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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厌，讨厌，人家欢喜过年，我们新闻记者还得做这种絮絮聒聒的文章。”
1913年12月31日，深夜，随着手中的笔在纸上飞也似的游走，1914年也悄无声息地到来了。尽管在过去的一年里积了不少笔墨旧债，但身负当时中国新闻记者三剑客大名的黄远生，自然不必担心远在上海的申报报馆来催逼稿件，搅扰过年雅兴——他手头正写着的《岁暮余闻》，是他为《申报》写的第一篇通信文章。时值此腊尾余日，回首过去一年，总使人觉得有一种“江关垂暮之思”，实在是奇哉怪也。
自去年9月，孙中山黄兴冒失发动的二次革命被政府敉平后，一连串政治事件随之接踵而至，颇令人有目不暇接之感。双十纪念日那天，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终于扶了正，随即要求修改对其总统大权百般限制的《临时约法》，在国会引爆争吵，国民党议员坚决反对，满以为众怒难犯，可以一阻老袁野心，谁知却反被袁世凯将计就计，顺水推舟，下令解散国民党并取消其议员资格。11月10日，整天躲在天坛里开大会的新宪法起草委员会也迫于形势，自行解散，其闭门造车出来的天坛宪草也一并中道崩殂。袁世凯一手包办的政治会议于半个月前在北海团城承光殿新鲜出炉，号称事体重大，但却在旁观者看来，这个拼凑了各省官吏代表和政界元老组成的政治会议，不过是给某个即将出品的新的御用机关捂热板凳而已。虽然近来传出该会准备将大政方针提交内阁修改的消息，但在黄远生看来，这个会议成立的作用就是用来随时对内阁“踢一脚”的。却说这内阁，因其从阁揆总理熊希龄到各部总长皆为一时人所瞩望之才杰，故号曰“名流内阁”，但其自成立以来，便处处遭到掣肘，眼下已是力绌影只，摇摇欲坠了，政治会议“只需于内阁之政策，如大政方针等上踢一脚，则内阁当然失其生命。”
至于那些曾为国会贡献了无数唾沫和喧杂的各色党派，也都随着腊鼓之声消歇了，其党魁不是息影政坛，就是夹包出洋，唯有梁启超组织的进步党因为与“名流内阁”互相拮抗而“有残年守岁之欢”。而袁大总统身边的红人梁士诒和叶恭绰新搞的公民党“在今日大有儿童爆竹满地欢腾气象”。据公民党的报纸称该党“已郁郁勃勃，大有邀吾辈吃开张喜酒之意”，但黄远生询问公民党员，得到的回答却是“现在办党，办办看而已”。
殆及搁笔，黄远生发现已是深夜，所以这篇1913年最后一天开笔的新闻报道，只得等到1914年的第一天再发出了。既然文稿已然迟交，不妨待到天明，再补述一番新开始的1914年的世界罢。“天气晴暖，积雪照人如镜”，也许1914年将是一个不错的开始——
想见人物衣冠之盛，春暄向暖，万象维新，谨祝读吾报者，新年大吉大利，努力为新国造福。
恕不一一。
离奇死亡事件
旧历年的年关毕竟最像年关。比之政府以政治手腕规定的西历新年，旧历年“实足令吾人唤起儿时新年景象之记忆，而新历之新年景象决不能如此普遍，可见社会的新年仍是旧历也。”
黄远生写下《旧历新年之一瞥》时，已经是正月初七，自由职业者自然可以按照自己的时间来安排事务，但政府的假期安排和民间市坊的停业过年却可以看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微妙关系。一心想让民众遵从世界时间的政府下令各公署旧历年只放假一天，但街头各商家却要一直到正月初五才开门营业，就连京中报纸也是到旧历正月初五才出新刊。社会根深蒂固的传统甚至渗透到了一意推行新历的国家政府当中。据黄远生观察，尽管放假的规定只有一天，但各总长、院长、局长多面谕属员“三日之内到否，听人自由”。
