊，有更多的时间可以随便看一些我喜欢看的东西，去找我的朋友玩儿，然后在网上寻找新的知识，学习和研究一些问题。我是2013年5月份退下来的，黄澄清他跟我一块儿干了12年，从互联网协会成立，黄澄清就是我的搭档，实际上从开始他干的就是秘书长的工作，他最值得我敬佩的是，他虽然是一个司局级的干部，但他能够没有一点官架子，跟那些企业家去交朋友，这个作为我们中国的一个官员，我觉得是非常不简单的。他不当秘书长以后，协会上的事情他还参与，有些重要的事，他还来参加，因为他也是协会的副理事长。所以，在我还担任协会理事长的时候，有些实在重要的事，我还是会跟他说，我说澄清，这事你得管一管。
协会里，黄澄清是最主要的，我其实具体来说都没有那么主要。因为有了黄澄清，所以我这理事长当得很容易、很快乐、很轻松，真的。所以那次入选“名人堂”外国记者问了我很多问题，说你说说在中国哪些人对互联网有贡献，我就说了好几个人，其中就有黄澄清。我说黄澄清创造了协会的一个非常好的定位，就是使得互联网的企业看到，虽然我们这个协会给他解决不了太多具体问题，但他至少感到这是他的一个好朋友。这个朋友是一心为他好，愿意帮他去跟政府做一些工作，能不能成功是另外一回事。我觉得黄澄清就是起到这个作用。现在协会有了新的理事长邬贺铨，他是通信、计算机网络方面的专家，学术造诣很深，领导下一代互联网示范项目成绩卓著，协会也有了得力的新的秘书长卢卫，我看互联网协会在新的时期是一定能大有作为的。
从“十二五”开始，政府把互联网列入了“十二五”规划，这当然也可以说是好事，因为政府很重视它，但是同时呢，我又多了一点担忧，我就很担心，政府设置的各种重点，规划的一些示范，等等，带有经费支持和政策优惠的项目，对于市场竞争中的企业来说，会不会变成了一种市场之外的资源，以至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互联网企业的健康的生态？
互联网是一个开放的平台，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只要遵守政府的法律法规，所有的企业要靠创新和优质服务来赢得市场份额。过多的政府项目会形成对于市场的干预，使得企业更多关心政府的兴趣而不是市场和用户的兴趣。所以，我有一点担心。
有利于互联网的生态环境，应该是有利于公平竞争，有利于保护企业和用户的权益，为了不断改善互联网生态环境，我觉得最需要的是加强有关互联网治理的法律法规建设和依法治理的政府机构。要有很好的法制，企业从业者和用户都要按照中国的法律办事，这就是政府治理互联网的正常渠道，让企业依法来做他的这种经营，让用户依法享有自己的权益。 其实，只要有一个有利于公平竞争的生态环境，必定会有优秀的胜出者。我曾经跟化工网创始人孙德良谈过，他也跟我说当时他就是学外语的，一看这互联网可以用英文向外国介绍中国的产品，他就用英文办了一个化工网，然后它就火起来，很快市场就过亿了。你说像这种年轻人多好啊，其实就像这样的人，慢慢地，他就从他的发展中使这块土壤越来越肥沃了。我还特别注意到一个问题，就是在说世界互联网起源的时候，很多人只说兰德公司，就不说J.C.R.立克里德（J.C.R. Licklider），这个是不完整的。我记得罗伯特·卡恩说过，就是说对核战的那种防范，确实是他们在研究这个协议的时候，考虑了这个因素，但是绝不是主要的。我后来看了J.C.R.立克里德1962年那个文章“人机共栖”，它影响了后人，影响了温特·瑟夫和罗伯特·卡恩。我认为，影响了他们的设计思想的，实际上是J.C.R.立克里德提出的那个全世界的计算机网，而且这个网是为了每一个人的。
你觉得中国网络环境有哪些不足的地方需要改进？
我觉得我们自己的生态环境，比如发生了竞争，它应是一个良性的，万类霜天竞自由，应该是一个公平竞争，但是如果在竞争当中有了一些不公平的竞争，那就不好了。为什么会破坏竞争的公平环境呢？往往是有的时候，因为它没有规则、没有一个共识。另外，侵犯别人的知识产权，那也造成了一种竞争的不公平。再有就是一些特别恶意的，还有一些很不文明的语言用在网上，我觉得也都是恶化我们网络环境的，使得一些年轻的人和他们的家长就觉得最好不要看网。所以，我觉得还有待于我们大家共同努力。网络的文明、网络的公平竞争环境，当然政府是有责任的，要把政策、法规制定得更好。另外还有很多可能属于行业规则，像3Q大战（即腾讯、360之争）的时候，我们最后就形成了一个行业的规则。行业守则，也是需要大家自觉遵守，如果不遵守，行业守则也没有用。归根到底，需要大家共同努力。
我认为人际沟通可以把人变得更聪明。有一个故事是讲远古时代地球上的人建了通天塔，于是上帝就害怕了，给地球上的人制定了不同的语言，让他们的沟通交流发生了障碍，之后他们建塔的速度就慢了。这个故事说的就是交流和沟通是多么重要。当人们在表达自己的时候，他的思维是积极的，他就会去注意别人在说什么。我认为互联网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它一定会有助于我们每一个网民通过互联网的平台学习和进步，这个学习的概念也是广义的，不是拿了一本书就可以了。这个学习在沟通的环境下，在互联网的环境下就是很自然的。通过沟通就会修正不同的声音，使自己的意见更完善、更完美，我相信未来的网民会更聪明，更有智慧，更善于和别人沟通，也懂得对社会应尽什么样的责任。这样就会使我们的网络环境更加和谐，使我们的网络在建设一个富强、民主、和谐的社会当中所起的作用更加凸显。
