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而言，20世纪是一个真正的大时代，一个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转折年代。20世纪前半叶，中国尚处于不稳定的国际体系的底层，所求者首先是恢复19世纪失去的独立与主权；20世纪下半叶，中国迎来战略崛起，国富民强、民族复兴成为现实的期望；尤其是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国主动开启了融入国际体系的进程，并逐步成为国际体系一个建设性的、可预期的塑造者。
　　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中国面临着许多不容忽视的长期性制约因素的制约，尤其是中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紧缺、优质能源匮乏、生态环境脆弱，这一基本国情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无法改变。 中国目前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实物经济体。进入新世纪，中国的工业化呈加速态势，由此伴随的资源供需矛盾和生态环境压力是空前的。可以说，在本世纪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人口与资源的矛盾以及由此派生的其他矛盾始终是核心问题，而资源环境问题将是中国崛起面临的最大挑战，或者最大的瓶颈因素。中国能否积极应对这一挑战，实现崛起的战略目标？
　　本刊记者就此专访著名经济学家、现任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关村》杂志主笔胡鞍钢先生。
　　
　　《中关村》：中国崛起会带来哪些方面的影响？
　　胡鞍钢：中国崛起带来的不仅是正外部性，还有负外部性。具体地说，中国促进了全球经济增长、进出口增长，导致了进出口产品价格的下降，而且减少了世界贫困人数，成为最近20多年来对全球经济发展贡献最大的国家之一；同时，中国崛起也引起了地区和全球经济增长的波动或不稳定，引起了国际市场价格的波动或不稳定，导致国际能源市场价格波动，引致了严重的生态环境恶化，尤其是导致了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的迅速增长。中国崛起对全球的正面与负面影响引起了全球的关注，“中国威胁论”（乃至“中国崩溃论”）正是由此而引发。可以说，中国以什么样的方式崛起已经成为全球最为关注的热点话题。
　　只有深刻认识中国的基本国情，科学总结中国发展战略的经验教训，确定科学的发展战略，中国才能够真正实现历史性的崛起。
　　
　　《中关村》：目前中国自然资源供给面临哪些挑战？
　　胡鞍钢：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经历了一个非常高速的工业增长过程，1978年到2000年以可比价格计算的工业增加值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1.4%，高出GDP增长率2个百分点以上。与此同时，中国的不少重要的工业产品产量占世界总产量比重迅速上升，跃居世界前列，其中钢铁、煤炭、水泥、化肥、电视机等已列世界第一。
　　城市化和工业化对土地日益增长的需求，使得耕地面积继续减少，进而对粮食安全构成威胁。中国人均耕地面积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3，1997年——2003年全国耕地面积从19.51亿亩下降为18.51亿亩， 仅2003年就减少耕地253.7万公顷，其中建设占用耕地22.9万公顷。 人均占有耕地呈不断下降趋势，成为近几年来粮食产量下滑的原因之一，仅靠国内生产已经不能满足需求，只能通过全球市场弥补粮食产需缺口。
　　


　　2002年我国人口总量占世界总量20.8%，经济总量（PPP）占世界总量的11%，但是水资源总量占世界总量比重为6.5%，而用水总量占世界总量的15.4%，高于GDP总量比重。与此同时，水环境继续恶化，带来一系列严重的生态问题。目前全国669座城市中有400多座供水不足，110座严重缺水，年缺水量60亿立方米，影响工业产值2000多亿元。农业年缺水量达300亿立方米，近9亿农民中大多缺少水卫生设施。全国有近50%的河段、90%的城市水域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中国人均占有的原煤储量、水能资源储量、石油储量和天然气储量分别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5%、55%、12%和4%，水电和煤炭资源相对丰富，但油、气、热力等洁净、高效、优质能源严重不足。从长期来看，我国能源需求大于供给。进入“十五”，能源消费重新大幅度增长，2003年全年能源消费总量16.78亿吨标准煤，比上年增长10.1%，其中原煤15.79亿吨，增长13.6%，原油消费量2.52亿吨，增长12%。 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能源需求增长速度超过经济增长速度，国民经济的能源密集化趋势十分显著。从能源的生产结构看，占我国能源主体地位的煤炭比重进入“十五”之后随着其生产的发展又有所回升,石油生产与消费的缺口在“九五”以后逐渐扩大，2003年石油进口依存度达35%。预计2004年石油进口超过1亿吨，到2010年和2020年，石油进口将分别达到1.6和2.5亿吨，对海外石油依存度将分别超过50%和58%。