国家政府大员不应与社会上一般之平头百姓太过隔阂。黄远生在这天前去采访的对象直隶都督赵秉钧就是这样认为的。黄远生熟悉这位出身寒微之门的都督。赵秉钧在前清时以在天津搞民政警务起身，熟悉下等社会情事，其亲民作风在津门老百姓中有口皆碑。自去年宋案以来，为了堵住悠悠众口，赵秉钧便从内阁总理的职位撤下来，赴天津任直隶都督之职。赵秉钧向黄远生坦言，他出门也就最多带二三十名士兵。都督府旧有的三百多人的卫队则摒弃不用，“既已出来做了都督，若时时戒严，出入来往的人都要搜检，叫人民觉得最高机关都是恐慌如此，他们愈要恐慌。既已出来，又复如此害怕，这就是根本错误了。”
黄远生所来本想与这位赵都督屑谈一番新近有益之新闻话题，却惹得赵秉钧大发了一通对国家体制的议论：“本来国家太大，旧架子拆了，新的未盖起来。药方子开得都是对的，文章都是好的，但是药料不是这么一回事，也就没有法子。”尽管赵的这席话并非特别有所针对，但却不由得使人想到眼下一直喧传的熊希龄名流内阁垮台在即的事。从前一年总统解散国会开始，熊的名流内阁就在风雨飘摇之中，随着熊希龄颁布的大量内政外交方针一一在袁世凯的威权下化为废纸，政敌给他起的外号“条例内阁”也愈发地恰如其分起来。到1914年1月10日，袁世凯终于决定根据政治会议的决意，下令停止民国第一届国会全体国会议员的职务，每人发给旅费四百元，遣散回籍。这群倒运的国会议员有不少当初花了成千上万的高价才买得这个民意代表的位子。袁世凯选举民国大总统购买选票时更是许以重金购买选票，更使这些议员感到当初的政治投资是笔绝佳买卖，有的干脆就在北京花街柳巷一掷千金。不意最后不仅袁世凯许诺的重金化为乌有，遣散费也才不过区区四百，丢了差事的议员只得典衣当被才凑足川资狼狈还乡。国会一倒，则内阁完全暴露在袁世凯的射程之内，熊希龄的名流班子危乎险哉。
“将倒！将倒！不日将倒！此京中一般之拟议也。”但有趣的是，这一次，政府再一次站到了社会舆论的对立面上，但官方各级表述却有微妙的差别——“总统府人则称绝无此事，政府自身亦不知有此事，与官中关系略为密切之报纸亦称似无此事”，看起来离着社会舆论越近，其与民间的议论就越贴合。黄远生在《摇落乎？不摇落乎？——最近之内阁命运》的开头将官方民间两种说法一一胪陈，虽然黄远生尚且未敢下判断，但也觉得内阁运命一如演戏，台下锣鼓已准备散场，而后台做戏的人依然如故，这确实是个谜，但谜底揭晓在即。
尽管袁世凯最倚重的红人梁士诒表示“内阁方上戏台，并没有唱戏，如何便倒”。但仅仅一个月后，熊希龄就为内阁披麻戴孝，哀唱挽歌了。1月12日，熊希龄黯然辞职；2月18日，教育总长汪大燮上书请辞；19日司法总长梁启超也上书求去。黄远生意味深长地记下了某报刊载的熊在内阁倒台时说的一句话：“内阁已经病死，我不能看其抬棺材出门”。尽管事实证明熊本人未作此种负气之言，但这段话实在是民间舆论的一种代表——恐怕死亡的并不仅仅是熊希龄的名流内阁，而是整个内阁制度。熊辞职时写的一封充满失败主义的信中也多少透露出一丝诡异的气氛，“泛水之舟，操舵者既无驾驶能力，必须易人，才可渡登彼岸”。究竟中途换的舵手是谁，还有这艘泛水之舟是否最终可以上岸，都令人感到别有城府。 熊希龄的“名流内阁”就像罹患一种莫名绝症，死因离奇，死亡却理固宜然；但不过半个月，另一桩让整个北京震动不小的死亡事件却委实离奇得出乎意料。黄远生过年时的采访对象，熊的前任赵秉钧突然死亡，死因不明。
政府媒体和社会舆论再一次分庭抗礼。政界对赵秉钧的死讳莫如深，总统府传出的电文只是说“都督赵秉钧今早八时痰厥，十二时死”。但民间则喧传赵秉钧乃是被人暗害毒杀的，甚至连黄远生供职的《申报》都言之凿凿地声称“广州治盗极严之李世桂及张家宝（译音）二人近皆中毒而死，其毒无色无味，于二十四小时内发作，故信赵亦死于此毒云”。
究竟赵秉钧是自然死亡还是被人毒杀？对社会大众来说，“毒杀”更符合喜好八卦的老百姓的口味，因为人们可以大胆猜测究竟谁才是幕后真凶。上一年宋教仁遇刺案，赵秉钧就被国民党领袖孙中山一口咬定是二号凶嫌，头号幕后黑手则是赵秉钧背后的袁世凯；如此，此次赵秉钧的死亡大可以被认为是袁世凯为了毁灭杀宋证据而特意等到一年后再杀人灭口。
