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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五年来，创新驱动发展成果丰硕。全社会研发投入年均增长11%，规模跃居世界第二位。科技进步贡献率由52.2%提高到57.5%。载人航天、深海探测、量子通信、大飞机等重大创新成果不断涌现。高铁网络、电子商务、移动支付、共享经济等引领世界潮流。
“中国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已经不是跟在别人后面了，有些还在跟跑，有些开始并行，有些领域我们可能要开始领跑了。”科学技术部党组书记、部长王志刚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说。
采访中，王志刚多次聚焦到“科技人”身上，如何让科研人员坐冷板凳，十年磨一剑，还能够心无旁骛，没有后顾之忧，他有很多关切，“尊重这些科技人，尊重他们的贡献。”王志刚说。
在王志刚看来，科技本身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改革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科技体制改革更是难上加难。尤其改革到了深水区，要啃硬骨头，就要动奶酪，“使得科技一方面能够对国际社会贡献中国成果，同时更重要的是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民生改善、国防和生态建设作出应有的支撑引领作用。”
《财经国家周刊》：近年来我国的科技创新取得了很多成果，但在基础理论创新方面仍有待加强，和欧美国家相比仍然有差距，你觉得深层原因是什么？
王志刚：首先，（我们和欧美国家）不是在一个发展阶段。新中国从成立到现在近70年时间，在这方面想要一步赶上是不可能的。
但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久前，国务院印发《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提出要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就是想在新的理论、新的方法、新的领域能够提出中国科学家的一些看法，甚至是一些能得到大家公认的理论和方法。这也是国务院第一次正式发布相关文件提出要全面加强基础研究。
中国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虽然很多领域还要跟跑，但有些领域已经不是跟在别人后面了，我们开始走到前面，在科学领域走到无人区，想找别人看，看不到了。过去可能是不能望其项背，到后来能望其项背、甚至与大家并行，现在有些领域我们可能要开始领跑。要看到这样一个现实。
那么，领跑的时候向谁要方向？只有向科学界要方向，所以我们现在加强基础研究，既包括像物理、化学、生物等方向，也包括数学等方向;既包括纯基础研究本身，也包括应用基础研究。
2015年，美国基础研究投入在国家研发投入总额中能达到17.2%，甚至更高一些，而中国在2016年只达到5.2%。我们的基础研究投入主要是中央财政投入，首先，企业一般不投基础研究，中国的企业很少投引力波、粒子物理、量子科学;其次，地方政府的科研财政也很少投基础研究，省市目前主要还是投技术及转化方面;还有就是我們一些基金包括慈善基金，都很少投在科学上。
美国在基础研究方面的投入是多元化的。实际上我们的中央财政科技投入和美国联邦政府财政科技投入在基础研究方面比例差距不大，大概都在23%左右，我们的基础研究投入只有美国的1/3，少的就是刚才说的那几部分。所以现在我们也要鼓励企业加强基础理论研究投入，并且确实有干得好的企业，比如华为。同时我们鼓励社会上的投资基金、地方财政一起来关心和参与基础研究，鼓励全社会来支持基础研究。
《财经国家周刊》：你多次提到要关心科技界的人才。但不能否认，国内目前世界级科学家和科技大师不够多，一些工程技术人才的培养与实践也有脱节。这方面你有哪些考虑？如何让基础理论研究的人才能安于“坐冷板凳”？
王志刚：基础研究的人才队伍建设，是科技 工作的一个重点。在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里，对科研人员如何坐冷板凳，如何十年磨一剑，甚至十年磨不出一剑，怎么能够给他们一些保障等，都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让他们能够心无旁骛、无后顾之忧来从事基础研究的举措，并且尊重他们的学术自主权，越是基础研究，越是要尊重他们的兴趣，尊重他们的研究方向和他们所提的一些条件。
这些年中国的科技人才在国际上的地位、影响和对国际科学界的贡献越来越大了，这是要肯定的一点。比如说量子通讯卫星在千公里以上能够进行量子纠缠，量子密钥的分发和隐形传态都可以做了。比如复制缺陷型甲型流感病毒活疫苗的研究，该研究的核心技术可以将流感病毒由致病性传染源改造为预防性疫苗，甚至是具有治疗前景的抗病毒药物。
