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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挂于寺观宫室门头、堂室、楼阁、园林、墙屏高处的书法作品，因体大法殊，有别于一般书作，故向为一般书家之大忌。榜书之难，难在近处题写，远处观赏，不但要求笔法精到，结体优美，气韵超凡，还要与周围建筑相协，融为一体。清代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言其五难（一曰执笔不同，二日运管不同，三日立身骤变，四日临仿难周，五日笔毫难精），榜书的古之意趣，无疑是匾额书法的最高境界。宋代文学家、书法家苏轼曾言：“大字难于结密而无间，小字难于宽绰而有余”。有清一代，能以榜书留名于书史者甚少。清代书法家、书法评论家包世臣著有包《国朝书品》云：“书有五品，平和简静，道丽天成，日神品；酝酿无迹，横直相安，日妙品；逐迹寻源，思力交至，日能品；楚调自歌，不谬风雅，日逸品；墨守迹象，雅有门庭，日佳品。”《国朝书品》一书中以五品将清代书人分为九等，凡97人（重见者6人，实91人），其中：神品1人（邓石如隶及篆书）；妙品上1人（邓石如分及真书）、下2人（刘墉小真书，姚鼐行草书）；能品30人（上7人、下23人）；逸品31人（上15人、下16人）；佳品若干。评述清代书人，凡计：神品1人，妙品上1人，妙品32人（上22人、下10人），其中仅6人以榜书入选，而刘墉以能品上列为榜书最上品者。其虽为一家之言，但可见榜书留名于史之难。
洛阳民俗博物馆现馆藏有清代著名书法家刘墉题写的“义勇第”匾额，笔者结合刘墉书法之特点，试析如下。该匾上款为“经筵讲官太子少保都察院左都御史吏部尚书管理国子监事务加四级刘墉为罗固群立”，下款“嘉庆六年岁在辛酉冬月谷旦”，匾长212厘米，高75厘米，名字处钤刻有“臣刘墉印”和“石庵”两枚方印，另在上款处钤刻一“翰林学士”椭圆形印。
该匾系刘墉奉旨为表彰罗固群而题写的匾额，称颂其忠义仁勇的家风。该匾上下款文和匾文均为楷书、阳刻、沥金粉书写，匾额底色为红色，素框无饰。题匾人刘墉（1719-1804年），字崇如，号石庵，又号香岩、日观峰道人、石庵山人、天香室道人、青原等，是清代乾嘉年间著名的政治家、书法家和诗人（政治、文章皆为其书名所掩），嘉庆2年3月授体仁阁大学士（一品，时年79岁），嘉庆4年，授太子少保，嘉庆9年12月，以85岁高龄死于任上，死后入祀贤良祠，谥“文清”。刘墉被后世称为清代乾隆时期中期著名的书法四大名家之一（王文治、刘墉、梁同书、翁方纲），而王文治书法以“秀逸天成、笔墨清淡有雅趣”闻名，但后世评其书法“未免流入轻佻一路，如秋娘傅粉，骨格清纤，终不重耳”；梁同书虽天性好书、功力颇深，但其暮年书作无苍老之气，故只能名重一时而不为后人所看重；翁方纲书作更因“谨守法度”为后世论者所讥讽。唯有刘墉书法“师古而不泥古”，自创一家，达到了“貌丰骨劲、味厚深藏”的炉火纯青之境界，并对后世书法名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包世臣《国朝书品》评刘墉小真书列妙品下、榜书列能品上、行书列能品下。