（本文较原录音文字有删减，出版前未经口述者确认。感谢刘伟、孙雪、赵婕、徐玉蓉、李宁、杜运洪、卢卫、胡冰、冉晓燕、黄恬等为本文所做贡献。）
语录
1 互联网进入中国，不是八抬大轿抬进来的，而是从羊肠小道走出来的。
2 互联网不承认网络领袖，互联网是群众的事业，互联网的建立，它的基本思想就是让每一个地方都有平等的功能和力量。现在有了互联网，我们每一个普通的人都拥有了强大的力量，它可以影响社会。所以，到现在为止，全世界的互联网只承认它的真正奠基人和缔造者：一分钱专利费都不拿，让全世界来公用TCP/IP的协议。
3 网络的精神就是给草根阶级、给最没有能力的人提供一个机会，提供一个平台，让他能够表现自己，能够做他想做的事，我们一定要关注互联网的这个文化。
4 净化网络环境，是每一个网民都要参与的事，不只是政府倡导，也不只是互联网协会，而是每一个网民都要了解到它的重要，要想让互联网成为我们大家喜闻乐见的平台，是我们大家都愿意去的一个地方，每一个人都要约束自己的行为，不要把一些肮脏的垃圾扔到网上，而是要把美好的东西献给网民，献给我们共同的互联网世界，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可持续发展、和谐的社会，也是一个和谐的、清洁的网络，这个是我们的理想，当然永远不可能达到这个理想，但是接近这个理想也是很好的。
互联网创新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它从来不是颠覆性的，而是一种渐进的创新。不是把原来的东西推倒重来，而是在原有基础上创造新东西，丰富和多样化互联网服务。
链接
2013年互联网名人堂入选者名单
一、互联网创始人/先驱
（对早期互联网设计和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士）
1. J.C.R. Licklider（已逝）：提出“人机共生”、“全球计算机联网”的思想。
2. David Clark：主持设计全球互联网架构。
3. Robert Taylor：阿帕网计划负责人。
4. Stephen Wolff：推动互联网由一个政府项目向全球商用的转变。
5. Bob Metcalfe：以太网的发明人。
6. Kees Neggers：推动建设荷兰国家计算机网络（SURFnet）。
7. David Farber：Interesting-People.org创始人。
8. Nii Narku Quaynor：“非洲互联网”之父。
9. Howard Frank：联合设计并优化了网络拓扑结构和经济性。
10. Glenn Ricart：搭建首个互联网交换点。
11. Kanchana Kanchanasut：把互联网引入泰国。
12. Werner Zorn：德国“互联网之父”。
13. Jun Murai：日本“互联网之父”。
二、互联网创新者/改革者 （对互联网技术、商业或政策发展以及帮助扩大互联网的延伸做出杰出贡献的人士）
1. Marc Andreessen：网景浏览器创始人。
2. Henning Schulzrinne：会话发起协议（SIP）的主要设计者之一。
3. John Perry Barlow：电子前线基金会创始人之一。
4. Richard Stallman：通用公共许可协议以及自由软件基金会的创立者。
5. Anne-Marie Eklund Lowinder：瑞典网络安全领域的先驱。
6. Aaron Swartz（已逝）：Reddit联合创始人、RSS规格合作创造者。
7. Francois Fluckiger：欧洲核子研究组织计算机院主任、《网络多媒体开发与应用》作者。
8. Jimmy Wales：维基百科创始人之一。
9. Stephen Kent：BBN公司首席科学家、网络安全专家。
三、推动全球互联者
（在全球范围内对互联网普及和使用做出重要贡献的人士）
1. Qiheng Hu（胡启恒）：推动中国接入互联网并促进其发展、创立中国互联网协会。
2. Steven Goldstein：前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国际联网部负责人，协助推动多国接入互联网。
3. Karen Banks：通信促进协会创始人之一，积极推动妇女上网。
4. Anriette Esterhuysen：通信促进协会执行主任，长年推动非洲及南非的ICT发展。
5. Ida Holz：推动乌拉圭接入互联网并促进拉美互联网的发展。
6. Gihan Dias：斯里兰卡“.lk”域名注册管理机构创始人。
7. Barry Leiner（已逝）：创建互联网活动委员会（Internet Activity Board），后IETF在此框架下成立。
8. Teus Hagen：推动UNIX网络及互联网在欧洲的发展。
9. Haruhisa Ishida（已逝）：把UNIX和网络互联技术带入日本的先驱。
10. George Sadowsky：ICANN理事会成员，曾协助推动多个发展中国家互联网的发展。
你从计算机学会到CNNIC（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再到互联网协会，我想问问，中国互联网最初有这么多部门在管，你觉得这个管理机制是怎么形成的？
