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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回望中国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五四启蒙和八十年代启蒙在我国思想发展的历程中都曾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们在各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为开启人类的智慧、促进人们民族意识的觉醒、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都曾发挥过重要的作用。有学者指出，任何一次重大的社会转型都是对历史上那些曾发生过的有深远影响力的历史事件的回顾。八十年代启蒙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对五四启蒙的“回归”，两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同时也存在着差异。在当今我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剖析两次启蒙运动的异同，对我们在当前将启蒙事业进行到底寻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有节关键的启迪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八十年代启蒙;五四启蒙;比较
纵观古今的历史画卷，我们可以知道，社会的重要变革往往是以思想观念的重大转型为前奏和先导的。五四启蒙运动和八十年代启蒙运动都是处在我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为人们扫除蒙昧和推动社会进步发挥过积极的促进作用。今天，我们将启蒙事业继续推向前进，需要回顾两次启蒙的发展历程，从中汲取积极因素，更好地指导今天的启蒙实践。
一、启蒙动机的异同
就五四启蒙运动和新启蒙运动的动机来说，二者存在着相似之处。他们的基本出发点都是要扫除人们的蒙昧无知，促进人们自我意识的觉醒。陈独秀在论及国民觉悟的重要性时，说道：“今吾国之患，非独在政府，国民之智力，由面面观之，能否建设国家于二十世纪，夫非浮夸自大，诚不能无所怀疑”。他于五四启蒙兴起之初，就在《青年杂志》一卷一号上说：“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在八十年代新启蒙运动的发展过程中，也有过类似的提法。钱中文指出：“70年代，中国当代最具影响力的现代化意识形态—新启蒙主义，出现在民族现代性追求的历史进程中，作为对文革封建性逆流的强烈反抗，它以现代理性为主体，以科学理性及人本理性为旗帜，构成了持续整个八十年代文化开放和自省为特征的思想解放运动”。两次启蒙运动都凸显了个性解放和追求人自身价值的主题，为扫除蒙蔽、开启民智、推动社会进步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两次启蒙运动动机的差异来说，五四启蒙运动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追求人自身的解放，它与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有学者认为，五四启蒙运动是政治方式救国失败以后的无奈选择。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启蒙是一种文化救国的手段。陈独秀指出：“欲图根本之救亡，所需乎国民性质行为之改善，视所需乎为国献身之烈士，其量尤广，其势尤迫” 。李大钊也指出：“吾国民今日救国之责：首须认定中国者为吾四万万国民之中国，苟吾四万万国民不甘于亡者，任何强敌，亦不能亡吾中国于四万万国民未死以前”。
综上分析，五四启蒙运动主将们的根本目的是相同的，为了政治，为了救国。而八十年代的启蒙是在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的的社会主义建设走了弯路的背景下出现的。它的最终目标是为了实现人本身的解放，促进人的现代化的实现，淡化了启蒙的政治色彩。新启蒙运动的倡导者王元化号召人们接续“五四”的科学与民主精神，以理性来审视五四以后的历史，以民主来促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所以，就动机来说，五四启蒙和八十年代启蒙有很大的不同。
二、启蒙内容的异同
五四启蒙运动和八十年代启蒙运动同时发生在中国的20世纪，虽然相隔六十年，但两者之间也存在着相同的地方。首先，发生背景的相似性。五四启蒙和八十年代启蒙都是在人们的思想长期受到封建传统束缚的背景下产生的。中国的封建专制统治长达两千多年之久，旧有的封建礼教已经刻画在了人们的脑子里。封建统治者为了达到控制民众思想的目的，实行“愚民”政策，建立学在官府制度以及将儒学确立为正统思想，对其他学术流派进行打压等等的措施。鲁迅先生曾在他的著作中揭露出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文革时期，僵化的极左思潮达到了顶峰。大搞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个人崇拜，提倡“两个凡是”，给人们贴标签，戴帽子，搞大批斗，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错误地认为是社会主义的大民主。在这种高压的状况下，人们的思想越来越趋于保守。其次，启蒙对象的共通性。两次启蒙运动都是圍绕着清除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展开的。封建社会的旧思想、旧文化、旧习惯以及文革时期僵化的极左思想是主要的启蒙对象。这些旧的思想不仅使人们自身遭到迫害，还阻碍了社会的进步。第三，启蒙主题的一致性。都强调了对“人的关注”。五四启蒙时期，陈独秀在谈到人的解放时说道：“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成其自由自主之人格之谓也”。胡适也曾提出人格是神圣的，人权是神圣的的观点。八十年代的启蒙运动传承了五四启蒙运动的这一主题。“伤痕文学”的发轫之作《班主任》中关于“救救被四人帮坑害的孩子”的呼喊与鲁迅《狂人日记》中“救救孩子”的呼声遥相呼应。潘晓在《人生的路怎么越走越窄》中提出“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价值诉求。知识分子将思想解放愈加深入的指向个体性的人道主义。周扬在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的报告中明确肯定了人道主义的思想。