　　不但能源资源面临严重的供需矛盾，主要大宗矿产品也将面临长期短缺。过去三年，能源需求大幅增长的同时，对原材料的需求也迅速增长。2002年我国钢材消耗量超过2亿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钢铁输入国，成品钢的消费量占世界总消费量的三分之一 。而我国矿产资源的人均占有量只有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几种重要大宗矿产如富铁矿、铜矿、锌矿、钾盐、锰矿将长期短缺。
　　《中关村》：刚才您提到生态环境恶化？
　　胡鞍钢：总体来看，当前中国生态环境整体功能仍在下降，抵御各种自然灾害的能力在减弱。同时，生态恶化的范围在扩大，程度在加剧，危害在加重。生态环境整体功能下降表现为：森林质量不高，草地退化，土地沙化速度加快，水土流失严重，水生态环境仍在恶化；农业和农村面源污染严重，食品安全问题日益突出；有害外来物种入侵，生物多样性锐减，遗传资源丧失，生物资源破坏形势不容乐观；生态安全受到威胁。同时,急速的工业化伴随的大规模自然资源消耗过程，也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最为严重的是农村工业污染、城市水污染和大气污染。总之，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压力，生态环境形势十分严峻。
　　


　　土地资源大规模严重退化。中国土地面积的2/3以上是无法利用的山地和沙漠，可用于人类居住和发展的有效土地十分贫乏。人类与土地之间关系的紧张情况进一步恶化，与之相伴的是最大规模的草原退化、以及沙漠化、植被破坏、水土流失、盐碱化、土地污染和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全国耕地面积的一半以及2/3的草原也受到不同程度水土流失的威胁。1/4的土地面积已经沙化，约有30%的耕地面积出现盐碱化。水生态环境迅速恶化。中国西北、华北和中部广大地区都程度不同地缺水，同时水土流失严重，而严重的水污染又恶性加剧了这些地区的水资源短缺，进而造成水生态失衡，引发江河断流、湖泊萎缩、湿地干涸、地面沉降、海水入侵、土壤沙化、森林草原退化导致土地荒漠化等一系列生态问题。草原的退化情况相当严重。中国90%的草地存在不同程度的退化，沙化土地发展年速度由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2100平方公里发展至90年代末的3436平方公里。据估计中国北方草原过度放牧的总体程度超过承载能力的30%以上。森林赤字扩大。中国林业部几乎是“砍大木头部”，直到1998年才开始转为“植树部”，砍林工人转向植树工人。人均森林覆盖率仍然很低，只有大约0.1公顷，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5，美国人均水平的1/10，前苏联的1/25。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威胁，稀有物种迅速减少。中国的濒危哺乳动物和濒危鸟类比重分别为18.8%和15.4%，大大高于美国和日本，美国为5.1%和6.0%，日本为12.8%和5.3%。城市空气质量远远低于国际标准，人们仍生活在相当严重的空气污染环境当中。目前至少有2.7亿城市居民生活在不同程度的空气污染环境中，据估计每年空气污染引起的1500万例支气管炎，23000人死于呼吸道疾病，13000人死于心脏病。2000年由于空气污染，导致了60万人夭折，550万人患慢性支气管炎，2000万人患呼吸道疾病。根据世界银行估计中国每年因空气污染所导致的呼吸道疾病约有17.8万人死亡，相当于城市地区死亡数的7%。自然灾害的受灾率、成灾率继续上升，自然灾害经济损失越来越大。中国成灾面积2003年达到5438.6万公顷；成灾率达到60%，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 20世纪50年代因各种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平均每年约480亿元（1990年价格）， 2003年达到1884亿元。 全球环境问题的国际压力进一步加大。中国目前是世界第二号CO2排放国。中国的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均居世界第2位，用水量居世界第1位，污水排放量居世界第1位。