使我感到骄傲的一件事，就是我们中国互联网的生长跟互联网蔓延到全球的过程，基本上是一致的，主要驱动力是自下而上、科技界自发的首创精神，我觉得真的是这样起来的，而且是Multi-Stakeholder（多方利益相关者）。到后来2003年、2005年WSIS（信息社会世界高峰会议）的时候，他们那个文件出来，就非常强调互联网的治理要靠一个多利益相关方。但是这个多利益相关方实际上在我们早期建立CNNIC工作委员会的时候，就体现了这个多利益相关方的组成；而那个工作委员会的建立，主要是我的倡议。
中国互联网最初的管理雏形是一种制度创新，虽然没有达到理想状态，但这对中国互联网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上次科学院科学伦理委员会让我谈互联网精神，我觉得很好。过去老是讲互联网故事，故事讲太多了，但那一次让我讲互联网精神。我觉得我们现在更应该要关注互联网的精神，因为互联网物质上的强大，已经是人人都承认、都认可的了，这行业太大了，而且它在经济方面的能量，是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比的，但是互联网精神还没有多少人关注这个事。
什么是互联网精神，它有它的基因，这个东西是互联网与生俱来的。我高兴的是什么呢？互联网到了中国这样一个国度，跟它的原始基因差距这么大的一个环境里，居然还保留了互联网的原始气质，我真是为这个感到骄傲。
我觉得互联网精神在“互联网名人堂”里面有所体现，例如，26岁的那个美国人，叫亚伦·斯沃茨，他是上吊自杀的。2013年6月，在德国宣布的名单里就有亚伦·斯沃茨，把他追认进世界名人堂。
可他实际上是违犯了《知识产权法》的，结果当他从律师那儿得知他有可能要被判100万美元的罚款、35年的监禁，他就上吊自杀了。这个26岁的年轻人，才华横溢，在网上做了很多贡献，可是就这样死了。“名人堂”追认了他，这是互联网精神的一种体现。并不是说，他做得都对、完美，不是的，他违法了，但是他那种追求未来、面向未来，造福于全人类的那种理想主义，即使跟现在的世界有很大冲突，但那种精神是互联网的精神，互联网是属于未来的。我认为这个精神我们应该倡导，我们中国人现在已经都忘了什么是高尚的精神了，总是金钱至上，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互联网应该独树一帜，应该把精神的问题提到一个相当的高度。上次我在科学院做报告，我就把他这个故事讲了，像这样的一个年轻人死得真可惜，但是他有一种精神。
他死了以后，紧接着，2013年的8月份，谷歌胜诉。谷歌和Authors Guild，就是著作家同盟，谷歌跟他们打官司打了8年，联邦法院终于判谷歌胜诉，因为谷歌想要扫描所有的书，它不是为了卖，是为了要实现最早设计的那个理想。互联网是为了每一个人的，那个26岁的年轻人，他也是为了这个送命的，他就认为应该把所有的书都扫描下来放到那个图书馆里头，这个图书馆是全世界每一个人都可以不花钱就看，不是说看那本书的每一个字，而是一个索引，就是能知道这本书哪儿可以找到，哪儿可以买到，哪个图书馆有。他就是想让每个人通过全世界的互联网数字图书馆找到这本书，他通过全世界的互联网数字图书馆去扫描那些有知识产权保护的东西的时候，被人抓住了，说他违犯了知识产权。
美国的法律是很厉害的。那个学术论文本来就应该是公开的。
他就是做这件事太早了，当世界还没有准备好这样一个乌托邦的时候，他是有点乌托邦了，但是这种精神绝对是要倡导的。后来美国联邦法院判谷歌胜诉，我觉得也是非常好了，非常值得我们借鉴，不要老是站在发展的对立面，你要给为了未来去努力的那些人，给他们开一条路。
我觉得我们互联网的有关的一些组织，包括互联网协会，包括互联网实验室，都应该大声地来宣传互联网精神。
互联网谁都离不了，但是这个互联网还有精神吗？我们科学院科学伦理委员会，我就说主持人很厉害，给我出这么一个题目，就迫使我来想这个互联网精神。
我觉得这个问题要作为一个好的命题，好好来做。
而且我觉得，互联网和其他的创新不一样，其他创新就是一个技术，互联网不一样，互联网是一个时代，为什么说它是一个时代？它跟精神是有关系的，信息时代的人就应该有信息时代的精神，比如你在网上去侵犯别人的隐私、暴露别人的照片，这就不符合信息时代的精神，不符合信息时代的道德标准，你得把这个道德标准相应地提高才行，因为信息时代每一个人都有了那么强大的力量，可以把一件事马上告诉全世界的人，如果你不遵守这个道德的规范，那别人受伤害是多么厉害啊。不仅能侵犯国家的安全，而且侵犯了个人的，是吧？所以这个道德和精神一定要随着技术的发展往上提升，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倡导。
互联网对中国的普通老百姓有什么用吗？
你在网络界一线亲身参与以及观察中国互联网，除了最初的时候会有很多曲折的故事，还有哪些你记忆比较深刻的事情？