官媒越是力辩其无，民间就愈信其有，赵秉钧的死亡也就越是扑朔迷离。但1914年3月1日《申报》在国内要闻头条刊出的一则时评突然转向，力言“今者赵秉钧之死也，揆其情势，大抵为病，非毒杀也”。而毒杀之说流传于中国，更是将会“毒死中国无数人之心矣”。政府意志终于征服了社会舆论，对大多数报纸读者来说，这个事件，也够离奇。
今天没有新闻
记者诚实之自白，实无新闻可纪。今姑与诸公谈天可乎？
1914年6月1日，黄远生在新闻通讯《谈屑》中的开头让人倍感讶怪。一个连外交部的一名厨师身上都能搜刮出新闻点的一代名记，且以北京全国政治中心的地位，居然会困恼找不到新闻素材，实在令人难以尽信。但黄远生这位新闻界恶搞能手的过人之处，正在其拥有化无为有的特殊本领。今天没有新闻，本身来说就是一则重大新闻。
没有新闻的原因有很多种，也许真的是像《京报》上所登的那样“京报有载今日政界为承平无事之日”。回顾1913年的6月，正是各党各派为争取国会议员选票如火如荼之时，“议会之庞杂，政局之喧扰，党会之活动，日日在甚嚣尘上之中”。回想那时的新闻资源，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居此光怪陆离时代，黄远生也自然妙文迭出，就像他在记录1913年议会选举丑态的《苦海呻吟录》中提到的某君奇特的“卖国便宜论”——“今日共和卖国的价钱，比从前便宜得多了……清朝只须有八千银两，便能捐得一知县。将天下州县缺买尽，至多不过千万余元。今中华民国之选举总统，以三分之二计算，只须四五百票，每票万元，亦不过四五百万。以四五百万可买得一国之主权代表者之资格，较之从前捐买天下知县便宜得多。”各种势力的角逐、党会、议会、政客、官僚、还有暗中活动的形形色色之人，甚至贩夫走卒都被卷进来，被新闻记者发酵发源成报纸上一篇篇或讥或笑，或讽或骂的文字。到了熊希龄名流内阁不进不退之时，“残余党会之血脉的作用。政客之纵横捭阖，乃至政界中枢之暗潮，某系某系之五花而八门，亦复有钟漏未歇，余音不尽之慨”。
但等到徐世昌就任国务卿以后，突然就“譬风雨初过，万籁岑寂”，政治会，约法会，乃至参政院，固无所谓喧扰。党会与报纸也“寂静者愈益寂静。安戢者愈益安戢”，以政治新闻批发集散地著称的北京城里“前此之北京之忙人，今已十有八九为闲人矣”。搞得这些靠挖政治墙角的“造言生事”为职业的记者“无复有记注之余地”，只得天天唠叨“承平无事”，真是承平无事了。
看来这位徐世昌国务卿确实有靖海安波之神功。自熊希龄那个“名流内阁”宣告死亡之后，袁大总统就越来越对走马灯式的内阁轮换感到不耐烦，再找了一个听话的孙宝琦当过渡之后，随着新的《约法》的颁布，国家政体终于如袁大总统所愿由内阁制变成了总统制。新的政府没有了内阁，却多了一个名字很是文绉绉的“政事堂”的新机构，其长官也有个很古雅的名称，叫“国务卿”，这是仿效美国的称呼。据说袁世凯最初听了这个词，嘴里很是把“国务卿”的“卿”字好好嚼了几嚼，最后笑着说：“这个名字好，事就这么定了。”
国务卿最终花落徐世昌这位前清旧相身上，很是让人惊讶，但却在黄远生的意料之中。这位新任徐国务卿对一切都保持无为主义，精员简政，自是不在话下，就连见客也有特殊的一套，客人唯有第一次把门刺投给门房，由门房计入门簿中，再由徐世昌拿着簿子在客人名字上点点为记，点一点的亲见之，两点他人代见，不点点者不见。徐国务卿就靠这招把大批上门求取一官半职的“运动家”挡在门外，自己躲在里面清闲治政。原先所有政令都钤“大总统印”，现在则由徐世昌加钤“政事堂奉策印”，这总让人想起前清时“内阁奉上谕”的样子，加上徐世昌在晚清本就入阁为相，所以“徐相国”就这样叫开了，徐也乐得当他的太平宰相。