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能源消耗量占世界总量比重由1980年的8.6%上升为2000年的11.6%，2000年中国CO2排放量占世界总量比重由1980年的10.7%上升为1999年的12.5%。中国有可能成为世界作大能源消费国和CO2排放国，即所谓能源与污染“超级大国”。“十五”期间煤炭消费和能源消费大幅度增长，中国能源消费若按目前的趋势增长下去，温室气体排放量将更快接近美国的水平。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环境问题已成为构成未来世界格局以及国家发展和安全的重要影响因素，中国在这方面的国际压力将不断增加。
　　


　　
　　《中关村》：中国经济发展与自然资产损失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
　　胡鞍钢：现行的基于名义GDP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存在严重缺陷，不仅没有扣除自然资产损失，而且将其中过度开采资源和能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按照附加值统计计算在GDP总量之中。这就人为地夸大了经济收益，它是以资源的急剧消耗和环境的严重退化为代价的，必将导致真实的国民福利大为减少。世界银行（1997）提出了真实国内储蓄的概念与计算方法，这是一种绿色GDP国民经济核算方法，它是指在扣除了自然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的枯竭以及环境污染损失之后的一个国家真实的储蓄率。世界银行估算了各国1970年以来的各种自然资产损失，我们可以借此观察中国自然资产损失及其变化状况。
　　中国能源耗竭占GDP的损失近年来迅速上升，2001年达到2.8%。进入“十五”，中国经济增长不是依靠技术进步和改善效率来实现高增长，而是由高资本投入和高资源消耗驱动，重新走入低质量、高增长的路径。根据英国石油公司2004年最新统计，2003年中国煤炭总产量占世界总量的33.5%（美国为21.9%），中国煤炭消费量占世界总量的31.0%（美国为22.3%），这都大大地超过中国人口占世界总量的比重和GDP占世界总量的比重。由此可知，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肮脏能源的生产国和消费国，不仅使本国人民成为最大的受害者，而且也极大地影响全球的环境和人类的安全。二氧化碳污染损失占GDP比重排第二位1998年为2.33%，远远高于美国和日本水平。这一计算尚未包括水污染的损失、二氧化硫的污染排放和其它有害、有毒物质的损失，如果加上这些污染损失的话，估计总的污染损失应在3.5%左右。资源矿产消耗或耗竭（mineral depletion）在自然资产损失中居第三位，近20年来曾先后出现两次开采耗竭时期，第一次是在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初期，其损失占GDP比重的1.2%，第二次是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期，其损失占GDP比重0.8-1.2%之间；90年代以来，这一损失占GDP比重明显下降，到2001年只有0.2%。森林耗竭损失占GDP的比重从改革以来一直呈上升趋势，由占GDP比重不足0.2%一直上升到90年代中期的0.8%，2001年上升为1.0%。中国走了一条“先破坏、后保护”的道路。
　　中国自然资产损失占GDP的比重十分惊人。可以说，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以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透支”为其代价的，现在看来这一代价远比我们当时估计的高得多。中国的各类自然资产损失占GDP的变化趋势反映了过去20年中国确实经历了一个发展的大弯路，即“先破坏、后保护；先污染、后治理；先耗竭、后节约；先砍林、后种树”。
　　
　　《中关村》：这样的发展长远来看是非常危险的。
　　胡鞍钢：发展是硬道理，而发展是有不同类型的，如黑色发展与绿色发展，不同类型的发展，有不同类型的结果。就中国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国情而言，黑色发展是不可持持续的。
　　经济发展与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成为中国未来发展的最大瓶颈因素。由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实物经济体和制造业国家，随着工业化的加速，中国自然资源和原材料的需求大幅度上升，资源供需矛盾，尤其是对土地、水资源、优质能源和大宗矿产品的需求压力尤为突出。