我对互联网最早的印象，就是一个农民的女儿杨晓霞得了一种怪病，手指头、脚指头都烂了，发黑，然后慢慢烂，在农村不知道什么病，送到北京，也不知道什么病。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全面介入互联网，后来北大有个学生就把这件事通过电子邮件一站一站地发到了德国卡斯沃尔大学，在那个大学有一个外国朋友帮忙把这个消息传播到整个互联网，公开在互联网上说“中国求救”，很短的时间就有几千个消息过来。后来就是根据互联网提供的线索，确定是农药的金属铊中毒，这个孩子的命就保住了。后来才知道互联网能够有这么大的威力，全世界普通的人都能够沟通在一起，所以这真是个好东西，我们一定要为它摇旗呐喊，所以我就成了互联网的摇旗呐喊台。2001年，我们在上海举办了全世界的互联网大会，那次我们非常高兴，我在大会的晚宴上讲了这个故事，我说中国人最早知道互联网就是因为这个农民的孩子，这个孩子得救了，我们从那个时候就爱上了互联网。后来讲完以后，宴会过程中有一些外国朋友跑过来跟我聊天说，你说的那个故事我们国家也发生过，一个人发生灾难求助的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互联网，专家都聚拢来帮助。我觉得这是印象最深刻的，它能够给我们人民带来那么大的好处。 互联网发明人之一的温特·瑟夫，我不止一次被他所感动。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他就问我：“胡女士，请你告诉我互联网对中国的普通老百姓有什么用吗？”他诚恳得就像个孩子，我给他讲了一些故事，比如农民怎么通过互联网卖菜、卖茶叶等，他听了之后，脸上展现出的那种欣慰的笑容让我终生难忘。
互联网进入中国的见证人
1994年，包括1994年之前的早期互联网，你们学校这些人，包括钱华林，在中国互联网的发展所起到的作用，你觉得怎么评价比较好？
我觉得我们是一个团队，各人干好各人的事，我是干的这种上层的关系协调，像保证NCFC几个单位和平共处、什么时候需要去找美国，这是该我考虑的。所以后来有人对我说，你做得真不错，我说我也不过就是在其位、谋其政，该我做的事我都好好做了，该我去做的事我就不失时机地做，没有因为我的糊涂而丧失时机，我该推的时候推了一把。他们呢，也是各司其职，因为钱华林是我们NCFC的，反正在主要的设计队伍里，他当时也是一个带头的，所以这也是他该做的。他们是互联网进入中国的第一批见证人，亲自的参与者，我觉得这样说是比较客观，而且不张扬，也可以说他们是创始人。
在其位，谋其政
所以你的作用很重要，你要上面能够协调好，下边又能够协调好？
最怕是互相争斗，如果互相争斗，什么事也干不成。但是我特别感谢当时NCFC管委会的那些人，我觉得他们真是太好了，都非常地支持我，一起合作、共事；都是想做事的，非常好。
做这些事，没有什么特殊的，我就是在其位，谋其政，是我该做的。但是怎么做，那就跟我的本人的认识有关系了。我的观念就是主张团结合作，没有老想压别人一头，没有想控制所有的人，我没这种想法。
我是比较容易跟人合作的，我这个人因为不太计较自己的地位，不太计较是不是大家都得听我的。我觉得那太可怕了，如果大家都听我的，那万一我没想出什么好主意，那怎么办。最好是大家都说话，大家都出主意，那时候事情就好办了。所以跟互联网的发展史上的这些人很谈得来，我跟他们在一块儿谈话，虽然他们是老外，但是我觉得好像没什么隔阂。
反正就是他们这些科学家，在当时也都是非常希望中国能进来；中国毕竟还是那么大一个国家，而且我们在科技界形象还不错，人家觉得我们，至少像中国科学院还是一帮真正认真在那儿做学问的人，所以国际上的好朋友很多。我一个是联络这些学校，我们团结共事；还有一个，就是在1994年引进来以后，底下接着面临的问题就是.cn设在什么地方。
组建了很年轻的一个队伍，然后我记得我跟他们讲的最主要的一条，就是你们一定要知道，你们不是科学院的一个随便的研究所，因为科学院所有的研究所都是以研究为核心的，他要研究一些问题；但是你们这个所是不一样的，你是以服务为核心的，而你服务的对象就是这个网络，这个网络就是互联网。然后，这个队伍已经建好，他们做了很多的准备，为.cn的管理做了很多准备，所以我当时一想这个事，还必须得到我们中国的authority（权威）的认可，那么我就把中国科学院网络信息中心的准备情况，它的人员队伍，它为.cn这个服务器所做的技术上的准备等，打了报告。
垃圾堆旁的网络管理中心
我们这个网络信息中心成立时周边环境是非常差的，它在一个小胡同里面，周围都是垃圾堆，我现在还记得，当时我每次走过，心里难受啊，因为它是一个网络信息中心，有很多外国朋友都会来，有些合作的伙伴会来看。
在北四环的南面，翠宫饭店北面，过了知春路再往北，一个小胡同。可是那个地方，我当时跟我的司机说，我说你看这个地方多么重要，它要连接全世界的。可是我请了那么多外国人来，一来先看见这垃圾堆。后来我就跟我的秘书，那时我当副院长，我说你们能不能够想想办法，后来他们就跟科学院的机关去说。
科学院机关也没有办法影响那垃圾堆，因为那是市政管的，只好让中关村有一个局，它管中关村的后勤，让那个局临时出动一些人，把垃圾给临时运走；比如说今天有很多外国客人来，垃圾堆就在我们网络中心的门外，我们就得清一遍，就是由我们科学院出人，当时就这样的环境。现在那地方好多了，没有那么臭的垃圾堆了，吕新奎副部长亲自来看了，看了以后，又加上对科学院的信任，他觉得可以，他后来有个批复，说同意科学院意见。
吕新奎批了同意，这.cn就科学院管了。为什么我愿意科学院管？也不完全是我的本位，因为我是觉得互联网这个东西，在世界上它标榜的就是一种民主的精神，自下而上的积极性，我现在还这么觉得，就是由科学院来管，对中国比较好，得益者是中国，我们在国际上的形象会比较好，就是我们这种做法跟国际上通常的做法是一致的，是一个科学院，它不是一个政府机关。
我当时就想，只是由这几个年轻人来管这个域名，如果这些个领导机关、部委都不懂，他们怎么管；而且还需要及时地给他们提供帮助和支持，因为你这个CNNIC要替全国管好这个.cn，一定会有很多的行政上的事情，协调障碍，如果没有这个有关的部委来参与，他们到时候找谁去啊，这些年轻人找谁去啊。所以我就出主意，我说我们还要建立一个工作委员会，这个工作委员会呢，邀请了主要的是一些企业，当时的企业主要是电信，也没有什么互联网企业，所以主要就是电信。