大家应该尊重这些科技人，尊重他们的贡献，特别是在国家核心竞争力、国家安全、国家战略发展的一些重大利益方面，科技人发挥的可能是关键和战略层面的作用。
科技创新，人才为本。科技体制改革实际上也是围绕“人”，怎么样能够让科技人员有积极性、有热情，讲到科技就兴奋。我们需要有这样一种状态，才能干成一些事情。政府在改革方面，首先是服务这些愿意投身科技、并且能够作出贡献的人，保障他们的科研活动。在法律方面、政策方面、服务方面和平台构建方面，都要让他们感觉到“我干这件事情能够心无旁骛，能够心里充实，没有后顾之忧”。我希望全社会能够更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不管从事什么行业、在什么岗位上，都有一种科学精神。
《财经国家周刊》：当下进行科技创新的难点和突破点在哪里？
王志刚：科技本身是要发现规律、找到方法的。我们看到的很多创新，实际上是技术创新多一些，商业模式创新多一些。真正说到科学方面的创新，这是很难的，所以要加强基础前沿的探索，这种探索十个中间有一两个对了，就已经不得了，所以这是第一个难点。
第二个难点就是科学技术成果转化与产业化怎么去衔接，哪些科学在什么阶段可以转化为技术？比如相对论为核能利用提供了理论基础，比如光电效应变成今天的太阳能光伏，比如电子运动最后变成一些半导体器件和集成电路。这样的例子很多，真正走通这条路不容易。 当然还有其他方面，比如我们的体制机制，还有不适应的地方，科研经费投入、科研组织有效性等方面都还有一些需要改革的地方。
如何向科技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讲过科技创新要“三个面向”，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同时科技有自身的规律，我们必须把科技本身的规律弄清楚，科学如何转成技术，如何成为生产力和动力。
《财经国家周刊》：目前推动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还面临着哪些问题？
王志刚：首先是成果所有者与成果承接者、转化者、受益者，有不一样的诉求。高校、科研院所更多的可能还是想着出论文，评教授，成果转化这一块还需要进一步加强。而作为企业来讲，他更关心的是技术有效性，技术和公司产品和发展战略的对接，以及能产生的经济效益。所以这些诉求有时候并不完全对得上。
那么我们要做的就是在评价体系上、在资源配置上，怎么样把它对接好，这是下一步改革要进一步深化的地方。使得在科技成果转化上，企业、高校、科研院所能有共同的诉求，并且拥有共同的动力。无论是一个教授，还是一个企业，能找到一些共同的交叉点，都在这个点上去发力。
这时候就需要有一个顶层设计。也就是说，在高校提出项目的时候，我们要问问企业、问问市场，这些东西有没有应用前景，有哪些企业有意愿。在课题研究的早期以高校为主，到了后期以企业为主，把他们结合好。
在应用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这个阶段，产学研结合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在提出项目、资源配置、研究的方向、研究成果的形式以及转化的路径、转化的对象等方面都有统筹考虑，才能真正把它绑在一起。而这件事现在还没做到位，也是下一步我们在工作和改革任务中，需要加强和完善的地方。
怎么样能把科学技术和成果转化产业化，应用到经济社会生活中，应用到改变人们生产生活方式上，形成国家综合竞争力，这件事是非常难的。这也是为什么中央提出要建设国家创新体系。
《财经国家周刊》：党中央、国务院对科技体制改革做了哪些重要部署？
王志刚：十八大报告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第一句话就是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科技部正是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按照科技发展的规律和科技对经济、社会、民生、国防和生态环境的支撑引领作用来开展各项工作。
第一是在加强基础研究方面，必须要让广大科技人员能够沉下身来，能够去认真地做研究，能够去坐冷板凳。我们通过改革，要让这些科技人员能够有一个安心的环境，有一个體面的生活，以及社会如何对他们的科研活动能够有更多的承认和赞誉。
第二是在技术创新方面，我们要做的就是怎么把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结合到一起，政府在其中如何构建好的平台、好的政策和法律环境，以及提供好的服务。他们在做技术创新中间有风险的时候，政府如何能够减少这些风险，使他们无顾虑。
第三是如何聚焦国家从改革开放以来到今天进入新时代，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在国力的综合提升和竞争力方面、在国家安全和老百姓生活的获得感方面遇到的一些问题，科技如何能够把资源更好地聚焦，把服务的重点和资源配置的重点能够更多地放在以上这些方面。