尽管两次启蒙运动存在着相似之处，但也有差异。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首先，启蒙思想传播方式的差异。五四时期启蒙思想的传播主要是依靠报纸和杂志的形式。比较有代表性的如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的《青年杂志》，倡导“科学”与“民主”，发动对儒家思想的批判。随着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启蒙思想在八十年代的传播方式越来越多元化。除了传统的报纸、杂志等方式，像《读书》杂志，坚持“读书无禁区”的主旨成为新启蒙时代标志性的口号和文化界“集体的记忆”;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走向未来”丛书，该书从对人的发现、人的现代化、现代科学等等多个方面进行探讨，并试图以现代性和启蒙的眼光重塑个体与历史;王元化主编的《新启蒙》杂志以探求真理为目标。现代的电影如《苦恋》《巴山夜雨》《芙蓉镇》等，“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浪潮的兴起、高考制度的恢复，中国科学技术大会的召开等等都为新启蒙思想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二，启蒙形式的差异。五四时期的启蒙形式主要有：提倡科学与民主，反对愚昧与专制。启蒙运动的主将们将西方的民主思想介绍到国内，翻译了大量包含民主、人权思想的作品，如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神》、弥勒约翰的《自由之理》《法国革命史》《美国独立檄文》等;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提倡写作要用白话文，描绘社会现实，要具备“宏深的思想定理，坚信的主义，优美的文艺，博爱的精神”;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新文化运动批判封建传统，提出打倒孔家店，揭露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五四启蒙运动后期主要是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重要作品，如李大钊发表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李达的《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还原》《马克思派社会主义》等。八十年代思想启蒙的形式在文学界的表现主要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思潮的兴起，人们揭露、反思文革给人带来伤痛的同时，也开始对传统意识、民族心理进行挖掘。此外，对五四启蒙运动的“回潮”也是八十年代启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李泽厚“救亡压倒启蒙”的论点，引起人们的热议，重新评价历史成为日益强烈的呼声。 第三，民众参与启蒙程度的差异。20世纪初的中国处在战火纷飞的年代，由于受封建思想的限制、教育不发达、民众觉悟意识淡薄，所以参与启蒙运动的程度较低。广大农民、手工业者等基层群众根本不能理解何谓启蒙，表现出对自身权利和政治的极大冷漠。鲁迅笔下的阿Q、黄包车夫等就是最好的写照。而八十年代的启蒙，由于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高考制度的恢复，中小学以及成人教育体系的完善）、科技的进步（广播、电视、电影的普及），相比五四启蒙时期，参与启蒙运动的程度有很大提高。
三、启蒙影响的异同
五四启蒙运动和八十年代启蒙运动的兴起，都为人们打破封建思想的桎梏，促进人们自我意识的觉醒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两次启蒙运动与国家意志的脱节，最终都避免不了走向失败的命运。五四启蒙运动是在政治救国四处碰壁之后，知识分子选择的一条文化救国道路。但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国家处在深思存亡的关头，救亡的声浪高过了启蒙，所以思想启蒙被暂时搁置，任务并没有完成。细究这背后的原委，我们可以得知五四启蒙失败的原因主要有几点。第一，五四启蒙是一种输入式的启蒙，主要是在国内宣传西方的民主理论，翻译国外的启蒙著作，缺乏在中国生存和发展的根基;第二，五四启蒙的引领者们之间的观点存在着分歧，如胡适和李大钊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无法使中国的启蒙形成一股合力;第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暴露了资本主义的许多弊端，在向西方学习的道路上，中国的知识分子产生了迷茫。而八十年代的启蒙是在国家提出思想解放的大背景下产生的，顺应了国家意志。然而，由于启蒙本身的错综复杂性，启蒙在后期发生了分化。程代熙对启蒙运动的标志性刊物《新启蒙》进行了严厉批判，他指出：“《新启蒙》是最近几年最具欺骗性，同时也最具煽动和蛊惑性的热门话题和口号，与四项基本原则尖锐对立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之所以越演越烈，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就是《新啟蒙》构成了它的核心内容”。