然后邀请了政府主管部门，就请邮电部来当我们的管委会的副主任。这个主任当时就是由我来做了。
反正我当时的想法，就是要有企业，要有科技界，懂得、知道互联网是怎么回事的，还有就是要一些学者，当时有何德全，还有曲成义等。有企业，政府，科技界，专家学者，工作委员会的作用主要是沟通情况，大家了解什么是互联网，域名；再就是协调关系共同支持这个新产生的机构CNNIC，让它为全国互联网管好域名。
仲裁委员会成立
总的来说，我觉得还算好，政府长期以来实行电信超前发展的政策，给互联网的普及扩展提供了先决条件，政府对互联网的政策在经济领域还是很宽松的，所以那么多民营企业就起来了。说到这20年，我觉得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政府给了这样一个宽松的环境，这很重要；然后有这些个创业的年轻人，他们是我最喜欢的、最敬佩的一群人。我那毕竟只是一个铺垫，真正来舞台上唱戏的是他们，如果没有他们在舞台上演这么精彩的戏，你这个舞台搭得再好，又有什么用啊，谁知道你这个舞台有什么用；能够把互联网搞到中国这样火的，不就是这些企业家吗。 后来我们跟信息产业部关系搞得非常近，后来信息产业部调整以后，成了我们的，就是CNNIC的领导，我就跟毛伟说，我说你一定要主动去争取领导，去跟他们汇报，让他们来看你，结果后来他们就搞得很好，就是毛伟直接跟信息产业部去汇报，不通过科学院。然后他们直接派人来看，看了以后就指出你这个不行、那个不行，你按照科学院的机房，你这标准够了，但是按照邮电管全国的电信那个网络，那样一个跟安全攸关的事情，你这个机房的安全措施不够，你这个供电没有两路供电，没有什么应急措施，这都不行，重新给我改造。结果毛伟完全听了信息产业部的指导意见，按照他们的标准重新改装，然后请这些司长、处长来看，他们也挺好，就是处得这个关系都很融洽，这是我感到最快乐的。
他们都做了开创性贡献
你觉得哪些学者真正有这种开创性的贡献？除了我们知道的钱天白、钱华林、王运丰，大概还有哪些人？
我相信在他们做这些事的过程中，都有或大或小的创造，因为有很多问题你要不创造，就解决不了。一个很具体的例子，你要是看当时德国教授Zorn那个视频，还有他当时的一些记录，解决了一个很小很小的技术问题，就是一个东西适配器插不上，这个东西跟它不响应，里头缺一个什么东西，就为这个，他就得费半天的事，想办法去解决。
那份邮件不是说14号发的，到20号才真正发出去。所以这类事情我相信他们都做了很多，但是我不能够评价，因为我不是很了解，只有他们亲临其境，真正在做这个事的人他们最清楚。许榕生在高能所联网当中的作用，我并不很清楚，我认识许榕生是因为他办了一个 “中国之窗”，是互联网上的一个应用，这方面我觉得他是一个先行者，当时在我们的新闻界还没有新闻网站，他们都说你没得到我批准，你是非法，没有这个规定之前，他已经办了一个中国的新闻网站。北京之窗，紧接着各地都办起来，所以在国外可能有一定的影响，他要了解中国的事务，新浪、搜狐，那时候都还没有，就只有这个中国之窗。这个我觉得确实是他最早办的，应该承认他是有创造性，而且有贡献的。
我想张树新和她的瀛海威是不应该被忘记的。当年中关村路口有一幅巨大的广告牌：“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有多远？向前一公里！”直到今天还有不少人记得这句广告语。互联网由科技领域延伸到商业领域，她是第一人。她让人看到了互联网不只是科技人员的专利，普通人也能玩儿。很多人买了瀛海威的卡，这就为互联网大众化开了先河。再后来互联网的创业者越来越多，比如张朝阳，我曾经去过他在美国的实验室，还跟他交谈过，他当时在美国干得很好，后来回国了，他认为在中国创业是最好的时候。还有田溯宁，他和一帮年轻人在美国加州有一个网络公司，做互联网工程，当时他们说：“我们把互联网带回家吧。”于是就举着这面旗帜回到了中国。这些人后来在中国早期许多互联网工程的建设中立下了汗马功劳。还有李彦宏、丁磊、马云、马化腾这些年轻人，是他们将互联网的商业化推向了高潮，比如说百度，在搜索上能与世界巨头平起平坐地竞争。随着一个又一个互联网公司在美国上市，中国这个名字在华尔街也变得越来越响亮。这些创业者的名字都应该载入中国互联网发展的史册。
当时互联网发展，特别是1994年到2000年之间，你觉得哪些政府部门人在这个事情上有比较大的贡献？
在这一阶段，我觉得跟我们有来往、有汇报关系的，就是吕新奎，也就是国家国民经济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吕新奎是有汇报的关系，没有向邹家华直接汇报过。就是那个批文，当时宋健转给了邹家华，邹家华主要批示，后来没有再找过他；但是后来当我们CNNIC建立10周年的时候，2007年吧，我们好像请家华同志到CNNIC看了一下。家华同志来看，挺高兴。对网络的事情，他关心、他看，但是他不自己直接上，他家里好像有一个年轻人会替他做这件事，但他还是关心的，至少在2007年。
我觉得当年的电子部各方面很多东西，还是跟胡启立有关系的。他是把通信业独家垄断给打破了，我是这么想的。后来才能有信息产业部，是吧。你要是电子部是电子部，通信部是通信部，这个是我们国家的体制上的一个缺点，就是分得太细。