书法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体，通过书法的外在形式表达其蕴含的内容，榜书书法更是如此。榜书的书法的形式更注重视觉的表现，榜书书写者通过其书写的榜书，倾注其人格力量所表现出来的书法意境来表达其真正的内容，让欣赏者看到其书作所表达的人格精神与情感良知，正所谓“书者，心之迹也。”榜书题匾不同于一般手卷、中堂等，以正楷书匾难免呆板之弊端，故书家多不以纯正楷书书之，使笔法端庄而不呆板，肥圆而不臃肿，洒脱而不诡异，方能拙中见巧，相得益彰。元吾丘衍《学古编》云：“凡写碑扁（匾），字画宜肥（厚重），体宜方圆”。
刘墉所题“义勇第”三字以行楷体书写，“义勇第”榜书的笔法以捻锋养势，以折锋取姿，墨法以浓用拙，以燥用巧，结法则打叠点画，白黑相间，枯润互映，貌丰骨劲、雄健之致，结体严谨而又舒展，绝少华美形态连带，每字劲气内敛，且字与字之间呼应关系处理恰到好处，最终达到了以稚拙求生动、以端严求变化的书法境界和最高水平，“义勇第”三字初看圆润软骨，若团团棉花，细审则骨骼分明，内含刚劲，“如绵裹铁”。该匾书法以柔毫重墨落笔，藏头护尾，不露一丝锋芒，墨虽厚重，却绝不板滞，内蕴丰劲，力在字中，点画宁静内向而呼应紧密，给人以一种宁静淡泊之感，尽取苏轼书法之意态，化苏字方笔为圆，折笔为转；貌看平淡无奇，但却仿佛佳酿入口，越品越觉甘美沁人。不仅体现其“用墨饱满、墨浓字肥、浑厚端庄、雄厚劲道”之特点，该匾额书法，尽取苏轼书意态，化苏字方笔为圆，折笔为转，同时兼具颜体端严静穆之特点，构建了平易在外，精气在内，质在有为，形却无意，以慢、圆、柔、沉为特征，极具“中和”之美且有相当高审美价值的自家风格。这无疑是与其深厚的楷书功底分不开的。
人皆言“字如其人”、“书如其人”。
刘墉以颜真卿的楷书为体，以正面形象示人，没有侧媚之态，这正体现了刘墉为人端正清刚的一面。刘墉书法所写之字，具有线条粗细对比、巧拙相生的特点。刘墉出身于…东诸城望族，其曾祖刘必显，字微子，顺治9年（1652）进士，官至户部员外郎；祖刘棨，字瞍子，康熙24年进士，官至四川布政使，以清廉称著于时，入选（（国朝循吏传》；父刘统勋，字尔钝，雍正2年进士，官至东阁大学士兼军机大臣、翰林院掌院学士、尚书房总师傅等职，清廉有为，深为雍正、乾隆倚重，称其“遇事既神敏，秉性复刚劲。得^‘大臣风，终身不失其正”，特赠谥“文正”。刘墉自幼家教甚严，勤习书法。其幼年学唐代颜楷，后师赵孟兆頫、董其昌、苏轼汲取营养，潜心研究《阁帖》，沿习唐宋诸家、六朝碑版，擅长楷书、行书，同时能写榜书、小楷，喜用硬笔短毫，用墨浓枯相间，书法丰腴淳厚，落落大度，体现了一生的襟度。
其书法师从主要为颜真卿和苏轼。颜真卿是封建社会忠臣的楷模，书法法度严谨，端庄浑厚；苏轼为一代奇才，仕途坎坷，怀才不遇，书法风格平和自然，字里行间里充斥着盖世才华难以施展的悲愤，此二人儒家“中庸”思想的影响，传统艺术审美以“中和”为尚。刘墉一生仕宦50余年，其忠于职守，廉洁奉公，刚正不阿，不附权贵，因此仕途颇为坎坷，几番沉浮，几欲杀头。其于乾隆16年进士，乾隆47年始入京为官，嘉庆2年始授体仁阁大学士（一品，其时年79岁），在地方为官长达30多年，能够守土安民、贯彻朝廷政令，保持“洁己率属、竭尽职守、厉行实政”的作风，多次因罪谪贬，赢得了渴望清明政治的老百姓的衷心爱戴，当时盛行的弹词《刘公案》就是以其为原型而创作的。刘墉所处乾隆末年，和坤专权，政治全面腐败，官吏贪污成风，入值中枢后，刘墉更是能始终保持乃祖乃父的廉洁朴素的家风，“廉洁自持，布衣蔬食，安之若素”，是少数几个不与之同流合污的耿直大臣。因此，刘墉书法师从颜真卿和苏轼，可谓“惺惺相惜”。 