当然，还有我们如何让这些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如何成为投资的主体，成为各个项目课题组织实施的主体，成为转化的主体。同时，高校、科研机构，我们也两方面看，一方面身处高校和科研机构工作的科技人员，如何能够眼睛看着世界科技前沿的同时，想着我们国家发展的重点、发展的战略、国家的战略意志到底是什么，科技如何来支撑、引领、实现这些战略意志和战略目标等等。
这些都是我们要做的工作，这些方面看上去是科研活动，但是背后都是体制改革，所以我们要做的工作叫“创新驱动发展，改革驱动创新”，通过改革让更多的人投身科技，让科技人员有更大的热情、更好的条件来从事科研和技术创新活动以及相应的成果转化。
《财经国家周刊》：2018年科技部有哪些重大的项目或新的政策方向？
王志刚：首先要把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好，这是一个总体的顶层设计，也就是说国家在科技创新方面干什么？谁来干？以什么样的组织系统，各个主体相互之间是什么关系，围绕什么样的目标来干等等，这些体系性的问题要先回答。
第二就是在科技体制改革方面，如何激发人的积极性，如何激励他们能够花更多的时间、吸引更多的人来投身科技创新以及成果转化。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2030年要再上一批重大科技项目和工程。这些重大科技项目和工程哪个上、哪个不上都需要论证。不仅我们自己要论证，更多地要动员整个科技界来投身这种论证，使提出的问题、方向、领域能够更加准确，技术预测也要更加准确，使我们提出的一些内容能够符合整个科技发展大势，也符合世界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大势，这样才能把经济、社会、民生、生态、国防等方面的重大需求，跟科技能够衔接上。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科技管理部门把抓战略、抓规划、抓政策和抓服务这几项工作做好，所以科技部的宗旨第一是依靠科技人员;第二是服务科技创新的各方主体，包括高校、企业、研究机构;第三是要营造一个好的科技创新的生态环境、生态系统;最后是使得科技一方面能够对国际社会贡献中国的一些成果，同时更重要的是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民生改善、国防和生态建设作出科技应有的支撑引领作用。
“中国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已经不是跟在别人后面了，有些还在跟跑，有些开始并行，有些领域我们可能要开始领跑了。”科学技术部党组书记、部长王志刚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说。
采访中，王志刚多次聚焦到“科技人”身上，如何让科研人员坐冷板凳，十年磨一剑，还能够心无旁骛，没有后顾之忧，他有很多关切，“尊重这些科技人，尊重他们的贡献。”王志刚说。
在王志刚看来，科技本身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改革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科技体制改革更是难上加难。尤其改革到了深水区，要啃硬骨头，就要动奶酪，“使得科技一方面能够对国际社会贡献中国成果，同时更重要的是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民生改善、国防和生态建设作出应有的支撑引领作用。”
鼓励全社会支持基础研究
《财经国家周刊》：近年来我国的科技创新取得了很多成果，但在基础理论创新方面仍有待加强，和欧美国家相比仍然有差距，你觉得深层原因是什么？
王志刚：首先，（我们和欧美国家）不是在一个发展阶段。新中国从成立到现在近70年时间，在这方面想要一步赶上是不可能的。
但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久前，国务院印发《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提出要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就是想在新的理论、新的方法、新的领域能够提出中国科学家的一些看法，甚至是一些能得到大家公认的理论和方法。这也是国务院第一次正式发布相关文件提出要全面加强基础研究。
中国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虽然很多领域还要跟跑，但有些领域已经不是跟在别人后面了，我们开始走到前面，在科学领域走到无人区，想找别人看，看不到了。过去可能是不能望其项背，到后来能望其项背、甚至与大家并行，现在有些领域我们可能要开始领跑。要看到这样一个现实。