还有吴基传部长的贡献很大，因为我们电信的超前发展是给互联网创造了物质基础，这个绝对不能够忘了他。他的确功不可没。因为互联网能够进中国，首先，邓小平，要没有改革开放，我们根本就不能知道国外有个互联网；再一个就是我们电信的超前发展，给互联网进来以后迅速扩展做了物质基础、前提，当时的互联网都是附着在这个通信网上。强大的电信系统，吴基传绝对是领导人。
互联网协会是在什么情况下成立的？
互联网协会，之所以当时有这个想法，主要是因为在国际上，我感到我们真是需要有人代表中国去说话，因为国际上已经组织起来了很多的互联网组织了。首先就是那个ICANN（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是一个非营利性的国际组织），那是一个最大的说话的地方，每年开那么大会，可是我们中国是一盘散沙，我们师出无名。约我们去，我去说话，我代表谁？我代表我们科技网，科技网用的人很少；那个企业界跟我也没有直接的关系，我们的企业有什么要求，我也不知道。当然有一些，比如说地址的分配这些，还有他们审批国际通用域名的时候，开放度不够啊，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应该去发表意见的，但是总是感到在那样一个国际场合，我们要去说话，很单薄。觉得我们要有一个全国的协会，代表我们中国的互联网的企业界、科技界去说话。
所以后来我就跟一些人商量这个事，他们都很赞成，当时我记得跟清华的吴建平商量这个事，我说咱们是不是该成立协会？他说赞成，他说胡院长，你牵头。他主动说让我牵头，因为当时我是科协的副主席，我就跟科协讲了这个事，我说科协不是主管全国所有的协会吗，可是科协说我们主管的是学会，不是企业协会，企业协会必须是产业部门的。
所以后来我写了一个报告，我找了几个工程院院士，我跟他们商量，我说咱们能不能够为咱们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发起成立一个协会，他们都表示支持。我就以我们这几个院士的名义，写了一封信给这个科协，科协就支持了，然后科协就出了一个文，跟信息产业部沟通，说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们科协愿意跟你们联合发起，做倡议人，倡议成立中国互联网协会。 那个时候，信息产业部也有这个想法，张春江当时是副部长，他跑来找我，他说我们这个协会要成立，要请你来做理事长。我说我不能干这个理事长，要做这个企业协会，还是找一个企业家吧，我们根本就不懂，我们是科技界，我们不懂这个，我说我牵头发起，我已经做了这个，现在你们既然都来了，那你们找一个企业家来做这个企业协会的会长，就比较名正言顺了，我这个发起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可是后来他很坚持，谈了好几次。后来我就跟一些人商量，我说怎么办，他们让我做这个理事长，我当时问我们院长周光召，当时我已经不做副院长了，他好像也不做院长了，他当时是科协的主席，我就问他；后来周光召说，要是他们主管部委真的让你干，你就干吧。后来我就说，那我就干。当时科协的党组书记是张玉台，他说启恒，你就应该干，你干比来一个企业家好，企业家干了，人家认为他不公正。后来我一想，也是啊。后来我就接受了，这理事长一做就做了12年。
我当时愿意干，还有一个原因，我不能忘记两个人，我是非常感谢他们的。为什么？因为在2001年，我有一次在国外开会的时候，外国朋友提出来说希望那个ICANN大会要在中国开一次才好，我当时马上就接受了，我说太好了，我们很愿意做一次东道主，开全球的互联网大会。我马上就把这个接受下来。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科学院我们开国际的学术会议，是没有什么障碍的，所以我认为我同意了，肯定这会就能开。结果没想到，回来以后才知道，这个会不属于科学院的范畴，它是在信息产业部的下面开，信息产业部要开这么大的国际会议，必须得部党组讨论，然后还得报外交部什么的，然后才能开，跟我们科学院开一个国际会议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说哎呀，这可糟糕了，我已经接受了。
后来，黄澄清这个人功劳太大了。他是我敬佩的一个年轻人。与我搭档得非常非常好，没有任何私利的，就是为了这个互联网。黄澄清是信息产业部派来的。我不愿意干这个理事长的时候，黄澄清也来游说，说你还是要干。我后来一想，当时为了开成这个世界互联网大会，黄澄清和当时的信息产业部副部长张春江都出了很大的力，才把这个会开成了。
规模很大，当时那次上海的会，超过千人。2001年，那个时候这样的会就算大会了。回头一想，我觉得我很幸运，一路上碰到这些人都特别友好，特别支持我，所以能够很顺利地，眼看着互联网长大。在最开始的时候，互联网的名声很不好，在电视上老是骂互联网，而且是专家。到现在我还记得中央电视台请的专家出来说，家长们啊，你们可要注意，让你们孩子远离网络。在我看来，如果真让我们的下一代都远离网络，我们中国就会跟世界拉开更大的距离，我们肯定会落后。现在世界上的孩子们都是跟着网络长大的，如果中国的孩子们被教育说，网络是洪水猛兽，那我们就得落后更多了，我们的下一代跟他们的同龄人就拉开了更大的差距。
可是后来，我就觉得，要感谢咱们那些企业家，慢慢地，他们起来了！你看中央电视台对网络的态度就知道了，慢慢在转变，后来电视台就老说，网络上的评论怎么怎么，你们大家可以去看网络上的什么什么。友好，变成一种合作的关系，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就是这样的一种关系，这是慢慢的转变；这种转变都得力于我们的那些门户网站，那些新闻网站，那些博客，特别是搜索引擎，能够使得我们主流的媒体和我们的主管媒体的部门认识到互联网是要好好用的一个好东西，而不是简单地排斥它。