　　中国各类人均资源占有量不同程度低于世界人均水平，但却是世界上自然资产损失最大的国家之一，是世界耗水量第一大国（占世界用水总量的15.4％），污水排放量居世界第一（相当于美国的3倍），能源消耗和CO2排放居世界第二位，到2020年有可能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位。实际上，中国现在就是世界上最大的肮脏能源的生产国和消费国。2003年中国煤炭总产量占世界总量的33.5％（美国为21.9％），中国煤炭消费量占世界总量的31.0％（美国为22.3％），这都大大地超过中国人口和GDP占世界总量的比重，也对全球生态环境形成巨大的压力，产生越来越大的负面影响。
　　中国正以历史上最脆弱的生态环境承载着历史上最多的人口，担负着历史上最空前的资源消耗和经济活动，面临着历史上最为突出的生态环境挑战：土地资源大规模严重退化；水生态环境恶化；草原退化情况相当严重；森林赤字扩大；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威胁；城市空气污染依然突出；自然灾害受灾率、成灾率和经济损失继续上升。这迫使中国必须摆脱和抛弃黑色发展之路，既不能沿袭传统的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率的苏联式的重工业化模式，也不能模仿和采用高消费、高消耗、高排放的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模式，必须独辟蹊径，寻求绿色发展之路。
　　我认为，今后中国发展模式将从数量型转向质量型，即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真实国民财富为目标。同时，实行资源节约型、环保友好型，贸易开放型的发展政策对实现上述目标尤其重要。
　　
　　《中关村》：中国正在迅速现代化与迅速崛起。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现代化？需要采用什么样的发展模式？
　　


　　胡鞍钢：鉴于中国基本国情的独特性，中国的发展道路不同于同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前苏联，也不同于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片面强调重工业化的苏联模式和追求高消耗、高消费、高增长的美国模式均不适合中国，中国要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目标，实现和平崛起，就需要找到属于中国的发展道路。我们认为，绿色发展就是中国的崛起之路，追求绿色发展、提供绿色贡献。实现绿色和平，则绿色崛起就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必由选择。
　　纵观已经或大体实现工业化的国家的传统发展战略，无论是欧美还是日本，尽管各自的国情特点、发展条件等方面有所不同，但仍有两个显著的发展特征：一是对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的高消耗来支撑经济的高速增长，而是对生活资料的高消费来刺激经济的高速增长。我们称之为传统的发展模式。总结而言，这一传统的发展模式遵循着效率优先、增长优先、竞争优先和物质生产优先的原则，具体地说：追求资本生产率忽视资源生产率，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忽视对环境的负外部影响；简单地认为GDP的增长就可以最大限度提高人类福利而不考虑分配不公平和自然资源的损失；追求工厂规模更大、效率更高、产品更多、竞争优势更大，但同时忽视对自然、人体健康、外部环境的损害和对贫困人口的人类关怀；强调大批量生产、大批量消费、大批量排放、大批量浪费，忽视服务和使用价值。其结果必然是，忽视环境破坏所带来的潜在成本。然而，某些环境破坏具有不可逆转性，即使可以逆转，它对于人类的福利仍然是不可逆转的。环境破坏对穷人和弱势群体是不公平的，因为他们受到的伤害最大，环境破坏直接摧毁了他们的生存基础。
　　对比中国的条件，我认为，中国不可能按照传统的发展模式实现现代化，从而实现国家的崛起，这不仅是因为传统发展模式的弊端，而且有着中国自己的独特理由。具体地说：第一，欧美、日本等在发动工业化时，就积极参加了国际贸易，与世界市场相互联系起来，以战争和殖民方式积累原始工业资本，开拓国际市场，靠工业化和国际贸易两个轮子促使经济起飞。中国经历了百年磨难开始对外开放时，国际市场早就分割完毕，以初级产品为主的贸易结构使之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第二，中国发动工业化的时间晚，经济发展起点低，与工业化国家相比，生产技术和开发、利用资源能力差距甚大，虽有后发优势，但障碍重重；第三，中国人均资源占有量只及欧美国家的几分之一、甚至几十分之一，没有条件实现高消耗资源生产型、高消费生活型的物质高度现代化；第四，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第五，中国不可能像过去的工业化国家那样通过战争和资源掠夺实现资本原始积累，职能从中国的内部改革和发展之中寻找出路；第六，按照传统发展模式实现经济增长的局限性越来越明显。