那么，领跑的时候向谁要方向？只有向科学界要方向，所以我们现在加强基础研究，既包括像物理、化学、生物等方向，也包括数学等方向;既包括纯基础研究本身，也包括应用基础研究。
2015年，美国基础研究投入在国家研发投入总额中能达到17.2%，甚至更高一些，而中国在2016年只达到5.2%。我们的基础研究投入主要是中央财政投入，首先，企业一般不投基础研究，中国的企业很少投引力波、粒子物理、量子科学;其次，地方政府的科研财政也很少投基础研究，省市目前主要还是投技术及转化方面;还有就是我們一些基金包括慈善基金，都很少投在科学上。
美国在基础研究方面的投入是多元化的。实际上我们的中央财政科技投入和美国联邦政府财政科技投入在基础研究方面比例差距不大，大概都在23%左右，我们的基础研究投入只有美国的1/3，少的就是刚才说的那几部分。所以现在我们也要鼓励企业加强基础理论研究投入，并且确实有干得好的企业，比如华为。同时我们鼓励社会上的投资基金、地方财政一起来关心和参与基础研究，鼓励全社会来支持基础研究。
《财经国家周刊》：你多次提到要关心科技界的人才。但不能否认，国内目前世界级科学家和科技大师不够多，一些工程技术人才的培养与实践也有脱节。这方面你有哪些考虑？如何让基础理论研究的人才能安于“坐冷板凳”？
王志刚：基础研究的人才队伍建设，是科技 工作的一个重点。在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里，对科研人员如何坐冷板凳，如何十年磨一剑，甚至十年磨不出一剑，怎么能够给他们一些保障等，都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让他们能够心无旁骛、无后顾之忧来从事基础研究的举措，并且尊重他们的学术自主权，越是基础研究，越是要尊重他们的兴趣，尊重他们的研究方向和他们所提的一些条件。
这些年中国的科技人才在国际上的地位、影响和对国际科学界的贡献越来越大了，这是要肯定的一点。比如说量子通讯卫星在千公里以上能够进行量子纠缠，量子密钥的分发和隐形传态都可以做了。比如复制缺陷型甲型流感病毒活疫苗的研究，该研究的核心技术可以将流感病毒由致病性传染源改造为预防性疫苗，甚至是具有治疗前景的抗病毒药物。
大家应该尊重这些科技人，尊重他们的贡献，特别是在国家核心竞争力、国家安全、国家战略发展的一些重大利益方面，科技人发挥的可能是关键和战略层面的作用。
科技创新，人才为本。科技体制改革实际上也是围绕“人”，怎么样能够让科技人员有积极性、有热情，讲到科技就兴奋。我们需要有这样一种状态，才能干成一些事情。政府在改革方面，首先是服务这些愿意投身科技、并且能够作出贡献的人，保障他们的科研活动。在法律方面、政策方面、服务方面和平台构建方面，都要让他们感觉到“我干这件事情能够心无旁骛，能够心里充实，没有后顾之忧”。我希望全社会能够更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不管从事什么行业、在什么岗位上，都有一种科学精神。
如何向科技要力量
《财经国家周刊》：当下进行科技创新的难点和突破点在哪里？
王志刚：科技本身是要发现规律、找到方法的。我们看到的很多创新，实际上是技术创新多一些，商业模式创新多一些。真正说到科学方面的创新，这是很难的，所以要加强基础前沿的探索，这种探索十个中间有一两个对了，就已经不得了，所以这是第一个难点。
第二个难点就是科学技术成果转化与产业化怎么去衔接，哪些科学在什么阶段可以转化为技术？比如相对论为核能利用提供了理论基础，比如光电效应变成今天的太阳能光伏，比如电子运动最后变成一些半导体器件和集成电路。这样的例子很多，真正走通这条路不容易。 当然还有其他方面，比如我们的体制机制，还有不适应的地方，科研经费投入、科研组织有效性等方面都还有一些需要改革的地方。
如何向科技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讲过科技创新要“三个面向”，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同时科技有自身的规律，我们必须把科技本身的规律弄清楚，科学如何转成技术，如何成为生产力和动力。
《财经国家周刊》：目前推动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还面临着哪些问题？
王志刚：首先是成果所有者与成果承接者、转化者、受益者，有不一样的诉求。高校、科研院所更多的可能还是想着出论文，评教授，成果转化这一块还需要进一步加强。而作为企业来讲，他更关心的是技术有效性，技术和公司产品和发展战略的对接，以及能产生的经济效益。所以这些诉求有时候并不完全对得上。
那么我们要做的就是在评价体系上、在资源配置上，怎么样把它对接好，这是下一步改革要进一步深化的地方。使得在科技成果转化上，企业、高校、科研院所能有共同的诉求，并且拥有共同的动力。无论是一个教授，还是一个企业，能找到一些共同的交叉点，都在这个点上去发力。
这时候就需要有一个顶层设计。也就是说，在高校提出项目的时候，我们要问问企业、问问市场，这些东西有没有应用前景，有哪些企业有意愿。在课题研究的早期以高校为主，到了后期以企业为主，把他们结合好。