徐相国本人的无为而治，加上袁大总统的大权独揽，一文一武，张弛之道，看来“诚为承平无事矣”。但实际上，新闻记者的纷纷噤声，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就在这一年4月，袁世凯颁布了《报纸条例》，这道法令总共35条，禁止军人、官吏、学生和25岁以下者办报；报纸出版须到警察机关登记并交纳保证金；禁止报纸刊登“淆乱政体”“妨害治安”和各级官署禁止刊载的一切文字；每天的报纸在发行前须呈送报样给警察机关备案。袁世凯对舆论敲骨榨髓的审查使每一名记者在动笔前都必须要掂量掂量自己写下的字值不值得用自己的工作和脑袋去换。
当民国初建之时，百废待兴，刊行报纸、登载新闻，出于无法无天的时代，无论是革命伟人、都督将领，乃至袁大总统，都是可以随意批评指摘的对象。那是新闻记者的黄金时代，黄远生可以写出像是《遁甲术专门之袁总统》这样谑近于虐的时评。就连砸报馆都砸得有声有色，1912年7月5日晚，因为该日《国民公报》时评将南京临时政府称为“南京假政府”，同盟会派报纸《国风日报》就率领同盟会系统的七家报纸二十余人前往国民公报报馆兴师问罪，并将该报经理徐佛苏、蓝公武打得“口鼻流血、面青气喘，两足跟筋露血出”。这种为了政见不同而上演血腥的全武行到了1914年就只能换上了粉红色的衣裳。在那一年夏天，引起报坛一阵轰动的是一位艺名金月兰的青衫女优，因为某报忽载其与师某君有不甚正当之事，而带领数十男女到此报馆打坏招牌。黄远生在《谈屑》中将其称为北京的一桩“奇事”，并且特意提到了那块被砸烂招牌的下场是被该女优拿来做了茅厕板。最后，黄远生不禁赞叹道：“不意优伶之中亦有此英雄”——这就是这天最奇特的新闻。
还不如今天没有新闻。
新年闲话
余之始从事于本报也。在民国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其第一通信为《岁暮余闻》。
当1915年来到时，黄远生心中却觉得颇多遗憾。想到一年前他方为《申报》撰写第一篇通信《岁暮余闻》时，“国会业已解散，熊内阁渐将不稳，而财政渐取包办政策之时也”，如今倏忽一年过去了，但自己的通信却日渐短少，这是这位以新闻通信闻名的记者最耻恨的一件事。但若是细分责任，则实在是“余之亏其职责者十之二三，由政局及社会思潮之反影者十之七八也”。
回顾过去的1914年，还是发生了很多大事——熊希龄的名流内阁终于如很多人所望的那样倒台，也顺便带走了整个内阁制度；《约法》的颁布赋予了袁大总统至高无上的威权；欧陆爆发世界大战，中国徘徊在战云的边上；还有那个一直虎视眈眈的恶邻日本，借口对德宣战，出兵德国在山东的殖民地，一路焚掠占领，战火燃炽黄河两岸……1914年并不是无事可记，但在黄远生看来，1914年之前“人庞言杂，各方面之人，惟入于政治之漩涡，虽其酝酿政治上之罪恶也不少，而以此故，即大多数之人皆与新闻之酝酿及发源皆有关系。若党会，若议会，若新闻记者，若种种暗中活动之人，乃至商贩走卒，皆是此”。中国政局虽然看似混乱，但一切却公开透明，仿佛是在通都大市之中下棋赌输赢，观者如堵，人人都有权利对这盘棋局的下一步如何走说三道四。
但1914年的时局，在徐相国出来后，当局却抱持“不愿政局常有变动”的唯一宗旨，除了早已预订的变动之外，任何新发生的变动都或被强力消除或遭噤声，消弭于无形，你可以说是“稳静不扰”，但政治仿佛与民众隔了一堵高墙，局内人在墙内主客对弈，喧嚣都绝，镇日不倦，但局外人，只能时闻棋子落下的声音而已。没人知道墙内棋盘上的弈局，究竟是输是赢。
输也好，赢也罢。无论是无所事事，还是危机未萌，1914年终于是过去了，没人料到1915年将会成为中国的国耻之年，“二十一条”的签订，袁世凯帝制的更进一步，云南起义的爆发……在上一年被投错的那枚棋子，终于在这一年将这个国家带入了困局。但事情每天还在发生，新闻也要天天报道下去，作为这个时代记录者的黄远生有权力代他的读者提出这样的疑问：