五四启蒙和八十年代启蒙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在于：五四启蒙仅仅是翻译西方的著作，介绍西方的观点，并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而八十年代的新启蒙运动在介绍西方观点的同时，也创造了自己的理论。李泽厚的“救亡压倒启蒙”的观点占据了启蒙元话语的地位。具体来说，李泽厚认为文化启蒙与民族救亡之间的冲突构成了“五四运动”的内在矛盾或双重变奏。五四启蒙因国家救亡而中断，革命战争挤压了启蒙运动和自由理想，而使封建主义乘机复活，并最终带来巨大的苦果—文化大革命的爆发。经过70年之后，人们需要重提启蒙话题，重新启蒙。
四、启蒙仍是一项未竟的事业
在谈及未来的中国是否还需要启蒙时，不同的人群发出了不同的声音。但我认为，未来的中国依然需要启蒙。首先，中国的启蒙任务还没有完成。兴起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启蒙运动在后期被分化了，收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批判。并且各种思想潮流，如“新儒学”“新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的发展以及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下固有的弊端享乐主义，实用主义思想在人们的生活中潜滋暗长。这些新现象给人们带来了很大的思想冲击，需要通过启蒙来给人们引领正确的方向。第二，社会在现代化的同时，也需要现代化的人。社会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是相互促进的关系。社会的现代化有利于人的现代化的实现，反过来人的现代化也可以促进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此外，社会的发展和人的发展具有独立性。社会现代化的实现并不等于人的现代化的实现。我国正在建设的现代化是全面的现代化，既包括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也包括人的现代化。由于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距离全面实现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此，就需要通过对人们的启蒙实现人的现代化，通过人的现代化带动社会现代化的实现。最后，启蒙是一项永恒的事业。社会处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启蒙引领正确的社会发展潮流。此外，启蒙还可以做社会变革的先导，促进社会的发展进步。此外，人类对自身自由、社会民主、真理的追求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所以，启蒙永远没有尽头。
今天，我们进行启蒙，既要继承传统启蒙思想的精华，博采众长，学习国外先进的启蒙经验，又要结合我国当前社会发展的实际，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启蒙人们的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曲折是非的价值标准”。因此，我们要让核心价值观像空气一样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不断将我们的启蒙事业推向前。
关键词：八十年代启蒙;五四启蒙;比较
纵观古今的历史画卷，我们可以知道，社会的重要变革往往是以思想观念的重大转型为前奏和先导的。五四启蒙运动和八十年代启蒙运动都是处在我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为人们扫除蒙昧和推动社会进步发挥过积极的促进作用。今天，我们将启蒙事业继续推向前进，需要回顾两次启蒙的发展历程，从中汲取积极因素，更好地指导今天的启蒙实践。
一、启蒙动机的异同
就五四启蒙运动和新启蒙运动的动机来说，二者存在着相似之处。他们的基本出发点都是要扫除人们的蒙昧无知，促进人们自我意识的觉醒。陈独秀在论及国民觉悟的重要性时，说道：“今吾国之患，非独在政府，国民之智力，由面面观之，能否建设国家于二十世纪，夫非浮夸自大，诚不能无所怀疑”。他于五四启蒙兴起之初，就在《青年杂志》一卷一号上说：“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在八十年代新启蒙运动的发展过程中，也有过类似的提法。钱中文指出：“70年代，中国当代最具影响力的现代化意识形态—新启蒙主义，出现在民族现代性追求的历史进程中，作为对文革封建性逆流的强烈反抗，它以现代理性为主体，以科学理性及人本理性为旗帜，构成了持续整个八十年代文化开放和自省为特征的思想解放运动”。两次启蒙运动都凸显了个性解放和追求人自身价值的主题，为扫除蒙蔽、开启民智、推动社会进步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两次启蒙运动动机的差异来说，五四启蒙运动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追求人自身的解放，它与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有学者认为，五四启蒙运动是政治方式救国失败以后的无奈选择。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启蒙是一种文化救国的手段。陈独秀指出：“欲图根本之救亡，所需乎国民性质行为之改善，视所需乎为国献身之烈士，其量尤广，其势尤迫” 。李大钊也指出：“吾国民今日救国之责：首须认定中国者为吾四万万国民之中国，苟吾四万万国民不甘于亡者，任何强敌，亦不能亡吾中国于四万万国民未死以前”。