刘墉的楷书书风学赵（孟頫）、董（其昌）、苏（轼）、颜（真卿）而又具自家面目，运笔洁净，讲究结构和笔法的变化，笔法圆润敦厚，线条粗细得宜，颇有节奏感，融董其昌之生拙、苏东坡之丰肥、颜真卿之浑厚于一体，集帖学之大成而自成一家，专求厚拙，得书法之静气而迥异于时风，形成了貌丰骨劲，雍容端庄，结体严谨，笔短意长，富有“静”趣的艺术风格，形成了自己敦厚平和、劲力内聚的楷书风格。包世臣在《艺舟双楫》中称颂其云：“来学赵承旨（赵孟頫）书者易流为圆熟软媚一派，惟文清（刘墉）由承旨入手，而能脱离窠臼，自成一家，骨力坚凝，神味渊永。晚年深造古澹，视明董宗伯（董其昌）有过之无不及也”。其师法赵孟頫、董其昌，直至钟繇、王羲之，然能“不受古人牢笼，超然独出”，自成一家。“师古而不泥古”是刘墉能够书史留名的一大原因。
刘墉作为清代乾嘉时期著名书家，融各家之所长，能够“不受古人牢笼，超然独出”的另一个表现是刘墉在书法史上的最大贡献是对传统书法的创新之功、其书法魏晋，笔意古厚，初师从赵孟頫，中年学董其昌，然能不流于其媚弱之书风，形成其丰厚古拙、沉静悠然的风貌，超逸于董其昌之外，后更是能融各家之所长，形成了自己貌丰骨劲、味厚神藏的书风，最终“自成一家”。在清王朝严酷的文化专制制度下，刘墉能够不庸于俗流，由于流行于康、乾之际的“馆阁体”千人一面、单调呆板的书体，无法体现书法艺术“达其性情，形其哀乐”的审美功能，其能不依附于当时盛行的“馆阁体”书风，在和珅弄权、官场腐败黑暗、纳赂谄附成风的大社会背景之下，刘墉也不得不虚与委蛇、周旋保全而疲于应付，从而形成了刘墉外柔内刚、心机缜密、城府谨严和诙谐自嘲的性格，这对其书法和书风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刘墉以汉族封建士大夫的铮铮傲骨在书法中进行无声的抗争，作为封建时代的文人士大夫，可谓难能可贵、令人钦佩，其书法成就和贡献也为其在中国书法史上争得一席之地而留名书史。
同时“义勇第”榜书兼具北碑之神韵，茂密雄强，神完气足，这无疑得益于其晚年苦习北碑之功。清代书法经历了帖学逐渐衰落和碑派迅速崛起并取代帖学的发展大势。而这一力量对比变化的转折点在道光、咸丰之际。清代雍正以前是明代帖学的延续阶段，书风大致未超出元、明范围；乾、嘉时期，清代帖学达到最高水平，张照、刘墉之名，几与赵孟频、董其昌不相上下，康有为盛赞刘墉在“帖学”方面的成就，赞刘墉为“清朝帖学之集大成者”。然刘墉秉承“师古而不泥古”的书法观点，晚年勤习北碑，可谓难能可贵，其悟性，成绩卓著。包世臣《艺舟双楫》云：“盖山东多北魏碑，能见六朝真相，此诸城（刘墉）之所以或过华亭者”，对其晚年勤习北碑之成就推崇有加。
洛阳民俗博物馆馆藏的匾额“义勇第”榜书，是刘墉于嘉庆6年（1801年，时年82岁）创作的，该榜书集中体现了刘墉”师古而不泥古”的书法特点，兼有“颜（真卿）”、“苏（轼）”书体之精髓和北碑之笔意，同时也凸显了其饱笔浓墨表现了刘墉浑厚端庄、精华蕴蓄、劲气内敛的书法特点，可谓是非凡之笔，堪称其晚年之佳作。
刘墉书法对后世影响深远，其后的书法名家多受其影响，如伊秉绶、何绍基、翁同稣、曾国藩、张謇、冯君木、谭延闿、乔大壮等。清代隶书大家伊秉绶师承其静穆、厚重、博大的书风；何绍基作为清代风格最为强烈的大家之一，其行楷书字形直接从刘墉书法中移植过来，深得刘墉用笔的“老笔纷披”之精髓；翁同龢书风深得刘墉“大气磅礴、宽阔厚重”的书风，字形上也多得其真传。曾国藩的书法学习了刘墉的用笔、结构和蕴藉的气息。光绪帝师、翁同稣有诗赞刘墉云：“诸城（刘墉）笔势近钟虞，六十年来抗手无。参用北朝碑版法，评书精论是安吴。吴越遗编北宋书，九烟排次复何如。东南文学先贤启，数典何忘溯源初。机阳榜字化为烟，江左风流亦渺然。人物岂囚门望重，安危端赖出群贤”。清代徐珂《清稗类钞》云：“诸城刘文清书法，论者譬之黄钟、大吕之音，清庙明堂之器，推为一代书家之冠。盖以其融会历代诸大家书法而成自一家，所谓金声玉振，集群圣之大成也……”。后人盛赞刘墉为清代一朝书法之巨擘，其堪能副是语。