这个国家会好吗？
1913年12月31日，深夜，随着手中的笔在纸上飞也似的游走，1914年也悄无声息地到来了。尽管在过去的一年里积了不少笔墨旧债，但身负当时中国新闻记者三剑客大名的黄远生，自然不必担心远在上海的申报报馆来催逼稿件，搅扰过年雅兴——他手头正写着的《岁暮余闻》，是他为《申报》写的第一篇通信文章。时值此腊尾余日，回首过去一年，总使人觉得有一种“江关垂暮之思”，实在是奇哉怪也。
自去年9月，孙中山黄兴冒失发动的二次革命被政府敉平后，一连串政治事件随之接踵而至，颇令人有目不暇接之感。双十纪念日那天，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终于扶了正，随即要求修改对其总统大权百般限制的《临时约法》，在国会引爆争吵，国民党议员坚决反对，满以为众怒难犯，可以一阻老袁野心，谁知却反被袁世凯将计就计，顺水推舟，下令解散国民党并取消其议员资格。11月10日，整天躲在天坛里开大会的新宪法起草委员会也迫于形势，自行解散，其闭门造车出来的天坛宪草也一并中道崩殂。袁世凯一手包办的政治会议于半个月前在北海团城承光殿新鲜出炉，号称事体重大，但却在旁观者看来，这个拼凑了各省官吏代表和政界元老组成的政治会议，不过是给某个即将出品的新的御用机关捂热板凳而已。虽然近来传出该会准备将大政方针提交内阁修改的消息，但在黄远生看来，这个会议成立的作用就是用来随时对内阁“踢一脚”的。却说这内阁，因其从阁揆总理熊希龄到各部总长皆为一时人所瞩望之才杰，故号曰“名流内阁”，但其自成立以来，便处处遭到掣肘，眼下已是力绌影只，摇摇欲坠了，政治会议“只需于内阁之政策，如大政方针等上踢一脚，则内阁当然失其生命。”
至于那些曾为国会贡献了无数唾沫和喧杂的各色党派，也都随着腊鼓之声消歇了，其党魁不是息影政坛，就是夹包出洋，唯有梁启超组织的进步党因为与“名流内阁”互相拮抗而“有残年守岁之欢”。而袁大总统身边的红人梁士诒和叶恭绰新搞的公民党“在今日大有儿童爆竹满地欢腾气象”。据公民党的报纸称该党“已郁郁勃勃，大有邀吾辈吃开张喜酒之意”，但黄远生询问公民党员，得到的回答却是“现在办党，办办看而已”。
殆及搁笔，黄远生发现已是深夜，所以这篇1913年最后一天开笔的新闻报道，只得等到1914年的第一天再发出了。既然文稿已然迟交，不妨待到天明，再补述一番新开始的1914年的世界罢。“天气晴暖，积雪照人如镜”，也许1914年将是一个不错的开始——
想见人物衣冠之盛，春暄向暖，万象维新，谨祝读吾报者，新年大吉大利，努力为新国造福。
恕不一一。
离奇死亡事件
旧历年的年关毕竟最像年关。比之政府以政治手腕规定的西历新年，旧历年“实足令吾人唤起儿时新年景象之记忆，而新历之新年景象决不能如此普遍，可见社会的新年仍是旧历也。”
黄远生写下《旧历新年之一瞥》时，已经是正月初七，自由职业者自然可以按照自己的时间来安排事务，但政府的假期安排和民间市坊的停业过年却可以看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微妙关系。一心想让民众遵从世界时间的政府下令各公署旧历年只放假一天，但街头各商家却要一直到正月初五才开门营业，就连京中报纸也是到旧历正月初五才出新刊。社会根深蒂固的传统甚至渗透到了一意推行新历的国家政府当中。据黄远生观察，尽管放假的规定只有一天，但各总长、院长、局长多面谕属员“三日之内到否，听人自由”。