综上分析，五四启蒙运动主将们的根本目的是相同的，为了政治，为了救国。而八十年代的启蒙是在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的的社会主义建设走了弯路的背景下出现的。它的最终目标是为了实现人本身的解放，促进人的现代化的实现，淡化了启蒙的政治色彩。新启蒙运动的倡导者王元化号召人们接续“五四”的科学与民主精神，以理性来审视五四以后的历史，以民主来促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所以，就动机来说，五四启蒙和八十年代启蒙有很大的不同。
二、启蒙内容的异同
五四启蒙运动和八十年代启蒙运动同时发生在中国的20世纪，虽然相隔六十年，但两者之间也存在着相同的地方。首先，发生背景的相似性。五四启蒙和八十年代启蒙都是在人们的思想长期受到封建传统束缚的背景下产生的。中国的封建专制统治长达两千多年之久，旧有的封建礼教已经刻画在了人们的脑子里。封建统治者为了达到控制民众思想的目的，实行“愚民”政策，建立学在官府制度以及将儒学确立为正统思想，对其他学术流派进行打压等等的措施。鲁迅先生曾在他的著作中揭露出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文革时期，僵化的极左思潮达到了顶峰。大搞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个人崇拜，提倡“两个凡是”，给人们贴标签，戴帽子，搞大批斗，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错误地认为是社会主义的大民主。在这种高压的状况下，人们的思想越来越趋于保守。其次，启蒙对象的共通性。两次启蒙运动都是圍绕着清除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展开的。封建社会的旧思想、旧文化、旧习惯以及文革时期僵化的极左思想是主要的启蒙对象。这些旧的思想不仅使人们自身遭到迫害，还阻碍了社会的进步。第三，启蒙主题的一致性。都强调了对“人的关注”。五四启蒙时期，陈独秀在谈到人的解放时说道：“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成其自由自主之人格之谓也”。胡适也曾提出人格是神圣的，人权是神圣的的观点。八十年代的启蒙运动传承了五四启蒙运动的这一主题。“伤痕文学”的发轫之作《班主任》中关于“救救被四人帮坑害的孩子”的呼喊与鲁迅《狂人日记》中“救救孩子”的呼声遥相呼应。潘晓在《人生的路怎么越走越窄》中提出“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价值诉求。知识分子将思想解放愈加深入的指向个体性的人道主义。周扬在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的报告中明确肯定了人道主义的思想。
尽管两次启蒙运动存在着相似之处，但也有差异。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首先，启蒙思想传播方式的差异。五四时期启蒙思想的传播主要是依靠报纸和杂志的形式。比较有代表性的如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的《青年杂志》，倡导“科学”与“民主”，发动对儒家思想的批判。随着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启蒙思想在八十年代的传播方式越来越多元化。除了传统的报纸、杂志等方式，像《读书》杂志，坚持“读书无禁区”的主旨成为新启蒙时代标志性的口号和文化界“集体的记忆”;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走向未来”丛书，该书从对人的发现、人的现代化、现代科学等等多个方面进行探讨，并试图以现代性和启蒙的眼光重塑个体与历史;王元化主编的《新启蒙》杂志以探求真理为目标。现代的电影如《苦恋》《巴山夜雨》《芙蓉镇》等，“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浪潮的兴起、高考制度的恢复，中国科学技术大会的召开等等都为新启蒙思想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二，启蒙形式的差异。五四时期的启蒙形式主要有：提倡科学与民主，反对愚昧与专制。启蒙运动的主将们将西方的民主思想介绍到国内，翻译了大量包含民主、人权思想的作品，如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神》、弥勒约翰的《自由之理》《法国革命史》《美国独立檄文》等;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提倡写作要用白话文，描绘社会现实，要具备“宏深的思想定理，坚信的主义，优美的文艺，博爱的精神”;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新文化运动批判封建传统，提出打倒孔家店，揭露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五四启蒙运动后期主要是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重要作品，如李大钊发表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李达的《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还原》《马克思派社会主义》等。八十年代思想启蒙的形式在文学界的表现主要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思潮的兴起，人们揭露、反思文革给人带来伤痛的同时，也开始对传统意识、民族心理进行挖掘。此外，对五四启蒙运动的“回潮”也是八十年代启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李泽厚“救亡压倒启蒙”的论点，引起人们的热议，重新评价历史成为日益强烈的呼声。 第三，民众参与启蒙程度的差异。20世纪初的中国处在战火纷飞的年代，由于受封建思想的限制、教育不发达、民众觉悟意识淡薄，所以参与启蒙运动的程度较低。广大农民、手工业者等基层群众根本不能理解何谓启蒙，表现出对自身权利和政治的极大冷漠。鲁迅笔下的阿Q、黄包车夫等就是最好的写照。而八十年代的启蒙，由于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高考制度的恢复，中小学以及成人教育体系的完善）、科技的进步（广播、电视、电影的普及），相比五四启蒙时期，参与启蒙运动的程度有很大提高。