刘墉传世书迹甚多，但多为手卷、中堂、扇册等小型书作，擘窠大字甚少，故榜书留存至今少之又少，洛阳民俗博物馆馆藏的其于晚年题写的“义勇第”匾额榜书是其晚年不可多得的巅峰佳作，称其弥足珍贵和世所罕见实不为过。
（责任编辑：马怡运）
洛阳民俗博物馆现馆藏有清代著名书法家刘墉题写的“义勇第”匾额，笔者结合刘墉书法之特点，试析如下。该匾上款为“经筵讲官太子少保都察院左都御史吏部尚书管理国子监事务加四级刘墉为罗固群立”，下款“嘉庆六年岁在辛酉冬月谷旦”，匾长212厘米，高75厘米，名字处钤刻有“臣刘墉印”和“石庵”两枚方印，另在上款处钤刻一“翰林学士”椭圆形印。
该匾系刘墉奉旨为表彰罗固群而题写的匾额，称颂其忠义仁勇的家风。该匾上下款文和匾文均为楷书、阳刻、沥金粉书写，匾额底色为红色，素框无饰。题匾人刘墉（1719-1804年），字崇如，号石庵，又号香岩、日观峰道人、石庵山人、天香室道人、青原等，是清代乾嘉年间著名的政治家、书法家和诗人（政治、文章皆为其书名所掩），嘉庆2年3月授体仁阁大学士（一品，时年79岁），嘉庆4年，授太子少保，嘉庆9年12月，以85岁高龄死于任上，死后入祀贤良祠，谥“文清”。刘墉被后世称为清代乾隆时期中期著名的书法四大名家之一（王文治、刘墉、梁同书、翁方纲），而王文治书法以“秀逸天成、笔墨清淡有雅趣”闻名，但后世评其书法“未免流入轻佻一路，如秋娘傅粉，骨格清纤，终不重耳”；梁同书虽天性好书、功力颇深，但其暮年书作无苍老之气，故只能名重一时而不为后人所看重；翁方纲书作更因“谨守法度”为后世论者所讥讽。唯有刘墉书法“师古而不泥古”，自创一家，达到了“貌丰骨劲、味厚深藏”的炉火纯青之境界，并对后世书法名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包世臣《国朝书品》评刘墉小真书列妙品下、榜书列能品上、行书列能品下。
书法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体，通过书法的外在形式表达其蕴含的内容，榜书书法更是如此。榜书的书法的形式更注重视觉的表现，榜书书写者通过其书写的榜书，倾注其人格力量所表现出来的书法意境来表达其真正的内容，让欣赏者看到其书作所表达的人格精神与情感良知，正所谓“书者，心之迹也。”榜书题匾不同于一般手卷、中堂等，以正楷书匾难免呆板之弊端，故书家多不以纯正楷书书之，使笔法端庄而不呆板，肥圆而不臃肿，洒脱而不诡异，方能拙中见巧，相得益彰。元吾丘衍《学古编》云：“凡写碑扁（匾），字画宜肥（厚重），体宜方圆”。