国家政府大员不应与社会上一般之平头百姓太过隔阂。黄远生在这天前去采访的对象直隶都督赵秉钧就是这样认为的。黄远生熟悉这位出身寒微之门的都督。赵秉钧在前清时以在天津搞民政警务起身，熟悉下等社会情事，其亲民作风在津门老百姓中有口皆碑。自去年宋案以来，为了堵住悠悠众口，赵秉钧便从内阁总理的职位撤下来，赴天津任直隶都督之职。赵秉钧向黄远生坦言，他出门也就最多带二三十名士兵。都督府旧有的三百多人的卫队则摒弃不用，“既已出来做了都督，若时时戒严，出入来往的人都要搜检，叫人民觉得最高机关都是恐慌如此，他们愈要恐慌。既已出来，又复如此害怕，这就是根本错误了。”
黄远生所来本想与这位赵都督屑谈一番新近有益之新闻话题，却惹得赵秉钧大发了一通对国家体制的议论：“本来国家太大，旧架子拆了，新的未盖起来。药方子开得都是对的，文章都是好的，但是药料不是这么一回事，也就没有法子。”尽管赵的这席话并非特别有所针对，但却不由得使人想到眼下一直喧传的熊希龄名流内阁垮台在即的事。从前一年总统解散国会开始，熊的名流内阁就在风雨飘摇之中，随着熊希龄颁布的大量内政外交方针一一在袁世凯的威权下化为废纸，政敌给他起的外号“条例内阁”也愈发地恰如其分起来。到1914年1月10日，袁世凯终于决定根据政治会议的决意，下令停止民国第一届国会全体国会议员的职务，每人发给旅费四百元，遣散回籍。这群倒运的国会议员有不少当初花了成千上万的高价才买得这个民意代表的位子。袁世凯选举民国大总统购买选票时更是许以重金购买选票，更使这些议员感到当初的政治投资是笔绝佳买卖，有的干脆就在北京花街柳巷一掷千金。不意最后不仅袁世凯许诺的重金化为乌有，遣散费也才不过区区四百，丢了差事的议员只得典衣当被才凑足川资狼狈还乡。国会一倒，则内阁完全暴露在袁世凯的射程之内，熊希龄的名流班子危乎险哉。
“将倒！将倒！不日将倒！此京中一般之拟议也。”但有趣的是，这一次，政府再一次站到了社会舆论的对立面上，但官方各级表述却有微妙的差别——“总统府人则称绝无此事，政府自身亦不知有此事，与官中关系略为密切之报纸亦称似无此事”，看起来离着社会舆论越近，其与民间的议论就越贴合。黄远生在《摇落乎？不摇落乎？——最近之内阁命运》的开头将官方民间两种说法一一胪陈，虽然黄远生尚且未敢下判断，但也觉得内阁运命一如演戏，台下锣鼓已准备散场，而后台做戏的人依然如故，这确实是个谜，但谜底揭晓在即。
尽管袁世凯最倚重的红人梁士诒表示“内阁方上戏台，并没有唱戏，如何便倒”。但仅仅一个月后，熊希龄就为内阁披麻戴孝，哀唱挽歌了。1月12日，熊希龄黯然辞职；2月18日，教育总长汪大燮上书请辞；19日司法总长梁启超也上书求去。黄远生意味深长地记下了某报刊载的熊在内阁倒台时说的一句话：“内阁已经病死，我不能看其抬棺材出门”。尽管事实证明熊本人未作此种负气之言，但这段话实在是民间舆论的一种代表——恐怕死亡的并不仅仅是熊希龄的名流内阁，而是整个内阁制度。熊辞职时写的一封充满失败主义的信中也多少透露出一丝诡异的气氛，“泛水之舟，操舵者既无驾驶能力，必须易人，才可渡登彼岸”。究竟中途换的舵手是谁，还有这艘泛水之舟是否最终可以上岸，都令人感到别有城府。 熊希龄的“名流内阁”就像罹患一种莫名绝症，死因离奇，死亡却理固宜然；但不过半个月，另一桩让整个北京震动不小的死亡事件却委实离奇得出乎意料。黄远生过年时的采访对象，熊的前任赵秉钧突然死亡，死因不明。
政府媒体和社会舆论再一次分庭抗礼。政界对赵秉钧的死讳莫如深，总统府传出的电文只是说“都督赵秉钧今早八时痰厥，十二时死”。但民间则喧传赵秉钧乃是被人暗害毒杀的，甚至连黄远生供职的《申报》都言之凿凿地声称“广州治盗极严之李世桂及张家宝（译音）二人近皆中毒而死，其毒无色无味，于二十四小时内发作，故信赵亦死于此毒云”。
究竟赵秉钧是自然死亡还是被人毒杀？对社会大众来说，“毒杀”更符合喜好八卦的老百姓的口味，因为人们可以大胆猜测究竟谁才是幕后真凶。上一年宋教仁遇刺案，赵秉钧就被国民党领袖孙中山一口咬定是二号凶嫌，头号幕后黑手则是赵秉钧背后的袁世凯；如此，此次赵秉钧的死亡大可以被认为是袁世凯为了毁灭杀宋证据而特意等到一年后再杀人灭口。