三、启蒙影响的异同
五四启蒙运动和八十年代启蒙运动的兴起，都为人们打破封建思想的桎梏，促进人们自我意识的觉醒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两次启蒙运动与国家意志的脱节，最终都避免不了走向失败的命运。五四启蒙运动是在政治救国四处碰壁之后，知识分子选择的一条文化救国道路。但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国家处在深思存亡的关头，救亡的声浪高过了启蒙，所以思想启蒙被暂时搁置，任务并没有完成。细究这背后的原委，我们可以得知五四启蒙失败的原因主要有几点。第一，五四启蒙是一种输入式的启蒙，主要是在国内宣传西方的民主理论，翻译国外的启蒙著作，缺乏在中国生存和发展的根基;第二，五四启蒙的引领者们之间的观点存在着分歧，如胡适和李大钊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无法使中国的启蒙形成一股合力;第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暴露了资本主义的许多弊端，在向西方学习的道路上，中国的知识分子产生了迷茫。而八十年代的启蒙是在国家提出思想解放的大背景下产生的，顺应了国家意志。然而，由于启蒙本身的错综复杂性，启蒙在后期发生了分化。程代熙对启蒙运动的标志性刊物《新启蒙》进行了严厉批判，他指出：“《新启蒙》是最近几年最具欺骗性，同时也最具煽动和蛊惑性的热门话题和口号，与四项基本原则尖锐对立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之所以越演越烈，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就是《新啟蒙》构成了它的核心内容”。
五四启蒙和八十年代启蒙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在于：五四启蒙仅仅是翻译西方的著作，介绍西方的观点，并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而八十年代的新启蒙运动在介绍西方观点的同时，也创造了自己的理论。李泽厚的“救亡压倒启蒙”的观点占据了启蒙元话语的地位。具体来说，李泽厚认为文化启蒙与民族救亡之间的冲突构成了“五四运动”的内在矛盾或双重变奏。五四启蒙因国家救亡而中断，革命战争挤压了启蒙运动和自由理想，而使封建主义乘机复活，并最终带来巨大的苦果—文化大革命的爆发。经过70年之后，人们需要重提启蒙话题，重新启蒙。
四、启蒙仍是一项未竟的事业
在谈及未来的中国是否还需要启蒙时，不同的人群发出了不同的声音。但我认为，未来的中国依然需要启蒙。首先，中国的启蒙任务还没有完成。兴起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启蒙运动在后期被分化了，收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批判。并且各种思想潮流，如“新儒学”“新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的发展以及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下固有的弊端享乐主义，实用主义思想在人们的生活中潜滋暗长。这些新现象给人们带来了很大的思想冲击，需要通过启蒙来给人们引领正确的方向。第二，社会在现代化的同时，也需要现代化的人。社会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是相互促进的关系。社会的现代化有利于人的现代化的实现，反过来人的现代化也可以促进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此外，社会的发展和人的发展具有独立性。社会现代化的实现并不等于人的现代化的实现。我国正在建设的现代化是全面的现代化，既包括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也包括人的现代化。由于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距离全面实现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此，就需要通过对人们的启蒙实现人的现代化，通过人的现代化带动社会现代化的实现。最后，启蒙是一项永恒的事业。社会处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启蒙引领正确的社会发展潮流。此外，启蒙还可以做社会变革的先导，促进社会的发展进步。此外，人类对自身自由、社会民主、真理的追求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所以，启蒙永远没有尽头。
今天，我们进行启蒙，既要继承传统启蒙思想的精华，博采众长，学习国外先进的启蒙经验，又要结合我国当前社会发展的实际，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启蒙人们的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曲折是非的价值标准”。因此，我们要让核心价值观像空气一样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不断将我们的启蒙事业推向前。