刘墉所题“义勇第”三字以行楷体书写，“义勇第”榜书的笔法以捻锋养势，以折锋取姿，墨法以浓用拙，以燥用巧，结法则打叠点画，白黑相间，枯润互映，貌丰骨劲、雄健之致，结体严谨而又舒展，绝少华美形态连带，每字劲气内敛，且字与字之间呼应关系处理恰到好处，最终达到了以稚拙求生动、以端严求变化的书法境界和最高水平，“义勇第”三字初看圆润软骨，若团团棉花，细审则骨骼分明，内含刚劲，“如绵裹铁”。该匾书法以柔毫重墨落笔，藏头护尾，不露一丝锋芒，墨虽厚重，却绝不板滞，内蕴丰劲，力在字中，点画宁静内向而呼应紧密，给人以一种宁静淡泊之感，尽取苏轼书法之意态，化苏字方笔为圆，折笔为转；貌看平淡无奇，但却仿佛佳酿入口，越品越觉甘美沁人。不仅体现其“用墨饱满、墨浓字肥、浑厚端庄、雄厚劲道”之特点，该匾额书法，尽取苏轼书意态，化苏字方笔为圆，折笔为转，同时兼具颜体端严静穆之特点，构建了平易在外，精气在内，质在有为，形却无意，以慢、圆、柔、沉为特征，极具“中和”之美且有相当高审美价值的自家风格。这无疑是与其深厚的楷书功底分不开的。
人皆言“字如其人”、“书如其人”。
刘墉以颜真卿的楷书为体，以正面形象示人，没有侧媚之态，这正体现了刘墉为人端正清刚的一面。刘墉书法所写之字，具有线条粗细对比、巧拙相生的特点。刘墉出身于…东诸城望族，其曾祖刘必显，字微子，顺治9年（1652）进士，官至户部员外郎；祖刘棨，字瞍子，康熙24年进士，官至四川布政使，以清廉称著于时，入选（（国朝循吏传》；父刘统勋，字尔钝，雍正2年进士，官至东阁大学士兼军机大臣、翰林院掌院学士、尚书房总师傅等职，清廉有为，深为雍正、乾隆倚重，称其“遇事既神敏，秉性复刚劲。得^‘大臣风，终身不失其正”，特赠谥“文正”。刘墉自幼家教甚严，勤习书法。其幼年学唐代颜楷，后师赵孟兆頫、董其昌、苏轼汲取营养，潜心研究《阁帖》，沿习唐宋诸家、六朝碑版，擅长楷书、行书，同时能写榜书、小楷，喜用硬笔短毫，用墨浓枯相间，书法丰腴淳厚，落落大度，体现了一生的襟度。
其书法师从主要为颜真卿和苏轼。颜真卿是封建社会忠臣的楷模，书法法度严谨，端庄浑厚；苏轼为一代奇才，仕途坎坷，怀才不遇，书法风格平和自然，字里行间里充斥着盖世才华难以施展的悲愤，此二人儒家“中庸”思想的影响，传统艺术审美以“中和”为尚。刘墉一生仕宦50余年，其忠于职守，廉洁奉公，刚正不阿，不附权贵，因此仕途颇为坎坷，几番沉浮，几欲杀头。其于乾隆16年进士，乾隆47年始入京为官，嘉庆2年始授体仁阁大学士（一品，其时年79岁），在地方为官长达30多年，能够守土安民、贯彻朝廷政令，保持“洁己率属、竭尽职守、厉行实政”的作风，多次因罪谪贬，赢得了渴望清明政治的老百姓的衷心爱戴，当时盛行的弹词《刘公案》就是以其为原型而创作的。刘墉所处乾隆末年，和坤专权，政治全面腐败，官吏贪污成风，入值中枢后，刘墉更是能始终保持乃祖乃父的廉洁朴素的家风，“廉洁自持，布衣蔬食，安之若素”，是少数几个不与之同流合污的耿直大臣。因此，刘墉书法师从颜真卿和苏轼，可谓“惺惺相惜”。 刘墉的楷书书风学赵（孟頫）、董（其昌）、苏（轼）、颜（真卿）而又具自家面目，运笔洁净，讲究结构和笔法的变化，笔法圆润敦厚，线条粗细得宜，颇有节奏感，融董其昌之生拙、苏东坡之丰肥、颜真卿之浑厚于一体，集帖学之大成而自成一家，专求厚拙，得书法之静气而迥异于时风，形成了貌丰骨劲，雍容端庄，结体严谨，笔短意长，富有“静”趣的艺术风格，形成了自己敦厚平和、劲力内聚的楷书风格。包世臣在《艺舟双楫》中称颂其云：“来学赵承旨（赵孟頫）书者易流为圆熟软媚一派，惟文清（刘墉）由承旨入手，而能脱离窠臼，自成一家，骨力坚凝，神味渊永。晚年深造古澹，视明董宗伯（董其昌）有过之无不及也”。其师法赵孟頫、董其昌，直至钟繇、王羲之，然能“不受古人牢笼，超然独出”，自成一家。“师古而不泥古”是刘墉能够书史留名的一大原因。