官媒越是力辩其无，民间就愈信其有，赵秉钧的死亡也就越是扑朔迷离。但1914年3月1日《申报》在国内要闻头条刊出的一则时评突然转向，力言“今者赵秉钧之死也，揆其情势，大抵为病，非毒杀也”。而毒杀之说流传于中国，更是将会“毒死中国无数人之心矣”。政府意志终于征服了社会舆论，对大多数报纸读者来说，这个事件，也够离奇。
今天没有新闻
记者诚实之自白，实无新闻可纪。今姑与诸公谈天可乎？
1914年6月1日，黄远生在新闻通讯《谈屑》中的开头让人倍感讶怪。一个连外交部的一名厨师身上都能搜刮出新闻点的一代名记，且以北京全国政治中心的地位，居然会困恼找不到新闻素材，实在令人难以尽信。但黄远生这位新闻界恶搞能手的过人之处，正在其拥有化无为有的特殊本领。今天没有新闻，本身来说就是一则重大新闻。
没有新闻的原因有很多种，也许真的是像《京报》上所登的那样“京报有载今日政界为承平无事之日”。回顾1913年的6月，正是各党各派为争取国会议员选票如火如荼之时，“议会之庞杂，政局之喧扰，党会之活动，日日在甚嚣尘上之中”。回想那时的新闻资源，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居此光怪陆离时代，黄远生也自然妙文迭出，就像他在记录1913年议会选举丑态的《苦海呻吟录》中提到的某君奇特的“卖国便宜论”——“今日共和卖国的价钱，比从前便宜得多了……清朝只须有八千银两，便能捐得一知县。将天下州县缺买尽，至多不过千万余元。今中华民国之选举总统，以三分之二计算，只须四五百票，每票万元，亦不过四五百万。以四五百万可买得一国之主权代表者之资格，较之从前捐买天下知县便宜得多。”各种势力的角逐、党会、议会、政客、官僚、还有暗中活动的形形色色之人，甚至贩夫走卒都被卷进来，被新闻记者发酵发源成报纸上一篇篇或讥或笑，或讽或骂的文字。到了熊希龄名流内阁不进不退之时，“残余党会之血脉的作用。政客之纵横捭阖，乃至政界中枢之暗潮，某系某系之五花而八门，亦复有钟漏未歇，余音不尽之慨”。
但等到徐世昌就任国务卿以后，突然就“譬风雨初过，万籁岑寂”，政治会，约法会，乃至参政院，固无所谓喧扰。党会与报纸也“寂静者愈益寂静。安戢者愈益安戢”，以政治新闻批发集散地著称的北京城里“前此之北京之忙人，今已十有八九为闲人矣”。搞得这些靠挖政治墙角的“造言生事”为职业的记者“无复有记注之余地”，只得天天唠叨“承平无事”，真是承平无事了。
看来这位徐世昌国务卿确实有靖海安波之神功。自熊希龄那个“名流内阁”宣告死亡之后，袁大总统就越来越对走马灯式的内阁轮换感到不耐烦，再找了一个听话的孙宝琦当过渡之后，随着新的《约法》的颁布，国家政体终于如袁大总统所愿由内阁制变成了总统制。新的政府没有了内阁，却多了一个名字很是文绉绉的“政事堂”的新机构，其长官也有个很古雅的名称，叫“国务卿”，这是仿效美国的称呼。据说袁世凯最初听了这个词，嘴里很是把“国务卿”的“卿”字好好嚼了几嚼，最后笑着说：“这个名字好，事就这么定了。”
国务卿最终花落徐世昌这位前清旧相身上，很是让人惊讶，但却在黄远生的意料之中。这位新任徐国务卿对一切都保持无为主义，精员简政，自是不在话下，就连见客也有特殊的一套，客人唯有第一次把门刺投给门房，由门房计入门簿中，再由徐世昌拿着簿子在客人名字上点点为记，点一点的亲见之，两点他人代见，不点点者不见。徐国务卿就靠这招把大批上门求取一官半职的“运动家”挡在门外，自己躲在里面清闲治政。原先所有政令都钤“大总统印”，现在则由徐世昌加钤“政事堂奉策印”，这总让人想起前清时“内阁奉上谕”的样子，加上徐世昌在晚清本就入阁为相，所以“徐相国”就这样叫开了，徐也乐得当他的太平宰相。