在应用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这个阶段，产学研结合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在提出项目、资源配置、研究的方向、研究成果的形式以及转化的路径、转化的对象等方面都有统筹考虑，才能真正把它绑在一起。而这件事现在还没做到位，也是下一步我们在工作和改革任务中，需要加强和完善的地方。
怎么样能把科学技术和成果转化产业化，应用到经济社会生活中，应用到改变人们生产生活方式上，形成国家综合竞争力，这件事是非常难的。这也是为什么中央提出要建设国家创新体系。
首先要把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好
《财经国家周刊》：党中央、国务院对科技体制改革做了哪些重要部署？
王志刚：十八大报告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第一句话就是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科技部正是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按照科技发展的规律和科技对经济、社会、民生、国防和生态环境的支撑引领作用来开展各项工作。
第一是在加强基础研究方面，必须要让广大科技人员能够沉下身来，能够去认真地做研究，能够去坐冷板凳。我们通过改革，要让这些科技人员能够有一个安心的环境，有一个體面的生活，以及社会如何对他们的科研活动能够有更多的承认和赞誉。
第二是在技术创新方面，我们要做的就是怎么把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结合到一起，政府在其中如何构建好的平台、好的政策和法律环境，以及提供好的服务。他们在做技术创新中间有风险的时候，政府如何能够减少这些风险，使他们无顾虑。
第三是如何聚焦国家从改革开放以来到今天进入新时代，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在国力的综合提升和竞争力方面、在国家安全和老百姓生活的获得感方面遇到的一些问题，科技如何能够把资源更好地聚焦，把服务的重点和资源配置的重点能够更多地放在以上这些方面。
当然，还有我们如何让这些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如何成为投资的主体，成为各个项目课题组织实施的主体，成为转化的主体。同时，高校、科研机构，我们也两方面看，一方面身处高校和科研机构工作的科技人员，如何能够眼睛看着世界科技前沿的同时，想着我们国家发展的重点、发展的战略、国家的战略意志到底是什么，科技如何来支撑、引领、实现这些战略意志和战略目标等等。
这些都是我们要做的工作，这些方面看上去是科研活动，但是背后都是体制改革，所以我们要做的工作叫“创新驱动发展，改革驱动创新”，通过改革让更多的人投身科技，让科技人员有更大的热情、更好的条件来从事科研和技术创新活动以及相应的成果转化。
《财经国家周刊》：2018年科技部有哪些重大的项目或新的政策方向？
王志刚：首先要把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好，这是一个总体的顶层设计，也就是说国家在科技创新方面干什么？谁来干？以什么样的组织系统，各个主体相互之间是什么关系，围绕什么样的目标来干等等，这些体系性的问题要先回答。
第二就是在科技体制改革方面，如何激发人的积极性，如何激励他们能够花更多的时间、吸引更多的人来投身科技创新以及成果转化。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2030年要再上一批重大科技项目和工程。这些重大科技项目和工程哪个上、哪个不上都需要论证。不仅我们自己要论证，更多地要动员整个科技界来投身这种论证，使提出的问题、方向、领域能够更加准确，技术预测也要更加准确，使我们提出的一些内容能够符合整个科技发展大势，也符合世界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大势，这样才能把经济、社会、民生、生态、国防等方面的重大需求，跟科技能够衔接上。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科技管理部门把抓战略、抓规划、抓政策和抓服务这几项工作做好，所以科技部的宗旨第一是依靠科技人员;第二是服务科技创新的各方主体，包括高校、企业、研究机构;第三是要营造一个好的科技创新的生态环境、生态系统;最后是使得科技一方面能够对国际社会贡献中国的一些成果，同时更重要的是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民生改善、国防和生态建设作出科技应有的支撑引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