刘墉作为清代乾嘉时期著名书家，融各家之所长，能够“不受古人牢笼，超然独出”的另一个表现是刘墉在书法史上的最大贡献是对传统书法的创新之功、其书法魏晋，笔意古厚，初师从赵孟頫，中年学董其昌，然能不流于其媚弱之书风，形成其丰厚古拙、沉静悠然的风貌，超逸于董其昌之外，后更是能融各家之所长，形成了自己貌丰骨劲、味厚神藏的书风，最终“自成一家”。在清王朝严酷的文化专制制度下，刘墉能够不庸于俗流，由于流行于康、乾之际的“馆阁体”千人一面、单调呆板的书体，无法体现书法艺术“达其性情，形其哀乐”的审美功能，其能不依附于当时盛行的“馆阁体”书风，在和珅弄权、官场腐败黑暗、纳赂谄附成风的大社会背景之下，刘墉也不得不虚与委蛇、周旋保全而疲于应付，从而形成了刘墉外柔内刚、心机缜密、城府谨严和诙谐自嘲的性格，这对其书法和书风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刘墉以汉族封建士大夫的铮铮傲骨在书法中进行无声的抗争，作为封建时代的文人士大夫，可谓难能可贵、令人钦佩，其书法成就和贡献也为其在中国书法史上争得一席之地而留名书史。
同时“义勇第”榜书兼具北碑之神韵，茂密雄强，神完气足，这无疑得益于其晚年苦习北碑之功。清代书法经历了帖学逐渐衰落和碑派迅速崛起并取代帖学的发展大势。而这一力量对比变化的转折点在道光、咸丰之际。清代雍正以前是明代帖学的延续阶段，书风大致未超出元、明范围；乾、嘉时期，清代帖学达到最高水平，张照、刘墉之名，几与赵孟频、董其昌不相上下，康有为盛赞刘墉在“帖学”方面的成就，赞刘墉为“清朝帖学之集大成者”。然刘墉秉承“师古而不泥古”的书法观点，晚年勤习北碑，可谓难能可贵，其悟性，成绩卓著。包世臣《艺舟双楫》云：“盖山东多北魏碑，能见六朝真相，此诸城（刘墉）之所以或过华亭者”，对其晚年勤习北碑之成就推崇有加。
洛阳民俗博物馆馆藏的匾额“义勇第”榜书，是刘墉于嘉庆6年（1801年，时年82岁）创作的，该榜书集中体现了刘墉”师古而不泥古”的书法特点，兼有“颜（真卿）”、“苏（轼）”书体之精髓和北碑之笔意，同时也凸显了其饱笔浓墨表现了刘墉浑厚端庄、精华蕴蓄、劲气内敛的书法特点，可谓是非凡之笔，堪称其晚年之佳作。
刘墉书法对后世影响深远，其后的书法名家多受其影响，如伊秉绶、何绍基、翁同稣、曾国藩、张謇、冯君木、谭延闿、乔大壮等。清代隶书大家伊秉绶师承其静穆、厚重、博大的书风；何绍基作为清代风格最为强烈的大家之一，其行楷书字形直接从刘墉书法中移植过来，深得刘墉用笔的“老笔纷披”之精髓；翁同龢书风深得刘墉“大气磅礴、宽阔厚重”的书风，字形上也多得其真传。曾国藩的书法学习了刘墉的用笔、结构和蕴藉的气息。光绪帝师、翁同稣有诗赞刘墉云：“诸城（刘墉）笔势近钟虞，六十年来抗手无。参用北朝碑版法，评书精论是安吴。吴越遗编北宋书，九烟排次复何如。东南文学先贤启，数典何忘溯源初。机阳榜字化为烟，江左风流亦渺然。人物岂囚门望重，安危端赖出群贤”。清代徐珂《清稗类钞》云：“诸城刘文清书法，论者譬之黄钟、大吕之音，清庙明堂之器，推为一代书家之冠。盖以其融会历代诸大家书法而成自一家，所谓金声玉振，集群圣之大成也……”。后人盛赞刘墉为清代一朝书法之巨擘，其堪能副是语。
刘墉传世书迹甚多，但多为手卷、中堂、扇册等小型书作，擘窠大字甚少，故榜书留存至今少之又少，洛阳民俗博物馆馆藏的其于晚年题写的“义勇第”匾额榜书是其晚年不可多得的巅峰佳作，称其弥足珍贵和世所罕见实不为过。
（责任编辑：马怡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