徐相国本人的无为而治，加上袁大总统的大权独揽，一文一武，张弛之道，看来“诚为承平无事矣”。但实际上，新闻记者的纷纷噤声，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就在这一年4月，袁世凯颁布了《报纸条例》，这道法令总共35条，禁止军人、官吏、学生和25岁以下者办报；报纸出版须到警察机关登记并交纳保证金；禁止报纸刊登“淆乱政体”“妨害治安”和各级官署禁止刊载的一切文字；每天的报纸在发行前须呈送报样给警察机关备案。袁世凯对舆论敲骨榨髓的审查使每一名记者在动笔前都必须要掂量掂量自己写下的字值不值得用自己的工作和脑袋去换。
当民国初建之时，百废待兴，刊行报纸、登载新闻，出于无法无天的时代，无论是革命伟人、都督将领，乃至袁大总统，都是可以随意批评指摘的对象。那是新闻记者的黄金时代，黄远生可以写出像是《遁甲术专门之袁总统》这样谑近于虐的时评。就连砸报馆都砸得有声有色，1912年7月5日晚，因为该日《国民公报》时评将南京临时政府称为“南京假政府”，同盟会派报纸《国风日报》就率领同盟会系统的七家报纸二十余人前往国民公报报馆兴师问罪，并将该报经理徐佛苏、蓝公武打得“口鼻流血、面青气喘，两足跟筋露血出”。这种为了政见不同而上演血腥的全武行到了1914年就只能换上了粉红色的衣裳。在那一年夏天，引起报坛一阵轰动的是一位艺名金月兰的青衫女优，因为某报忽载其与师某君有不甚正当之事，而带领数十男女到此报馆打坏招牌。黄远生在《谈屑》中将其称为北京的一桩“奇事”，并且特意提到了那块被砸烂招牌的下场是被该女优拿来做了茅厕板。最后，黄远生不禁赞叹道：“不意优伶之中亦有此英雄”——这就是这天最奇特的新闻。
还不如今天没有新闻。
新年闲话
余之始从事于本报也。在民国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其第一通信为《岁暮余闻》。
当1915年来到时，黄远生心中却觉得颇多遗憾。想到一年前他方为《申报》撰写第一篇通信《岁暮余闻》时，“国会业已解散，熊内阁渐将不稳，而财政渐取包办政策之时也”，如今倏忽一年过去了，但自己的通信却日渐短少，这是这位以新闻通信闻名的记者最耻恨的一件事。但若是细分责任，则实在是“余之亏其职责者十之二三，由政局及社会思潮之反影者十之七八也”。
回顾过去的1914年，还是发生了很多大事——熊希龄的名流内阁终于如很多人所望的那样倒台，也顺便带走了整个内阁制度；《约法》的颁布赋予了袁大总统至高无上的威权；欧陆爆发世界大战，中国徘徊在战云的边上；还有那个一直虎视眈眈的恶邻日本，借口对德宣战，出兵德国在山东的殖民地，一路焚掠占领，战火燃炽黄河两岸……1914年并不是无事可记，但在黄远生看来，1914年之前“人庞言杂，各方面之人，惟入于政治之漩涡，虽其酝酿政治上之罪恶也不少，而以此故，即大多数之人皆与新闻之酝酿及发源皆有关系。若党会，若议会，若新闻记者，若种种暗中活动之人，乃至商贩走卒，皆是此”。中国政局虽然看似混乱，但一切却公开透明，仿佛是在通都大市之中下棋赌输赢，观者如堵，人人都有权利对这盘棋局的下一步如何走说三道四。
但1914年的时局，在徐相国出来后，当局却抱持“不愿政局常有变动”的唯一宗旨，除了早已预订的变动之外，任何新发生的变动都或被强力消除或遭噤声，消弭于无形，你可以说是“稳静不扰”，但政治仿佛与民众隔了一堵高墙，局内人在墙内主客对弈，喧嚣都绝，镇日不倦，但局外人，只能时闻棋子落下的声音而已。没人知道墙内棋盘上的弈局，究竟是输是赢。
输也好，赢也罢。无论是无所事事，还是危机未萌，1914年终于是过去了，没人料到1915年将会成为中国的国耻之年，“二十一条”的签订，袁世凯帝制的更进一步，云南起义的爆发……在上一年被投错的那枚棋子，终于在这一年将这个国家带入了困局。但事情每天还在发生，新闻也要天天报道下去，作为这个时代记录者的黄远生有权力代他的读者提出这样的疑问：
这个国家会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