给互联网一个健康的生态
不当理事长以后，你现在的生活是什么状态？
我很快乐啊，有更多的时间可以随便看一些我喜欢看的东西，去找我的朋友玩儿，然后在网上寻找新的知识，学习和研究一些问题。我是2013年5月份退下来的，黄澄清他跟我一块儿干了12年，从互联网协会成立，黄澄清就是我的搭档，实际上从开始他干的就是秘书长的工作，他最值得我敬佩的是，他虽然是一个司局级的干部，但他能够没有一点官架子，跟那些企业家去交朋友，这个作为我们中国的一个官员，我觉得是非常不简单的。他不当秘书长以后，协会上的事情他还参与，有些重要的事，他还来参加，因为他也是协会的副理事长。所以，在我还担任协会理事长的时候，有些实在重要的事，我还是会跟他说，我说澄清，这事你得管一管。
协会里，黄澄清是最主要的，我其实具体来说都没有那么主要。因为有了黄澄清，所以我这理事长当得很容易、很快乐、很轻松，真的。所以那次入选“名人堂”外国记者问了我很多问题，说你说说在中国哪些人对互联网有贡献，我就说了好几个人，其中就有黄澄清。我说黄澄清创造了协会的一个非常好的定位，就是使得互联网的企业看到，虽然我们这个协会给他解决不了太多具体问题，但他至少感到这是他的一个好朋友。这个朋友是一心为他好，愿意帮他去跟政府做一些工作，能不能成功是另外一回事。我觉得黄澄清就是起到这个作用。现在协会有了新的理事长邬贺铨，他是通信、计算机网络方面的专家，学术造诣很深，领导下一代互联网示范项目成绩卓著，协会也有了得力的新的秘书长卢卫，我看互联网协会在新的时期是一定能大有作为的。
从“十二五”开始，政府把互联网列入了“十二五”规划，这当然也可以说是好事，因为政府很重视它，但是同时呢，我又多了一点担忧，我就很担心，政府设置的各种重点，规划的一些示范，等等，带有经费支持和政策优惠的项目，对于市场竞争中的企业来说，会不会变成了一种市场之外的资源，以至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互联网企业的健康的生态？
互联网是一个开放的平台，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只要遵守政府的法律法规，所有的企业要靠创新和优质服务来赢得市场份额。过多的政府项目会形成对于市场的干预，使得企业更多关心政府的兴趣而不是市场和用户的兴趣。所以，我有一点担心。
有利于互联网的生态环境，应该是有利于公平竞争，有利于保护企业和用户的权益，为了不断改善互联网生态环境，我觉得最需要的是加强有关互联网治理的法律法规建设和依法治理的政府机构。要有很好的法制，企业从业者和用户都要按照中国的法律办事，这就是政府治理互联网的正常渠道，让企业依法来做他的这种经营，让用户依法享有自己的权益。 其实，只要有一个有利于公平竞争的生态环境，必定会有优秀的胜出者。我曾经跟化工网创始人孙德良谈过，他也跟我说当时他就是学外语的，一看这互联网可以用英文向外国介绍中国的产品，他就用英文办了一个化工网，然后它就火起来，很快市场就过亿了。你说像这种年轻人多好啊，其实就像这样的人，慢慢地，他就从他的发展中使这块土壤越来越肥沃了。我还特别注意到一个问题，就是在说世界互联网起源的时候，很多人只说兰德公司，就不说J.C.R.立克里德（J.C.R. Licklider），这个是不完整的。我记得罗伯特·卡恩说过，就是说对核战的那种防范，确实是他们在研究这个协议的时候，考虑了这个因素，但是绝不是主要的。我后来看了J.C.R.立克里德1962年那个文章“人机共栖”，它影响了后人，影响了温特·瑟夫和罗伯特·卡恩。我认为，影响了他们的设计思想的，实际上是J.C.R.立克里德提出的那个全世界的计算机网，而且这个网是为了每一个人的。
你觉得中国网络环境有哪些不足的地方需要改进？
我觉得我们自己的生态环境，比如发生了竞争，它应是一个良性的，万类霜天竞自由，应该是一个公平竞争，但是如果在竞争当中有了一些不公平的竞争，那就不好了。为什么会破坏竞争的公平环境呢？往往是有的时候，因为它没有规则、没有一个共识。另外，侵犯别人的知识产权，那也造成了一种竞争的不公平。再有就是一些特别恶意的，还有一些很不文明的语言用在网上，我觉得也都是恶化我们网络环境的，使得一些年轻的人和他们的家长就觉得最好不要看网。所以，我觉得还有待于我们大家共同努力。网络的文明、网络的公平竞争环境，当然政府是有责任的，要把政策、法规制定得更好。另外还有很多可能属于行业规则，像3Q大战（即腾讯、360之争）的时候，我们最后就形成了一个行业的规则。行业守则，也是需要大家自觉遵守，如果不遵守，行业守则也没有用。归根到底，需要大家共同努力。
我认为人际沟通可以把人变得更聪明。有一个故事是讲远古时代地球上的人建了通天塔，于是上帝就害怕了，给地球上的人制定了不同的语言，让他们的沟通交流发生了障碍，之后他们建塔的速度就慢了。这个故事说的就是交流和沟通是多么重要。当人们在表达自己的时候，他的思维是积极的，他就会去注意别人在说什么。我认为互联网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它一定会有助于我们每一个网民通过互联网的平台学习和进步，这个学习的概念也是广义的，不是拿了一本书就可以了。这个学习在沟通的环境下，在互联网的环境下就是很自然的。通过沟通就会修正不同的声音，使自己的意见更完善、更完美，我相信未来的网民会更聪明，更有智慧，更善于和别人沟通，也懂得对社会应尽什么样的责任。这样就会使我们的网络环境更加和谐，使我们的网络在建设一个富强、民主、和谐的社会当中所起的作用更加凸显。