　　鉴于此，中国的发展战略必然要不同于传统的现代化发展模式，而应采取符合中国国情的非传统现代化发展模式，其核心思想就是实行低度消耗资源的生产体系，适度消费的生活体系，使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经济效益不断提高的经济体系，保证社会效益与社会公平的社会体系，不断创新、充分吸收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的应用技术体系，促进与世界市场紧密联系的、更加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合理开发利用资源、防止污染、保护生态平衡等。 建立资源节约型的国民经济体系代表着我们对传统发展模式的反思，也代表着我们对非传统的现代化发展模式的探索，代表着我们对基于中国基本国情的战略选择。我们认为，资源节约型的国民经济体系包括几个方面：以节地、节水为中心的集约化农业生产体系，以节能、节电为中心的节约型工业生产体系，以节省运输力为中心的节约型综合运输体系，以节约资本和节约资源为中心的科学技术体系，以适度消费、勤俭节约为特征的生活服务体系等。这是中国协调人口、资源、环境、国际关系与持续发展的基本战略，是中国摆脱人口、资源、环境危机的唯一出路，是符合中国基本国情的非传统发展模式，它以资源节约、生态保护、绿色发展为核心，是中国崛起的必由之路。
　　
　　《中关村》：为什么说绿色发展是中国崛起的必由之路？
　　胡鞍钢：21世纪世界发展的核心是人类发展，人类发展的主题是绿色发展。中国发展模式的转变要从传统的“黑色发展”转向“绿色发展”。从生态开发（Ecological Exploitation）到生态建设（Ecological Construction）；从生态赤字（Ecological Deficit）到生态盈余（Ecological Surplus）。联合国计划开发署最近发表的《2002中国人类发展报告：绿色发展，必选之路》，首次提出在中国应当选择绿色发展之路，它不同于长期以来实行的以“增长优先”为核心的传统发展模式，这一模式的特点是“先污染、后治理”，“快致富、后清理”，被视为危险之路，导致生态环境日益严重，发展极不平衡，贫困人口深受其害。 所谓绿色发展之路，就是强调经济发展与保护环境的统一与协调，即更加积极的、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中国有可能不需要经过许多西方国家曾经经历的高消耗资源、高污染排放的过程，直接进入“绿色发展”阶段；也不必要等到达到较高收入时在来实施“绿色发展”战略。
　　我认为，绿色发展将是支撑中国崛起的发展模式，绿色发展模式与新领导人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一脉相承的、相辅相成的，绿色发展应被视为第三代发展战略的核心。
　　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可以在较低的人均收入水平条件下，大幅度降低污染密度，当人均收入水平从500美元增长到2000美元，有机污水排放量密度可通过努力可以减少90%，特别是在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前，下降幅度速度最快。 环境质量的改善，更多地取决于一个国家所追求的经济发展战略。应该说，中国走绿色发展道路面临着诸多有利条件：一是经济结构调整，特别是能源结构的调整，有利于提高能源效率，降低单位产出的能耗和污染排放物，发展节能型或非能源密集型的服务业和信息产业；二是市场化改革，放开能源价格引入竞争机制，有助于提高使用能源效率，减少政府对能源生产、运输、储藏等环节亏损企业的补贴，减少政府对城市居民能源消费的补贴；三是城市化发展，使更多的农民进入城市，缓解了农村生态环境的压力，有效的密集的利用城市规模效益，降低生产与消费成本，集中供热、供暖、供气、供水、供电、污水处理等城市基础设施的规模效益；四是技术发展，有效利用各类节能技术，各类环保技术，各类IT技术，各类生物技术，各类新式交通运输技术；五是经济全球化，充分利用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积极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开放贸易既可以提供新的技术的激励，又可以提供采用清洁技术和绿色方法生产更多产品的激励。开放贸易既可以提供新的技术的激励，又可以提供采用清洁技术和绿色方法生产更多产品的激励。上述信息都表明发展中国家可以在他们达到发达国家收入水平之前，同样可以实现较高水平的经济增长和较高的环保质量； 六是改善治理结构，提高环境治理能力。例如实行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混合模式；建立法制，取代人治；建立立法、执法、监管三为一体的体制；建立市场友好的环保激励制度；改革环保管理体制，提高管理效益，鼓励公共广泛参与；披露各类环保信息与公共政策；消除贫困，寻求社会公证和社会公平。