（本文较原录音文字有删减，出版前未经口述者确认。感谢刘伟、孙雪、赵婕、徐玉蓉、李宁、杜运洪、卢卫、胡冰、冉晓燕、黄恬等为本文所做贡献。）
语录
1 互联网进入中国，不是八抬大轿抬进来的，而是从羊肠小道走出来的。
2 互联网不承认网络领袖，互联网是群众的事业，互联网的建立，它的基本思想就是让每一个地方都有平等的功能和力量。现在有了互联网，我们每一个普通的人都拥有了强大的力量，它可以影响社会。所以，到现在为止，全世界的互联网只承认它的真正奠基人和缔造者：一分钱专利费都不拿，让全世界来公用TCP/IP的协议。
3 网络的精神就是给草根阶级、给最没有能力的人提供一个机会，提供一个平台，让他能够表现自己，能够做他想做的事，我们一定要关注互联网的这个文化。
4 净化网络环境，是每一个网民都要参与的事，不只是政府倡导，也不只是互联网协会，而是每一个网民都要了解到它的重要，要想让互联网成为我们大家喜闻乐见的平台，是我们大家都愿意去的一个地方，每一个人都要约束自己的行为，不要把一些肮脏的垃圾扔到网上，而是要把美好的东西献给网民，献给我们共同的互联网世界，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可持续发展、和谐的社会，也是一个和谐的、清洁的网络，这个是我们的理想，当然永远不可能达到这个理想，但是接近这个理想也是很好的。
互联网创新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它从来不是颠覆性的，而是一种渐进的创新。不是把原来的东西推倒重来，而是在原有基础上创造新东西，丰富和多样化互联网服务。
链接
2013年互联网名人堂入选者名单
一、互联网创始人/先驱
（对早期互联网设计和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士）
1. J.C.R. Licklider（已逝）：提出“人机共生”、“全球计算机联网”的思想。
2. David Clark：主持设计全球互联网架构。
3. Robert Taylor：阿帕网计划负责人。
4. Stephen Wolff：推动互联网由一个政府项目向全球商用的转变。
5. Bob Metcalfe：以太网的发明人。
6. Kees Neggers：推动建设荷兰国家计算机网络（SURFnet）。
7. David Farber：Interesting-People.org创始人。
8. Nii Narku Quaynor：“非洲互联网”之父。
9. Howard Frank：联合设计并优化了网络拓扑结构和经济性。
10. Glenn Ricart：搭建首个互联网交换点。
11. Kanchana Kanchanasut：把互联网引入泰国。
12. Werner Zorn：德国“互联网之父”。
13. Jun Murai：日本“互联网之父”。
二、互联网创新者/改革者 （对互联网技术、商业或政策发展以及帮助扩大互联网的延伸做出杰出贡献的人士）
1. Marc Andreessen：网景浏览器创始人。
2. Henning Schulzrinne：会话发起协议（SIP）的主要设计者之一。
3. John Perry Barlow：电子前线基金会创始人之一。
4. Richard Stallman：通用公共许可协议以及自由软件基金会的创立者。
5. Anne-Marie Eklund Lowinder：瑞典网络安全领域的先驱。
6. Aaron Swartz（已逝）：Reddit联合创始人、RSS规格合作创造者。
7. Francois Fluckiger：欧洲核子研究组织计算机院主任、《网络多媒体开发与应用》作者。
8. Jimmy Wales：维基百科创始人之一。
9. Stephen Kent：BBN公司首席科学家、网络安全专家。
三、推动全球互联者
（在全球范围内对互联网普及和使用做出重要贡献的人士）
1. Qiheng Hu（胡启恒）：推动中国接入互联网并促进其发展、创立中国互联网协会。
2. Steven Goldstein：前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国际联网部负责人，协助推动多国接入互联网。
3. Karen Banks：通信促进协会创始人之一，积极推动妇女上网。
4. Anriette Esterhuysen：通信促进协会执行主任，长年推动非洲及南非的ICT发展。
5. Ida Holz：推动乌拉圭接入互联网并促进拉美互联网的发展。
6. Gihan Dias：斯里兰卡“.lk”域名注册管理机构创始人。
7. Barry Leiner（已逝）：创建互联网活动委员会（Internet Activity Board），后IETF在此框架下成立。
8. Teus Hagen：推动UNIX网络及互联网在欧洲的发展。
9. Haruhisa Ishida（已逝）：把UNIX和网络互联技术带入日本的先驱。
10. George Sadowsky：ICANN理事会成员，曾协助推动多个发展中国家互联网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