　　走绿色发展之路，需要实行绿色改革。绿色改革是绿色发展的基石和制度基础。所谓绿色改革就是“基于主动的环境政策和社会伙伴关系的、更平等地分享经济变革带来的益处的政策”。换言之，它是基于市场机制的改革，基于公平原则的改革，基于良治的有效管理的改革。为此，联合国计划开发署（UNDP）提出四个方面的建议：一是如何利用市场机制提出综合的环境和经济政策；二是政府和社会间建立一种合作关系和互动机制，共同为环保发挥作用，这需要通过一种社会制度的创新来实现；三是必须发展绿色工业和绿色消费；四是要通过技术创新，能使新技术更多地考虑环境，包括设计本身和循环经济问题。
　　绿色发展需要使用绿色GDP核算发展成绩。实行绿色GDP是实行绿色发展的重要衡量指标，它意味着从传统的大量消耗资源排放污染的名义GDP核算单位转向扣除自然与环境成本的绿色GDP。
　　绿色发展的目标是：有效的控制人口增长，促进人均收入水平提高，收入分配平等指数（人口中收入最低的20%的人口与收入最高的20%的人口的平均收入之比）上升，贫困人口减少，水的使用量有所下降，用水的效率明显提高，二氧化碳的排放不断的减少，水的污染有所控制，空气污染有所控制，生态系统进一步改善，森林面积增加，林木蓄积量扩大，草原有所恢复，水土流失得到治理，从而为中国崛起奠定坚实的基础。在这一基础之上，2020年中国非传统发展模式的基本目标设定为“增长、强国、富民、国家安全、提高国际竞争力、可持续发展”六大目标。
　　走绿色发展之路，则中国将会为全球发展做出巨大的绿色贡献。中国将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同时国内社会将更加趋于公平，国家更加强调科技发展，个人更加注重终身学习。，从而更加有效地减少生态赤字、消除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差距，以绿色发展道路追求和平崛起，最终实现绿色的和平。
　　
　　《中关村》：中国如何“绿色崛起”？
　　胡鞍钢：走绿色发展之路，我们应采取如下具体的对策：
　　在能源政策方面：从“肮脏能源”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转向“清洁能源”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大幅度削减煤炭需求与使用量；进口或输入天然气，采用进口液化天然气，以天然气取代煤炭，大幅度提高天然气使用率和普及率；采用清洁煤技术，减少煤炭消费和二氧化碳量排放；提高能源使用效率；限制本地发电厂电量规模，使用外地或进口电力；鼓励使用太阳能、风能和潮汐能（实行零增值税）。
　　在环保政策方面：确立减少二氧化硫排放量控制指标；确立交通部门氮化物排放量控制指标；确立机动车铅排放量的控制指标；确立所有部门氮化物和铅排放控制指标；征收二氧化碳排放税和其他污染气体排放税。
　　在工业发展方面：全面清理污染环境的各类企业，充分利用生产能力过剩、产业结构调整的大好时机，大规模关闭一批工艺技术落后、能耗和物耗高、污染严重的小企业，压缩淘汰落后的生产能力，使产业结构得到优化。
　　在农业发展方面：实现农业结构由“以粮为纲”转向“多样化农业”。具体地说，大幅度削减粮食播种面积，实行退耕还林，退耕还草，退耕还湖；按照生态系统功能发展多元化的多样化的农业、林业、果树业、牧业、养殖业、水产业；大力发展绿色食品、绿色植物、绿色药品等高附加价值、无公害、市场需求潜力大的农产品；大力发展符合国际标准的、具有国际市场竞争力的农产品及其加工品出口。
　　在贸易发展方面：针对日益严格的绿色贸易壁垒， 积极发展绿色贸易。我国在发达国家建立的绿色壁垒面前已经付出了较大的代价，特别是我国的农产品和轻工产品受损尤为严重。联合国的一份统计资料表明，我国每年有74亿美元的出口商品受到绿色壁垒的不利影响。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从全球来看，绿色市场、绿色消费是一个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兴市场和新型消费，“环保”已经成为一种国际竞争力。
　　绿色发展不仅代表着中国发展模式的变革，也将是中国崛起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必须选择适合国情的绿色发展模式，充分利用丰富的人力资源，有效利用节约利用稀缺的自然资源，大力引进和开发知识资源。这是一种符合中国国情的、非传统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它以绿色发展为核心，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一种新型的工业化之路，也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崛起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